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笑 杨宝春

自诩为衣服狂的张爱玲，不仅在生活中奇装炫人，而且将其对服饰的热衷投注到了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张爱玲曾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服装是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透过这些语言，我们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张爱玲作品中的服饰描写与她笔下人物的生命之间的微妙联系。而中短篇小说集《传奇》，汇集了张爱玲最好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同时，《传奇》中的作品大多创作于张爱玲二十五岁之前，这也是其最“奇装炫人”的时期。生活中的“衣”和文本中的“衣”两相交织，浑然一体。夏志清曾说：“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过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功夫。”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打破了传统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外貌的窠臼，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人物的服饰及其变化上来。同时，她又将服饰从一种简单的道具变成人物的代言人，从而揭示人物的身份、性格、心理，表现人物所处的不同命运阶段。

一、服饰描写与人物塑造

（一）服饰描写与人物身份

服饰自古以来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成为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张爱玲笔下人物所处的时期，虽是中国社会服饰发生巨变的时期，但服饰仍然是昭示人们身份地位的一种标签。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服饰描写对人物身份地位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服饰描写就揭示了人物身份的变化。起初，她穿着蓝夏布衫袖，颜色朴素，体现出少女的活力。嫁入姜家后，她的着装也发生了变化。从年轻时的简洁变为繁复，从色调简单变得艳丽，显示出一个卖油女跻身名门后的仓皇。而过于华丽的装扮更显示出曹七巧异常悲凉的内心，服饰变化在揭示其身份转变的同时，也为她以后命运的变化埋下伏笔。《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服饰描写同样是人物身份转变的象征。葛薇龙一出场，是瞒着父母亲来到姑妈梁太太家寻求资助，在这里她仅仅只是一名学生。竹布材质的衣服是平民家庭的象征，而“满清末年”的款式，又体现出她的不入时。同时，葛薇龙又不甘平凡地加上一件绒线背心，却更加凸显了她的土气和极力追求时髦却弄巧成拙的尴尬境地。同样令她感到难堪的还有佣人陈妈的服饰，陈妈那上不得台面的竹布衫，因为洗的次数太多已经变硬，即使是同梁太太家的佣人一般无二的辫子，在葛薇龙眼里也变得那般扎眼。张爱玲通过葛薇龙眼中的他人服饰，暗示葛薇龙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嫌弃自己的佣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嫌弃过去的自己，她已经无意识地将自己划入了梁太太之流，因此对陈妈的服饰产生了厌恶之情。与此同时，来到姑妈家以后，葛薇龙自身的服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开始梁太太便拿出了鹅黄丝质衬衫和鸽灰短裤，丝质与布衫在质地上的天差地别，鹅黄与翠蓝在颜色上的鲜明对比，都暗示了葛薇龙的身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她接受了这些新衣服的那一刻起，便再也无法回到最初的那个质朴的女中学生了。如果说这套衣服只是为她身份的转变打开了一个小小的闸口，那么梁太太为她准备的整橱的衣服，才是彻底击溃了葛薇龙的防线。对服饰的迷恋将葛薇龙最后一点顾虑也彻底打消，她毫不犹豫地钻入了梁太太为她精心打造的陷阱里，当初的翠蓝竹布衫早已被抛在脑后，她穿着白袴子和洒着锈绿圆点子的赤铜色的衬衫，从一个普通的女高中生变成了梁太太手中的一颗棋子，迈入了香港交际圈，成了一名有名的交际花。

