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仪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1)

东西的新作《回响》，以女警冉咚咚侦破“大坑案”为案件线，以其在破案过程中同时发现的家庭问题为感情线，两线分奇、偶数章并行直到终章合并。许多人将视线聚焦在双线“对照”中，或多或少地试图解析这部作品的尝试性色彩及所透露的写作意味；但纵观整部小说，除去这份单双章节分线叙事的布局外，小说对出场角色的塑造同样引人关注。作家东西在专访中说：“心理学上有一个‘投射效应’，就是把自己的喜好投射到别人身上，遇到类似的人投射会比较准确，但遇到不相似的人，投射就会产生严重偏差。当现实投射到我们的心理时，我们的反应也各有不同。”“什么样的材质，有什么样的投射反应，而这个材质就是我要塑造的人物，我通过他们对现实和情感的反应来塑造他们。”[1]因此，小说人物也是作者的“实验台”，他们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作家出于某种创作动机所塑造出的观念承载品。《回响》里，作者将女主角作为重点解析的对象，于是以冉咚咚为主，在夏冰清、贝贞、卜之兰、沈小迎等一众女性的辅助下，作者进行着他对“爱情”的探讨，而在对这些出场女性的分析中，我们稍显惊讶又理所当然地发现她们透露出一致的精神内核，于是得以更深地反推出作者思维模式中对这些女性形象的“要求”：她们必须、也只能如此相似，似乎不如此就无法强调出这部作品的某种导向。

一、异中有同的女性群像

《回响》并不是一部群像小说，却因为多个人物之间的相互照应与对比产生了群像效应。以冉咚咚为首的女性和以慕达夫为首的男性有一种泾渭分明的分歧，小说的矛盾与张力也因此呈现。下文将视角聚焦于女性人物，从冉咚咚到卜之兰，作家为她们赋予了相同的特质：怀疑、反复与神经质。如果说冉咚咚是作者用来剖析的“主菜”，其他女性角色就是为其补充侧面的“配菜”。因此，冉咚咚们情感相通，又因为这份相通，以己度人、以人为镜，造就了对自我更大的怀疑与更严峻的反观。

死者夏冰清，是小说“案件线”所要追寻的谜底。在冉咚咚探案破案的过程中，夏冰清的各个生活碎片也被逐渐揭露出来。她爱上有妇之夫，对家人隐瞒虚构生活现状，与徐山川纠缠并怀着恨与爱。冉咚咚与夏冰清一生一死，一个去不断追寻另一个所留下的谜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自身比较——出于女性之间的共情，这份“比较”贯穿了整部小说。夏冰清的故事由冉咚咚亲手为读者揭露，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也不可避免地将二者放在相似的位置思考，小说人物的行为与书外读者的行为相应，打破了“第四面墙”，又印证了作家东西的“投射”理论。夏冰清的形象随着小说剧情的开展，在徐山川、小刘、小尹、夏冰清父母、吴文超等人的口述中慢慢变得“丰满”，冉咚咚的“自我”却在与这些叙述相对的双数章节中慢慢破碎——由探案带来的对周围环境的怀疑和对自身的反省，是冉咚咚精神波动的主因。作家并不对这位女主角多加怜悯，反而更加着力描写其思绪混乱的过程，小说的家庭主线完全围绕着冉咚咚的决定展开，正如其案件主线完全围绕着夏冰清的死展开一般。在故事结尾，夏冰清的死因终于揭露，冉咚咚对自己的精神分析也迎来谜底和反转：精神出轨的竟是她自己，她对丈夫慕达夫的怀疑其实是为了转移自身出轨念头的潜意识反应。夏冰清与冉咚咚遥相照应，同样的怀疑、同样的愤怒、同样逼迫缠绵的爱和恨……冉咚咚在水面，夏冰清则是水下的投影，二者构成的“回响”，相似而不一致，客观上完成了对小说主题的印证。

以冉咚咚、夏冰清的回响为立足点，我们很容易理解作家对卜之兰的塑造。卜之兰是刘青的女友，在男友被怀疑为案件嫌疑人后，卜之兰的怀疑与敏感迸发，这似乎是冉咚咚对慕达夫怀疑的简缩版。不同的是，卜之兰对刘青的爱是她不安的原因。小说第九章写道：“他(刘青)一边心疼她(卜之兰)一边反感她施加的压力，忽然产生了逃避的念头。他说如果我离开了，你会好起来吗？她说离不离开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犯没犯罪。我要是不爱你，你犯不犯罪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你的罪也是我的罪……”[2]308卜之兰的这份爱容易令人想到吴文超的母亲黄秋莹，面对儿子被怀疑的当口，黄秋莹也如此辗转反侧，起初想安排儿子逃跑，最后又叫吴文超回来，大哭着说“文超，妈对不起你”[2]215。如果夏冰清与冉咚咚所代表的是对“是否爱”的怀疑，卜之兰与黄秋莹代表的就是“确定爱”后的纠结。前者作为小说的主要探讨内容，后者作为小说中的补充部分，形成了对“爱”的多层次叩问。

