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跃升

《诗经·陈风》共十首诗歌，创作时间基本上可以认定为东周以后，主要收集的是河南淮阳、柘城一带的作品。《汉书·地理志》：“陈国，今淮阳之地。”[1]郑玄《诗谱》亦云：“陈者，大皞虙戏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阏父者，为周武王陶正。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封其子妫满于陈，都于宛丘之侧，是曰陈胡公，以备三恪。妻以元女太姬。”[2]陈国的始祖为胡公，其封地为黄河流域的河南淮阳，定都于河南宛丘附近。这些诗歌采集于民间，熏染了浓厚的巫文化气息，反映了春秋后处于儒家文化核心区域的陈国的巫文化曾盛极一时的现象。《诗经》是儒家圣地——黄河流域的一部诗歌总集，属于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而产生于陈国的《诗经·陈风》却以哀艳情歌和神秘浪漫的巫风著称，明显与《诗经》不同，更与黄河流域的核心文化——儒家礼乐文化中的质朴文风迥然有别。笔者认为《诗经·陈风》独特的内容及风格的产生与陈国特殊的历史发展、地理位置、地域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诗经·陈风》孕育于巫文化传统浓郁的陈国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祖先在“万物有灵”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以“尊祖敬宗”为核心的祭祀观。在儒家传统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儒家强调“圣人以孝治天下”，认为从孝可以引出忠、信、仁、义等美德。祭祀祖先就是后人慎终追远的表现，是对祖先表达感念之情。巫文化是在人类对自然极大的疑惑和恐惧中产生的，也是随着灵魂信仰和祖先祭祀出现的。最初的巫师由氏族长兼任，主要负责祭祀、占卜等活动。地处河南的陈国巫文化历史悠久，韩高年说：“陈国的风俗巫鬼，本为渊源自有，与东夷部族的传统习俗有关。”“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文化遗址的发掘，该遗址就出土了大量与巫觋有关的神秘器具。”[3]可见，陈国所辖地域在儒家文化盛行之前就已经出现巫文化了。殷商时期，统治者笃信巫文化，事无大小都要求神问卜。上行下效，巫鬼之风因此而大为盛行。陈国为殷商故地，巫文化自然被陈国统治者继承下来。《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4]殷商祭祀神灵与夏、周两代不同，更加重视人与神的亲近关系。根据宫庙大量祭祀遗迹及文献记载，商王不仅尊奉神灵，而且亲自担任群巫之长。商汤本人就是一个巫长，经常带头参加巫祀活动。《吕氏春秋·顺民》记载了“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5]的历史事实。《尸子》亦云：“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木之野。”经过六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巫祭文化在殷商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势力。《左传·定公四年》载：康叔被分封到卫地时，曾受命“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6]杜预注曰：“皆，鲁、卫也。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这些政策促进了殷商巫文化习俗的保存与传承。崛起于殷商故地的陈国自然深受殷商巫祭文化的浸染。

此外，陈国浓郁的巫文化还与周王封胡公于陈的历史密切相关。胡公为舜帝后裔，而舜乃颛顼七氏孙，又是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主，所以胡公被认为是“神明之后”。其父虞阏父任职周朝，功勋卓著。故周武王妻以元女大姬，并封胡公于陈，使之“祭祀虞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陈国受封之事：“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7]又《左传·昭公八年》载：“陈，颛顼之族也。……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8]可见周王赐封胡公于陈的要求之一就是祭祀虞帝。再者，陈国胡公之夫人也非常喜好巫祭。《汉书》引张晏注云：“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周武王让胡公“祭祀虞帝”自然是取信于天下、提高政治威望的手段，胡公也奉行不悖。巫能通神灵且善于用歌舞迎接神灵，因而祭祖礼神必然要使用巫。祭祀祖先既是政治任务，又是统治者的喜好。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毛诗正义》云：“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9]巫祭之风在陈国就延续并盛行起来了。

二、周边邻国的巫文化对《诗经·陈风》的影响

陈国的邻国均有浓郁的巫文化氛围且源远流长。其西北与郑国接壤，郑国上巳节“祓禊”之俗就是前代巫觋遗风的延续。东北紧邻宋国，宋国为殷商之后代。殷商之时，祭祖先、祭天地等形成风气。《诗经·商颂》大约为殷商中后期作品，基本上为祭祀之歌，较全面地反映了殷商祭祀之盛况。殷商人喜好祭祀，作为殷商后人的宋国人自然也受其浸润，信巫鬼而重淫祀。西南接壤楚国，楚地巫文化源远流长，已融入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10]洪兴祖《楚辞补注》载：楚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11]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当吴国进攻之时，犹信巫鬼，“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汉书·郊祀志下》也记载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巫文化在楚国盛极一时，巫风是楚国文化的最大特色。陈国还为楚、吴、越等国北进中原的必经之地。春秋之时，楚国曾逐鹿中原，陈国多次被其兼并，这也促进了陈、楚文化的交融，特别是陈国深受楚国崇巫信鬼文化的影响。如崔述在《读书偶识》中云：“是以春秋之世，陈最不振，幸而齐桓一霸，得以少安。齐桓既亡，遂折而服役于楚。未久，遂为楚庄所灭。幸而复封，而楚灵王复灭之。又幸而再封，而楚惠卒灭之。”[12]另外，陈国与楚国还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清华简·楚居》中有许多有关楚人徙居的记载，其中记录了“穴穷”“乔多”“京宗”“騩山”“方山”等地名。虽然个别地名无法考证，但从能考证的地名中可以大致勾勒出楚先民迁徙的路线。《汉书·地理志》云：“（河南郡）密，故国。有大騩山，潩水所出”。[13]从《清华简·楚居》所载的人物季连、地名騩山看，可以断定楚之祖先季连曾活动在河南郑州一带。郦道元说：“或言（新郑）县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通典》载：“新郑县……有溱洧二水，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地，本郑国之地。”以上资料可以证明楚国的祖先曾生活在陈国所在的地域，因此楚地的巫文化必然深深渗透到陈国的文化之中。再从楚国与陈国的文化风俗看，两国有着共同的祖先崇拜。《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14]这说明楚国的先祖是高阳氏，即颛顼帝，因而颛顼就是楚人祭祀的先祖。《诗三家义集疏》载：“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15]陈为帝舜之后，而帝舜为颛顼之后，即陈国的始祖就是颛顼。共同的祖先、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强化了陈国的巫文化传统。陈国曾为中原交通枢纽，商业繁华，四方各国人口云集于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陈地“控蔡、颍之郊，绾卞、宋之道。淮、泗有事，顺流东指，此其经营之所也。”“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16]四面八方的商贾、游客汇聚于陈国，使陈国民众思想更加开放、包容，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孕育出飘逸、艳丽等浪漫审美情趣，极大地促进了陈国巫文化的繁荣。

