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枭 侯浩翔

摘要：“双减”政策是减轻学生负担，提升教育治理效能的系统性、针对性措施。教师对“双减”政策有怎样的政策感知，关系着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该文借鉴扎根理论研究思路，对7省市252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进行访谈，通过三级编码，发现“双减”政策的实施使家长、学生负担得以减轻，社会正向效应凸显；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但仍需关注师生多元需求；教师确保教学质量提升的压力较大；作业设计质量有待提高；支持保障措施亟待完善；管理机制还需理清。据此，我们提出了应关注师生多元需求，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优化学校教学管理，确保课堂教学质量；专注作业设计研究，提升作业设计水平；健全系统支撑思维，完善支撑保障措施；理清“双减”管理机制，压降行政任务数量等建议。

关键词：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政策感知；课后服务；作业设计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獻标识码：A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研究”（课题编号：VEA190002）研究成果。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落地实施，对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造成“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局面的教育培训机构出台了系统性、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双减”政策推行之后，相关利益群体对该项政策的主观感受和心理认知，称之为政策感知。教师作为“双减”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他们对“双减”政策有着怎样的政策感知？教师在推进“双减”工作时有哪些有益发现？如何利用教师对“双减”的政策感知，提出政策的优化路径，使政策效果最大化？据此，我们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双减”政策感知进行了调研，通过对教师们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获取了一手的访谈资料。

当前我国对“双减”主题的研究包括如下方面：在课后服务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强调要充分尊重孩子的参与意愿，学生在学习任务完成后自主选择体验、参加，不强制、不点名[1]；在作业设计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建议形成计划—实施—反思的作业闭环改进方案[2]；在课堂教学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强调要使学生掌握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搭建学生知识与经验的桥梁，发展学生核心素养[3]；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提出需要从线上学习资源、立德树人主题资源、家校协同育人资源、智能化作业工具等方向扩大优质资源供给[4]；在学业评价体系改革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强调推进“双减”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快推进教学、考试、招生一体化改革[5]；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把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分成了为“无为而治”“局部治理”“全面严控”三个阶段[6]；在家校共育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强调要明确家校双方的教育边界[7]，通过家庭监管和内外协同，引导师生加强时间的自我管理，合理衔接作业任务与学业质量考核[8]。

由以上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对“双减”主题的研究多以实证为主，研究主题较为全面，但依旧缺少对教师这一主要政策执行主体和利益主体的系列研究。教师对政策的感知是检验政策效益与效力的试金石，又兼具制约政策制定者的信心和政策执行力的内外双因素特点，直接表现为对政策的内隐和外显的情绪与行为[9]。我们将教师的政策感知界定为教师对某项教育政策文本的认知，以及对教育政策执行时产生的主观认知、情感态度与行为表现。“双减”政策的实施，对教师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直接、具体的影响，教师在教学计划制定、教学质量提升、课后作业设计、课后服务提供、工作与生活平衡等方面均有了新的主观体验和行为表现，而教师这种内在情绪体验和外在行为表现，均可对“双减”政策的持续推行和改进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中教师对“双减”的政策感知聚焦于教师对“双减”政策执行中的课后服务、课堂教学、作业设计、支撑保障、管理机制等方面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表现。

（一）研究工具及方法

本研究主要借鉴扎根理论，将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了解他们对“双减”政策的具体感知和政策改进建议。

（二）样本介绍

本研究样本来自江西省、四川省、山东省、河南省、上海市、湖北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52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其中男教师116人，女教师136人。5年以下教龄人数共68人，6—10年教龄共43人，11—15年教龄共36人，16—20年教龄共20人，21年以上教龄共85人。从职称看，参与本次访谈教师二级以下职称（含2级）共131人，一级教师85人，高级教师36人。来自城市义务教育学校的教师一共143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为109人。来自小学的教师184人，来自初中的教师为68人。本研究对样本的选择在地域来源、学校属性、教师职称、工作年限等方面较为均衡、全面，基本可以出反映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对“双减”政策的政策感知状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三）研究过程