与上述女性相区别，体现了在“爱”的探讨中另一选择的，则是贝贞和沈小迎。贝贞是一位女作家，与丈夫洪安格离婚后，试图与冉咚咚的丈夫慕达夫结合；沈小迎则是徐山川的妻子，面对丈夫出轨的事实心静如水，仿佛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这二位女性所展现的策略，便不再是“逼迫”，而是“复仇”。贝贞离开了洪安格，问慕达夫“我们究竟有没有绿他们”，在来到慕达夫所在的城市后公开地追求他，并以自己和洪安格、冉咚咚、慕达夫等人为原型写作复仇小说。她的小说《一夜》所写的是否真实、她与慕达夫之间是否确实有过一夜情，与心中的复仇欲望相比，已显得不再重要。沈小迎则表现出并不在意小刘小尹夏冰清们与徐山川的纠缠，她相当“佛系”，似乎早已看破男女之间的所谓爱情，说自己“心思都在孩子身上”[2]19——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你不可能任由他把你翘到天上去，你能把你这一头压下来让跷跷板保持平衡，心里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只是我暂时还没发觉。”[2]87这段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是冉咚咚对沈小迎无动于衷的质疑，而这个秘密直到结尾才揭露：沈小迎的女儿并非徐山川亲生，她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对丈夫最持久的报复。那么，贝贞与沈小迎所代表的“复仇者”，与冉咚咚卜之兰等是否有交界点呢？在深入分析角色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份复仇心与爱确实有一个交汇，那就是夏冰清。夏冰清联系吴文超“策划”杀死徐山川，是她试图报复的体现，放弃计划和与徐山川的反复拉扯，则是依然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缘”。至此，小说的几种女性形象形成了一个可以连接的圆，不同女性形象之间相互对照，又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小说家既让我们看到她们的不同选择，又提示了这些选择相同的内核：无论怀疑、痛苦、纠结还是复仇，全都是女性因为爱情而产生的种种“扭曲”。作家似乎在说：没有人面对爱情可以无动于衷，其实不止爱情，作为群居动物的人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往往会超出自己想象——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个体，这份认识或许比单纯对“爱”的纠结更具价值。

二、别具深意的“凝视”

“凝视”在女性主义语境下往往并非一个中性词。“它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3]349与分析角色对小说主题的影响不同，对于“凝视”的讨论更关注作者与角色以及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即作者及人物自身潜意识的投射。在《回响》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小说采用冉咚咚作为女主人公，并塑造了如上文所列举的多位女性形象，它依然不可避免地将女性的身体叙事融合进了叙事过程中；如果说贝贞的妩媚、夏冰清的美貌、冉咚咚的女性魅力可以解释为作者对故事内容的点缀，那么，冉咚咚对“郑志多”的臆想、易春阳对“谢浅草”的妄念，则不容辩解地将女性/男性“凝视”的意味推到了最高峰。约翰·伯格(John Berger)认为，“女人必须不断地注视自己……从孩提时代开始，她就被教导和劝诫应该不时观察自己。于是，女性把内在于她的‘观察者’(surveyor)与‘被观察者’(surveyed)，看作构成其女性身份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是截然不同的因素”，而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作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4]46-47在《回响》中，女性角色已在不经意间完成了自我物化并转而压迫同性的过程。在贯串全篇的对冉咚咚心理的剖析中，作家似乎故意避免常见的“同情”立场，从而让冷峻的解剖带有一种男性的居高临下的俯视感。

