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产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5)

《麦克白》中的女巫高声大喊，丑就是美，美就是丑。这句台词从字面来看，并无难懂之处，然而，深入挖掘其内在含义，却很难说观众都能理解它的深意。对丑和美的认知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对美与丑的判断的确存在着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建立在一定的客观标准之上，即美是令人愉悦的，美的反面——丑，难以让人产生欢愉。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共识在小说中却会产生另一种效果，即具有完美感的人物容易导致乏味，人物在性格方面的欠缺或外貌的丑陋中，又经常得到读者对叙事的赞许，这或许受到了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敲钟人”卡西莫多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当美和丑在叙事过程中同时延伸时，它们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甚至难分彼此。《约翰·克利斯朵夫》通过对约翰·克利斯朵夫从童年到老年一生经历的描写，既展现了德、法社会中千疮百孔的丑陋现实，也呈现出一种不肯向苦难和丑陋屈服的高尚人格。

伟大的小说和绘画、雕塑、书法、音乐一样，追求艺术的理想境界，无论艺术家最终采取何种形式，都不过为了更加深刻地彰显美。同理，叙事并非一部小说的最终目的，但小说却必须依赖叙事表达作者需要表达的精神，以及一种美的感受。很少有读者会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不美，但这部作品塑造美的方式却是凭借缺陷的衬托，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让读者从空洞中抽身，摆脱主人公高大全的形象，同时也摒弃了成功者必须是一个倒霉蛋的母型，让缺陷和美在叙事中不断变形、互为你我，最后绽放出一朵灿烂的花。正如这部作品的译者傅雷先生所说，“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1]。由此可见，当读者能认清丑的“黑暗”和“卑下”在作品中具有平衡生命的深意时，也就靠近了罗曼·罗兰所说的，“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之日”[2]。因此，以丑的美学为钥匙，开启这部伟大作品之门，更能体味到它的艺术价值。

一、形象的缺陷与升华

作为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形象，约翰·克利斯朵夫很难说得上是讨人喜爱的，至少在许多情节中，他的丑竟然能够泛出纸面，让读者皱起眉头。从克利斯朵夫降生之日起，他就遭到了最亲近的人的嫌弃，“他带点虚肿的大胖脸扭做一堆，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脸上与受伤的皮肤是棕色的，暗红的，还有些黄黄的斑点。‘天哪！他多丑’！”这样一句话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克利斯朵夫的丑。已经七十多岁，见过无数刚出生的婴儿的祖父终究又加上一句，“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3]不仅是祖父，连第一次做母亲的鲁意莎也惭愧地低下头，“哦，我的小乖乖，你多难看，多难看！”[4]天生的丑陋，是克利斯朵夫带着原罪降生的印记，他的母亲个子矮小，没有血色，又穷又丑，又无教育，能嫁给出身音乐世家，并且长得相当漂亮的曼希沃简直是魔鬼做了媒。因此，克利斯朵夫几乎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他的外形不断地提醒自己和他人，这个厨娘的儿子，如果没有其它才能，只能比他的父亲更悲惨。毕竟，曼希沃在婚前因为英俊帅气就足以引起有钱女学生的兴趣。

