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坡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自1982年发表后，引起了强烈轰动，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路遥也因此声名鹊起，奠定了在当代文坛的重要位置。《人生》书写了主人公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在人生的路上胸怀抱负却迷茫困惑，一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最终以悲剧结尾的故事。小说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底层人民处在变革时代的浪潮之中身不由己、艰难挣扎的一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也是它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并非铁板一块，如果仔细品味、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地方耐人寻味，显示出了文本中不合整体的丝丝裂缝。本文试图以《人生》中的文本裂隙为对象，梳理小说中难以让人察觉的某些不合理的情节和人物设置，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联系作者个人和时代思潮等因素，探求造成这些文本裂隙的原因，并对其作出评价。

一、内在逻辑与文本裂隙

《人生》全书共二十三章，以高加林由农村进城为界，分为上下两篇，一到十三章是上篇，主要描写的是高加林在农村的生活和他与巧珍的爱情，十四到二十三章是下篇，主要描写的是高加林在城市的奋斗过程和他与黄亚萍的关系。高加林从农村进入城市，又从城市回到农村，整个故事框架大致看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仔细考究细节，其中的一些情节发展和人物设置，就会露出端倪。

这些问题通过对比，可以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例如，巧珍对高加林矢志不渝的爱情、黄亚萍对高加林前后不一的态度、德顺老汉对高加林的关心包容，这些都是合理的。

巧珍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农村姑娘，她的身上有着农民真诚朴实的优秀品质。不仅如此，她还心思细腻、心眼灵活，对新鲜事物保持着好奇之心并抱有学习的态度。她想要找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另一半，高加林便是她芳心暗许的对象。但是，当高加林还是民办教师的时候，她自知自己无法与他并肩，只能隐忍着感情，当高加林的职位被顶替，落为农民时，她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心疼与深情，主动用温柔去治疗高加林受的伤，给了他生活的希望。当她知道高加林始终不愿留在农村而是想要去城市打拼的时候，尽管心中难舍，但她依然支持、鼓励高加林大步往前走，不必顾虑自己。而当高加林心意改变，提出分手时，她也是强忍着自己的心痛，情愿放手，让高加林去追求更好的未来，这些行为是一个痴情少女的正常表现。

黄亚萍是一个美丽物质的城市女孩，在高中时期，因为年纪尚小，心思单纯，她与满腹才华的高加林关系一度亲密，但毕业后，两人走了不同的路，高加林回到农村当民办教师，黄亚萍留在城里做广播员，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黄亚萍和门当户对的张克南反而越走越近。高加林进城工作之后，黄亚萍看到他前途不可限量，加之往昔的感情积郁了太久，终于爆发，她果断地选择与张克南分开，与高加林在一起。但是，黄亚萍能够与聪明能干的明星干事高加林谈恋爱，却绝不能与平庸无能的农民高加林结合，当得知高加林被遣送回村的时候，她不可能随之而去。她爱高加林，但是更爱她自己，更爱衣食无忧的物质，所以，她对高加林的疏远、靠近、再疏远，也是顺理成章的。

德顺老汉是村里的长者，有一颗慈爱之心，他在高加林的人生中也占据着十份重要的位置。当高加林民办教师的职位被人顶替，在土地里赌气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拼命干活时，德顺老汉给他做了思想疏导，给予他宽慰。当高加林和巧珍的感情被村里人发现，闹得沸沸扬扬，人们都在看好戏的时候，德顺老汉反而十分看好他们，认为他们是绝配的有情人，故意给他们制造相处的机会。当巧珍被高加林抛弃后，德顺老汉深表痛心，对高加林的所作所为作了批评。最后当高加林终于幡然醒悟时，依然是德顺老汉接纳了他，鼓励着他，指引着他，让他对生活不要放弃。德顺老汉对高加林的关心与包容，是始终如一的。

