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剑雄

在探索文明的源流时，谁也不能无视河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人类文明之初，往往是决定性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长江，都孕育过伟大的文明，都是今天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不过，虽然说河流是人类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条河流必定会孕育出一种文明，更不意味着河流越长、水量越大、流域越大所孕育出的文明就越伟大。那么，河流与人类文明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河流究竟是怎样孕育某一种文明的呢？

河流与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每一种文明，都是某一个特定人类群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文明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物质财富起着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从最早的人开始，要生存就需要有基本的水量，如果不能摄入最低限度的水量，生命本身就无法维持。人类获得水的途径很多。相比较而言，利用天然水体的水是最普遍、最有效、最便利的办法，其中河流具有最大的优势。一条水量充足、径流较长、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就能满足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对水的需求。

但人类对河流的要求或选择，也不会仅仅看其水量，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因素：

首先是气候。在尚未能用人工手段有效地保暖、防寒、去湿时，人的生存环境，如气温、湿度、风力、降水量等都不能超出人体适应的上限和下限。在地球上，寒带和热带都不合适，只有温带合适。所以处于寒带和热带的河流，或者一条大河流经寒带和热带的河段对人类的早期发展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可能孕育文明。黄河、长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都处在北温带，尼罗河的中下游也都在北温带，恒河入海口以上也都在北回归线以北。

其次是地形、地貌。海拔太高的地方空气稀薄，含氧量低，不适合人类生存。一些大河的源头和上游往往都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高山，早期人类不可能选择这样的环境。直到今天，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还是生活在海拔1000—2000米的第二阶梯和海拔低于1000米的第三阶梯，已经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绝大多数也分布在第二、第三阶梯。一条大河对早期人类起最大作用的，一般不是它处在高海拔地区的上游，而是中游、下游。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绝不是偶然的。

再次是土地等初级资源，特别是土地。人类踏进文明门槛的前提是能够生产养活自己的食物，但无论是从事农业还是牧业，都需要一定量的土地。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适宜农业或牧业生产，尤其是在只有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条件下，对土地的要求更高。黄河的中下游流经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地势平坦，连成一片，一般没有原始森林和茂密的植被，在四五千年前曾气候温暖，降水充足，是最适宜的农业区。

最后是河水被利用的条件。在完全依靠人工取水或灌溉的情况下，河水能否被有效利用往往取决于流经地区的一些自然因素，如有没有稳定而高差小的河岸，流量是否稳定并在安全的范围内，河水离需水区域的距离，用水区域的蒸发量和渗漏量等等。最理想的条件就是能够实现天然的自流灌溉，或者利用比较简单的工程、花费不多的人力就能做到自流灌溉。

一条河流的水量固然不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唯一条件，水量的多寡也并不与文明发展的高度成比例关系，但水量本身依然是一项重要因素。在某种生活、生产、生存方式下，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的最低需水量必须得到保证，否则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只能迁离，或者从其他河流找到新的水源来弥补不足。有些文明的萌芽还来不及成长就夭折，当地河流水量的不足往往是致命的原因。但如果水量过多，特别是在中游、下游短时间内或突然间的增加，往往会造成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很多民族都保留着对古代洪水的传说或记忆，都有各自的治水英雄或神灵，就是先民曾遭受特大洪水危害的反映。

一条大河与其他大河、其他文明区的距离，也是一个起作用的因素。如果与另一条大河的距离较近，中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障碍，就便于两个流域之间的来往、交流和互补，当然也可能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和冲突。黄河和长江是地球上两条靠得最近的大河，多条运河的开凿和交通路线的开通，使两个流域连成一体。更幸运的是，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的大多数年代，两条河流都处于同一个中央集权政权的统治之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完整拥有两条大河的国家。在两个流域产生的文明萌芽相互呼应，汇聚到当时自然条件更优越的黄河流域，形成早期的中华文明，以后又扩散到长江流域。当长江流域获得了更有利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发展后来居上时，又反哺黄河流域，帮助它重建和复兴。

河流的出口或终点在哪里也是一项重要因素，在某种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内陆河与入海的河不同，同样是入海的河，入不同的海又会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尼罗河的出口是地中海，黄河、长江的出口是太平洋。地中海有三个特点是其他任何海洋所不具备的：它是一个基本封闭的内陆海，中间有大量半岛、岛屿，周围的巴比伦、亚述、埃及、希腊、罗马等多种文明交相辉映。而在古代，太平洋是无法自主、自如航行的，在中国航程所及的范围内不存在其他文明。

河流是人类迁移的主要通道。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地理知识贫乏的年代，要在禽兽出没或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陆地上作长途迁移是相当困难的，顺河流而下却要方便得多，并且不会迷失方向，便于保持与原地的联系，是人类拓展生存空间最有效的手段。溯流而上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往往是一个群体、一种文明从下游向中游、上游延伸的主要途径。汇入海洋的河流为人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在内海和近海地区更是如此。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就是利用黄河的支流进入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这一直是移民的主要交通路线。

河流的交通运输功能支撑着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大的文明区域内部必定需要大量的人流和物流，而一条大河所能提供的水运方式是最便捷和廉价的。西汉选择在关中的长安建都，但关中本地产的粮食供养不了首都地区的人口，必须从当时主要的粮食产地——太行山以东的关东地区运输，只能利用黄河溯流而上，穿越三门峡天险，再进入黄河的支流渭河运到长安。一旦关中的粮食需求超出黄河水运的能力，隋朝和唐朝的皇帝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和百姓到洛阳“就食”，最终导致长安首都地位的丧失。长江及其支流更加优越的水运条件，也是长江流域的经济逐渐超过黄河流域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一条河流水系也对区域内的协同治水提出了要求。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黄河下游存在着上百个大小诸侯国。面对黄河的漫流、泛滥、改道，小国无能为力，大国以邻为壑。后来，较大的国筑起堤防，但在灾害面前往往顾此失彼，更不可能共同修建水利工程，共享灌溉之利。秦汉的统一使整个黄河流域处于同一个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国家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从此黄河水利的利用由各级政府实施和管理，同时也能举全国之力修建和维护水利和防灾工程。

