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西子

池莉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作家，以其平凡的取材、冷静的笔调和几乎不带个人价值判断的叙述视角，描绘平凡人的平凡事。她与刘震云等作家形成的新写实小说流派，更是以“零度叙事”的写作风格，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零度叙事”与更加平淡化、生活化的风格特点，也表现出了新写实小说对普通写实小说的超越。然而，评论界普遍认同的“零度叙事”，并非是对绝对客观的实现。池莉曾说“写小说，她可以从远处观察生活、描写生活”“小说中会有她的思想、她的好恶”。她并不是毫无情感、机械式地描述事实，而是将情感态度隐晦地藏于文本之中、“零度”之后，使得“零度叙事”的新写实作品同样带有温度。本文结合具体作品，探索“零度叙事”背后作者蕴含的温情，以及温情的表现方式，揭示其“冷暖交织”的写作风格。

一、池莉作品的“零度叙事”手法阐释

“零度叙事”的概念最早来自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他在《写作的零度》里写到“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可以正确地说，这是一种新闻式写作”，也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

孟远曾对罗兰·巴特的“零度叙事”进行诠释：“作家要逃避自己的意识判断、理性侵犯。作家写作的过程，不是论述分析，而只是被动地接受生活给予的种种现象。”陈思和也指出，“零度叙事”需要“以纯粹零度的情感介入，异常冷静理智、有条不紊地叙述”。这也是对池莉作品的传统认知，这一写作手法在“烦恼三部曲”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烦恼三部曲”由三篇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烦恼人生》讲述了一个普通钢板厂工人印家厚在一天中充满各种烦恼的经历琐事。虽然叙述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天，但作者并没有采取跳跃式的简略写法，而是毛举缕析地将一天分解为多个零碎的部分。各种烦恼呈现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印家厚并没有因此反抗或出逃，而是默默承受，最后在夫妻的互相体谅中，烦恼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太阳出世》则将生活的琐碎与真实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读者，但作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突出矛盾，而是为了包容矛盾，因为矛盾才是生活的本真。作品以结婚为开场，以孩子的一周岁生日宴为结尾，虽然内容中充满了冲突，但是这才是生活的真实状态，结局也势必会走向平和稳定。《不谈爱情》则抛弃了罗曼蒂克的手法，将关注点转移到了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中。爱情不再是浪漫的产物，而是人们各取所需的物品。其中叙述了一次完整的吵架风波，从二人的赌气，到吉玲回娘家，再到单位、邻居人尽皆知，甚至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此时矛盾开始逐渐缓和，最后庄建飞和吉玲重归于好。

周红梅曾写道：“日常被人们习以为常甚至忽视的场景，都成了池莉的创作素材，在洗去浮华、结构宏大以后，建造起生活的本来样貌。”取材于市井平民，叙述者跳脱出故事本身，以第三人称的视角看待故事的发展。而“零度叙事”的呈现则通过弱化叙事者功能来实现：叙述者只是故事的旁观者，并不对任何人物的任何行为进行价值评判，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他莫名其妙被诬陷耍流氓、被取消一等奖金，池莉却不对他的经历表示同情;他窘迫地犹豫于初恋、雅丽与妻子之间，并遗憾“自己的老婆為什么不鲜亮一点”，池莉也不斥责他的“精神出轨”。除此之外，作品之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很少涉及，小说更像是人物活动的流水账式记录。虽然没有人物的心理描写与情感表达，但读者也可以在阅读一个接一个的事件时切身体验人物的苦闷、憋屈与无奈，即情感的表达不通过作者之口和人物之口说出，而是通过读者之心体会。不管是《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还是《太阳出世》中的赵胜天，抑或是《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飞，都是极其普通的市井人物，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宏大的背景与英雄主义反抗情怀，只是在费尽全力地生存着。陈思和先生认为：“这就是作品中对所描绘的那种平庸无奈的现实生存状况逐渐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所有改变现实的理想因素都被消解，最后存留下来的潜在态度无非就是迁就、认同于这种本来极需改变的现状。”所以，作者常以冷静客观的笔调，不带价值判断的视角，几乎毫无个人情感的手法，“零度”地从个人的小角度对平凡生活进行叙述。