相较之下，高加林对巧珍的感情认知、巧珍进城看望高加林时的表现、高加林面对自己被遣送回村的反应、村民对待高加林的态度，就显得十分不合理。

高加林对巧珍一开始并没有爱或者喜欢的成分，当他知道马拴去巧珍家求亲时，他心中没有任何波动。他从没有想过会和巧珍发生什么故事，甚至对她有些讨厌。巧珍主动向他表白后，高加林感到的并不是心动甜蜜，而是恐慌不安，在和巧珍接触又分开后，“一种懊悔的情绪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1]45。甚至他故意躲着巧珍不见她。高加林面对巧珍和黄亚萍二者选其一的时候，非常果断地选择了后者，甚至一整天都躺在床上，想着怎么和巧珍断绝关系，与巧珍分开，他并没有多大的伤痛。但是到了结尾，他在与黄亚萍对话时，却表示“从感情上来说，我实际上更爱巧珍，尽管她连一个字也不识”[1]210。在这里突然说巧珍才是真爱，显得不符合逻辑，让读者难以理解。

高加林进城后，就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根本顾不得巧珍。巧珍几次进城看他都扑了空，好不容易见着一面，从她口中说出的却是一堆有关“狗皮褥子”“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之类的话，惹得高加林一通烦躁。可是，反观之前，巧珍哪有如此不知眉高眼低，曾经她是多么知人冷暖，是一个努力学习新事物的积极女青年：她可以听高加林的话，不顾村人的笑话，当众刷牙；也可以不管旁人的指指点点，和高加林共骑一辆自行车，到城里买漂白粉。到小说后面她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只知道家长里短的农村妇女。这前后的差别简直是天上地下，巧珍的形象可以说是十分割裂的。

高加林一开始在城市的工作中如鱼得水，他简直成为了明星一般的人物，尤其是在南马河抢险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受灾前线，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及时、感人的新闻报道。他的能力得到了尽情释放，领导对他也赞赏有加，县委宣传部还把前去省报新闻培训班学习的唯一名额给了他。高加林踌躇满志，想要有一番更大的作为，然而在他离开的这段日子，张克南的妈妈向纪检委举报高加林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得进城工作的资格，他被处以遣送回村的惩罚。当高加林回来得知这个消息，如同从高峰重重跌至低谷，他变得一无所有，但此时他的态度却显得过于平静，他“甚至觉得眼前这个结局很自然；反正今天不发生，明天就可能发生”[1]205。这不免让人觉得高加林接受这个结果太快、太顺，让人怀疑他的反应的真实性。

村民们对待高加林的态度也让人感到意外，他们站在大马河的岔道口迎接高加林，围在他的周围问长问短，“所有人的话语、表情、眼神，都不含任何恶意和嘲笑，反而都很真诚。大家还七嘴八舌地安慰他哩”，“回来就回来吧，你也不要灰心！”，“天下农民一茬子人哩！逛门外和当干部的总是少数！”，“慢慢看吧，将来有机会还能出去哩……”[1]220高加林前面才听见孩子在山坡上唱起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1]219，后面就立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理解和鼓励，村民们的宽恕显得十分突兀，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不符常情。

这种种不合理之处，是文本的内在逻辑不通的表现，造成文本裂隙便是必然的结果。

二、写作意图与强行干预

《人生》中不合理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设置，使作品不可避免地显出了文本裂隙，这其实是路遥在写作中为了实现写作意图而强行干预造成的。

路遥写作《人生》的初衷，就有为人生作指引的强烈目的。在《人生》的扉页上，赫然写着柳青《创业史》中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1]扉页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人生》整部小说的精微之旨，它想要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路遥在谈到自己创作《人生》的目的时，就明确表示，他要让高加林这样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偏了方向的青年“走到人生正道上去”，懂得“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2]。

