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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三大转变

2022-03-18

关键词: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隋 秀 英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初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同并传入国内,到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既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成熟同步,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历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大众化传播的历程。回望百年来的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实现了从理论追寻传播向实践运用传播、从地下秘密传播向大众媒体公开传播、从工具维度的传播向人本关怀传播的三大转变。

一、从理论追寻传播向实践运用传播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最初单纯的理论追寻传播向具体实践运用传播转变的历史过程。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利用报纸和杂志等纸质传播媒介,翻译、阐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思想内容,受报纸、杂志等纸媒篇幅和发行量的影响,传播范围和受众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播周期相对较长。这与当今时代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受众的范围及影响力是无法比拟的。最初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来分析和思考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因此,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要是理论层面的传播,而且传播范围仅局限于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

早在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随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报纸、杂志等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或者以“宣讲”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既受到各种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激烈论战的冲击与干扰,也受到当时反动势力的肆意封锁和迫害。社会思想的日益分化,最典型的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遭遇挑战和考验。针对当时的思想分化现象严重这一社会现实,毛泽东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和阐述:“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1]。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激烈的论战和思想斗争中,不仅坚定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盘根错节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并大胆地进行革命尝试和实践。他们通过组织创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加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步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冲破各种落后的、对立的思想束缚和羁绊,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理论智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1年9月1日,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个多月,便在上海正式创办了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主要职责就是编译、出版和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3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书店”,这是继人民出版社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个主要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发行和印发党的对外宣传刊物的传播机构。上海书店在国内外建立了庞大的发行网,遍布长沙、南昌、广州、太原、青岛、重庆、宁波、香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巴黎等地。共产党人就是通过这些网络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传送到读者手中。随后,历经思想论战的白热化和国共两党合作期的到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

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在革命斗争中的指导作用不断得到发展,涌现出了以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为代表的一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及实践运用的杰出代表,不仅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农运动的紧密结合,也使马克思主义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小众”的理论传播阶段,开始向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进行大众化传播阶段的转变。从传播形式的变化来看,马克思主义传播已经开始从最初依赖报纸、杂志、出版社翻译和介绍文本,到利用文本中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内容来指导革命斗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飞跃。

理论来源于实践,如果科学理论不能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不能符合客观实际的现实需要,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再好的理论也无法起作用,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2]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为一些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并从各种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回应和解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主题和现实难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深刻内涵及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诉求,并且能够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证明和发扬光大,工农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和认可的程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不断壮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持久指导思想的实践基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12概而言之,无论何种理论,一旦离开了国家的需要和人民大众的信赖,就无法真正让其深入到群众中去,更谈不上用它来指导群众的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

对“理论”的需要再迫切,也不意味着可以把“理论”直接拿来、生搬硬套于实践中去,而是要适时地分析实践的需要和客观的具体情况,形成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国家和人民最直接、最现实的需要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且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需求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被大众认同和接受,实现了大众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本路径和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在探索、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并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促成了改革开放成果的不断巩固和扩大,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3]544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创新、发展和完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贴近群众需求、紧扣现实的发展轨迹和理论特色,所有的理论内容都直指时代课题,以理论为先导直面困难、破解难题,在指导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同时,也巩固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实践证明,只有真正契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并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心,理论才能逐渐占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高地,才能最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二、从地下秘密传播向大众传媒公开传播的转变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地下秘密传播向大众传媒公开传播转变的历史过程。地下秘密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都是有限的。

第一,从传播主体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仅限于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间的内部传播。由于传播内容主要是引进外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因此能够阅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甚至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广大劳苦大众,根本无法接触并真正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在客观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体和受众范围的有限性。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出版总量的增加,加之中国革命实践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了解和认知。值得一提的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到限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近代中国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封建思想,进步知识分子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则处于受排挤、受压制的状态,这也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仅局限于先进知识分子内部的原因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3]550-551

