王兆熙

太原长期以来是山西的政治中心和商业汇聚地，有着较为显著的区位优势。明清时期，在“开中法”实行的大背景下，太原商帮应势而起，抓住了商业发展的历史机遇，逐渐成长为晋商中的重要一支，同时也涌现出了诸多实力雄厚的晋商家族。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商业的生存空间被西方商品经济挤压，太原商帮也在此背景中逐渐衰落。太原商帮虽然盛极而衰，但其绪余影响深远，至今仍有迹可循。

太原商帮的社会生态优势

太原的区位优势为太原地区晋商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不仅是草原文化、关陇文化及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而且是江南与漠北的交通要道。太原处于山西的中心，西、北、东三面环山，中、南为平原铺开，控据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实为“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自明朝初年开始在北方边境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之后，太原的区位优势便更加显著。九个军事重镇从东向西依次是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偏头、延绥、宁夏、固原和甘肃，九镇中心的两镇大同和偏头置于七镇中央，为山西的商路和运输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位于边境的九镇驻扎了大量军队，其军需消耗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政府实行了“开中制度”，鼓励商人就近为沿边军镇输入军粮和马料，政府据其数量发放给商人相关凭证，商人拿着被称为“仓钞”的凭证，便可以到官方指定的内地售盐处按一定比例、优惠价格买到相应数量的盐，然后再将所得盐品按市价卖出从中获利。山西坐拥九镇之便，并利用自身盛产粮盐的优势，将粜粮和贩盐的生意扩展到大江南北。太原作为中原对外的北大门，历来都堪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冲和经济重镇。在“开中制”后，太原也成为了全国商人商运的转战中心和本地商人贩运、买卖的大本营。太原在方域、地缘、交通、资供上为晋商及太原商帮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外商，为太原商帮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太原作为山西“抚署”所在地，对省内晋商的发展和商业运作发挥着辐射和促进作用，而山西全省的晋商也需要国家和地方省署的护佑和引导，不论是法律的颁布还是政策的实施都对晋商业务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国家政策对商人经商方针的宏观调控下，地方政府对商人经营活动的裁量和监督尤其关键。地方政府可根据本省的特点和需要，在当地颁布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法规。太原作为省署中心，对国家政策可以及时落实和实施，对地方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可以进行及时反馈和调整。因此，太原是山西政治中心，也是掌握山西经济命脉的金融中心。

太原商帮在相关政策法规的作用下，通过迎合时代需要和整合地域资源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明清时期中法制的颁布、蒙中外汇市场的开放，边防部队的建立和粮食、工资等政策的出台，以及东马市和西查市的形成和建立中俄《察克图条约》都极大地促进了太原商帮的发展和山西周边地区商业规模的扩大。太原省署商业减税政策的落实也刺激了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如明朝末年废除各种附加派系、免除关税顺差、严格限制牙税牙帖、免除小型私人贸易的税收和关税，都推动了太原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太原省署贯彻落实朝廷的政策法规，同时结合山西自身的特点充分执行，不仅为小商小贩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也为行商巨贾开展跨省跨境貿易铺平了道路。而起家于本地的太原商人在省署中心的护佑和身处优越地理位置的便利条件下也渐渐壮大，太原府城逐渐成为了太原商帮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太原商帮兴起的历史背景

太原商帮的兴起与太原悠久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古代中国最初的商业活动就发生于黄河流域，舜帝曾“就时于负夏”，做过贩运贸易，是经商之人的祖先。到了商代时期的晋阳周边早已出现了很多城市。到了周朝，周成王册封叔虞作为唐国的诸侯，唐叔虞执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法，产生了一套因地制宜、兼容并包的政治经济管理理念。太原地处汉族与北方民族生活的交界地带，所以在此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商品交易非常频繁，随着商品流通和交易的增多，商人阶层和商业区域也逐渐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太原地区手工业发达，农牧业得到开发，大量农副业、手工业产品进入市场并流通，商业非常繁盛。晋文公曾下令“工商食官”将工匠和商人纳入官员之列进行管理，并制定“轻关易道，通商宽衣”的减税、安商政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批个体商人从事贸易活动。隋唐时期，隋炀帝杨广重修晋阳宫，后李世民、武则天先后修建晋阳城，晋阳城为当时仅次于长安的大城市。唐灭隋后废五铢、开通宝，而晋阳交通便利，手工业发达成为了全国铸造货币的中心。隋唐时期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太原地区的民间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太原商业发展进入黄金期。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晋阳古城先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朝代的轮番占领，战乱和王朝更迭使得民生凋敝、经济萧条，商人被迫迁往河南等中原地区。宋代以后，茶马互市成为一种定制并发展到顶峰，太原商人依靠这种商业贸易形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元朝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对外贸易政策，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客商络绎不绝，从中西亚国家来到山西贸易的外商日益增多，从山西出口给外商的瓷器、丝绸、器具来自全国各地，山西太原、大同等地成了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和集散地。明代“开中法”的颁布使得太原商帮迅速崛起，太原商帮走西口足迹到达了莫斯科、西伯利亚、圣彼得堡等地，向东到达了仁川、大阪，让中国茶叶、绸缎远销海外，国内钱庄、票号、粮行、货行生意从北疆到东南沿海遍布了全国。到清朝中期，拥有雄厚资本的太原商帮势力逐渐超越晋南、晋东南地区商帮。太原商帮通过经营当铺和钱庄积累了大量财富，通过账局、票号运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并使其相互交易和支持，创造了晋商之后汇通天下的传奇。