本研究通过对252名教师进行线上访谈，获得有效访谈文本，再进行原始材料分析梳理，进而遵循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在将教师访谈记录转换为代码后，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本研究将所有已获得的码号进行编辑，并再次进行更大范围的投放，但并未发现新码号的出现，这表明本研究所获得的码号已经接近饱和。

1.访谈

由于地域和疫情限制，访谈活动的开展主要采取电话沟通、微信通话等线上方式进行。为确保访谈质量，访谈前研究者将向受访教师详细介绍政策感知的内涵和范畴，并经教师确认明晰其内涵后才开始访谈。访谈问题主要为“您知晓义务教育阶段的‘双减’政策吗？”“您了解‘双减’政策的目标吗？”“贵校开展‘双减’有何举措？”“贵校开展‘双减’取得了哪些效果？”“您对‘双减’政策有何改进建议？”等。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同步记录，以确保访谈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扎根理论三级编码

研究者根据252份的访谈文本记录，对其提取出码号，并依据扎根理论原则，自下而上进行三级编码。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凝练出全面、精准的初始概念则关系到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分析、提炼，初步形成了27个初始概念；在选择性编码过程中，再进一步将 27个初始概念归纳、凝练出了16个主范畴；在核心式编码过程中，最后将16个主范畴提升、归纳出7个类核心范畴（如表1所示）。

（2）轴心编码阶段—关联式登录

扎根理論的二级编码阶段又称为轴心登录或者关联式登录，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联系，借以理清文本资料中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因果关系、对立关系、差异关系、结构关系等。

根据施特劳斯等人提出的编码典范模型，在轴心编码中采用典范模型对现有编码进行处理，包括因果条件→现象→脉络→结果的步骤。典型模型组合的主要目标是在概念合并与归类的基础上形成范畴，分别从四个典型模型指标出发，组合适应每一项指标的概念类别，最终得到积极响应和支持、减轻家长和学生负担、课后服务质量、课堂教学质量、作业设计质量、管理机制问题、加强政策配套支撑等七个主要范畴，其中积极响应和支持是结果，其他六个因素都属于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如表2所示）。

（3）选择编码阶段—核心式登录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性编码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纳得出的核心范畴，进而以故事线的形式将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联系起来，并完善核心范畴及其之间的关系。其中，减轻负担核心范畴和积极响应支持核心范畴存在紧密的联系性，因而在核心登录过程中，都合并到了减轻负担核心范畴之中。

第一，减轻负担核心范畴，其主线为：以“双减”政策的出台、执行为逻辑起点，在“双减”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反映“双减”政策确实起到了减轻家长和学生负担的作用，学生校内外培训负担得以减少，学生休息权利得到保障，因而“双减”政策获得了家长、学生、学校、社会的广泛支持，“双减”政策的实施初步产生了积极效应。

第二，课后服务核心范畴，其主线为：以“双减”政策的落实情况为逻辑起点，结合教师对“双减”政策的感知状况，发现在推进“双减”政策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提升学校的课后服务水平，丰富学校课后服务形式，调整教师、班主任的课后服务补助，优化课后服务补贴分配制度，拓展学校课后服务渠道，把社会优质资源纳入学校之中，并尽快落实教师的弹性上下班制。

第三，课堂教学质量核心范畴，其主线为：“双减”政策出台后，结合教师对政策的感知状况，认为在学生校内外作业量减少的情况下，应大力确保学生的学习质量，因而要求教师进一步做好备课工作，提升校内课堂教学质量，并要求教师做到零起点教学和应教尽教，最终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

第四，作业设计核心范畴，其主线为“双减”政策出台后，学生作业负担得以减轻。为确保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就需要进一步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并将作业设计纳入学校教研体系，在作业设计的过程中兼顾学段差异和个体差异，尝试向学生布置分层作业、弹性作业、个性化作业。