罗曼·罗兰让克利斯朵夫遗传了不起眼的母亲的外貌，其中的道理在于，克利斯朵夫必须一无所有，他日后的奋斗和成功才能足够纯粹和有价值。因为，人类对美貌的热衷几乎是一种天性。现代考古成果证实，在智人时代，兽骨、矿物、贝壳等天然材料就已然成为了他们的装饰品。对美的原始感受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划分，例如更有能力的男性可以佩戴更多的装饰物，更受尊敬的女性和老人能在身体上勾勒特殊含义的花纹。尽管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对美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但对于美本身的向往始终没有改变。如果克利斯朵夫是英俊的，他的才华就可能被削减，或者说会被他的美遮盖。克罗齐在谈丑时说，“丑有程度上的差别，从颇丑到极丑。但是如果丑到极点，没有一点美的因素，它就因此失其为丑，因此它没有借以生存的矛盾”[5]。克罗齐很清晰地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美与丑最终需要达到一种平衡，它们存在的必要因素即因为对立互补，美可以很多，但必须容许瑕疵与其共生。正如极美如海伦，也应该通过其他妇人指出她的脚太大，身形不够美等缺陷，极丑如美杜莎，同样具有力量的美作为平衡。穷苦的人家里或许适合生出美貌的女儿，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格鲁申卡、瓦莲卡等，却不适合英俊的儿子成长。罗曼·罗兰深谙这样的道理，他给予克利斯朵夫难看的外表正是为了成全他的良好品德。他让克利斯朵夫除了奋斗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倚仗的对象，哪怕是音乐，也只赋予了他一点点灵感的火花，然后才让这点火花在祖父的虚荣、父亲的贪婪以及舅舅的真诚培养下慢慢旺盛起来。对音乐天生的敏感和热爱，就是极丑的克利斯朵夫用以消解丑的美。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美，让他在童年时期隐约觉察到“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的……祖父的故事，英雄的面貌，在快乐的夜里漂浮”[6]。当克利斯朵夫能从自身之外的世界探索出美与丑的对立时，他对人生的善与恶也就有了基本判断，相貌上的丑陋未必是一种恶，同样，相貌上的美也未必是一种善。

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在《维杜丝提拉》中描述一位老妇人时，恶毒地写道，“你这个老丑女，你剩下三根头发和四颗牙齿；胸脯像蝉，两腿像蚂蚁。你大剌剌地走着，额头皱纹比你那披肩还多，奶子则像蜘蛛网；和你那张血盆大口相比，尼罗河鳄鱼的嘴也算娇小”(《格言集》)。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描述让读者感到不适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叙事的精妙。马提雅尔用娴熟的语言，夸张地再现了一个丑陋妇人的形象，他必须通过美来表现丑，不如此则无以展现丑的力量。由此，丑陋的形象即使算不上罪恶也成为了错误，文学家们对一个人物进行艺术化的塑造时，丑陋比美貌更加令人难以忘怀，读者未必记得萨皮娜长了一对意大利风情的眉毛，却记住了洛莎的大鼻子。试图理清其中的逻辑，首先需要理解小说追求叙事平衡，就要通过叙事情节的矛盾来制造张力，推进故事的发展。但伟大的小说追求的是艺术的美感，为了突出这种美，丑就会理所当然的成为试金石，用来检验超越外表的美和道德。

果然，随着克利斯朵夫的成长，其缺陷便不再局限于平滑的皮肤、棱角分明的五官，而是延伸到了贫穷。如果说长相的丑陋还有可被接受的余地，贫穷则是切实地将丑撕裂开来，不但失去了原本可能残留的平和之美，还因为饥饿、麻木、疾病，彻底地堕入了深渊。因为贫穷本身就意味着缺陷，营养不良的克利斯朵夫一家连温饱都无法指望时，母亲鲁意莎只能低声下气地为了几块马铃薯、几个硬币去讪讪地讨好或做工，父亲曼希沃如同将死的人一样神智不清，更谈不上慈爱。克利斯朵夫“眼看着父亲喝得烂醉，被他毒打，受别的孩子欺负，大人们的怜悯有多么难堪”[7]。因此，生活在贫穷中的恐惧更加剧了他相貌上的丑陋。正如卡西尔所说，“人生活在物理环境之中，这环境不断影响着他并且把它们的烙印打在人的一切生活形式之上。”[8]克利斯朵夫正是如此，童年的印记虽然没有让他走向邪恶，然而他残忍地对待第一个真心爱着他，崇拜他的洛莎，又怎能不说是一种因贫穷导致的丑陋偏激的行径？更何况，他之所以嫌弃她，也是因为洛莎外表丑陋，罗兰·罗兰公正地评价，“自己绝对谈不上俊美的克利斯朵夫，对别人的美貌倒很苛求。他有种青年人的冷酷，把生得丑的女人简直不当做人”[9]。这样一对比，丑比美就更具力量，它改变了一个人该有的善良心性，让空洞而不实际的外表战胜了慈悲的内在品德。克利斯朵夫从德国逃往法国之后，为了挣得一块面包，他故意表现得毫无教养，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用几乎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当时知名的艺术家们，把他给别人留下的丑陋印象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丑和贫穷相互联手时，克利斯朵夫真正跌入了人生的谷底，错过了洛莎的克利斯朵夫，也注定要在感情的路上艰难前行。随着后来与玩世不恭的阿达、厌世冷漠的法朗梭阿士，以及懦弱的葛拉齐亚交往，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之路越走越艰难。法朗梭阿士以为他在寻求热烈的生活，殊不知克利斯朵夫只是向往美，只要能够靠近美，无论是宁静简约的，还是灿烂消耗的，他都义无反顾地为之付出一切。但形象丑陋与家境贫穷阻碍了他的理智，打架斗殴、神经质的行为与其说是少年时缺乏教育，毋宁说他是在掩饰丑。但罗曼·罗兰为何让克利斯朵夫的丑先于美而出现，且总在叙事中有意无意地强调这一点？这位伟大的作家难道也对丑陋怀有世俗偏见？显然，作家是凭借叙事反衬，让外表丑与心灵美遥相呼应。只有让丑的外貌和行为尽情展示之后，克利斯朵夫才能真诚地对待美。所以，罗曼·罗兰绝非在用贝多芬的原型去塑造克利斯朵夫，而是用艺术化的丑来表达克利斯朵夫纯粹的性格和干净的心灵，这正是丑和贫穷对他的灵魂洗涤后的结果。如同小说中另一个命运的强者爱麦虞限，同样丑陋、敏感、贫穷、粗鄙，但爱麦虞限可能展现的就是另一个领域中的克利斯朵夫，如同“镜像”。相似背景的人物形象表达出一种暗示——丑和美与其说是一种身份，毋宁说是一种标签，它劈开幻象，指示真实，为真正的强者而效劳。

