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念

《边城》以其浪漫纯真的小说情节和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在现当代文学论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船上岸下》《三三》《湘行散记》等系列小说和散文共同描绘的湘西世界更被称为是中国文学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边城》以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为中心，为我们展现了湘西独特的山水风气之美，歌颂了人性的善良淳朴和心灵的美好纯粹。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文学批判、文学创作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下产生的，把文学带回到他发生的地理环境和特定时代去研究，有利于发掘文章中的地理美学和人文美学，为《边城》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考。

一、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

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里对地理环境进行了定义：“所谓地理环境，就是人类活动及其赖以为生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中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气候、生物、自然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教、风俗、语言等要素。”古今中外都有学者意识到地理环境因素对作家气质和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丹纳在《艺术哲学》把希腊人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的原因归结为希腊人性格上的三个特征：首先，是细微差别的感受力，艺术家只有善于捕捉事物间微妙的区别才能把握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美感。其次，力求平衡的节制力和喜欢明确而固定的轮廓。艺术作品呈现出明确完整的意象有利于藝术品的传播。最后，是热爱现实生活的积极生活态度，这避免了艺术家描写颓废美与病态美，传达出积极健康的美学风韵。并且认为希腊人擅长艺术的这三个特征与希腊的气候、饮食和地理位置是紧密相连的。尼采也认为气候环境和饮食对人的影响很大，他在《瞧，这个人》中说道：“选错了居住地和环境气候的话，人就根本获取不了足够的动物性活力，因此也就做不到自由地遁入精神生活中去……内脏的些许迟缓只要成了糟糕的惯常之事，就足以使天才沦为庸才。”在尼采眼中，干燥温暖的地中海气候是最适合哲学家思考的地方。著名文学家冰心在《文学家的造就》中认为文学家的作品与他生长的地方具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无形中受到所处山川河流的陶冶熔铸，这种气质最终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这种影响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对文学家气质和人格的影响和自然环境对文学题材、文学地理空间和文学风格的影响。

（一）自然环境对沈从文气质的影响

李淦在《燕翼篇·气性》说道：“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他将地理位置分为“北直”“东南”“西南”，认为这些地方的人分别具有“质直”“性敏”“精巧”等特质。中国幅员辽阔，在不同山水风光和文化氛围中就养育出气质各异的民族。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他的“湘西世界”就是以此为基础，加上作家个人感情色彩而建构的文学领域。

春秋战国时，由于抽象思维发展得还不够完善，诸子百家在宣言自己的学说时常常以水为喻，儒家发现了水不顾一切前奔的勇气与气势，故云“知者乐水”，道家发现了水柔软外形下坚韧的本质，这与“道”极其相似，所以“上善若水”。自从孔子对着流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喟后，水在哲学意味之外，又添上了许多物是人非的伤感。在后世文人的创造性运用中，水渐渐成了“忧愁”“愁苦”的意象。说到“一汪清潭”，仿佛水面上就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回顾沈从文的一生，他童年在沱江的陪伴下成长，少年后随着蜿蜒的沅水辗转当兵，成年后又在青岛的大海边和昆明的滇池旁度过了无数岁月，他的个性也随着流水，变得忧郁多情了起来。他在《我读一本小说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回顾童年时，认为他美丽的童年回忆几乎都是与水有关的，水是他的学校，教会了他如何认识美。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故乡那条延绵千里的长河始终在他的湘西故事中若隐若现，他的文字中也仿佛浸润了湘西的水，灵秀而妩媚。

（二）地域环境对沈从文文学题材、文学地理空间的影响

地域环境不仅影响作家的人格气质，也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认为作家在创作时具有“江山之助”。作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创作的，作家本人和创作的文本总是要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作家在现实世界里领略的自然景色和世俗人情就成为他们创作中取之不尽的源泉。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陆文夫笔下的苏州，汪曾祺笔下的江南，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都是作家以自己熟悉的现实地理空间为原型，再运用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段，融合了作家的主观情感，所形成的“文学地理空间”。

沈从文小说的文学题材几乎都与湘西有关。湘西是异域性的，这主要是通过地理位置的偏远和风俗的独特体现出来。湘西地理位置十分偏远，湘是湖南的简称，湘西顾名思义便是湖南的西边。历史上湘西曾被称为“五溪蛮”“荆蛮”和“苗疆”。“蛮”的意思是粗野，“南蛮”通常用来称呼没有学习过礼法的南方民族。古代文化以江南为中心，若以苏州为起点，湖南凤凰县为终点，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一千多公里。在古代这段距离，即使在平路上也需长途跋涉几个月，更不用说湘西的大山跟瘴气更是拖延行程的“一把好手”。地理位置的偏远使得湘西自古以来就远离汉族主流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

《边城》的故事发生在“茶峒”，根据“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得知边城这个地方并不是沈从文出生的凤凰县，有关专家据此进行考证，认为边城的原型应该是湖南省花垣县的茶峒镇。边城以小溪为川湘来往通道，四周多山，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马克思认为在文学创作中，不仅要写出典型人物，而且要写出典型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水”与“山”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影响着附近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以其独特的气质共同孕育出独特的人文精神。浩浩荡荡的清澈流水和翠色逼人的大山养出了边城附近直率纯粹的男女老少。这片水域的风情虽然没有长江和运河那样的通达开放，但独具偏远水乡的纯粹和质朴。这一带虽然地理环境十分封闭，经济也不够发达，居民职业和生活方式十分简单，但正因其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滋养出边城人本真、古朴的性格。