晋商中的太原商人

清朝至民国年间，晋商贸易日益兴盛，太原及其周边的商业更加繁荣，涌现出了大量拥有雄厚实力的商帮和旺族。

秦肇庆，清代山西清徐徐沟大常人，是徐沟著名商人。秦肇庆的祖辈是从卖豆腐、豆芽起家，到了秦肇庆这代开始走南闯北做生意。秦肇庆从十几岁离家到处闯荡，先在内蒙古买卖粮草，做小本生意。他不安于现状，为了把生意做大，拉拢了乔家先人乔贵发，在内蒙古合作创办了“广盛公”，主要经营油、粮、米、面，生意十分兴隆。在“广盛公”经过一次商业危机之后，秦家与乔家两家重整旗鼓将“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两家相互提携，合力扩大了“复盛公”的经营范围，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城的生意。“复盛公”的创办极大地促进了包头的繁荣，“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便是因此而来。兴盛时期的秦家在包头的商号生意利润极大，每年收入不下万两，秦家的三余堂、九德堂、既翁堂在大常镇的东北大街连成一片。如今的秦家旧址已经风光不再，但仅从秦家大院的残砖旧瓦上，依然能感受到秦家曾经的辉煌。

青龙古镇位于山西阳曲县南部，太原城以北，交通极为便利，是晋商出入太原所途径的重要城镇之一。王家为了经商交通方便搬迁至此地，在青龙镇修建房屋和街道并在此定居。王家最初经商的先人曾于明朝初年跟随郑和七次下西洋，在远洋航行途中开阔了眼界，磨砺了本领，改变了固守于田的小农思想，远航之后便开始做起了生意。王家的先人曾经卖过棉花、豆腐，也自己办作坊酿酒、磨豆，还进行过商贸运输，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到明朝末年王家已经富甲一方了。到了清朝，王家的生意更是蒸蒸日上，商铺开到了全国各地。康熙年间，王家的王绳下海经商，积攒了丰富的经商经验，他做生意精明能干，使王家的生意如日中天。王绳还曾为朝廷捐款百万银两，轰动了京城，皇帝龙颜大悦赐了一块“百万绳中”的匾额和“青龙”绣旗，并册封王绳为“兵部侍郎”，王家因此更是声名大噪。王家的店铺从百货到典当，从事各种货物的经营和商品买卖，最出名的是王家的“巨泰蘑菇店”，在当时幾乎垄断了京晋冀的蘑菇市场，在全国拥有二十多个生产基地，生意做到了蒙古、俄罗斯。

太原小店区刘家堡的王惠（1872-1955）是明代重臣王琼的第十四代子孙，其家族到了清朝就已衰落，王惠只继承了先人留下的几亩薄田和一间店铺。但王惠承袭了先人的干练和刘家堡人的经商才能，埋头苦干经营自家生意，几十年后便成为了太原首富。王惠在太原创办了“晋汇丰”钱庄和“晋泉通”粮油铺，他家的店铺分布于太原的小店、北格、晋源、晋祠各处，是民国年间太原晋商的成功典范。王惠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善于经营，他乐善好施、扶危救难的品德也被人称颂，邻里相亲甚至是街头乞丐如有困难，他会慷慨解囊相助。王惠还重视当地的教育事业，为太原新型学校的兴办进行筹措和资助。抗日战争时期，王惠积极支持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多次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开展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支持国家复兴和社会建设的工作。王惠家族作为太原当时有实力的社会群体，不仅仅充当了本地富商的角色，更多的是承担了诸多社会职责，他们在地方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地方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太原商帮的衰落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清代国势衰微，清政府腐朽无能，既不能维护国土主权的完整，更无力维护民族商人的权益，太原作为省府的职能也在清政府衰亡的气数中减弱。晋商的商铺、票号由于常年遭受内乱和外扰的影响以及清政府对晋商不断的派摊捐输，加速了太原商帮及整个晋商转衰的命运。辛亥革命爆发后，国内的动荡使太原商帮的票号遭受到了沉重打击。由于晋商与俄商贸易战败，更适逢蒙古独立，摇摇欲坠的晋商蒙俄贸易更是雪上加霜，太原商帮对外茶贸及北上贸易的竞争力大为削弱，自此太原自身的商业区位优势衰弱。太原商帮曾连同山西晋商发起了保矿爱国运动，虽然费尽周折赎回矿权，成立了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但在后期的经营和维持过程中受到洋人和战争的影响，生存艰难。自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洋货、洋器就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商品在外国资本的冲击下失去竞争力，中国手工企业纷纷破产，本土商人的市场份额逐渐被外国资本家吞蚀，国内外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得太原商帮的票号、货行、药铺、布庄等商行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辛亥革命成功后，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经济改革使得山西太原本地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阎锡山对各类行业产业进行改革，推行经济统治，对所有官僚资本工业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民办企业统一纳入“官办”，传统晋商商业结构被官僚资本企业所替代，太原商帮经营数百年的辉煌也几乎消失殆尽。太原商帮在新旧交替的复杂社会环境下，仍然固守传统落后的经营模式，势必无法适应新社会和新时局的发展。

太原商帮作为晋商极其重要的一支商帮，一度在中国商界的历史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影响尤为深远。虽然现在距太原商帮衰末已有百年，但在如今的太原城市中还能见到“益源庆”醋坊、“享升久”鞋店以及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清和元”头脑等老字号。太原商帮的成败兴衰给人叹息的同时也引人深思，而太原商帮在艰苦奋斗过程中所流传下的诚信、进取、敬业的晋商精神，也将继续被社会传承和发扬。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系

3360500589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