二、粗鲁行为背后的人格魅力

相较于丑陋的外貌，丑陋的行为是流动的，它不同于固化的形象，能够让人按照某一约定俗成的标准去衡量高矮胖瘦。同样是视觉的感受，外貌丑显然更为直观。在以胖为美的非洲部落中，瘦骨嶙峋就是丑陋的，欧美女性厌恶的臃肿肥大在这里反而被趋之若鹜；又如白种人欣赏小麦色的肤色，东亚的黄种人却避之不及。这些能被一分为二的标准很容易判断出美丑，但步伐的大小、举手投足的高低却很难被评判。

奥多和克利斯朵夫相遇时，两位截然不同的少年深深被对方吸引，“奥多觉得克利斯朵夫的魄力和举动的大胆很了不起，克利斯朵夫可佩服奥多的温文尔雅，落落大方”[10]。应该说，这两种行为方式并不存在美与丑的区别。但是，人类容易从自身的条件出发，夸大自己不具备的美，也容易按照自我标准去贬低他人的行为模式。在与奥多的交往中，克利斯朵夫发现他的朋友天生不容易说真话，“他说话的方式难得是干干脆脆的，答语总是模棱两可；无论什么事，他都藏头藏尾，像有什么秘密，使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而奥多也同样发现了朋友行为丑陋的一面，“只要克利斯朵夫一开口，也一样地惹人厌。他大声嚷嚷，想到什么说什么，对奥多的狎习简直教人受不了；他不是毫无好感地对大众皆知的人物批评一阵，就是把坐在近旁的人评头论足，或是琐琐碎碎地谈着他的私生活与健康。奥多对他丢着眼风，做出惊骇的表情，克利斯朵夫却全不理会，照旧旁若无人。奥多看见周围的人脸上挂着微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他觉得克利斯朵夫粗俗不堪，不懂自己怎么会给他迷住的。”[11]这样一来，行为在感觉认知上又重新被美与丑的两个阵营分别割占。甚至说，行为的丑陋比外貌的丑陋更加致命，它时刻在做价值评估，提醒丑陋行为的背后，是丑陋的态度和精神在狞笑。

