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佳兴，张 晟，刘 辉

（天津城建大学 建筑学院，天津 300384）

据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 亿人，正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世界银行预测：2027 年左右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龄化社会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我国只经历了28 年，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进程均超过了65年[1]. 现今，我国多数城市规划并建设以“9073”或“9064”为目标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该类体系将社区及居家养老模式分开规划，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社区与居家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2].2017 年国务院《“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夯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基础”，将社区与居家合并规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将同时服务于居家及社区两类养老人群，其设施区位配置，空间可达性，设施饱和度等因素将直接影响居民的养老生活.

高速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发展滞后的历史问题使得我国现有的居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发展存在供需失衡、空间错配、设施使用率低下等结构性短板.本研究结合相应规范及数学模型，通过GIS 技术，以天津市南开区为分析样本，从社区生活圈角度，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空间配置情况的定量研究，得到其服务供需现状、服务覆盖度、宏观分布特征、微观服务饱和度等结论，为进一步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针对性的规划策略与建议.

1 研究综述

1.1 生活圈理论研究综述

生活圈概念起源于1965 年战后日本提出的“广义生活圈”，用以指导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3].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在日本的影响下依次开始了对当地生活圈理论的探索[4-5].20 世纪90 年代初，我国大陆开始了针对城市生活圈概念的相关研究[6-8]，2018 年《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以下简称《规标》）正式实施之后，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对社区生活圈的探讨[9-11].

2018 年末正式实施的《规标》中将生活圈概念中引入社区规划中，由于老年人出行能力限制，《规标》将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助餐点等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划入5 min 生活圈配建设施中，强调老年人在步行距离阈值内，获得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达性，而不再单纯以人口户数作为设施配建的标准[12]. 结合老年人步行能力及《规标》中针对社区基础养老服务的服务距离阈值限定，本文以社区5 min生活圈为研究对象，对相关设施的区位配置进行研究.

1.2 空间可达性理论研究综述

可达性是多个领域的重点研究内容，是衡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合理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其本质为“从需求点到达供给点，并获取服务的相对难易度”[13]，最早可追溯到1931 年对商业分布吸引力的描述[14].1959年，汉森首次将可达性定义为交通网络中节点间相互作用机会的大小[15].1995 年，陆大道首次将其引入了国内城市地理学领域，此后国内学者陆续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索[16].

常用的可达性度量方法主要有比例法、最近距离法、基于机会累积的方法和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方法等[17].由于《规标》中针对5 min 生活圈的距离阈值限定，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带有距离阈值的潜能模型对现有设施进行可达性分析[18]；并同时采用反两步移动搜寻法进行设施使用饱和度分析.

2 研究对象与数据基础

2.1 研究对象

2018 年天津市南开区被国家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辖区共12 个街道，区域面积40.636 km2，老年人口众多.最新数据显示：南开区6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为24.37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8.4%，远高于国家平均老龄化率[19].

研究对象为《规标》5 min 生活圈社区配建设施中社区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包括：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心）、社区居委会及社区老年助餐点（食堂）四类设施.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下为南开区5 min 社区养老生活圈数据库，数据及来源见表1.

表1 南开区社区养老生活圈模型构建数据库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各街道老龄化率及老年人口密度，可以发现南开区各街道老龄化率两极分化严重.其中，老龄化率相对较高的街道依次为王顶堤、华苑、嘉陵道、万兴街道等均超过了18%的老龄化率，而鼓楼街道老龄化率仅为7.55%.老年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街道为万兴、广开、向阳路街道，老年人口密度最高相差5 倍左右，如图1 所示.

图1 南开区各街道基本数据对比

将六普街道人口数据与链家网社区居民点户数进行皮尔森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为0.777，在0.01 级别（双尾）显著性相关，相关性较强.因此，可使用链家网社区居民户数密度信息及六普街道老年人口数据进行老年人口数据空间化，计算公式为

式中：Ps为街道老年人口总数；Hi为居民点户数；k 为街道范围内居民点集合；Si为居民点i 的老年人口数量. 将计算得到的居民点老年人数量以核密度法分析，得到南开区老年人口分布热力图（见图2），可以发现南开区的老年人口分布与街道老龄化率及老年人口密度分布基本一致.

图2 南开区老年人口热力图

3 区位配置测算与分析

3.1 基础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标准差椭圆分析发现：四类设施空间分布形态与老年人口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见图3）. 从分布态势看，老年人口分布主趋势为西北—东南方向；社区卫生服分布趋势为东北—西南，指向城市中心方向；其余三类设施分布则更偏向于为正南—正北.从离散程度分析，社区卫生服务站分布离散程度最小，日间照料中心其次，但与老年人口分布差异性较大；社区居委会，老年助餐点分布离散程度居中且两类设施分布情况相当.具体到街道层面，设施缺失及分布失衡问题则较为突出，如体育中心街道、鼓楼街道、学府街道四类设施数量相对较少或缺失，且分布较为分散与老年人分布存在空间“错位”情况，全区南北设施的数量及分布密度差距明显.

