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玉婕，王 钢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作为成长小说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讲述了白人男孩哈克因不堪忍受养母、生父的教养方式而离家出走，后经由艰辛、惊险的漂泊之旅逐步走向成熟的故事。小说中的“引路人”伴随了哈克“出走”的全程，对其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引路人”是美国成长小说中协助主人公认知社会与自我的重要构件。在成长小说中，“引路人”可分为三种：“正面人物、自然神灵和反面人物。”［1］125在以往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诠释中，研究者们往往忽略了这三种“引路人”对主人公成长发挥的突出作用。本文将从“引路人”这一视角切入，详细剖释小说中的“引路人”如何成为哈克收获成长的关键，以此来考察哈克成长的全貌。

一、“正面人物”：种族平等的认同

在成长小说中，作为“引路人”的正面人物通常是身份或性格较为特殊的一类人，他们游离于主流群体之外，始终与集体保持着显著距离，是社会中的“他者”，但因其切身体验过不被接纳的痛苦，故而待人友善，常能与率真的孩童建立平等的友情，并对其心理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正面人物可细分成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同时具备美德与学识的德才兼备综合体。第二类戏份不多，恰如过客，行色匆匆，仿佛其出场的目的仅仅是“为主人公的成长指点迷津”［1］126。第三类性情随和，与主人公之间更像是伙伴关系，彼此守望相助，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主人公以启迪。《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吉姆就属于第三类“引路人”。吉姆之所以能够对哈克的成长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主要有赖于其良善本性和其给予了哈克异常需要的安全感。

（1）吉姆良善的秉性推动哈克对种族问题进行辩证思考，形成了观人而非其肤色的鉴人标准。在小说的第三十一章，通过哈克追忆吉姆常在深宵接替自己当值，好让自己得以安稳酣睡的情景，揭示出吉姆乐善好施的性格特点。小说中交代，凡是吉姆力所能及之事，他都主动替哈克落成，一律无需哈克费神，而正是因为吉姆友善的举止打动了哈克，才使得哈克通晓人的善良本质与其肤色无关的真相。自此，哈克的种族认知便开始与社会既定的标准相冲突，不肯再对典范的肤色成规照单全收，从往昔被异化的认知中重新界定了个体的判定准则。吉姆在哈克的眼中不再是经由肤色造就的一名奴隶，而是一位值得信赖托付的至交密友，更是个“真正的人”“跟任何白人一样的人”［2］107。“引路人”吉姆构成引起哈克反思固有观念的触媒，激活了哈克的理性认知，促使哈克达成对“黑鬼总是得寸进尺”［3］139的种族主义思维从认同到反叛的转变。

（2）吉姆营建的爱的环境填补了哈克对安全感的热切渴求。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曾指出：“环境是构成精神文化的一种巨大的张力。”［4］509他所指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可引申为人类精神所在的社会环境”［5］58。小说中的社会环境显然严重阻碍了哈克精神层面的健康发展。哈克要么服从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代表的寡妇的教规戒律，要么忍受生父加诸的苛虐摧残，在形同监犯的“牢狱”中，时常“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3］34。但是在吉姆的陪伴下，哈克却获得了十足的宽慰。不管白日黑夜，有时候在月光下，有时遇到暴风雨，吉姆总是与哈克形影相随，对哈克不离不弃。哈克感受到渴盼已久的温暖，吉姆则成为哈克获取安全感的真正来源。吉姆还缔造了木筏上逍遥自在的氛围，在吉姆与哈克顺水漂流的旅程中，常常“一边唠扯，一边唱歌，一边哈哈大笑”［3］299，这些美好都是哈克昔日不曾拥有的。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指出，“对真实的归属感的深刻渴望”［6］28会助人顺利步入幸福状态，“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个人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其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6］23。由此可见，“引路人”吉姆对哈克的珍爱，使哈克拥有了安全感，满足了对“接触、亲密、归属的需要”［6］27。在吉姆创设的爱的空间中，哈克能更健壮的成长，朝着内心充盈和更健全的人格迈进。