丑陋的行为容易让人产生难以消除的不适感，原因在于丑陋的行为远离了美的范畴，它透露出一种恶，反射了做出丑行的人内心深处的不道德。用彼得-安德雷·阿尔特的话说，“现代美学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在于，恶的范畴打上了伦理的、宗教的和法律的烙印”[12]。经过伦理道德的审视，行为有了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道德的行为，如见面扬手打招呼，正式场合握手鞠躬等仪式化的行为；帮扶行走不便的老人等有道德的行为；非礼勿视等守规矩的行为。第二种与道德、利益无关，是一种中性的，不存在美或丑的行为，如日常生活中吃饭、喝水、穿衣等。第三种是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不道德的，即为丑的行为，如扰乱社会秩序、诽谤侮辱他人等。以这个标准来看，克利斯朵夫的行为经历了美——丑——美三个阶段。童年的克利斯朵夫肩负着家庭的责任，在强烈的责任心的支配下，他的行为几乎都是美的：努力工作，节约财物，体谅父母；晚年的他历尽沧桑，尝遍世间炎凉后，行为也几乎都是美的：宽恕对手，提携后辈，关爱朋友。唯独需要注意的是他从青年到中年的这段时间内，无论罗曼·罗兰或是读者有多么偏爱克利斯朵夫，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行为乖张桀骜，丑行远大于美行。

克利斯朵夫看似丑陋或是说有缺陷的行为背后具有复杂的心理机制。一开始，他强烈地希望遵循养家糊口、结婚生子的人生秩序。但父亲的丑行毁了他的童年，使他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在王府的乐队里谋职。令人遗憾的是，克利斯朵夫对感情的期待，以及过于泛滥的爱情又让他失去了对道德的判断。不久，他对家庭负责任的美行就转化成为了爱情中的丑行。克利斯朵夫几乎到了一遇见稍有姿色的女子就必须动情的地步，自以为是的态度逐渐惹恼了曾经看重他的邻居们和亲王。更为糟糕的是，无秩序的放任行为容易被误读为勇气。学者张岩就认为，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创造出的英雄，他的人生信念与音乐灵感都来源于至善的高脱弗烈特舅舅。“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兰英雄主义观念的形象图解,罗曼·罗兰把他塑造成一个不屈的强者、力的代表、音乐的天才”，“高脱弗烈特舅舅帮助克利斯朵夫克服了精神危机……高脱弗烈特舅舅这一朴素主义英雄观改变了克利斯朵夫的命运,并影响了他的一生”[13]。但真相是，真正的英雄并不在于他的才华天赋异禀，而在于对能够分辨美丑，敢于追求美，改变丑。所以，与其说他受到了祖父、舅舅、耶南的影响，不如说他们教会了他辨别出真正的美与丑。

从克利斯朵夫的本性来说，心里早就点燃了怨恨父亲、憎恶兄弟的怒火，他有一种和他们一样丢手不管的冲动，那种“他想自杀，想杀人。至少自以为这样想。他恨不得杀人放火”[14]的念头从少年持续到了成年，他没有认识到真诚的另一面是不宽容，真理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但行为让他人产生不适时，无论出发点是否是善，也容易滑落到丑行当中。如他口无遮拦地批评一切人物，对善意帮助过他的长辈、亲王缺乏应有的尊重，不能体谅热爱他音乐的朋友，对善良的犹太人莫克尖酸刻薄，更不用说与阿娜的偷情让那位不顾一切帮助他的可怜的丈夫心神俱焚。哪怕是挚友耶南，也因为克利斯朵夫的轻率而白白送命。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他不可能脱离各种社会关系而单独存在。马克思强调，人与人的相关性决定了其心理的社会性。皮杰亚则具体指出，“人的行为得以发生发展的基本因素包括了生物遗传、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生物遗传讲的是有机体，后两者是指围绕有机体的环境条件，一切微妙变幻的心理现象都是在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15]。的确，克利斯朵夫的丑行并不属于他自己，这也是罗曼·罗兰绝不会对他求全责备的原因。他的丑行折射出了整个社会的病态，德国人的保守近乎行将就木，法国人的冲动虚荣和华而不实，他们视克利斯朵夫为玩偶，从一开始就没有尝试用真诚去理解这位真诚的音乐家，而真诚在双方之间的距离恰恰造成了彼此的丑行：社会以压制的行为对待他，他还社会以反抗。非正义的压制与意气用事的反抗都是丑行，双方在心理层面的冲突必定会以行为反映出来。罗尔斯认为，“基本的社会善在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利、收入和财富”[16]。从克利斯朵夫拼命挣扎、奋斗的一生来看，哪怕他晚年已经成名，也算不上对一般意义上权利、自由和财富的拥有，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并没有基本善的存在，而一个无善的社会又怎能催生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美行？但是，也需要认清，克利斯朵夫的行为丑陋却并非罪恶，因为他始终抱有对美的向往，美在他的心里早已生根发芽。因此，他的丑行是被艺术化的丑行，读者越是懂得他的心灵纯净无瑕，才会越憎恨他那种荒诞的、令人退避三舍的行为。

