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用军

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及其儒家文化圈附属国分类分层选拔文武官员的铨选制度，也是中国古代运行1300 余年（隋大业元年即公元605 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 年遽废）的“国家抡才大典”。科举考试运行正常的时候（唐宋元明清），基本是中国国家统一富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烈的时期；运行异常的时候（五代十国、辽金西夏），基本上是中国国家动荡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薄弱的时期。由此可见，科举考试制度对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有重大影响，1905 年科举遽废也成为压垮清政府走向历史终结的“最后一根稻草”。

乡试是科举考试系统中竞争最激烈的一级考试，是最能反映科举考试制度公平公正公开与否的关键“砝码”。乡试，唐宋时称为“乡贡”“解（jiè）试”，是由各地州府主持、皇帝钦派的主考官主考、地方学正（全称“提督学政”或“督学使者”，也称学政、学台、学院、学宪、学道、学使、提学，或俗称“大宗师”）监考的考试。明、清两代定为每三年考一次，在各省省府（包括京畿）举行。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等，经科考、岁科、录遗合格者，均可应试。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均在八月，故又称“秋闱”（与会试的“春闱”相对）。中试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称为“亚魁”。凡中试者正常情况下都可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乡试是五等七级科举考试承上启下最关键的一环考试（童生试—县试、府试、院试，取中者为秀才，县府院案首多人，三试皆第一者称“小三元”；科考、乡试，取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取中者为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乡、会、殿三试皆第一者称“三元及第”；复试、朝考，按考试名次并结合殿试、复试成绩名次授官，第一名称“朝元”）。清代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一节充分说明了乡试中“秀才”与“举人”的“鱼龙之变”——上可攻“进士”、退可守“大挑”。宋代以降，会试、殿试基本不黜落，童生和秀才虽然享有一定的“优待”，如童生获得秀才功名后，可以享有免除徭役田税兵役、见官不跪、遇罪不轻易处罚（先夺去功名后才能审讯）、出门游学免费粮米膏火和担任私塾教师等权利，但原则上获得高级功名的举人才真正获得了选官的资格，一只脚已经踏入官场——“头顶知县，脚踏教官”，即使当不成官也能改善经济待遇、提高社会地位、成为地方士绅、平等会见知县等，正常情况下明显比秀才的综合待遇要高很多、发展空间要大得多、政治前途要光明得多，这也是孔乙己落第后“惨死”、范进中举后“发疯”的重要原因。

“天地之中，豫见河南”，河南省是逐鹿中原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最后一科乡试、会试的举办地。自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秋各省举行丁酉科乡试、二十四年（1898 年）举行戊戌科会试之后，科举考试制度的命运同清政府的命运一样——强弩之末、衰废崩溃、回光返照。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秋庚子科乡试因义和团事件而作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止八股文改试经世致用的新学并补行庚子恩科乡试，仅在云南、甘肃、贵州、广西、广东举行，顺天、江南等12 直省则于二十八年（1902 年）补行庚子恩科、辛丑正科并科乡试。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于八国联军入侵破，破坏了顺天贡院和礼部贡院等科举考试场所，导致全国各地举人无法“进京赶考”，于是清政府下令借闱河南开封贡院（旧址今河南大学校内）“补行”辛丑恩科、壬寅正科并科会试，五月举行殿试录取进士315 名，闰五月举行了空前绝后的经济特科考试及复试，8月又举行癸卯恩科乡试（顺天乡试亦借闱河南开封贡院，其它各省贡院按章同步举行）。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庆贺慈禧太后七旬生日，清政府将本是正科的会试和殿试改为恩科，3月仍借闱河南开封贡院举行甲辰恩科会试；5月放榜，中举者276 名，会元谭延闿；7 月举行殿试，273 名贡士参加，状元刘春霖。1905 年，清政府两宫发布上谕“废科举兴学堂”，河南省成为中国最后一科乡试、最后一科会试的举办地，运行1300 年的科举制度在“豫”划上句号，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后成为“绝响”。