（二）服饰描写与人物个性心理

邵迎建在《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中提到张爱玲小说中服饰描写的重要作用：“服饰无时不刻地将人与社会联系到一起，它本身就是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私人与公众等多重关系的交汇点，它随时随地都在揭示着这些关系中的人的精神世界。”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对于烘托人物内在的个性心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就通过描写白流苏眼中那位公主的服饰暗示了她对范柳原的情感变化。第一次与萨黑荑妮公主正面相遇时，张爱玲对公主的服饰描写可谓是不厌其详。此時的白流苏看在眼里，让她心中更加不是滋味，身份高贵的公主尚不能得到他的爱，自己又哪里来的资本让范柳原为自己倾心呢？而这段服饰描写也进一步说明此时的白流苏已经从心底开始重视范柳原了。第二次对公主的服饰描写出现在萨黑荑妮公主刚和范柳原玩完水淋了雨，萨黑荑妮公主的服饰时髦、新潮，对比之下白流苏更是越发觉得自己的装扮卑微、寒酸，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面对着身份如此高贵的公主，范柳原却并不在意，甚至还在她面前说公主的不是，白流苏认为此时的公主是用华丽的服饰吸引范柳原，同第一次见面相比，公主的服饰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在白流苏眼中却截然不同，而她也觉得范柳原会折服于公主，因此产生了吃醋心理。与此同时，此时的白流苏并不想让范柳原觉得自己非常在乎他，为了掩盖自己对他的在意，甚至口是心非地让范柳原去找公主，她想在这场同范柳原的爱情拉锯战中保留一些面子和尊严。第三次的服饰描写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经历了战争以后，原谅了对方，两人在街上遇见了公主，公主“身上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件青布棉袍穿着，脚下却依旧趿着印度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此时白流苏之前的妒忌和醋意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了对她的同情，因为她与范柳原已经两情相悦，公主也不再是她的“情敌”。这里的态度更说明了白流苏不再心存戒备，她不再把这段感情当成是一场拉锯战，考虑如何赢得这场比赛，而是真诚地希望和范柳原相守一生了。

（三）服饰描写与人物命运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不仅能展示人物的身份和个性心理，还揭示出其复杂的命运遭际。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关于女性“堕落”的故事，一个个人的悲剧，但实际上，这部小说也是一个抗争的故事，是一场围绕服饰进行的战争。小说中的每一次服饰描写都是一场交锋，最终葛薇龙在这场战争中败下阵来，从一个好好读书的中学生变成了帮梁太太弄钱弄人的交际花。葛薇龙一住进姑妈梁太太家，就发现了姑妈“名不虚传”的坏名声，但她却觉得只要自己坚持，一定不会和她同流合污。但这样的想法显然太过天真，在狡猾老练的梁太太面前，葛薇龙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在梁家的第一晚，她看到了壁橱里姑妈给她准备的衣服，这个金碧辉煌的衣橱是一个美丽的圈套、一次温情的腐蚀、一次强大又凌厉的宣战，此时她所建立的坚强防线已经开始一点点溃败，这也是她走向悲剧命运的开端。此后，面对姑妈家的肮脏、丑恶，葛薇龙没有勇气离开，而是打开衣橱，向衣橱寻求安慰。这时的葛薇龙已经开始慢慢适应姑妈这里的生活，初进姑妈家为自己设定的坚定立场早已不复存在，她与各色人物交际，帮姑妈吸引年轻人，她放弃了在华丽生活面前的反抗，只是庆幸姑妈没把自己也舍出去。而葛薇龙最后彻底沉沦是在收到姑妈情人司徒协的金刚石手镯时，最初葛薇龙的态度是惶恐的，她明白这个手镯的含义，倘若接受了这个手镯，那便是将自己的身体永远地出卖了。但在梁家三个月的生活早已让她上瘾，她无法舍弃现在拥有的一切，于是她接受了手镯，将自己交付给衣橱里的服饰、交付给梁太太时，也将自己放逐到了无边的荒凉之中，最终沦为帮他人弄钱弄人的交际花。

二、服饰描写的“看与被看”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不仅意蕴深刻，在叙述方式上也别具一格。张爱玲在进行服饰描写时，突破了全知角度的叙述方式，相当多地使用在场人物视点，在“看”中卓有成效地完成看与被看双方人物的塑造。值得注意的是，在《传奇》里关于服饰描写的段落中，女性的服饰描写远远多于男性，而被看的人也常常都是女性，“看”的视角则通常来自男性。这样的视角设置，除了体现出张爱玲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对女性服饰有着特殊理解之外，还与她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境地的独到见解密切相关。

