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楚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在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一直较低，在“三从四德”中，便可略窥一二。“三从”，是中国封建社会强迫妇女遵守的三种道德关系，最早出自《仪礼·丧服》，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其中的“妇德”即要求妇女严格遵守“三从”的教条。女性从未出阁前就受到男性的支配；出嫁以后，自不必说，事事要听从丈夫的安排；丈夫死后，则要服从儿子。可见，至少从“理论”上讲，女性终其一生都在经受男权的束缚。同时，来自女性的压力也并不少见，如以母亲、祖母主导的缠足等。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不少女性开始正视自己，要求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于是越来越多的妇女运动兴起。女报的开办，便是其中一种重要形式。北京乃至北方地区最早的妇女日报是于1905年[1]创刊的《北京女报》。北方地区作为封建礼教流毒的重灾区，能有这样一份宣传女性地位的报纸，实属不易。这份报纸对北方女性，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给予女性，尤其是下层女性知识、权力意识的启蒙；二是促进女性行为的改变。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囿于时代的局限，《北京女报》不可避免地也存在消极的一面。

一、《北京女报》概括

清末，北京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05年8月，张筠芗、张毓书母子创办的《北京女报》，是北方地区最先发行的女报，并且是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日发行女报[2]。馆址位于前门外延寿寺街羊肉胡同路北[3]，后迁至琉璃厂西门内路南[4]。《北京女报》创刊号现已遗失，但天津的《大公报》曾刊登创设《北京女报——缘起》一文，该文描述女报办报缘由，也揭示出其“开女智”“开民风”之宗旨，更彰显其对社会现状之态度。《缘起》中写道：“地球文明各国，竞言女权，而女权发达之始基，由于女学。”[3]与世界女权的蓬勃发展相比，中国女权尚未形成气候，“中国南省，曾有女报出版，惜其旋起旋灭，未能垂久”[3]，面对这种情况，《北京女报》认为，想要发展女权，办女报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相较于开办学堂，办报的优势在于筹备期短、宣传面广及接触门槛低，这意味着女报能更快也更易被大众接受。

同时，《缘起》中也记载了关于女报编辑的相关信息，“小儿毓书，充北京报主笔……至于编辑演说、总司大权，则本主人之责……《北京女报》主人（会稽杜氏）张筠芗启”[3]。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母亲张筠芗是报馆主人，或说为报馆总理，其子张毓书（字展云）为主笔并掌管需与外界打交道的各项事宜。不过，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女报698 号《来函》一栏中，抬头未提及张筠芗，而是“展云仁兄大人阁下”[5]，再加之当时大公报称《北京女报》发起者为张展云，姜纬堂先生据此分析，“颇疑所谓本馆主人张筠芗、张老太太，只不过是借女主办以广招徕，便进行而已”[6]38。另外，王子真[7]、葆淑舫郡主[8]等也短暂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笔。