池莉在“烦恼三部曲”中运用的“零度叙事”笔法，逐渐消解了叙事者的功能，力求抛弃个人主观情感，显示出鲜明的反理性倾向。

二、池莉作品中所展示的温情

本文选择“烦恼三部曲”作为主要的分析文本，不仅是因为这三部作品是池莉重要的代表作，更是因为它们拥有着相似的母题：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挣扎。这种挣扎不是奋起反抗，而表现为一种妥协。从印家厚充满烦恼的一天，到庄建飞经历的婚姻颠簸，“烦恼三部曲”关注的都是普通人的平常生活，《不谈爱情》聚焦的是婚前的爱情矛盾，《太阳出世》聚焦的是婚礼进行时与备孕生子状态下的矛盾，而《烦恼人生》聚焦的则是生子后的婚姻生活矛盾。生活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矛盾，平淡日子中的冲突是无法消弭的。纵观三本小说的内容，仿佛它们有着类似的行文模板：平静-矛盾出现-矛盾激烈化-矛盾消解-生活重归平静。这并非模板化的套路写作，而是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不断向前的。

然而，作品真的能完全摆脱作者的情感倾向和观念表达吗？并不能，“零度叙事”只是弱化了叙述者的功能，但功能并没有得到完全消解。叙事者的态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在文本中呈现。

（一）通过人物独白体现温情

人物独白，即“凡是无声的依赖语言的意识活动，不论是理性的还是自觉的，逻辑的还是自由联想式的”的人物语言，一般用于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内心世界。通过人物独白体现温情，说的是作家在呈现人物独白的时候，不仅展示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同时也间接表现出自己的情感态度。

如《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内心独白：“等人群过去，雅丽仍然那么站着，远远地，一个人，在路边太阳下……不能的理由太多太充足了。”印家厚对雅丽的眺望，实际上寄托了他对当下生活的逃脱。他对现实处境并不满意，但“不能的理由太多太充足了”。在幼儿园时对初恋的怀念，实际上也是印家厚对自己曾经的怀念：曾经的理想，曾经的爱情，曾经的激情满满，如今都变成了沧海桑田。怀昔伤今，这是印家厚的思想。而作者既不对印家厚的精神出轨进行斥责，也不从妻子的角度表现遭受背叛时的痛心，而是着重描写印家厚的内心独白，描写他在周旋中的纠结、遗憾与坚守，特殊的视角隐晦地包含作者的同情。

《烦恼人生》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是挣扎在生活中的普通人，印家厚的独白表现了他在雅丽身上寄予的情感，不是对另一位女子的爱情，而是对过往理想的追忆。雅丽对他而言不再是初恋的身份，而是象征着往昔的符号。在反复的思索独白中，作者透过单一视角表达对人物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温情的一种表达，叙事者的态度不再完全脱离文本，在人物的挣扎中，温度在“零度”背后流露出来。

（二）通过结局设置来展示温情

结局设置，即作者为小说安排的结局方式。通过结局设置来展示作者的情感态度，同样是温情表达的方式。“烦恼三部曲”展现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但当困境到达顶峰时，人物无须挣扎，它也会自然消解。三部作品都呈现了相同的结局处理方式，即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矛盾由突出走向消解。

“烦恼三部曲”中，尽管矛盾重重，生活不易，主人公也都避开了反抗的方式，臣服于生活的磨难与不易。这种对生活的妥协与无奈，池莉也没有对其作出价值判断。但是，作者却给这三部作品设置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印家厚夫妇在相互体谅中度过了烦恼的一天，初为人父人母的赵胜天与李兰兰也在磨合中建立起美满的小家庭，新婚的庄建飞与吉玲重归于好，不再讨论离婚的事。尽管经济拮据、爱情脆弱，但在与生活妥协中，他们都各得其所。这就是作者温情的流露—虽然他们选择的是消极的妥协方式，但结局尚好;即使以后争吵和烦恼还会再来，但自有雨过天晴的一天，生活就是这样在坎坷中不断前进的。

池莉通过“烦恼三部曲”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困境，但又为三部小说都设置了一个和谐的结局。现实生活中不乏印家厚这类挣扎在底层的普通人，但他们未必有印家厚一样良好的结局。三部作品都遵从“矛盾产生-矛盾突出-矛盾消解”的结构路径，即使没有人物的努力，矛盾也会自然化解，生活又会重归太平。池莉并非是要强调人对困境的反抗，而是叙述生活与矛盾的共生，这是叙述者的主观思想流露。