第五，支撑保障核心范畴，其主线为在“双减”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通过教师的政策感知，发现需加强对学校实施“双减”的具体指导，要充分考虑学校所处地区的差异，完善各级各类学校的课后服务条件、课后服务工作机制和后勤保障制度，并对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给予有针对性的支持和保障措施。此外，应促进家校社协同，强调家庭、社会、学校的协同育人和系统支撑作用。

第六，管理机制核心范畴，其主线为在“双减”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通过教师的政策感知，发现“双减”政策配套制度的制定和落实还需要一定时间，存在教师在校时间过长、工作压力增加的现象。为此，应减少教师的行政任务摊派，减少教师的非教学任务，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提升教师教学质量和学校育人水平。

（一）家长、学生负担得以减轻，“双减”政策社会正向效应凸显

经过调研发现，学生、家长的负担得到了极大的减轻，“双减”政策获得了家长、学生的广泛支持。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向来已久，家长负担亦因学生的家庭作业增加而日益繁重。教师向家长布置作业，表面上体现了对家长的信任，但教师将完成作业、修改作业的任务让渡给家长，实际上也是推脱自身职责。学生作业负担量增加，不仅使学生难以应对，而且家长也被迫协同孩子完成作业，致使本应是增强亲子交流和发展孩子兴趣爱好的时间，被低质且无效的作业所占用。根据相关调研情况显示，有74.8%的受访家长支持减轻学生的家庭作业负担[10]。一位受访教师从家长负担的角度出发，认为“双减”政策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和期盼。他认为：“家长平时上班也辛苦，节假日还要陪着孩子上培训班，太辛苦了，还花了冤枉钱。这项政策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与期盼，减轻了家长负担，非常好……”。

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部分教育培训机构脱离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轨道，异化成过度逐利、资本收割的工具，这与我国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对立的。国家实施“双减”政策，就是要致力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进我国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最终使教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减轻负担核心范畴”来看，“双减”政策的实施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有教师从教育的根本任务着眼，认为“双减”政策是一项好政策，值得长期坚持。他指出：“学校的根本就是立德树人。‘双减’政策的出台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坚决执行。”另有教师指出，“‘双减’之前，学生每天都过得太辛苦了，我们看着都心疼，现在这个政策确实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基本理念”。由此可见，“双减”政策在减轻学生和家长过重负担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缓解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双减”政策的社会正向效益开始凸显。

（二）课后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但仍需关注师生多元需求

调研发现，在“双减”政策出台后，学校吸引多方资源加入到课后服务队伍之中，课后服务水平得以显著上升。例如，江苏省吸引民间艺人、工匠、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等加入到课后服务队伍之中，具有示范效应[11]。南京市中小学鼓励退休教师、家长、高校教师、社会专业人员、社会志愿服务人员协同参与课后服务[12]。在课后服务形式上，乌鲁木齐市分年级开展作业辅导、社团活动、自主阅读交流、专题教育活动、学校特色活动，受到师生、家长欢迎[13]。

另外，师生的多元需求仍需进一步关注。其一，课后服务时间存在“一刀切”现象。有教师反映，“各年级的课后服务时间存在‘一刀切’的现象，每个年级都是2小时，这个并没有考虑到各学段之间的差异”“学生在学校待太长时间并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应该使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中增长知识和阅历”。调研还发现，由于农村学校的留守儿童也要参加课后服务的相关活动，但放学时间太晚导致他们只能赶夜路回家，因而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其二，关注学生的学情差异。在调研中发现，学校在推行“双减”的过程中，存在过分追求参与课后服务的人数和比例的现象，导致一些学困生缺少了自主学习的时间，而这使他们的学习更加吃力了。其三，关注教师的个体差异。调研发现，学校要求所有的教师都要加入“双减”活动中，但年龄偏大、通勤距离较远、家中有特殊人群（老弱病残孕）需要照顾的教师存在体力吃不消，无法兼顾家庭生活的问题，若长期如此，将影响教师的身体健康与家庭和谐。其四，减轻班主任工作负担。在调研中发现，班主任成为参与“双减”课后服务的主力军，他们的课后服务压力最大。而班主任长期高压、过劳工作，这对他们专业成长、开展高质量工作，保障身心健康，维持家庭和谐都是不利的。由此可见，在“双减”实施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的提升，而且要关注师生群体的多元需求。