其实，《人生》的诞生并不顺利，路遥透露过自己写作的艰难过程，1979年他便开始动笔，写完后很不满意，将原稿搁置了起来，第二年拿出来再改，还是不行，直到第三年才写成。如此反复折腾，说明路遥对《人生》的投入之深和要求之高。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路遥的创作：“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首先取得高层认可，然后向民间‘倒灌’。如此做法，也就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站得高，看得远，题材选择精准，便能连连获奖，扬名天下；二是因为主题先行，写作就并非水到渠成，而是先建红旗渠，再引漳河水。”[3]为了做好“倒灌”工作，实现这种写作意图，路遥就不得不介入文本，强行干预，以此来处理人物言行和情节发展。

以此作为出发点，再来观照那些文本裂隙，便能豁然开朗。写高加林对巧珍刚开始似乎是半推半就、被动接受的态度，到之后巧珍嫁作人妇，他追悔莫及时，才坦言巧珍是自己的真爱，这是为了突出高加林事业和爱情双双遭受打击的凄惨下场，说明高加林走错路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从而增强他的悲剧性。写巧珍进城看望高加林，她一反常态，不复以往落落大方的模样，而是硬扯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丝毫不顾及高加林的烦躁情绪，是为了拉大巧珍与黄亚萍之间的差距，突出她们的对比性。而且，高加林进城之后，不能转瞬就把农村的恋人抛弃，否则会大大损害他的形象，毕竟巧珍在他处于低谷时一直陪伴着他，不曾有过任何过错，这时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而巧珍的不妥表现就是助推高加林做出决定的关键一步，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写高加林知道自己被遣送回村的反应，是为了说明高加林迷途知返，为时未晚，他没有失去心智丧失做人的底线，也显示了作者对高加林的同情之心。写村民并没有对高加林落井下石，而是充满了宽容和鼓励，是为了表现村民的淳朴善良，呈现黄土地的博大与温情。

显而易见，这些文本裂隙都是作者精心设计的，是故事发展的必备要素，由此来表现主旨的合理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使得故事百转千回，精彩好看，扣人心弦。小说中，路遥还苦心设计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来替代他在文本外的角色，执行教导任务，这个人就是德顺老汉。德顺老汉是黄土地里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是重情重义的传统道德符号，也是高加林人生道路上的鞭策者。他有一颗大爱之心，一身正义之光，以智慧的化身来引导高加林走正确的路。在故事的结尾，路遥借德顺老汉之口，说出了一番人生道理，他告诉高加林，同时也是告诉读者：做人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能投机取巧，否则终有一天，会被打回原形；只有秉持正确的态度和方向，才能在人生的岔道口选择正确的路，坚实地走下去。

诚然，小说作为作家虚构的产物，总会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人生》中的文本裂隙，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鲜明的意识。曾有研究者这样感叹：“作家笔下的高加林却显得木偶气十足，活像个皮影人，在已经‘规定’的命运下，表现‘无所作为’。作家的意志代替了主人公的行动，顺着设定的路线走向命运。”[4]其实何止是高加林，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巧珍、黄亚萍、德顺老汉等，也都受作家的掌控。到了小说的最后，作者的意图已经完全控制住了故事自然发展的方向。

为了实现写作意图而强行干预小说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作者来说，这样做可以方便自己达到想要表达的效果，让人物按照规定的路线出发一直走到预先设定好的目的地。但是对于读者来说，这些不合理的安排还是可以察觉到，给人平添了一份生硬之感，这对作品的艺术性是有一定伤害的。

三、个人话语与时代思潮

具体来说，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人生》的文本裂隙？这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探寻。

从内因着眼，在个人话语方面，最直接的是和路遥本人的生活经验与亲身体会有关。路遥是陕北山区一个贫困农民家庭的孩子，因为条件艰难，儿时他就被送给伯父收养，伯父家经济同样拮据，路遥只能勉强上完中学，从小到大，那种自卑又自负的心理，始终缠绕着他，这在高加林的身上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在事业上，路遥在青年时期凭借着突出的个人能力，在城市里曾经有着锦绣前程，然而因为变故，他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成为一位农民。这与高加林偶然进城工作，又被遣送回村的过程何其相似。在感情上，路遥与初恋林虹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但有情人未能成为眷属，失恋后的路遥心如死灰。就在此时，他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女性林达出现了，与路遥共同渡过了这段难熬的日子，这正如高加林失意时，巧珍的安慰与陪伴一样。