处于社会边缘的黑奴吉姆与身处冷漠生活环境的哈克由于相似的境遇而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正是在这段充满爱与温暖的友谊关系中，哈克能够像观照自己一样真实观照以吉姆为代表的黑人群体，祛除以往的种族偏见，正确看待人的肤色与等级的问题，其中，吉姆的善良本质是促成这段友谊关系并打破哈克成见的关键。因此，吉姆既是哈克的伙伴，更是他的引路人，通过正面形象与品质影响了哈克的成长。

二、“自然神灵”：自由逸想的探求

大自然广博、恢弘的属性是人类恒久的渴盼，而人类喜欢追逐大自然的步履是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潜在的神性，置身自然是人们发掘和张扬这种神性的最好环境”［1］133。所以当主人公跻身于大自然的臂弯时，“大自然均被神化，受到主人公的顶礼膜拜，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和感官体验，重塑着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134。安谧、清幽的大自然供给人类一方平心定气的清净空间，主人公也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获得灵感和启发”［1］134。因此，“在大自然中寻求自然神灵的引导，是美国成长小说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美国成长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1］130。

纵览哈克“出走”的全过程，那条贯通南北也贯穿小说始终的密西西比河承担了自然“引路人”的使命。一方面，斑斓、静谧的大河激发了哈克感知喜乐的能力，进而促使其通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另一方面，在大河与陆地的对比中，大河明晰了哈克对岸上文明的认知，推进哈克对主流生活模式的剥离与反叛，驱策哈克勇敢地追寻自由，进而收获成长。

首先，大河通过美学教育的方式，助力哈克茁壮成长。大河宽广的地理空间和河面波光粼粼的开阔景色为哈克提供了尽兴玩耍的园地，生发了哈克对朴拙生活的诚挚向往。小说中写到哈克时常“放钓线进河水，然后泡进河里游泳”［7］136，也时常在“低洼的沙地坐下，水深大概到膝盖，看着白天流逝”［7］136，这种质朴欢愉的生活方式令哈克倾心。大河作为哈克认定的唯一理想驻所和心灵栖息地，启发他认识自己、积聚有益的感知和经验并释放儿童的自然天性，让他获得久别的快乐，并由此晓畅了生活的旨趣。

其次，大河为哈克摆脱陆地的“文明”提供了场所，推动哈克亲善避祸心理的成型。河上并无个人成长与社会制约要素间的龃龉、摩擦，但是岸上却“到处可以见到人类的邪恶和社会的阴暗面”［8］91。哈克经历了格兰杰福特与谢泼德逊家族的火拼，目睹疯狂的复仇行动致使格兰杰福特家族全族覆没时，顿悟岸上的纷争永远没有和洽、平息的终点，这径直构成了哈克憎恶“文明社会”的根本情由。而大河更在与“血腥”河岸的比对中，凸显了其广袤包容，所以哈克只想重回河上，认定只有河流能引导自己顺应本性自然，重启亲善的感觉体验，获取自在的理想生活。

最后，大河上的旅程使哈克意识到主动摆脱与木筏上迥然相异的生活的必要性。在纯真与文明、自然与雕饰、自我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中，哈克果断地选择了纯真、自然与自我。小说结尾处交代，当另一个雷同寡妇的楷模女性萨莉姨妈出场并提议要收养哈克时，哈克立即拒绝且决意逃掉，做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抉择。哈克厌弃主流生活的基本规则，他已然了解自身所需所求，由懵懵懂懂走向慎重成熟，“莎莉阿姨她想收养我，教化我，我领教不起啊。那种滋味我早尝过啦。”［7］331哈克见识了“文明社会”，经受过“文明”的洗礼，他坚定地抛弃“寡妇养子”“萨莉养子”的体面身份，从一位尝试顺从文明既定标准的天真少年，转变为拒绝成为权威话语附庸的独立主体。