第二,从传播方式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通过报纸、杂志、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等方式进行传播。社会整体的贫穷和落后,革命动荡、百废待兴,社会大众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生产劳动,只有极少数人能阅读到报纸和杂志,能享受到受教育机会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载体的局限严重制约了其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加之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执政理念上还没有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最终导致了在学校教育中僵化、教条、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在学术研究中,过分注重抽象的学术讨论而忽视了学术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应用价值,把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一种供学术研究的理论抽象,当作少部分人书斋里的学问。另外,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过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等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这些错误思想禁锢和影响,致使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过分突出其阶级属性,而忽视了人民大众的现实需求,结果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和大众生活渐行渐远。

第三,从传播范围看,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还仅局限于政治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传播。主要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全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传播目的侧重于树立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传播方式主要是灌输式,传播范围局限于政治生活领域,传播目的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由于受传播方式和传播空间的限制,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官学”和“政治符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严重的教条主义禁锢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的发挥及其与实践的结合。

总之,由于受到传播技术和时空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曾经历了传播主体有限、传播媒介有限、传播方式有限、传播范围有限等“有限”传播阶段,这些方面的“有限”使得马克思主义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传播体系中,加之社会大环境和传播主体意识的封闭保守,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传播力提升。改革开放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和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性认识被逐渐加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大众化传播,加强媒体融合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走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和生产生活实践中,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实践价值,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信仰上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群众的实践需要,又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用理论武装群众,让理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实现美好生活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着力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具有多样性,人们信息选择呈现多元化,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共同的政治信仰、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就要让马克思主义从“官学”走向“民学”,从党员、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等有限群体走向全体大众。同样,要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力可持续提升,就要让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书斋”走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三、从工具维度向人本关怀维度传播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传播也经历了从工具维度向人本关怀维度的转变。革命战争年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主要从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方面进行传播。在革命战争年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斗争武器,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认真汲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热情翻译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积极尝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纲领,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即使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最黑暗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依然义无反顾、不畏艰难、前仆后继地信仰、坚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磁场”和强大力量,使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能够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和斗争工具。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业待兴,如何建设新中国,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提上重要日程。1953年1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由党中央直接领导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以“三大全集”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的加速推进和出版发行,更好地满足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著作的强烈愿望,也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建设热情。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革命的理论,也是指导建设的理论。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我们党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干部,打击和排斥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严重瘫痪或半瘫痪,人民生活、工作和生产等各项事业受到严重干扰、影响和破坏。其间,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有些人甚至受到迫害。马列著作的编译和传播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失误,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偏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曾经的错误也从反面证明,在探索中国建设道路和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的有机结合。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发展和传播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省区市先后建立了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方面,在研究、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北京地区近百位理论工作者选编了一套四卷本的《马列著作选读》,共125万字,供广大干部、理论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师生学习和研究使用。此时,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传播更加系统和深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实践中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活实践,同时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实践为本、以实践为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及其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映了时代精神的诉求,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与世界各民族、各国人民共同命运的关注,表达的是人本关怀维度价值诉求和价值关切。这一时期,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热情不断高涨,论著大量涌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问题意识日益凸显,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作了清晰梳理,也对“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在中国传播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学者的论著和文章,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问题的研究空间进一步被拓展,对早期传播的历史评价更加实事求是,对语境的历史定位分析更加准确。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以马解马”,学理研究进展加速提升,文章和专著的学术分量明显提高,学者对关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公平正义、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等人本关怀维度的研究成果丰硕,学术争鸣活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等问题成为学者们重要研究内容。学术研究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也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

总结历史经验,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要契合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和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改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和自身价值实现等现实需求,把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从目标性转向主体价值性。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关注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某个阶层或少部分人的价值和权益的实现,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断得到提升,个人的发展潜能不断得以释放,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社会和谐稳定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不断得到凸显。人本价值关怀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转向,一方面要求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创新紧扣时代主题、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着重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回答和解释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媒介和技术优势,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不断优化探讨问题的方式和路径。以理论的先导作用说服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问题、正视现实、展望未来,只有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文关怀属性充分彰显出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深植于社会各阶层群众中,获得更加坚实的发展根基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土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才能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

总之,厘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三大转变,意在解决“化”的内容、明确“化”的主体、掌握“化”的方法。立足实际、以史为鉴、遵循规律,服务好和依靠好广大人民群众,重视传播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创新、传播内容的生活化和通俗化,鼓励和支持大众进行自主学习、自我教育和自由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力才能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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