程伟，2012 年9 月进入刘海峰教授门下攻读教育史专业“科举学研究”方向博士学位，他的博士选题为“清代河南乡试研究”。2016 年9 月，程伟的博士学位论文获评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分会每届只评出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优秀博士论文各一篇，获评殊为不易。2020 年3 月，程伟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清代河南乡试研究》（57.5 万字，以下简称“程著”）列入刘海峰教授主编的“科举学研究丛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2021 年12 月，程著获评为天津市第十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当时以中级职称申报并获评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甚为难得。以上从多个侧面证明了该书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较大社会反响的优秀科举学专题著作。作为“科举地理学”标志性成果之一的《清代河南乡试研究》，可以说是目前海内外首部系统研究清代河南乡试的专门性论著，对山东、广东、河南、福建、河北、江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其他直省乡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阅完全篇，细细品来，该书四个特点跃然纸上：

一是比较系统完善。乡试是科举考试系统中考生来源最复杂、组织运行难度最大、作弊与反作弊斗争最激烈、程序仪节最多样、淘汰率最高、科场条例最完备的子系统。程著以清代河南乡试为独特研究对象，充分运用了钱学森院士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M-S 法）”，综合利用历史、比较、文献、计量等具体研究方法，将清代河南乡试系统分解为乡试制度体系与活动中的场期与配额、规程与仪节、经费与供应、考官与执事官、解元和举人的地域分布等子模块，对这些子模块的关键性要素作了系列专题研究，最后获得了系统性分析结果，可以轻松让读者对清代河南乡试系统“一目了然”。例如对河南乡试供应情况的分析，不仅系统分析了闱中人员（监临院、主考、內监试、外帘四所官员、外帘四所书吏等）饮食的供应情况，具体到主食、副食、蔬菜、肉类、调料、烟酒茶的名称和数量都列得一清二楚，而且系统分析了闱中人员的用具供应情况。在刘海峰教授给程著写的序中，“系统性”也被反复提及，如“对清代河南乡试录和相关档案尽力搜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按照乡试实施的时间顺序，以考生为中心，分考生入闱前、考生入闱及考试期间、考生三场完竣出闱后三个阶段，对清代河南乡试实施前后的规程与仪节作了系统探讨”等。可以说，类似的系统性论述和专项全要素统计是其他乡试研究论文或著作所不具备的。

二是比较客观公允。研究历史，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有一分史料就只说一分话。不少历史文化制度研究者，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修养，在研究过程中容易陷入对自己所立身的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的某种“美化”和“辉格化”，对其不足或弊端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意忽视或无意得见）。如在科举研究中就有类似的极端情况，即偏重对科举“投牒自进，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客观公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促进阶层流动等“赞赏有加”，而对科举舞弊、科举冒籍、八股文扼杀创新、馆阁体书法僵化等“一笔带过”。实际上，作为专业的科举学研究者，对科举历史人物、事件、活动、思想、文化、制度等，应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刻意贬低。持论中和、评述公允，才是历史文化研究的应有态度和科学方法论。所以，当代社会的科举专业研究者对千年科举的“盖棺定论”、为科举“平反”和“正名”等均在学理之中，但为科举考试制度“美名”则是不可取的。科举不能“死而复生”。1903 年光绪癸卯科河南乡试监临官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卷二中形容科举“功令本极严肃，人心先存敬畏”。程著秉持了“科举至公”的精神理念，著书立说前心中先存了对作者、读者、编辑、出版社等的“敬畏之心”，所以在论述河南乡试的整个过程中，都尽力依据珍贵的科举文献史料做出相对客观判断，给出中立公允结论，如利用《甲午科河南乡试仪节》《豫省文闱供给章程》对乡试仪节、文闱供给的逻辑论述，几近先秦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形容“东家之子”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深谙中庸之道，可谓恰如其分。