湘西苗族众多，习俗与中原内陆习俗大相异趣。文学与风俗的关系紧密难分，在《边城》中，湘西的节日特色和民风习俗与翠翠的爱情故事交织在一起，在翠翠爱情发展的过程中也把湘西独特的风情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边城，端午节是一年一度最热闹的日子。当天，所有的家庭都会“吃鱼吃肉”，男女老少午饭后便会穿上新衣去河边观看赛龙舟，龙舟上手脚伶俐的小伙子肆无忌惮地展现他们匀称鲜活的身材和超凡的水上本领。正是在端午节，翠翠遇到了心上人“二老”傩送，从此心中爱情的种子便开始萌芽。赛龙舟不仅是一种习俗，而且也体现了边城人对水的依赖。《边城》中的茶峒古镇跟湘西一样，由于层层大山的阻隔，以水运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船总顺顺就是靠着水成为这里最有权势的人，他年轻时混过营伍，回到家乡后靠一点积蓄买了六桨白木船，风里来雨里去，讨得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媳妇，养育了古镇里两个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的儿子。在边城的其他人所从事的职业也多多少少与水有关，他们就像湘西的流水一样，澄澈透明又富有韧性。

此外，湘西的婚嫁习俗也与中原相异，在儒家文化里，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對自己的恋爱与婚姻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但是在苗族文化里，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他们通过“踩妹脚”“游方”“拔雉毛”“凑柴米，吃年饭”等简单朴素的方式向心上人表达自己的情意。在边城中，这里的少男少女通过唱歌来寻找自己合意的结婚对象。摊送跟哥哥天保为了公平地赢得翠翠的芳心，就约定好两兄弟月夜里同去翠翠家附近的山峰唱歌，胜利者就能赢得翠翠。这种古老的竞争方式代代流传，翠翠的母亲和父亲就是因为对歌相识相爱，最终有了爱情结晶翠翠。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对神巫赤裸裸表达自己爱意的少数民族女孩，看到不通世事，如水晶般纯粹的少女三三，看到为爱不顾一切的媚金和豹子，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那么得浑然天成。在湘西这个世外桃源，少了繁文缛节和世俗偏见束缚，人们可以按照原本最真实的一面去生活。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总是带上了湘西文化的独特烙印，湘西特殊的风俗文化也给予了沈从文小说来自大地深处的灵气，两者相互融合贯通。

二、《边城》创作的时代背景

沈从文在湘西生活了二十年后来到了城市，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繁华新潮的城市与淳朴落后的乡村的割裂是十分严重的，“湘西”给予他无穷文学灵感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乡下人”的身份。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遇到的生存挑战是方方面面的。首先，挑战发生在生活上。北京的冬天零下十多度是常态，囊中羞涩的沈从文无力支付昂贵的炭火钱，仅仅以一件单衣御寒，没钱的无力感蔓延到饮食上就导致了沈从文需要三天两头地挨饿。其次，沈从文的教育程度只有小学，他只能通过图书馆自行摸索如何写文章，再把他的文章寄给不知何时才有回信的报纸和杂志社。饥饿、寒冷和绝望没有动摇这个“乡下人”的意志，两年后他终于在当时的文学界崭露头角。

在城市的生活过程中，他深深地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的绝缘。他在《阿丽思中国游记》的后序中吐露出自己苦闷的心声，认为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从精神上了解自己，自己所求的不过是利用文字建构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并期待别人与他心灵上的沟通。但是，人们一方面因为他广受好评的作品崇拜他，一方面又因为他的出身和文凭误解他、中伤他。这种身份焦虑使得沈从文委屈、烦闷和苦恼，但也强化了他作品中的身份意识。“乡下人”最初是别人对沈从文的蔑称，到最后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本位思想。有学者认为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创作就受到了这种身份苦恼的推动，他无比怀念湘西的山水以及纯净山水孕育出的本真的人，于是以乡村为本位创作出一系列小说去建构他理想中的“美的世界”，以纯真的“乡村美”来反衬都市生活的浮躁与空虚。完成于1934年的《边城》是他这系列小说的最高峰，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地位。写于同一年的《湘行散记》和《湘西》可以同小说《边城》进行互文解读，它们是久居大城市的作者在重返湘西后，目睹生活方式千年未变的湘西时的所思所想。迥异于《边城》的牧歌氛围，《湘行散记》更多地表达了一种困惑，在现代化的汹涌潮流中，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一种有为的坚守，还是一种没有自主性的麻木？流露出对湘西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看似纯真实则悲凉命运的痛惜之情。

综上所述，我们在使用文学地理学进行文学批判时，首先，我们应该从文本出发，仔细研读作品。其次，考察文本产生的地理环境，文本的产生受到作家个人气质、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空间的综合影响，就像种子的发芽一样，离不开阳光、雨露、气候的共同作用。《边城》就是在沈从文个人气质、湘西独特的山水文化和特殊的城乡割裂的时代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以文学地理学对其进行分析，有利于厘清外部因素如何对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产生影响，有利于探究文学经典诞生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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