三、精神缺陷的隐喻

当丑陋的精神被孤立看待时，很容易让人将丑陋与卑鄙、粗俗等同起来，不能说这种观点不正确，但它至少忽视了丑的美学含义。艺术家之所以要在一部作品中反映缺陷，源于它和美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残缺不全是丑陋的，卢浮宫的三宝中，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雕塑自不必赘述它们的不完整，就连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也不是一幅完成品，蒙娜丽莎背后的景物被画家草草勾勒了事，草稿痕迹也清晰可见。但是，试图要复原补齐这三幅伟大作品的人们最后统统铩羽而归，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丑陋是因为残缺，还是残缺象征着丑陋？显然，艺术作品与现实中的丑陋有着鲜明的差异，前者的丑是一种创造，为了突显美而必要存在，它是一种需要引发思考的隐喻；后者的丑是一种需要得到改造的概括，与美学意义中的丑并无太多联系。

性格缺陷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的一般特质，但作家为了让笔下的人物成为“圆形”而非“扁形”[17]，也让正面人物显示其灵魂的丑陋一面，最著名的例子应属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刻画的冉·阿让，其精神丑陋应和了人在精神层面的负面表现，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写到，“我们的天性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忧伤、可怕甚至恐怖的事物对我们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苦难和恐怖的场面，我们既排斥又被其吸引”[18]。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人存在精神丑陋的一面，这促使人对同样丑陋的事物、精神、现象抱有极大的好奇。

精神的缺陷在克利斯朵夫所处的世界中可谓无处不在。旁人厌恶他的父亲曼希沃也因此而嘲弄他，两个兄弟自私残忍，唯一爱他的母亲也不理解他的内心。对于克利斯朵夫来说，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处的世界里满是肮脏的灵魂。精神的苦痛往往大于肉体的伤痛，热情的克利斯朵夫竟然无法找到一处心灵的栖息地。但不得不说，克利斯朵夫过于理想化，他容易把多元化的世界看得简单，然后要求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的人去迁就他的主张。这就表明，克利斯朵夫在不自觉之间，已经受到了社会精神丑陋的侵蚀，他并没有懂得舅舅高脱弗烈特告诉他关于自然的含义。直到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从友情到爱情的分崩离析，克利斯朵夫才慢慢省悟到不加控制的精神是丑陋的，试图一厢情愿地用个人的精神缺陷去弥补社会的精神缺陷，注定得不到好的结果。

罗曼·罗兰在处理克利斯朵夫的精神世界时，没有忘记在赞扬勇敢的同时表现他的莽撞，在歌颂才华的同时表现他的浮躁，在默许直率的同时表现他的毫无教养。因为，克利斯朵夫令人着迷之处就在于化丑为美，当他意识到某种行为或心态有违他秉持的信念时，即使再艰难痛苦，他也会与之决裂。于是，精神的丑陋在小说中只是一种隐喻，它像是晴空前夕的暴风雨，又像是凤凰浴火重生前的涅槃。在家乡的克利斯朵夫吃尽了自己轻浮浅薄的亏，但这并不能责怪他身边的人们。在精神同样浅薄的社会中，有的只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区别，就像“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准备新的不公道”[19]。冲突本身是丑的，导致冲突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也很难说是美的。到了法兰西，克利斯朵夫又不停地把自己卷入舆论的漩涡。应该说，这时间的他已经稍微能够看清一些人情世故了。然而，当不能改变性格中锋芒毕露的一面时，即使他能够显示出思想的火花，也依然是有缺陷的。