图3 南开区基础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

3.2 基础养老服务设施覆盖度

缓冲区分析是GIS 分析中解决邻近度问题的空间分析方法之一，用来描述设施距离临近程度或覆盖度.其基本思路是给定一个设施的对象或集合，确定其半径R 的领域覆盖范围，其设施Si的缓冲区定义为

即对象Si的缓冲区为与Si的距离d 的全部点集合，d 一般为欧氏距离.本研究采用路网距离则更加精确，根据《规标》中5 min 生活圈的服务半径标准，R 取值为300 m.对于设施集合S=S|Si：i=1，2，…，n|，其缓冲区为多设施的缓冲区并集，即

分别对四种设施进行缓冲区分析，结果显示：四种设施的居民点覆盖率、老年人口覆盖率均未超过70%，其中日间照料中心的覆盖率非常低，其老年人口覆盖率仅为9.71%.

表2 南开区社区基础养老设施5 min 生活圈服务区覆盖率统计

根据链家网数据，南开区约有住宅46 万户，依据《规标》5 min 生活圈户数上限计算，相应生活圈配建设施至少112 所，且覆盖住宅数量饱和才可满足基本要求.实际分析中，除日间照料中心数量严重不足外，其余三种设施虽数量上接近或超过配建下限但均出现了明显的配置失衡情况.例如，在万兴、广开、兴南三街道存在大量社区位于多个同种设施服务重叠区；而体育中心，学府街道多数社区四类设施均无覆盖.因此，需要对设施进行可达性及设施使用饱和度研究，以更进一步了解设施现状.

3.3 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分析

公平性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重要因素，而可达性则是设施规划布局公平性的重要评价角度[20].研究在现今广泛使用的改进版潜能模型基础上，增加距离阈值，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AiP为社区i 至可到达设施j 的空间可达性；Sj为设施规模；Pk为社区老年人口数；dijβ为社区与设施间的交通阻抗；n，m 则分别表示设施与社区的数量；β 为摩擦系数，一般取值在1～2 之间. 养老设施属于非紧急需求类设施，取1 即可[21].

在计算过程中出现O—D 成本距离为0 的情况，其产生原因多为社区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建在社区内部，形成坐标点重合现象.根据实地调研走访，将此情况设施O—D 成本距离设定为10 m，即从最近楼道口至设施最近距离.

由于部分设施缺少具体规模数据，本研究依据相应规范并结合实际调研，对设施规模进行设定.居委会一般与社区服务站合建，《规标》中规定社区服务站面积不可低于600 m2，根据《城市社区服务站建设标准（建标167—2014）》中针对三类社区服务站社区工作用房使用面积比例表，将社区居委会面积设定为286.2m2. 社区卫生服务站及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根据《规标》中配建要求取建筑面积下限，分别为120 m2及1700 m2.老年助餐点相应国家及天津地方建设标准尚处于空白，借鉴2017 年江苏泰州市颁布了《老年人助餐点建设规范（DB3212/T2023—2014）》，结合实地调研，在计算中按等级设定为一级助餐点为200 m2，二级为50 m2.

将计算结果运用空间插值法可视化，并以分位数法将取值划分为低值、较低值、中值、较高值、高值区五区.结果显示，南开区四类设施中，老年助餐点及社区居委会在各街道社区可达性较均衡且合理，多数社区处于中值区及以上可达性区间（见图4b、4d）.卫生服务站（中心）社区可达性在万兴、鼓楼、华苑三街道内出现可达性峰值区，嘉陵道、王顶堤、学府、水上公园、体育中心街道多数社区卫生服站可达性处于较低值，整体呈现两级分化情况比较严重（见图4c）.四类设施中可达性最差的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仅有47 个居民点存在可达性值，剩下的664 个居民点处于“不可达”状态.其中，可达值最高的武乡里社区（69.84）由于靠近养老中心日间照料中心与最低的育梁里社区（0.018）可达性值相差近四千倍，设施供需失衡情况严重.

图4 南开区社区基础养老设施可达性分布度

从街道层面看，通过对不同街道四类设施可达性值汇总发现：四类设施在不同街道可达性差距明显，其中在日间照料中心可达性汇总统计中，鼓楼街道可达性为0；体育中心与长虹街道的可达性值相差四百余倍（见图5）.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设施数量的缺失且规模不足，例如体育中心街道仅有阳光壹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且设施面积仅为91 m2，在其服务半径内却有着7000 多户居民，设施使用极为紧张，居民潜在使用可达性低下.另一方面在于：学府、水上公园、体育中心等街道内存在大面积的建筑群或城市公园（如占地148 hm2的南开大学、占地144 hm2的天津大学，占地200 hm2的水上公园等），阻隔住宅与设施的交通通达性，导致设施数量虽然与长虹、万兴街道差距不大，但设施的可达性差距较为明显.而王顶堤、向阳路街道则与水上公园等街道情况相反，其设施数量虽多，但社区数量及社区居民户数也相对较多，稀释了设施的可达性.由此可见，南开区现有设施配建均衡性较差，相对过剩与不足问题严重，设施的区位配置问题多面且复杂.