（一）服饰描写的男性叙述视角

在阅读《传奇》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服饰描写都是以男性的视角来进行描述的。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向姜季泽哭诉自己的不幸生活时，就明显是从姜季泽的视角进行描写的，“她的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面对着满橱的衣服，葛薇龙“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热”。面对向他倾诉衷肠的曹七巧，姜季泽先是愣住了，随后就站立起来，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却无半点同情。还有一处明显的男性视角出现是在童世舫初见曹七巧时，只觉得她阴森可怖，充满鬼气，没由来地觉得那是个疯人。

在《倾城之恋》中，也不乏这样的男性视角，如白流苏和范柳原的一段对话，“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满洲的旗袍，也许倒合适一点，可是线条又太硬”。这段服饰描写不是直接描述白流苏的穿着，但却直接写出了范柳原眼中的白流苏，以男性的视角框住了她的服饰风格。这样的男性视角在《传奇》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这样的视角设置，形象地表达了两性之间的关系：男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却常常被动，男性可以对女性一览无余，女性却常常“看不到”男性。在《传奇》中，女性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无论是婚姻还是命运。

（二）服饰描写影射的女性的被看者命运

《传奇》中随处可见的以男性的“看”视角而进行的服饰描写，所影射出来的是女性的被看者命运。《传奇》中以男性视角所进行的服饰描写，不只是客观描述，它们大多夹杂了男性的审视与评论。无论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乔琪乔眼中牛奶一般的葛薇龙，还是《金锁记》中童世舫眼中娴静温柔的长安和疯人一般的曹七巧，抑或《倾城之恋》中范柳原眼中总是低着头的白流苏，他们对女性服饰的直观感受总是夹杂着自己的主观意愿。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男性一开始之所以选择她们，并不是因为这些女性自身如何优秀，而是因为这些女性符合他们内心的期望。在《金锁记》中，童世舫之所以与长安恋爱，是因为长安有着“故国姑娘那种楚楚可怜的韻致”，使他有几分欢喜，而最后两人婚事告吹，也是因为他从曹七巧那里得知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居然是抽鸦片的，期望与现实的差距让他难堪。

同时，在两性相处的过程中，男性总是掌握着主导权，他们总是清醒而又自私。姜季泽并非不知道曹七巧的痛苦，面对着曹七巧的哭诉，他分明透过她的服饰看到了她深重的痛苦，但他却只是冷冷地看着，甚至巴不得立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分家之后，他甚至还利用曹七巧对他的感情，从曹七巧那里谋得钱财;范柳原在和白流苏的关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他将两人的关系控制在调情的范围内，如果没有那场战争，白流苏恐怕永远无法得到一个名分;至于乔琪乔，则更加的自私冷酷，他甚至懒得“欺骗”葛薇龙，直接明白了当地“坦白”，“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从这些冷酷自私的男性视角，更能感受到女性作为被看者的悲剧命运。如果说男性视角的叙述方式使女性被迫成为一个“被看者”的话，那么女性将服饰作为工具来赢得男人的爱慕甚至相守一生的承诺的行为，则是她们主动加入“被看者”的行列。《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在姑妈为她准备的衣橱里一混就混了两三个月，她得到了许多穿衣服的机会，而这些机会都体现出，不是衣服装饰了人，而是人展示了衣服，在这种畸形的生活中，葛薇龙最终迷失了自己，让自己彻底沦为一个敛财的工具。这种试图用服饰来吸引男性与迎合男性趣味的做法使女性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看者”，这些女性费尽心思地实现男性心中的美好幻想，想要赢得傍身的筹码，不由自主却又不无自愿地沦为被看者。

张爱玲的服饰描写完美地演绎了她传奇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她用服饰的盛宴、色彩的狂欢宣泄着自我的才情，张扬着鲜明的遗世独立的个性，建构起一个奇异的艺术世界，将生命与世界，时间与空间浓缩于件件可触可感的服饰之中。而张爱玲对女性形象服饰的细致描写更是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女性在男权话语系统中的地位，彻底地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与此同时，她也并未将这一切简单归结为这个社会的不公，女性自身意识的缺乏和自甘沦为被看者的愚昧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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