（三）教师确保教学质量提升的压力较大，配套评价体系缺乏

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的生命线。提升教学质量，才能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双减”政策要求学校打破唯分数观念，严禁对学生排名和划分等级，严禁考题超标，但在调研中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学校仍然有考题超标的现象，唯分数的理念依然存在。如某教师指出， “‘双减’可能短期效果不大，若要落到实处就必须改变学校的唯分数理念，而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排名现象在我们学校依旧很普遍，虽然我们不向学生公布排名，但我们自己知道排名，家长也会问我们孩子的具体名次”。更值得关注的是，教师们对高质量教学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的认识。一些教师认为高质量教学等于高难度教学，导致学生学起来很吃力，上课兴趣不大。而另外一名教师则从考试评价体系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如果学校的考试评价方式不配套，‘双减’只能形同虚设，只不过是表面减负而已”。由以上调研结果可见，由于学业评价配套体系没有跟上，目前学校仍存在唯分数、唯升学率的陈旧理念。

（四）学校作业设计质量有待提高

作业设计的质量对学生的学习巩固率具有重要意义。在调研中发现：其一，学校依然存在布置重复性作业的问题，多题量、高难度、多次数的作业设计方式依然受到教师们的欢迎。有教师提出，“学生有的知识点掌握不好，总讲总错，只能通过增加作业次数的方式来解决”。其二，分层作业、弹性作业落实难度大。在老师的观念中，分层作业、弹性作业的理念很好，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存在巨大难度。有教师就反映，“分层作业、弹性作业的依据是什么，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其三，个性化作业的设计存在一定困难，特别是在大班额的学校中，教师常常疲于应对各种教学任务而难以采用个性化作业设计方式。有老师提出，“个性化作业看上去确实很美好，但我们教师工作强度本来就大，我班上有40个学生，如果让我布置40种个性化、定制化作业，那我根本没有这么多的精力，我也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了”“个性化作业没有实现可能，因为试卷是统一的，学生考不上谁负责，另外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设计个性化的作业”。其四，学校课后服务变成了文化课讲授，尤其是在一些课后服务配套资源薄弱的学校，不得不采用讲授新课的形式来代替多样化的课后服务活动。有教师指出，“我们农村学校不充分利用时间讲课和学习，我们拿什么去和城里的学生竞争”。而另外一名教师则指出，“我们没有器材和人员，我们的课后服务活动只能变成讲新课、讲文化课”。由以上调研发现，目前学校在推行个性化作业、分层作业、弹性作业时，仍存在一定困难。

（五）支持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确保“双减”效果的实现，离不开完善的支持保障体系。完善的支持保障体系既包括政府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经费补助，又包括人员、场地、器材等配套资源的统筹协调，以及各类工作机制、工作流程的完善。调研发现：其一，农村学校落实“双减”的配套资源薄弱。由于缺乏经费、场地、器材、师资力量的支持，农村学校推行“双减”政策，开展课后服务存在的困难。某教师指出，“我们教師就这么几个，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课后服务让我们力不从心”；其二，学校课后服务补贴的分配机制需要完善。一些学校存在“双减”经费没有落实的情况，并且科任教师没有经费支持，分配机制仍需要完善。有教师提出，“我们搞‘双减’，但‘双减’的经费只有班主任能得到，其他的被学校截留了，而我们科任教师却没有”“学校让我们做5：30的课后服务，但是没有经费补贴到我们”；其三，学校课后服务的补贴标准较低。“学校课后服务的补贴标准太低了，应该适当提高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补贴”“课后服务对我们来说就是加班，但是加班并没有按加班工资来核算”；其四，家长“双减”意识薄弱，家校社协同机制有待完善。有受访教师谈到家长的“双减”意识时指出，“他们认为‘双减’是学校的事情，而家长不需要参与”“有的家长还是逼着孩子去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学生在学校‘双减’，在家里被家长‘增负’”；其五，校外教育资源利用率低。有受访教师指出，“‘双减’不能只靠学校，而应该利用多方资源，才能确保效果”“可以适当引进外面教育机构资源”；最后，课后服务的后勤保障体系薄弱。有教师建议，“要提供晚餐服务，避免师生饿着肚子参加‘双减’”“建议课后服务给孩子们食物补给”。由以上调研可见，为确保“双减”政策的落地生根，仍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保障体系。