河流对文明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也显示于精神方面。所谓“同饮一江水”，就是一个人类群体长期生活在同一条河畔，同一个流域，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协调的生产方式与和谐的生存方式，也会形成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在秦汉统一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以其“天下之冲”的核心地位形成华夏文化圈公认的“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最重要基地。

像黄河、长江这样长达数千公里的大河，从源头到出海口，构成色彩斑斓、赏心悦目、俊秀雄奇、千姿百态的景观。诗人抒发出激情，画家描绘着美景，哲学家在沉思中期待顿悟，艺术家在探索中寻找灵感，政治家在谋划大局，军事家在观察险要。它们本身，也因凝聚了历史、经历了沧桑，而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象征、时代烙印与历史记忆。

人类与河流的互动

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在文明初期，地理环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本质性的。但一个长期使人困惑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会生产不同的文化？一条大致相同的河流为什么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在自然条件大致相同的流域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文化？这里需要弄清一个基本的概念，地理环境的“决定”决定了什么？决定到什么程度？其实，“决定”是极限，是一个上限或下限，超过或突破当然不可能，但如果是在这个极限之内，人就有相对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空间。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与河流互动。人类与河流不同形式或程度的互动，自然会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塑造文明形态。具体表现在：

（一）偶然性或偶然事件。当气候普遍变冷时，绝大多数群体都向南迁徙，但有个别群体迷失方向，往北迁徙，他们偶然发现冰雪层可以隔绝冷空气，在冰洞雪屋中找到栖身地。这支部族通过猎取驯鹿，捕杀鲸鱼，以鹿皮、鱼皮取暖，以鹿肉、鲸肉为生，因此免于灭绝，并且从此在北极圈内生存繁衍，这就是因纽特人。历史的进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确存在必然规律，但这只能体现在长时段、宏观意义上。而在这些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往往是偶然性因素产生的结果，河流与人类的关系同样如此。

（二）自然环境的变迁。河流所处的自然环境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早期不可能了解这些规律，甚至连规律这样的概念也未必有。但人类活动如果正好顺应了变化，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正好奠定了某种文明的基础。五六千年前，中国正经历一个气候温暖的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降水量充足；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土壤保持长期积累下来的肥力。而长江流域气温偏高，降水量大，沼泽湿地普遍，地面积水过多，形成湿热的气候，传染病流行，难以消除。迁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幸运地在这个黄金时代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形成以陶寺为代表的早期文明。相比之下聚居于长江下游良渚的先民就没有那么幸运。尽管良渚文化的年代不比陶寺晚，水平不比陶寺低，范围不比陶寺小，却没有延续发展下来。一般推测，由于气候变迁导致的不利环境，使良渚人的后裔不得不迁离或分散。一条大河本身具备的优势，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下能产生倍增效应；而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中，如异常气候、地震、瘟疫等非河流本身产生的灾害，非但不可能发挥本身的优势，优势还可能变为劣势。

（三）杰出人物的作用。在一定数量的人群中总会有相对能干、优秀的人，数量巨大的群体中必定存在着天才。虽然天才脱颖而出并掌握权力、成为领袖的概率可能很低，但在同样的自然环境、在同样一条大河流域里，一个群体有没有产生天才，这个天才能否成为领袖并充分发挥作用，这个文明的进程和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四）生产方式的选择。一条河流所提供的水量、土地和基本资源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同样的土地，不同产业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是不同的，甚至相差悬殊，间接形成的精神财富也不会相同。同样是农业，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耕作方式，不同的生产工具，不同的灌溉系统，创造的财富也会不同。同样有出海口的河流，开放外贸与禁止外贸，自由贸易与朝贡贸易，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会有强烈的反差。正确的选择可以实现人类与河流的和谐共生，利益最大化；错误的选择不仅使人类得不偿失，还会伤害河流。

（五）制度的选择。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能找到最合适的物质基础，发挥最大的功能。但实际上，制度的选择也并非理性的、自然的、自主的结果。一个政权在其依靠武力夺取的土地上实行什么制度，首先考虑的不是这种制度是否适合当地的地理环境，而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占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施行范围，任何一个政权的疆域，都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空间，地理环境，包括河流能提供的条件，应该是其中的主要条件。但历来的统治者都不愿意或不可能守住这个空间，强者要尽量突破扩张，弱者不得不部分放弃甚至完全丧失。

（六）外部因素。系统内的规律、规则，只适用于系统内部。一条河流与人类共生的关系，只是建立在本身的空间之内，依赖于自身的条件。应对外来因素、处理与相邻空间的关系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出现不可知、不可控、强大的外来因素，无论是人类还是河流，都无法应对，更难以控制。例如，蒙古军队的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阿姆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伏尔加河及其流域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欧亚大陆居民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巨变。

结语

河流是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河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水资源，满足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所需，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其次，河流作为重要的交通孔道，便捷了我们的运输与迁移，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再次，围绕河流的水利开发与治理等，在统一国家和集权政权的产生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亦对人类精神文明创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当然，河流并非影响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唯一原动力；作为一种具有极强能动性的“动物”，人类在河流面前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与河流发生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互动，使人类在不同的流域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并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