整部小说中汇聚最多、占最大比例的身体描写的对象，无疑是贝贞。小说对贝贞的首次直接描写便借自冉咚咚之口：“贝贞的身材确实饱满，眉宇间真还有那么一股灵性，举手投足算得上妩媚，诗意嘛，外行觉得缥缈，但权威说有就有了。……这些评价不仅没能让她产生对贝贞小说叙述的向往，反而让她联想到贝贞那双修长白皙的手臂像南方疯长的植物越伸越长，以至于缠绕到了慕达夫的身上。他指出贝贞的小说主题虽然看似大胆奔放，甚至经常涉及勾引，但那绝不是简单的情欲而是女性主义的自觉。她想贝贞自觉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自觉到一碰就倒？”[2]53冉咚咚对贝贞的恶意并不来源于别处，竟是来源于“雌竞”：女性们争抢父权和男权的恩宠，并站在父权的视角凝视和要求其他女性。她对沈小迎不在乎徐山川出轨的震惊和不相信，其间所隐含的悖逆和否定恰恰是：她不相信沈小迎摆脱了对男性的迎合，正暴露了她自己对于自我主体的阉割。贝贞身上所承担的凝视亦不止于此，小说写她与洪安格离婚后，在慕达夫的城市租了一间房，一天慕达夫来拜访她，她穿着三点式正在做瑜伽，慕达夫吓得转身欲走，她说对方是胆小鬼[2]182。这种直白的勾引，上可追溯到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中的佳人倒贴才子，下可联系小说后文贝贞光着身子钻进慕达夫的被窝。小说的这几段描写似乎着力体现慕达夫的坐怀不乱，可这种体现却是在对贝贞形象的摧毁和扁平化的废墟上完成的。以此为例，前文所列举的女性群像，一一成为小说文本中存在男性凝视的丰富证据：夏冰清横跨整部小说的痛苦纠结，是因为得不到徐山川的承诺和“完全的爱”，在她身上甚至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反凝视努力，完全是因为没有得到男性话语的认可而疯狂；沈小迎出轨的根由是为报复而非遵从自己；卜之兰再度联系刘青仍然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愧疚(有别于当初的虚荣及利用)……她们都并未摆脱男性主流社会为她们所划定的道德取向，甚至依然渴求着得到男性们的偏爱。

贝贞等女性角色的塑造所透露的男性权力话语，尤其体现在作品后半部对易春阳的想象的描写——对女性直接的意淫。易春阳是一位爱好写诗的民工，在结识了“身份高贵样貌美丽”的谢如玉和“对面女工能够追求”的吴浅草后，他为自己虚构出了一个完美的恋人“谢浅草”。在他的妄想中，谢浅草倒追又倒贴，落落大方善解人意，喜欢他写的诗，所有人都因为他有这样的女朋友而羡慕他。易春阳通过“谢浅草”完成了自我满足，并在这种意淫中进行自我情欲的投射和男权话语的建构。而正因为“谢浅草”的虚构性，“她”(代表着“她们”)被降格为一个物体，不具有丝毫的自我意志和反抗性格。小说中冉咚咚评价易春阳有“被爱妄想症”，并说：“我也曾有过，但发现得很及时，……有一点‘被爱妄想症’不是坏事，就像有一点儿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是坏事一样，它们都具有安神补脑利于睡眠之功效，关键在于如何掌握这个‘度’，太痴迷就不能自拔。”[2]331

有趣的是，在故事结尾，冉咚咚意识到的是自己主动喜欢上了邵天伟，因此才不断试图挑慕达夫的过错。内疚深深击中了她，她突然与她曾经审讯过的“犯罪嫌疑人”们产生了共情。于是在探问慕达夫是否爱她的过程中，冉咚咚实则透露的是自己依然渴望着慕达夫的爱。“你还爱我吗？”这话很难不让人怀疑她究竟是真的愧疚，还是只想再次从前夫口中得到他对于自身魅力的肯定。因此，与所有自我物化而不自知的女性一样，她的“被爱妄想症”可以等同于“被凝视渴求症”。冉咚咚迫切地需要从男性的原谅和肯定中找回自我的价值，此举宣告了整部小说女性们反凝视的失败，从女主角到女配角再无区别，均笼罩在男性主流话语之下。与其他反映女性主义思想的作品不同，《回响》的权力话语并不来自于小说文本内部，而来源于男性社会的“凝视”。这份“凝视”深埋在作品的表皮下，只有通过对角色的深入分析，才得以窥探其间一角。小说常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有意识地在作品中透露人物的无意识和潜意识，正是我们应当深入思考与反省之处：某些习惯成自然的“约定俗成”，那些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桥段，究竟是确实的共识，还是已然被“合理化”了的文化权力？冉咚咚们所面对的自我认识的困境，也是当代不少女性正在经历的。

《回响》第九章开头写冉咚咚到埃里住下，引起了村民们的巨大惊惶，这真是天才之笔。警察的角色身份，让冉咚咚的社会性别(gender)远远超出了生理性别(sex)，在一定程度上当可视为对社会性别独立于生理性别这一女性主义理论的回应。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不管生理性别在生物学上是如何地不可撼动，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的。因此，社会性别既不是生理性别的一个因果关系上结果，也不像生理性别在表面上那样固定”，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容许了社会性别成为生理性别的多元体现，因而已经潜在地挑战了主体的统一性。”[5]8《回响》是这样写的：