（六）管理机制还需理清

完善、科学的管理机制，对“双减”政策的落实起到稳定器的效果，特别是学校的管理水平，需要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行而提升。调研发现，学校管理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教师的非教学负担仍然较重，致使教师无法将精力真正放在教学质量的提升上。有教师指出，“我们经常需要在公众号投票，参加各种协同会议”“填各种考核表格，本来时间就不够”；其二，部分地区、学校尚未制定具体的、科学的“双减”方案。有教师指出，“‘双减’并不是‘一刀切’，不能单纯看参与人数”“学校怎么进行‘双减’，还需要一个统一的方案，我们教师不知道具体怎么执行”“我们也需要教育局能够指导我们如何开展‘双减’”；其三，教育行政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况，分类制定考核标准。有教师指出，“‘双减’工作和课后服务不能按照上级部门给的数值比例强制学生参加”“‘双减’的初衷是好的，建议上级部门真正从家庭和学生需求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一味强调参与课后服务的人数和比例，教师原有的工作量就不算小，现在更重了”。由此可见，“双减”工作管理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理清、明确。

（一）关注师生多元需求，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其一，保障教师参与“双减”治理的合法权利。根据教师法相关规定，教师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14]。为此，学校在制定“双减”方案和政策时，应从师生实际情况着手，确保教师能够拥有表达相应诉求、参与方案制定、了解方案制定过程，监督方案实施的权利。其二，充分考虑各学段实际情况，优化课后服务的时间安排。在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过程中，应合理规定各年级的在校时间，避免在留校时间上出现“一刀切”，以及低年级学生留校时间过长的现象。如北京市由各区、各学校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建立了弹性离校制度，确保了离校制度符合各校的实际情况。其三，因地制宜，细化农村、城市学校课后服务标准。教育法规定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15]。为此，教育行政部门要综合考虑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改善农村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条件，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离校较远儿童的放学回家过晚的情况，制定相应措施，确保儿童放学后能够安全回家。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关注城市学校的学困生诉求，灵活制定有针对性的“双减”政策。其四，重视教师诉求，兼顾教师意愿。在“双减”政策推行的过程中，要关注大龄教师、未婚教师、家中有特殊人群（老弱病残孕幼）需要照顾的教师的实际情况，倾听教师的意愿和诉求，拿出针对性措施，解除教师参与“双减”的后顾之忧。如福建省晋江市推出教师家庭晚餐，解决了课后服务值班教师以及值班教师家属的晚餐问题，受到教师的好评[16]。其五，妥善安排学校的“双减”工作人员的分工，试行双班主任工作制度，减轻班主任工作负担。在“双减”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学校要改变“上下千条线，班主任一根线”的工作观念，切实考虑到班主任工作的细致性、琐碎性、复杂性、高强度性，妥善安排“双减”工作任务分工，在班级试行双班主任工作制度，实现班主任减负增能。其六，严禁把课后服务变成新课、文化课讲授时间。学校要创新课后服务形式[17]，使学生能够学有所得，学有所乐。如江苏省常州市课后服务的形式包括指导学生作业、特色体育活动、社团活动（科普、劳动、艺术、文体、影视欣赏、学科竞赛、兴趣小组等）、主题阅读交流、专题教育活动等，很好的满足了学生的多元需求[18]。