二、《北京女报》对近代女性思想的启蒙

为更好地启蒙女性的思想，女报选择通过扩大受众群体、提高可读性来增强报纸的影响力。《北京女报》的栏目设置丰富，截止至休刊共开辟栏目80 余种，“本京新闻”“本京琐闻”以及“女界新闻”，是《北京女报》极具特色的栏目，前者针砭时弊，对于北京时事报道及时，且文笔犀利，评论不趋炎附势，获得了北京社会各界不少关注。此外，不仅北京相关的新闻，《北京女报》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新闻也有所涉猎，如对于秋瑾案的跟踪报道、外国报纸对于国内妇女运动的评价等。“女界新闻”是女报的标志性栏目，只写女性相关的新闻，该栏目能够着眼于女性动态，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而且针对性强，因为该栏目所夹的按语和批语都是根据具体事件阐发的，没有一味地长篇大论，事论结合，极具说服性。还有，为了兼顾下层女性文化水平不高的现象，报刊除来函、启事、“文苑”“文言”“瀛谈”这些出现偶然性比较大的罕见专栏以及“宫门抄”“奏折”“上谕”这些要尊重原文、不能随意改变文体的栏目外，全部采用白话文编成，还运用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方言土语以及接近口语的语气助词，如它在批判侵略者的飞扬跋扈时写道：“我请问，要是我们的商船到了日本，打死一个女子，十六块钱的赔偿，了结的了了结不了？咳！谁叫我们不争气呢？我们中国，要是升为头等强国，我们女同胞，漫说在本国，受不了这等奇耻大窘，就是到了外国，也有人保护呕”[9]。读者在阅读此类文字时倍感亲切，并能感同身受、引起共鸣，这就使得女报的思想更易被大众女性接受。故此，《北京女报》深受读者喜爱，能够在北京地区发行三年之久。虽然据现存实物，女报最后一期是1216 期，“出版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9年1月15日)，是否续出，不详，终刊日期俟考”[6]41。姜纬堂先生分析终刊应在1909年之后，但具体何时终刊还未可知。不过，即便如此，《北京女报》也是北京地区妇女报刊史中存世时间最长、持续期数最多的报刊。

《北京女报》宗旨明确、旗帜鲜明。为了实现开女智这一宗旨，《北京女报》将一部分重心放在树立先进女性榜样和批判落后女性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制系统新增女子教育，女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女子受教育的风气逐渐形成。相对于其他女性群体，女学生在思想方面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她们被赋予“力争男女同学，男女同职，提倡经济独立，提倡社交公开……脱离旧家庭，和旧礼教开战，逃避旧束缚”[10]的历史使命。接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在知识上能与男学生抗衡，同时她们也是时尚的弄潮儿，不少女性纷纷模仿女学生的衣着举止，这使得女学生自然拥有社会的关注度。也因此，女报把女学生作为一个榜样来塑造，大书特书女学生的所作所为，试图以此提高女性的接受度，开拓她们的眼界。“好文明的女学生”“女学生的见解很高”“女学生爱读祖国书”“女学生赴东留学”“蒙古女学生留学日本”[11]，这些题目显示出《北京女报》对女学生的重视。

要想实现开女智、开民风，就要扩大妇女眼界，让女性的视野不仅仅停留在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这些生活琐事中，如果能够让女性多接触时事，正所谓见多识广，对于开女智与开民风的实现便大有裨益。

三、《北京女报》对女性生活行为的改变

《北京女报》对于北方女性的影响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的近代思想宣传上，它同时也积极推动女性日常行为的改变。这些改变融入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思想观念乃至婚姻育儿无所不包，简言之，移风易俗、破除落后。

关于婚俗方面，不仅限于《北京女报》，近代以来不少报纸都有宣传，如被誉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青年》杂志所开辟的“女子问题”专栏中，就反对旧式婚姻，批判包办婚姻，“只知计家产之多寡，学问与性质不顾也”“失生人之快乐，终身陷于悲境”[12]。婚姻作为影响女性近乎一生的事件，需要格外重视，同时西式婚礼传入中国时间不长，许多女性并不了解中西式婚礼间之差异，因此，《北京女报》中与婚姻相关的宣传比较丰富。

首先，是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这个问题相对普遍，许多近代报刊都有所涉及，如《北京女报》在《论中国男女结亲的坏处》这篇连载文章中，提到“父母要替儿女定亲，都托学堂里的教习做媒人，配得一点都不错，那中国五项的坏处，统统没有了”[13]。那么，这五项坏处为何呢？第一点是男女双方由于婚前几乎未见过面，对于各自的身材相貌、脾气秉性甚至健康状况都一无所知，这就导致许多悲剧的发生，有不少女子婚前，不知对方生病，嫁人不久便不幸丧夫，更有甚者，结婚就是为了“冲喜”，使得新妇年纪轻轻则守寡，生活质量大为下降；第二点与第一点相似，也是由于男女间互不了解，有“瞒着男女不好的脾气”[13]，琴瑟失调，导致生活不幸；第三点是有些家长只因为对方的家境优渥便草草订婚；第四点是“贪才情相貌好”[13]，与上一点相仿，错误都在于考虑片面，这样草率地决定子女的后半生，必然是不妥当的；第五点是喜爱“亲上加亲”之陋习，只是为了结亲的亲近与方便，全然不顾其他，导致指腹为婚、近亲结婚现象频频出现。该文章优秀之处在于，除揭露恶习外，还点明了现阶段针对这种弊病的解决方法，如果有女性想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婚俗，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指导，提供一种思路，让女性在改变生活习惯时更行之有效。