三是比较扎实细致。以史为鉴、论从史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是历史文化制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逻辑进路。优秀的历史文化制度研究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事实要清、细（遵循实事求是原则），道理要顺、和（遵循逻辑自洽原则），即通过事实论证（例证）、道理论证（引证）、对比论证（喻证）让人相信历史、文化和制度，树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傅斯年说，做历史文化考古研究，采集证据既要如李白《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动手动脚找东西”，极尽搜罗之能事，勿使有遗漏也。程著利用千方百计搜集到的两份其他省所无的珍贵科举文献，不仅对清代河南乡试的各个子系统进行了扎实分析，而且还对乡试经费、贡院物资供应等进行了可视图化和定量细化，文字与图表结合相得益彰，可谓内容颖异、构思别致，仅相关统计表格和量化图示就数以十计。如主考官办公场所陈设器具表，就详细列出了玻璃灯（四盏）、镜屏（一座）、花瓶（一个）、座钟（一架）、挂钟（一架）、挂镜（一面）、文具盘（一个）、粗帽架（二对）、细帽架（三对）、红彩绸（三挂）、带套宫灯（四对）、桂花（两盆）、金桔（两盆）、柚子（两盆）、佛手（两盆）、各样花草（一池）、中堂（一轴）、画屏（四扇）、对子（两幅）、横披（一张）、直条（两轴）、小屏（四扇）、官衔纱灯（一对）、双席天棚（一座）、竹堂帘（一挂）、门帘（一挂）、窗帘（十一挂）等器具的名称和数量，绝对是下了苦功、用了心思。书后还专列八份附录，“附录一”到“附录六”详细统计了河南乡试历科首场试题、部分科次五经义试题、历朝举人分府州县统计、历科主考官、河南地名古今对照、举人题名录等信息，堪称断代科举史、科举地理学、科举计量学等稀见的量化分析样本，其特殊性、完整性、稀缺性特别具有史实、史料、史论、史观、史学价值，值得其他学者做后期研究。

四是比较通俗易懂。宋朝诗僧释惠洪的《冷斋夜话》卷一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彭乘撰宋代文言轶事小说《墨客挥犀》亦有载。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简约直白，如他作为新科进士参加曲江赐宴后到“雁塔题名”的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所以流传甚广、妇孺皆知。历史文化制度研究，特别是一些专题史研究成果，往往佶屈聱牙、晦涩难懂，所以多“曲高和寡”，结果基本是“束之高阁”，不为百姓所识。众所周知，以科举考试制度为独特研究对象的新科举学，虽然已经从20 世纪的中国式“险学”蝶变为21 世纪的国际性“显学”，但它与敦煌学、甲骨学、红学等新国学专学一样，仍归于“冷门绝学”。乡试虽然是新科举学研究一大宗，但在整个科学界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界，仍属于“小众学问”。新科举学系列研究成果要从“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即成为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大众学问”，必须走王艮、艾思奇、易中天等人的“平民路线”。《清代河南乡试研究》从优秀“博士论文”历经五年修订成为优秀“学术著作”的过程，既是框架结构和体例布局上的扁平化，也是新科举学研究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过程。程著非常注重语法规训和章句推敲，行文风格上尽量夹叙夹议，义理辞章上尽量通俗易懂，遣词造句上尽量雅俗共赏，段落考据上尽量短小精悍，既是一本研究区域科举学的学术专著，可“藏之名山”，也是一本普及区域科举地理的科普之书，可“纳于大麓”。

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赤足”，程著仍有值得继续提升和深度优化的地方，如：“乡试供应奢华化”等部分观点还有待商榷和辨析，乡试经费等部分论据还有待充实和完善，参与乡试工作的各种官员还要分门别类论述，影响举人地域分布的社会文化环境还要进行专题分析，明代河南解元和举人地域分布的状况略显突兀，对清代河南开封贡院举行的最后一科中国乡试、会试等未进行专题研究等。但瑕不掩瑜，程著总体是“有分量和水平”的，例应书评欣然推介。

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做学问犹如“淘沙金”，需要有舍有得、述而不作，就像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所言“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海峰教授在《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自序中写道：“做学问会日日精进，科举学也会渐渐成长。相信再过几十年之后，或者在一百年之后，科举学必将进入一个更为壮阔的境界。”做学问犹如“下围棋”，需要有进有退、日积月累，恰如南宋诗人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曰“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道德经》又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定以取天下。”做学问犹如“隆中对”，需要沉潜于心、长期耕耘，好似宋代词人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词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古往今来，著书立说都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科举是古代中国的“国之大者”，“立足”天津大学多年的程伟博士已凭《清代河南乡试研究》一书在科举学界“立言”，希望他能继续以乡试研究为新起点，发自内心地“知之、好之、喜之、乐之”；继续在学问中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严谨治学、日新月异，体验“人生得法，犹度二世”；继续在学界行走而不忘“一阴一阳是为道”的初心使命，学高为师、立德树人，坚信“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继续在新科举学学科建设、新高考改革、高校社科刊物评价等热门学问上做出新的学术贡献，努力从“学术新人”跃升为国内外科举学界的“学术大咖”，从而助力新科举学进入交叉学科建设的“更为壮阔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