（二）健全学校教学管理，确保课堂教学质量

其一，严禁对学生变相排名、分层、贴标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要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不得因家庭、身体、心理、学习能力等情况歧视学生，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帮助[19]。为此，在“双减”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学校要加强对学生分数等涉及学生隐私的保护，并科学设定增值评价标准，严禁公布或变相公布学生的各类排名，缓解学生，尤其是学困生的焦虑情绪。其二，严格考题设计，避免考题超标现象。学校要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学生考试的新规定，降低考试压力，改进考试方法，确保考题合规合纲。其三，转变学校育人理念，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率的倾向。“双减”背景下，学校应以学习者为中心[20]，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落实在行动中，试行个性化学习、定制化学习方案，破除学校唯升学，唯分数的倾向。例如，山东省诸城市为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通过教育教学质量综合监测、课业负担监测、教师评估、家长反馈等多渠道进行评估，努力做到因需施策，受到学生、家长好评[21]。其四，完善配套治理，改革现有评价改革体系。学业评价制度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指挥棒。教育部强调应注重综合素质评价，统筹整合评价，着力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倾向，促进形成良好教育生态[22]。为此，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要对现行学业成绩评价制度、考试制度进行顶层优化，使学业评价制度不仅能选拔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更能引导学生的全面发展。如综合评价招生制度，就是对学业考评制度改革做出的有益尝试。兰州市实验小学对学业评价制度做了有益尝试，其注重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结合，不仅关注学生的课堂表现，而且把学生的参与意识、合作意识都纳入了考评系统，全面评估学生发展[23]，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三）专注作业设计研究，提升作业设计水平

作业设计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既有知识，而且能直接体现教师的学科素养和专业能力。学生的作业负担与作业的难度、质量、总量、时长密切相关，也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社会竞争加剧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焦虑密不可分。因此，落实“双减”必须标本兼治，实施综合治理[24]。其一，杜绝重复性作业的出现。重复性作业不仅耗费了学生和家长的大量精力，更消耗了教师批改作业的时间。过度的、重复的抄写、反复的训练不仅给学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降低了学生的学習兴趣。中央文件规定要合理调控作业结构，确保难度不超国家课标[25]。据此，要杜绝重复性作业布置，并结合学生的知识、兴趣、能力发展水平，优化作业结构布局，提升作业布置质量。其二，推动布置个性化作业。教育法规定要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教育管理水平[26]。为此，学校要善于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技术，捕捉学生学习行为，分析学生需求，绘制学生的认知能力图谱、知识图谱、兴趣图谱，并据此提高作业设计的质量，优化作业结构，推动个性化作业布置，最终转变“以量取胜”，靠海量刷题提高学生成绩的旧观念[27]。例如，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实行“作业举手制度”，如果作业过多，学生可举手示意，教师将再次调整作业量，此举受到学生欢迎[28]。上海市长宁区延安中学向学生布置开放性作业、探究性作业，上海市黄浦区一中心小学向学生布置“问诊”作业，给“病人”写诊断书，开处方、做手术，深受学生欢迎[29]。其三，尝试布置分层作业、弹性作业。根据教师法相关规定，为保障教师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对教师提供相应设施设备支持和资源保障的权利[30]。为此，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出台分层作业、弹性作业的操作指导或指南，为学校开展分层作业、弹性作业提供工具支持。例如，广州市研发了《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设计与实施研究小课题选题指南》《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小学语文等12个学科作业设计与实施示例》，向教师提供了12个学科、28个作业选题参考，为教师布置分层作业、弹性作业提供了有力支撑[31]。