于是，村民们开始猜警察来这里干什么？要么追踪罪犯要么调查案件要么抓捕犯人。那么，犯人是谁？首先被猜的人是刘青和卜之兰，他们是外来人口……甚至有人说看见冉咚咚拿着望远镜观察刘青和卜之兰的一举一动，传言甚嚣尘上。一天夜里，村长问你是来盯梢刘青的吗？她不答。村长说大家都这么传，弄得人心惶惶，如果你是来抓坏人的应该跟我通通气，怎么讲我也是基层组织的领导，有事没必要瞒着我。她还是不答，吓得村长背后发冷，以为她是纪委派来暗中调查他的。为了消除自己的心理暗示或者说恐惧，村长也跟着大家说她是来抓犯人的[2]299。

身为一名警察，冉咚咚对涉案人的凝视无疑带有社会责任所赋予她的权力，从普通村民的惊惶，到村长的恐慌，再到刘青、卜之兰的精神崩溃，小说真实地叙述了人们面对“权力之眼”的种种反应。而这种女警察对男性嫌疑人的凝视、女上司对男下属(小说中的年轻警察邵天伟)的凝视，恰恰证明了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性质及其对于生理性别“男强女弱”模式的颠覆。援用约翰·伯格的内在于女性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理论，冉咚咚不但把自己变为男性眼光的观察对象或景观，并用隐藏在自身内部的男性眼光凝视和评价其他女性。如贝贞的丰满和轻佻、夏冰清无谓的纠结和死亡、卜之兰的愧疚、沈小迎的可鄙……不仅如此，作为一名不断破获重大案件的资深女警察，冉咚咚以探寻“真相”和“正义”的眼睛，凝视和拷问自己的丈夫慕达夫、贝贞的丈夫洪安格、沈小迎的丈夫徐山川、年轻警察邵天伟以及吴文超、刘青、易春阳等男性。作家巧妙地用贯串全书的“审案”情节，悄悄地上演了一出“性别反串”的戏剧。在剧中，凝视他人的冉咚咚，她的社会性别其实已经变为男性；而上述的慕达夫、洪安格、徐山川、邵天伟、吴文超、刘青、易春阳等男性们，在冉咚咚的凝视之下已然变为女性。从慕达夫、邵天伟的犹疑，到吴文超、易春阳不同程度的“被爱妄想症”，他们都表现出作为社会性别的女性特质。朱迪斯·巴特勒说：“当我们提出建构的社会性别身份根本上是独立于生理性别这个理论时，社会性别本身成为一个自由流动的设计，结果男人(man)与男性(masculine)大可以意指女性身体，就像它们意指男性身体一样；而女人(woman)与女性(feminine)也大可以意指男性身体，就像意指女性身体一样。”[5]9《回响》的每个章节，大体依照刑事案件审讯(“探案”)与感情事件探询(“探情”)的方式加以叙述，冉咚咚一以贯之的法律之眼(“罪犯是谁”)与情感之眼(“他还爱我吗”)始终在交织和缠绕。以冉咚咚在单位与家庭中的成就和地位看来，她的凝视可以表述为“我要查出罪犯是谁”和“我还爱他吗”，是非常典型的男性(masculine)凝视。另外，小说的每个人物在复述案情的过程中，也都带着自己的口吻和自己的凝视。小说家在文本中呈现了类似于《罗生门》式的多人物、多角度丰富交迭的凝视，不仅关乎法律、道德、爱、教育、家庭，也关乎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各种视线和声音的“缠绕”与“回响”，使小说成为一部深具社会意蕴和性别意味的宏大之作。

三、希望的出口

虽然《回响》通过对案件的侦查和对角色心理的逐步解析，吸引着读者思考有关亲密关系的团团迷雾，作品却并未将其最终内核简单地定位于此。正如东西在专访中所言：“所有的铺垫就是为了这道光，因此，这道光才显得明亮。”[1]作家所塑造的女性角色们提供了剧情中多数的情感动荡和纠缠，每一位女性都至少与一名男性相对应，呈现了东西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多样化的思考。但在人物群像的角色塑造上，作家同时完成了对主题百川归海的靠拢：掩盖在人物焦虑和怀疑的外表下的，其实是对信任与爱情的呼吁；冉咚咚们越偏执、越敏感，其实正代表了越在乎、越爱。将希望埋藏在失望下，更能体现这份希望破土而出的力量。至此，作家终于披露了自己对于小说写作的理解：角色需要为主题服务，冉咚咚们缠绵的爱恨，正是各种“回响”碰撞的绵密的回声。作家巧妙地将作品主题寄寓于故事里的女性，通过她们的思虑和行为投射自己的思考。