这种种经历，在路遥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成为了他创作《人生》的源泉。路遥曾经这样表示：“如果我没有从农村到城市这样的生活经历和这个经历过程中的各种体验，我也就不可能写出《人生》。”[5]显然，人生中的痛苦与欢乐都是路遥所难以忘怀的，他把自己独特的经历与《人生》中的高加林重叠在一起，对路遥来说，“高加林的故事是对自己人生经历一次最自然释放又最费尽心机的摹写”[6]。

从外因着眼，《人生》的写作与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思潮是分不开的，它先天地具备着80年代的印记，成为了当时中国文学的一个典型代表。新时期之初的中国，正处于社会激烈变革的关键时期，此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物质上还是观念上，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农村的青年来说，这种感触尤为强烈，他们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感到不满，却不知道如何寻找突破之路，因而对人生产生了迷茫。

1981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了一场主题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署名为“潘晓”的青年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掀起了轩然大波。围绕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的问题，整个社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作为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作家，这样的讨论热潮自然对路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路遥素来十分重视文学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影响，他认为写作题材的选择，应该从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去筛选，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琐碎的生活经验完全照搬。他创作的《人生》，便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实践这种想法。

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是80年代青年的一个代表，《人生》可以说是80年代时代思潮的一个缩影，一种人生的爱恨情仇、一段生活的跌宕起伏和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被生灵活现地体现在了小说之中。高加林的痛苦就是当时社会上迷茫青年的痛苦，他们的那种价值观念的冲突被放置在了高加林的人生选择上，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内涵特征也随之尽显无遗。于是，时代思潮为《人生》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反过来，《人生》又借时代思潮为社会人群的讨论提供了优秀的素材，一部小说和一个时代就这样合二为一，成为了整体。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王维玲先生对《人生》的介入。1981年，路遥写完《人生》初稿后不甚满意，他将稿件寄给了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的王维玲，想要对方指点一二。王维玲与同事们仔细看完原稿后，对《人生》的结局提了建设性的意见。他给路遥回复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意见：“小说现在的结尾，不理想，应回到作品的主题上去。加林、巧珍、巧玲等不同的人物都应对自己的经历与遭遇，行动与结果，挫折与命运，追求与现实做一次理智的回顾与反省，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总结过去，总结自己，总结旁人走过的道路，给人以较深刻的启示和感受，让人读后思之不尽，联想翩翩。现在的结尾较肤浅。”[7]王维玲提出，《人生》的结局应该进一步提升，更加深化，路遥因此做了大幅修改，在小说的结尾处加大了教育指导的力度。可以看到，王维玲等人也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思潮的风向，他们的建议帮助路遥对《人生》又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由此，也就更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故事结尾高加林、巧珍、村民们会有那样反常的表现，这里也有着强大外力的影响。

路遥在小说的最后写道：“一九八一年夏天初稿于陕北甘泉，同年秋天改于西安、咸阳，冬天再改于北京。”[1]223这部小说的书名，也由《高加林的故事》改为《生活的乐章》，再而为《你得到了什么？》，最后改为《人生》，该小说成为了反映80年代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的重要作品，其内涵不言而喻。

四、结语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到现在已经40年。《人生》的发表曾轰动一时，不计其数的读者被高加林的故事所感动。1983年，《人生》荣获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对路遥和他的小说的充分肯定。现在再来看，这篇小说的光彩依然没有褪色。

诚然，《人生》中有这样那样的文本裂隙，但不能因此抹煞它的价值，而应该认真分析，挖掘作者的用意。特定的历史时代，特殊的人物经历，使“《人生》以它幽深复杂的精神向度和别具匠心的艺术造诣，为我们不断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性”[8]。它具备着巨大的张力与魅力，足以吸引一代又一代人对其进行不断的重读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