（四）健全系统支撑思维，完善支撑保障措施

提升开放复杂系统的治理水平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32]。中央文件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33]。为此，我们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完善支撑保障措施，才能提升“双减”政策的实效。其一，政府要强化对农村薄弱学校的财政支持[34]。教育法规定国家组织和鼓励经济发达地区支援经济欠发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35]。如云南省为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规定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收取课后服务费，费用全部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36]。吉林省同样对农村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给予了巨大的财政支持，实施全部免费政策，严禁收取费用[37]。其二，保障教师合法权益。教育法规定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38]。劳动法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39]。为此，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要科学拟定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补贴标准及分配制度，避免科任教师、班主任参与课后服务出现“同工不同酬”，分配不公平的现象，进而打击了科任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如江苏省把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报酬统一规定为不低于60元/课时[40]，从制度上避免了分配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其三，适当提高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补贴标准。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且用人单位应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41]。据此，学校要按照加班标准发放课后服务补贴，保障教师合法劳动权益，尊重教师的劳动价值。其四，政府、学校、社会要加大宣传引导，使家长认识到落实“双减”政策不单是学校的事情，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其五，学校要转变工作思路，丰富学校课后服务形式，要充分利用校内外优秀教育资源，开展各类活动。例如，上海市整合利用社会教育资源，依靠社区多方力量，全市16区共实施“主题教育项目”近100项，线下课程约150个，组建线下社团（班级）近600个，覆盖学生数逾十万人，开设线上课程近300个，线上点击量150000余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42]。其六，加强监管，强化社会培训机构的合规行为。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社会培训机构的运营资质、从业人员资格、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收费标准的审查和监管，避免社会培训机构超标、超纲教学，引发家长和学生焦虑，诱发“剧场效应”，破坏“双减”成果。最后，强化技术支撑，提升教师工作效率。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要为教师补足配齐各类技术设备，提升教师备教改辅考以及开展课后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五）理清“双减”管理机制，压降行政任务数量

只有教师的负担和权益得到了充分关注，他们才能收获职业幸福感，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43]，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全方位提升育人水平[44]。其一，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中央文件规定要坚持分类治理，从源头上查找教师负担，大幅精简文件和会议[45]。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严格教师工作清单和目录，切实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压减教师参与各类考评、调研、信息采集、公众号投票、多头报表填写、非教学报告撰写、参与非教学会议等行政事务，确保教师把精力用在教书育人上。其二，教育行政部门应科学制定各级各校“双减”评价指标和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出台辖区内“双减”的具体标准和方案，确保学校“双减”目标明确、保障到位、安排合理、符合实际，避免唯指标、唯数量倾向。

参考文献：

[1] 周奇.课后服务工作可以更细致[J].人民教育，2021，（22）：8.

[2] 杨清.“双减”背景下中小学作业改进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21，（12）：6-10.

[3] 周序，付建霖.“双减”背景下如何实现课堂教学的应教尽教[J].中国教育学刊，2021，（12）：1-5.

[4] 柯清超，鲍婷婷等.“双减”背景下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与服务创新[J].中国电化教育，2022，（1）：17-23.

[5] 桑锦龙，许晓革.深化教考招一体化改革：落实“双减”的必由之路[J].中国教育学刊，2021，（11）：21-25.

[6] 陈园园，李会春.影子教育治理的政策演变、困境及对策[J].复旦教育论坛，2021，19（5）：5-12.

[7] 王娟涓，何毅梅.“双减”背景下家校共育的问题及策略[J].教育科学论坛，2021，（34）：77-80.

[8] 宁本涛，杨柳.中小学生“作业减负”政策实施成效及协同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0个省（市、区）137个地级市的调查[J].中国电化教育，2022，（1）：9-16+23.

[9] 刘毅玮，张云晶等.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困境与突破——基于乡村教师对政策感知与态度的调查[J].中国教育学刊，2020，（6）：95-100.

[10] 黄冲，王志伟等.家长对减轻课外培训负担、减轻作业负担是否支持？[N].中国青年报，2021-09-16（10）.

[11][40] 苏教基[2021]5号文件，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课后服务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Z].