图5 南开区基本养老设施各街道可达性值

3.4 基础养老服务设施饱和度分析

王法辉等人通过将两步移动搜索法（2SFCA）中设施点和需求点倒置，用于评价设施拥挤度即供给协调度或饱和度，称之为反向两步移动搜索法（inverted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简称i2SFCA）[22].其具体操作步骤第一步为：计算基于社区i 的需求规模Di；选择设施j 的概率Gj或称选择权重，从社区i 到设施j 的流量的规模用Fij来表示，公式为

第二步：将被设施点j 吸引的需求者的数量用Vj来表示，称为总饱和度，用来反映设施点能够吸引需求者数量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最后，设施点j 的理论饱和度，也称为潜在拥挤度Cj，其计算公式为

符号Sj在分子中消去，Cj可以解释为假定的或者潜在的拥挤度，其值与设施的潜在饱和度或拥挤度正相关.距离衰减函数采用G2FSCA（gravity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中的距离衰减函数，其表达式为g（dij）=dij-β，dij≤d0（8）其中：β 取值与潜能模型相同.根据《规标》表3.0.4 针对居住区分级控制标准，5 min 生活圈居住区，步行距离300 m，住宅数量1500～4000 套. 结合上文中针对不同设施面积最小值的界定（日间照料中心取350 m2），以住宅数量作为需求规模Di的上下限，计算不同设施的饱和度评分（见表3）.

表3 基础养老服务设施饱和度（Cj）标准值

通过四类设施现有设施饱和度与标准值的对比发现：四类设施的饱和度计算值达标率低下.其中：居委会的达标率最低，仅达标2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达标9 家；老年助餐点达标18 家，四类设施的达标数量均未到总设施数量的10%（见图6）.

图6 南开区社区基础养老设施饱和度

一般认为饱和度表明的是设施的潜在拥挤程度，可达性表明的是居民获取服务的便利程度.高饱和度低可达性表明设施规模不足；高可达性低饱和度则是设施与社区空间分布不合理；理想状态为在标准高饱和度阈值内，设施呈现高可达性状态，即设施使用方便且高效.通过对比街道不同设施可达性与饱和度发现南开区现有社区基础养老设施在饱和度整体不足的情况下多数街道出现高饱和低可达的情况，如万兴街道的日间照料中心，王顶堤，向阳路，学府街道的居委会，嘉陵街道的卫生服务站及多数街道的老年助餐点等；同时，高可达低饱和的情况也同时存在如长虹街道的日间照料中心及居委会，鼓楼街道的卫生服务站等，存在设施资源浪费现象（见图7）.

图7 南开区社区基础养老设施各街道可达性与饱和度对比统计

4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南开区作为天津市典型城镇中心区，其5 min 生活服务圈社区基础养老设施数量缺口较大且供需失衡问题严重，多数社区居民点设施可达性较差，区域内设施的使用饱和度较低.原因在于设施整体空间分布与老年人口分布存在差异、设施选址距社区距离较远，设施规模与老年人口的匹配度较低，从而导致不同社区老年人获取基础养老服务的可达性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同时，现有的城市模式在土地利用、设施配建、路网结构、人口密度等方面均难以适应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城市建成区的住宅容积率较低，相对应的5 min 生活圈的人口容量处于相对低值，从而导致多数设施在5 min 生活圈服务区内的设施饱和度低于最低饱和度值，处于使用效率低下状态.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现有南开区社区基础养老服务设施服务覆盖率均未超过70%，尤其是现覆盖率仅接近10%的日间照料中心，设施缺口巨大，需加快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满足居民的获得感.

（2）南开区现街道除日间照料中心外，5 min 生活圈内基础养老服务设施数量与街道老龄化率、老年人密度呈正相关（见图1）.但不同街道可达性差值较大，设施分布均衡度较差且存在空间错配现象，应结合设施饱和度与可达性两方面指标，根据地区老年人口密度及人口发展趋势，确定设施数量与设施建设规模；加大对老年人口密度高的王顶堤、华苑、兴南等街道的设施配建，使得在标准设施饱和度下，不同地区老人在获取服务的机会层面上达到均衡.

（3）研究表明，由于建设时期相关历史原因，最新的5 min 生活圈服务阈值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有社区基础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覆盖度、饱和度.南开区现有社区基础养老设施饱和度“达标率”均未到10%，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应结合设施规模及社区现状，将不同街道社区的设施服务距离阈值“地域化”，适当增加设施的服务半径，以增加设施的使用效率，减少设施建设成本.

（4）针对饱和度较低的设施，可通过优化管理，上门服务，“互联网+”等手段扩大设施服务空间距离，提升其设施使用饱和度，实在无法提升的则应该进行设施迁移；对饱和度较高的设施则应扩大其设施规模、服务规模、或增加设施数量，以较低的建设成本服务更多居民.

（5）针对新建设施，从建设成本及可操作性考虑，可通过与现有可达性较好的设施联合建设，并结合“地域化”设施服务半径，利用饱和度计算公式得到设施的理论最小规模，增加建设可操作性，避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