其次，是反对早婚与纳妾。第1118 号“演说”栏目中刊登的《婚姻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任意早婚与三妻四妾的多婚，这两样陋俗，要不把他除了，国民的聪明才力决意不能发达的，这是通古今中外一定而不可移的道理。敬告有志于改良群治的主儿，千万别以婚嫁为个人的私事，忽略不知讲求。要知道强国的根本全在于此哪。”[14]女报用一贯的轻松口吻，以浅显的白话提出，希望政府规范结婚年龄，劝阻早婚的意愿。高石钢在研究近代中国农村早婚问题时指出“贫家之女之所以年仅15 岁就嫁，主要目的一是减轻负担，一是借得彩礼”[15]。选择早早嫁女，甚至将女儿嫁到男方家做童养媳的家庭大多贫穷，嫁女既能减轻家中粮食消耗等方面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也能获得彩礼，补贴家用。在这种婚姻状况下，彩礼的价值甚至超过女性自身的价值，女性很难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早婚往往不会考虑女性自身的意愿，她们更像一种商品，为满足原生家庭的利益而被迫嫁人。早婚现象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十分普遍，它对女性的身体和精神都会造成极大的损伤，这便是女报宣传反对早婚的原因所在。关于反对纳妾的论断，第1014 号“演说”载《开妾捐真有理》，作者亦侠认为：“多妻的主义，相当野蛮，极无公理。”并提出“藉着开捐，暗禁纳妾”的主张[16]，即妾捐。所谓妾捐，顾名思义，就是若是娶妾，便要纳税，如果这种主张能够实现，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纳妾的风气。

最后，是提倡新式结婚仪式。第1119 号“女界新闻”载《陕西省第一次创行文明婚礼》，该文超过千字，报道陕西省南兆丰、李季兰的新式婚礼，详细描写了仪式的流程，甚至将出席婚礼宾客在礼堂中的位置图都刊登出来，这幅位置图是《北京女报》现存实物中唯一一例有附图的文章。次日又对婚礼进行追踪报道，描述了结婚证书的相关信息。《北京女报》对于新式婚仪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第980 号“女界新闻”载《详志女学生贺教员结婚》，报道杜药洲长女公子的婚礼。介绍新式婚仪的流程、注意事项等内容的《新婚制》一文自第1070 号连载至1075 号，共六期，可见女报在宣传新式婚礼上颇下功夫。

除婚俗方面，女报也对女性的日常行为提出建议。提倡放足、戒吸鸦片、不信鬼神、重视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女性多参与社会劳动等，同时反对溺婴乃至造谣等不良社会风俗。女报在提倡新生活习惯上并不是一味空洞的说教，而是经常结合实例，让人有兴趣阅读，也印象深刻，如第113 号“演说”载《月下老与子孙娘娘问答》，写道：“我不过借此招牌，诳那些愚夫愚妇，但求他们一天糊涂一天，白白供奉我们吃喝穿戴就完了，我简直告诉你说，他们要得儿子的就是不理我，他们也是照样得；他们不得儿子的，就是一天给我磕一百个头，我也是无法。”[17]借子孙娘娘之口，巧妙地揶揄了那些思想落后之辈，让人忍俊不禁却又得到启发。