[12] 宁政办发[202]30号文件，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Z].

[13] 乌教发规[2019]1号文件，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Z].

[14][30] 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EB/O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jyfl/tnull_1314.html，2021-12-29.

[15][26][35][38] 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国教育法[EB/OL].http：//www. moe.gov.cn/jyb_xxgk/xxgk_jyfl/flfg_jyfl/202107/t20210730_547843. html，2021-12-29.

[16] 黄星.“家庭晚餐”暖了教师心[N].中国教育报，2021-09-23（03）.

[17] 付卫东，周威等.中小学课后服务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东中西部6省（区）32个县（区）的调查[J].中国电化教育，2021，（10）：8-16.

[18] 常教基[2021]23号文件，关于全面提升中小学课后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Z].

[19] 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EB/OL].http：//www. 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qtxgfl/202110/t20211025_574798. html，2021-12-30.

[20] 潘继云.“双减”之下，我们这样重构教学[N].中国教师报，2021-09-29（04）.

[21] 山东省教育厅.诸城市构建“12333”工作模式 开启学生课后“幸福时光”[EB/OL].http：//edu.shandong.gov.cn/art/2021/10/8/ art_11972_10293943.html，2021-11-18.

[22] 教基[2021]3号文件，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的通知[Z].

[23] 付文，赵帅杰.开设特色课程、延伸课后服务、改进评价体系，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校园有了运动范[N].人民日报，2021-09-14（11）.

[24] 潘希武.落实“双减”需要标本兼治[N].中国教师报，2021-09-29（15）.

[25][33] 中办发[2021]40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Z].

[27] 王益民.让教育回归本来的样子[N].中国教师报，2021-09-22（04）.

[28][29] 许沁，龚洁芸.申城中小学生迎“双减”后首个学期[N].解放日报，2021-09-02（08）.

[31] 穗教发[2021]45号文件，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设计与实施的工作指引》的通知[Z].

[32] 毛征兵，陈略等.中国开放经济系统及其发展模式的机理研究——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范式的解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1）：16-39.

[34] 刘纪蕊.开放教育新时代：公共财政进入农村课后服务[J].中国电化教育，2018，（08）：26-34.

[36]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EB/OL]http：//www.yn.gov.cn/hdjl/yjzh/202108/ t20210827_227009.html，2021-11-06.

[37] 吉教联[2021]11号文件，吉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Z].

[39][41]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EB/OL].http：//www.gov. cn/banshi/2005-08/31/content_74649.htm，2021-12-29.

[42] 张鹏.“双减”效应逐渐显现，学生国庆长假收获满满[N].文汇报，2021-10-09（05）.

[43] 教育部.教师也需要“双减”[EB/OL].http：//www.moe.gov.cn/jyb_ 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07/zt180_zjwz/201803/ t20180314_329952.html，2021-11-09.

[44] 张伟平，付卫东等.中小学课后服务能促进教育公平吗——基于东中西部6省（自治区）32个县（区）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21，（11）：16-23.

[45] 厅字[2019]54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Z].

作者简介：

罗枭：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

侯浩翔：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和创新人才培养。

Analysis of Teachers’ Policy Perception of “Double Reduction” in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Luo Xiao1， Hou Haoxiang2（1.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Jiangsu）

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a systematic and pertinenc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students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Teachers what they perceived on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ere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and scientifici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we interviewed 252 teachers in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which from 7 provinces. Through three-level coding， it was conclud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as been reduced the burden of parents and students， and highlighted the positive social effects； The level of after-school service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ut we still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verse needs； We also found that teachers were under great pressure to ensure the teaching quality； The quality of school task design needs to be improved； Supporting measures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needs to be clarified.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verse need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fter-school service； Improving the school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Focusing on school task design research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chool task design； Improving the system thinking and perfecting the guarantee measures； Clarifying the “double reduc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tasks.

Key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olicy perception； after class service； school task design

責任编辑：邢西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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