三、《诗经·陈风》深受东夷部族巫文化的浸润

陈地居民属于殷商及以前的东夷部落后裔。东夷部落的土著文化即为与巫文化融合的东夷文化。金荣权说：“古陈国所在地淮阳一带，很早时期便是东夷部族的活动地。”《山海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就是上古传说中的东方部族首领，其子孙羲和、太昊伏羲、少昊等均成为古老东方部族的领袖人物。其中太昊伏羲部落曾迁徙到河南西部一带生活。《竹书纪年》载：太昊伏羲“元年即位，都宛丘。”《左传·昭公十七年》亦载：“陈，大皞之虚也”，杜预注曰：“大皞居陈”。由此可以断定太昊（或太皞、大皞）曾定都今河南之宛丘（或陈），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周口、淮阳一带。《孟子·离娄下》亦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17]据此可知，陈国的祖先舜帝就是东夷人，祖籍在今山东。夏商时期，舜帝的后裔迁到河南东部建立虞国，即陈国之前身。《史记》载：“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18]《通志》中载：“陈氏，妫姓，初封虞城，……后封于陈。”[19]根据地域考证，陈国就是上古东夷部族的重要活动区域，而且妫姓的陈国人本来就是东夷部族的一个重要支派。郦道元将陈国位置描述为“沙水又东径长平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陈城北，故陈国也”。而“宛丘在陈城南道东”。[20]《水经注》所说的沙水就是今天沙颍河的支流新蔡河，它流经淮阳县城北。据以上资料可知，春秋时期陈国都城的位置就在今淮阳县城东的新蔡河西岸，而当时的淮阳一带便是东夷部族的活动地域。古代的东夷部族主要以游牧、狩猎为主，如《禹贡》云：“莱夷作牧”“鸟夷皮服”。[21]因此，陈国所辖的区域基本上就是东夷部族中大皞部族开拓和生活的地区，这也就证明了陈国的文化正是在原来的土著文化——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东夷部族具有两大突出的文化特征：第一，以狩猎、游牧生活为主，以鸟和太阳为主要崇拜物；第二，与其他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简礼仪而重巫祠。综上所述，胚胎于东夷部族文化而发展起来的陈国文化必然具有巫文化特色。

四、《诗经·陈风》为东周祭祀圣地文化的延续

《诗经·陈风》中的诗歌大致为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600年前后所作。春秋时期，随着周王朝的东迁，周天子的地位日趋下降，这直接导致周代礼制的解体。“王道衰，礼义废。”礼崩乐坏，使社会出现了“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22]这些严重违背周代礼制的乱象。殷商一直沿袭下来的盛大的巫祭中心逐渐转化为男女聚集游观的场所。当时青年男女自由婚恋之风盛行，各国统治者还专门为青年男女设立自由婚恋的游观场所。《墨子·明鬼篇》云：“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23]当时的燕、齐、楚也设立了男女游观场所。男女游观与巫歌、巫舞密不可分，人们把原来祭祀先祖所用的巫歌、巫舞改造成男女欢爱的歌曲、舞蹈。《宋书·礼志》引《韩诗》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三月初三）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祓，是祓除病气和不祥。《周礼》亦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陈地处豫东要冲，为楚、吴、越等国北进中原的必经之地，且西北、东北及西南均是具有浓郁巫文化的国家。疆域广袤、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促进了陈国商业的迅速发展，四面八方的商贾云集于此，陈国居民思想开放，游观之风更是盛行。陈国的“宛丘”也逐步演变为男女聚合游观的场所。陈奂《诗毛氏传疏》云：“陈有宛丘，犹之郑有洧渊，皆是国人游观之所。”这些男女游观盛会及祓除仪式从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巫文化氛围，“招魂续魄”和“秉兰草祓不祥”明显属于典型的宗教巫术仪式。《诗经·陈风·宛丘》就具体记载了宛丘之上青年男女相聚嬉戏，秉执兰草，巫女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以歌舞迎神的场景。因此，陈国宛丘之上祭祀巫风的歌舞迎神活动与男女聚集的游观活动结合并推陈出新，更加促进了陈国巫文化的昌盛。

巫文化是我国自上古以来长期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具有奇异的浪漫色彩，影响了人们对绘画、雕刻、文学等方面的审美倾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国巫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产生于陈国的《诗经·陈风》不仅包含了政治、社会、文化、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信息和文化元素，还闪耀着巫文化的光芒。为了更好地诠释、研究《诗经》，我们必须深入勘探孕育《诗经》的原始土壤，从不同角度去挖掘其潜藏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