夏冰清对徐山川的“爱”是整部小说中最为明确的感情线。与冉咚咚直到最后才“勘破”自己不同，夏冰清对徐山川的爱从“刷身体”到“刷感情”，最后上升到“刷婚姻”，有迹可循、逐步加深、不遮不掩，这种直线式的纵向发展甚至带有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色彩。夏冰清对徐山川的爱情的执着，是徐山川产生杀心的直接原因。徐山川无法忍受夏冰清的纠缠，终于与徐海涛谋划“借刀”杀人，但在冉咚咚查案的过程中，读者发现其实在徐山川决定摆脱夏冰清之前，夏冰清就已经联系吴文超，试图策划杀死徐山川。但她在看到吴文超替她拟定的庆祝徐山川生日的安排后，爱又压倒了恨，让她沉浸在对徐山川更深的渴想与痛恨中。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特意提及夏冰清的父母在知道女儿的死讯后尽管悲痛难当，却在第一次被询问时向警方隐瞒了关键证据：夏冰清没有成为他们理想中的女儿。“她把我们的脸丢尽了，而我们还以为她在为我们争光……”[2]28行文至此，足以体现夏冰清在原生家庭感到的压力和不安，这份压力，让她更不顾一切地要争取徐山川的爱情。作家东西对家庭和爱情的互相影响有独特的洞察。在小说中，得到承认的愿望，贯穿在夏冰清与父母、夏冰清与徐山川之间。她的偏执是不被爱的投影，因为不被爱，所以更想要爱。

而冉咚咚则更多地代表了作家的另一个切入点：信任。在“大坑案”中，目睹涉案人员的种种隐瞒逃避后，冉咚咚变得多疑敏感，将工作带入生活中，开始怀疑丈夫慕达夫的忠贞。在双数章节所呈现的家庭纠纷中，冉咚咚的心理波动慢慢增大，是愈演愈烈的不信任造成的结果。从最简单的口是心非，到后来尝试割腕、不配合心理医生、终至与慕达夫离婚。作家用几乎整部小说的篇幅，讲述了女主人公反思和怀疑亲密关系的过程，但就在大部分读者开始思索这部小说是否就此定格在“反映焦虑”时，《回响》用最后一章完成了惊天逆转：冉咚咚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逼迫慕达夫主动分手，让自己得以“没有压力”地离婚，不必背负变心出轨的负担。于是前文构建的所有预设都瞬间崩塌，冉咚咚不信任慕达夫，是她希望慕达夫真的对不起她，而她的多疑一下子失去合法性，形成了对“信任”问题的颠覆。但东西显然不是一位冷酷到底的作家，冉咚咚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想法后，立刻对慕达夫产生了强烈的“疚爱”——“就像吴文超的父母因内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兰因内疚而重新联系刘青，刘青因内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阳因内疚而想要给夏冰清的父母磕头”[2]346。显然，“疚爱”在人的情感反应中常与“弥补”相连。在冉咚咚不信任慕达夫时，她揪住他的“疑点”层层深挖，其实反而是潜意识里愈发执着地想从慕达夫身上找到值得相信之处。当这份对他人的不信任转化为对自己的不信任后，冉咚咚和“慕达夫”的位置顿时调转，她发现自己才应该被摆在受质疑和调查的位置上。小说结尾留下一个半开放的空白，冉咚咚问慕达夫是否还爱她，慕达夫说爱，这是深情的爱，还是慕达夫对冉咚咚的信任(与小说前半部的情节恰好相反)的寻找？或兼而有之。“爱”和“信任”，与“恨”和“怀疑”相互投射，互为辩证。将夏冰清和冉咚咚的例子铺开，我们便能发现小说中其他角色的故事也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并且主要通过女性角色的反应展示出来：贝贞与洪安格之间的信任危机、沈小迎对徐山川的恨、卜之兰因怀疑刘青犯罪而夜不能寐……会产生“恨”，是因为希望得到“爱”；会因怀疑而痛苦，是由于尚未找到可以“信任”的凭证。在整部小说中，作家选择了女性角色们作为体现这些希望的载体，而男性角色们则是让她们产生希望或失望的开关。因此，《回响》中的女性具有相似的精神面向，作家通过她们，传达的也不只是迷茫，而是更多期许：人心无法揣摩、不受控制，但追求可以，希望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