精神的丑陋有许多方面，其中最让罗曼·罗兰不齿的是懦弱，因此，作家赋予了克利斯朵夫战斗的勇敢品格。周围有权势的人对他的否定、压制，都未能动摇他的意志。可是，这种本是美的精神却因为他的冲动变成了丑，因为他的反抗是本能而不成熟的。正如他童年时想杀人的念头最后变成了现实，无论有多少理由为他的自卫辩护，也无法否认他毫无理智的狂热，这就暗示出他精神的病态躁动。“他瞧了瞧手，看到了血，不是自己的血，便不胜厌恶地打了个寒噤。杀人的一幕又浮现了，使他想起杀了人，可不明白为什么杀的。他把战斗的经过在脑子里温了一遍，但这一回眼光不同了，不懂自己怎么会参加的。他又从头至尾想了想当天的事。想到这儿，他糊涂了，思想的线索断了。他怎么能跟那些与他信仰不同的人一起叫喊，打架呢？他们的要求又不是他的要求”。[20]克利斯朵夫让人困惑的反省倒是暗示了他即使杀了人，却也并非罪恶，只是他的精神层面的确存在着崇尚暴力的污秽，混乱的状态让他的精神呈现出丑陋的样貌。

更深一层地看，丑陋总意味着失控。克利斯朵夫在杀人之后又因为不约束自己的情感，与有夫之妇阿娜相恋，差一点要以一同自杀来结束丑闻。而在当时的环境里，“布尔乔亚是不能原谅自杀的人的。倘若一个人不肯忍辱偷生而宁愿死，他们就认为形同禽兽。最懦弱的人也给予指责自杀的人懦怯”[21]。这样看来，即使克利斯朵夫深深忏悔，始终责备着自己，并远走他方，对于背叛朋友的丑事并非心安理得。但他毫无责任心的躲避，将所有的后果和伤害都留给那位可怜的妇人时，也又一次让精神的丑陋面暴露无遗。可贵的是，罗曼·罗兰无意去粉饰这种丑，作家认为克利斯朵夫不成熟的性格象征着蓬勃的朝气，如果一颗种子注定要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它在成长过程中伸出的歪枝斜杈就都能被原谅，甚至还可以认为这是它的必要经历。作家因此采用了一种转化的叙事策略，为了彰显克利斯朵夫精神美的真诚品格，首先正视了他的缺陷。他如何经历了痛苦的洗礼，从此褪去心灵的污垢，也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张世英教授指出，化丑为美的重要一点就是从丑转为崇高。每一个人都有其思想、理智、精神的局限性，即使英雄也不外乎如此。但人总是如朗吉努斯所说的那样努力，这就是从丑到崇高的转变，“这里的丑是指有限，崇高是指无限，化丑为崇高即超越自我的有限性，以达到无限。”[22]克利斯朵夫的崇高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允许自己被局限包裹，比起英雄这个称号，他更像是个战士，不但自己冲在火力最足的第一线，也与所有战斗的人并肩，援助那些处境比他可能还要好些的人，充满爱和希望的精神化解了他精神中的冲动、自我、暴躁和沉重。丑陋，却不执着于丑陋，这正是丑在美学中的魅力所在。

四、结语

《约翰·克利斯朵夫》之所以能在百余年中一直感动着读者，并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从底层奋斗的年轻人的一生，而是展示了这个年轻人从形象面貌、行为举止到思维精神中的种种丑陋和缺陷，然后让他从丑陋中成长、站立起来，最后达到一种真实的、崇高的美。克利斯朵夫形象丑陋，却不囿限于丑陋，他在丑陋的泥淖中高举手中的火炬，既照亮了自己，也指引了后来的人。从这一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化缺陷为高尚。利奥·洛文塔尔指出，“文学具有特殊的价值，它不仅显示了人的社会化行为，而且展示了这种行为发展的社会化过程；它不仅说出了个体的经验，而且阐释了这种经验的意义。作家渴望创造独一无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这种渴望迫使他去探索全新而有力的表达，这些表达经常成功地使人们注意到那些迄今为止难以名状的焦虑和希望”[23]。美是人的天然需要，更是一部小说作品的灵魂所在。作为表现社会行为、展示人性的叙事，有必要且有义务认清美与丑的交缠，然后化缺陷为美。虽然表现人物形象丑、行为丑以及性格丑仅是一种手段，而非叙事的目的，但是，正因为美表现出的完整、良善、和谐，才会使缺陷收纳于美的怀抱之中，进而使缺陷成全了美的善意，并因此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