（三）通过小人物与自传作品展现温情

小人物是指文学作品中的次要人物，他们在文中可能只出现寥寥数次，不作为作者的重点描述对象。但小人物的言行举止，可能也起到了间接传达作者态度的作用。在“烦恼三部曲”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小人物，作者通过小人物之口，传达出自己的心声。

小白是“厂长办公室的秘书，是一位愤世嫉俗的青年”，在轮渡上，他面红耳赤地向人们赞扬着一首诗，“有个年轻诗人写了一首诗，只一个字，绝了！听着，题目是《生活》，诗是：网。绝不绝？”紧接着，他又问大家：“你们谁不是在网中生活？”顿时，大家安静了。除开轮渡上这一处细节，小白再也没有出现在后面的情节中。在他振振有词地发出“大家谁不是生活在网中”的诘问后，这个人物消失在作品中，就连他的名字都起得如此粗糙草率。池莉之所以这样设置，不是为了凸显小白这个人物，而是为了凸显小白的话语。与其说那是小白的诘问，不如说是作者的发声。

生活就是一張细密的网，谁不受困于数罟中？在一方小小的网眼中费力挣扎，拼尽全力维持一个较为舒适的样貌，这是池莉的生活观。正因如此，印家厚、庄建飞、赵胜天经历的困难都变得正常了。生活不是刻意在为难平凡人，而是生活本身就是一张网，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逃脱，而只会被细密的网绳缠得越来越紧。相反，接受生活的困苦，就像安然待在网中，网绳不会因此越缠越紧，反而会逐渐松弛下来，留给人们一个狭小的舒适区。

除此之外，池莉在她的叙事散文作品《立》中叙述了她的婚姻与生活，脱下作家的身份，她也只是一位平凡的单亲母亲，也会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会焦虑新生命的到来，也会因为教育观念的不同而与丈夫离婚，也会为了生活而拼命写作、赚取稿费……池莉也曾天真地认为生育只充满了惊喜，却不知尿布、喂奶、婴儿的健康状况都是现实性的挑战—面对怀孕时的重重困难，她像赵胜天一样焦虑与无奈;她婚前义无反顾地追寻在那个年代“不正常”的爱情，以为婚姻也如爱情一样甜蜜，却发现婚姻更多的是磨合与平淡。“心诚意笃的爱情一旦与缺乏激情的相处性婚姻接通，相爱往往变成梦想，因为粗糙的现实生活实在难以维持精致的爱情”，这是池莉的婚恋观。

面对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池莉像庄建飞一样不知所措。当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却发现孩子的教育问题，夫妻的观念冲突都成了不可避免的生活矛盾，她又像印家厚一样沉溺于匆忙无序的烦恼人生中了。池莉就像她笔下的人物一样，细腻地关注到了生活中的种种琐碎烦恼，并逐渐学会了对生活和烦恼妥协。她的妥协换取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于是她也将这种生活态度赋予了“烦恼三部曲”中的三个人物。不管是印家厚、赵胜天，还是庄建飞，他们都选择了与烦恼生活妥协，生活不但没有因此变得更糟，反而逐渐走上了正轨。这种态度是池莉价值判断的隐性流露，是零度写作背后尚存的温情。

所以，池莉虽然在“烦恼三部曲”中大量运用了“零度叙事”的手法，但没有实现绝对的客观与中立，而是通过人物心理描写与结局设置两种方式，间接透露出自己的态度。小说人物与作者本身产生呼应，“烦恼三部曲”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新写实小说作品，而是照射进了真实的生活，形成了小说与现实的联结与感召。

“零度叙事”是评论界对池莉“烦恼三部曲”的普遍看法，但在“零度”的背后，作者通过人物独白与结局设置两种手法，表现出个人情感态度：挣扎于过去与当下、理想与现实中的人物是值得同情的，而生活的真相就是包容矛盾，并与之共存。这些思想情感在“零度叙事”的基础上，用微小的思想情感给作品升温，使得“零度”背后流露出温情，最终形成一种“冷暖交织”的写作风格。在分析池莉的小说作品以外，再将小说与自传散文相联系，我们会发现池莉在二者中传达出同样的人生观：“零度”是对生活本身的还原，传达出“无偏见、无杂质、全透明”的生活场景。而温情既是一种期待，期待自己也能从生活的困境中脱身;也是一种安慰，安慰每一个读到此书的、困于生活中的平凡人，不必过多挣扎，烦恼自会消解，困境自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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