《北京女报》开女智、开民风的宗旨贯穿于其五年的发行历程中，它通过正反例对比，来促使女同胞行为的转变，而行为的转变也恰恰是女报宗旨得以被女性接受并付诸行动的表现。

四、女报的局限性

《北京女报》虽然走在时代前沿，但受历史条件的束缚，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其宣传的思想未能体现较彻底的革命性。北京作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中心，受封建毒害颇深，该地区的革命力量逊于南方地区，故在革命思想的宣传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北京女报》所宣传的思想没有明显的革命性，甚至可以说“在政治倾向方面都未离维新改良的范畴”[6]71。女报会在光绪帝的生日，即“万寿圣节”的次日停刊[18]一日，于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慈禧太后卒后，“同人悲痛不已，暂行停报三日”。甚至斥责有些人在光绪帝、慈禧太后丧期仍进行嫁娶，没有遵照“国服”[19]。这些行为可以体现出《北京女报》对于封建统治仍心存敬畏。虽然不能断定其是与革命派对立的康、梁之流，但女报所宣传的思想，毋庸置疑，略显落后于当时之社会潮流。试举一例，《北京女报》写道：“古人讲‘三从’，我们处在如今的年头，不必讲‘三从’，先要讲‘三劝’，叫作在家劝父，出嫁劝夫，夫死劝子。”[20]女报将“三从”改为“三劝”，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对女性的人格独立认识不彻底，女性自主权被忽视，本质上仍将女性置于男性的附属地位。不过，考虑到当时女性受封建束缚深重，或许从做一个新时代的贤妻良母入手而进行改良，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21]。此外，《北京女报》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残存，如在男女交往方面强调内外之别[22]、歧视劳动人民[23]等。

第二，对于行为改变的过程缺乏实践经验。《北京女报》刊登贵林来京之演说[24]，并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贵林认为，女子进女学堂接受教育或依靠手工业发展自己，便能实现女权的振兴。这种观点明显对女权发展过于理想化，简单地将拥有知识或拥有财富与“兴女学”画等号，这是不可取的；这两者应该缺一不可，同时还要有社会的积淀，让社会认识到男女平权是符合常理的，才能够说女权有所振兴。这种对事物发展过程的不熟悉也体现在《北京女报》对未来发展的态度上，它对于未来的展望时而充满希望时而悲观无望，“为时已晚”“无济于事”“无法可治”，“若打算国富民强是永无指望的了”，由于悲观言论占大多数，以至于《北京女报》刊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25]此类消极避世的言论。这些态度所反映出的彷徨和失望，原因在于女报在当时并不了解事物发展是螺旋上升的这一规律。

五、结语

《北京女报》作为北京地区发行时间最长的女报，其办刊宗旨明确、敢于直抒胸臆；内容翔实，通俗易懂且不流于形式，在注意宣传的同时也与现实行为相结合。《北京女报》自其创刊号始便真真正正地充满对女性的关切，《缘起》中在接收女性主笔时，特意提道：“惟各人即可由家中，以函件往来，无须到馆。既免往复车从之劳，且免顽固人退有后言。”[3]另外“男客则由毓书接待，女客则由本主人接待，以严内外之分”[3]。解除女性后顾之忧，这在现在看来或许多此一举，但在风气初开的20 世纪初，这种严谨的态度却恰恰是女性需要的[6]43。同时，尽可能为女性投稿建立良好环境，不但能有效接到来稿，丰富报纸内容，而且也能提高自身在坊间的风评，扩大读者范围，提高发行量。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北京女报》尚未深入挖掘女性权力低下的本质，也没能颠覆传统伦理，但正所谓瑕不掩瑜，其作用也值得现代肯定。我们在评价历史事件时，要结合当时背景与时代，如果苛求女报宣传革命思想或更成熟地对待行为改变的过程，未免过于偏颇。相较于近代，现阶段我国提倡男女平等，但仍有性别歧视的发生。众所周知，女权之诉求并非压倒性的女子权利，而是追求一个男女权利平等的社会。从《北京女报》的兴衰发展来看，追求权力平等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若想要大众接受，要看清大众的关切点，循序渐进，最终向理想不断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