在“自然神灵”密西西比河的指引下，哈克破除钤印脑中的意识形态规范并与其彻底决裂，成全了自我本性和自由意志，这正是“自然神灵”对哈克成长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所在。

三、“反面人物”：立身处世的新认知

在成长小说中，“引路人”并非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反面人物”就是其中邪恶的代表。他们作为“正面人物”的对立面出现，同样对成长中的主人公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

“反面人物”也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他们对主人公产生“近墨者黑”的浸染，把主人公引向邪途歧路；第二类，他们以诱惑的形式现身，把主人公引向反思、悔恨的同时，又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第三类，与前面两类相比增添了一些积极意义，他们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反面示例，加速主人公理解美丑、黑白的进程，变相地辅助主人公提升心理成熟度。《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国王”和“公爵”就属于第三类“反面人物”。哈克既在与“国王”“公爵”的长期共处中逐渐明白了善恶短长，萌发了维护公理正义的信念，又因他们的凄惨下场，重新审视既有的道德轨制，树立了立身处世的新认知。

作为“反面人物”的“国王”和“公爵”给哈克提供了活生生的实例，于“恶”的对照中使“善”得以确立。

古罗马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曾说：“自私统治着这个国度，各种自私自利的目的相互冲突，使它终将沦为罪恶的渊薮。”［9］162这说明了人性中利己成分在不断恶性膨胀后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小说自“国王”“公爵”出场就交代了他们寡廉鲜耻的本性，哈克公开宣称“这两人是骗子……是不入流的无赖汉、欺诈犯”［7］144。而“反面人物”德行的堕落、恶变和膨胀，在成为吞噬威尔克斯家族全部财产的“渊薮”后，直接催逼出哈克的反抗行径，促成了哈克“善”的确立。小说中写道，只要记起玛丽·简“深夜独自对着棺材哭，一想到坏人睡在同一个屋檐下，羞辱她，抢她的财产”［7］216，哈克心里就“难过得要死”［3］271。“国王”“公爵”过为已甚的恶行及其造成的棘手局面促成了哈克由看客到正义使者的蜕变。哈克的良心被他们唤醒，在体会和饱尝人性之恶中，哈克才想竭力去改变现状，匡扶正义，亦才能获得精神上的醒悟和成长。尽管小说的后续情节主要围绕哈克对“国王”和“公爵”的怜悯而展开，但这又恰恰说明，他们在哈克的成长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参照效用，并扶助哈克认知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善”。

“国王”“公爵”的凄凉结局也间接催发了哈克的道德心理走向完备，形成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认知。

在与“国王”和“公爵”一道经历的混乱中，哈克逐渐了解到不该让主体的思维认知去盲目贴近现有的社会规范。小说的尾声通过哈克对两个骗子悲惨遭遇的所思所感，展现了哈克鲜明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小说中描写哈克“为他们难过，怎么也硬不起心肠仇恨他们”［7］261，哈克甚至觉得“这种场面很嚇人”［7］261，人们“竟然对同胞做得出这种事”“人类好残酷”［7］261。这样的自述表明哈克对人性之恶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越发难以苟同“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准则。在目击“国王”和“公爵”的境遇后，哈克真正破除了从众思维，停止对瑕瑜黑白做出直观性定论，他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慢慢对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认知，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成长。诚如马克·吐温的研究专家马丁·斯塔普尔斯·肖克莱所说：“天生的德行战胜了哈克所在的文明社会的内在习俗惯例。哈克摆脱了灵魂，而后拯救了灵魂。”［10］281

四、结论

归根结底，“引路人”作为美国成长小说的构件之一，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部小说中显示出了对主人公成长的重要影响，揭示了主人公成长流变过程的复杂性。马克·吐温通过对三种“引路人”的设置，表达了对边缘儿童成长问题的深切关注，意在使读者体会到社会既定规范对儿童思想的荼毒，从而呼吁对儿童思想发展与成长的重视以及对主流话语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