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俊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襄阳 441021)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生于金国，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稼轩南归，开始了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辛弃疾曾任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转运使、安抚使等重要的地方官职，然而辛弃疾志在北复，又因性情刚拙，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屡受弹劾，被罢官后，长期谪居。在谪居期间，辛弃疾渐渐对陶渊明产生了兴趣，深入理解、接受和认同了陶渊明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然而辛弃疾始终保持着积极入世的心态，和对理想、气节的坚守，师陶颂陶使辛弃疾在追求个体自我实现的价值选择过程中，有了更为旷达开阔的心态，也使得其词作中儒道多元特质进一步圆融和谐。辛弃疾师陶颂陶表现了对陶渊明独特的理解，不仅在词作中抒写了一位辛化了的陶渊明，也在对陶渊明的接受和认同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个人主体意识。

一、辛弃疾谪居时期对陶渊明的接受

辛弃疾南归后一直以抗金北复为志，然而南宋朝廷其时偏安一隅，稼轩之志显得不合时宜。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因平茶商军声名鹊起，任京西转运判官至淳熙八年(1181)被罢官开始闲居，六年时间改任八处，而且辗转各地，大多非其所愿。见北复无望，而又常年辗转奔波，辛弃疾仕宦生涯倦意渐生，加之年岁已近不惑，于是开始萌发隐逸之念，这种归隐的想法使辛弃疾尚在为官之时，就对陶渊明产生了兴趣，词作中对其有提及。《满江红·再用前韵》中以“桃源客”自比，已经隐有归意；淳熙八年，辛弃疾尚任江西安抚使，送别好友钱佃时，所作《西河》中，更是明确言道“老病自怜憔悴。过吾庐、定有幽人相问，岁晚渊明归来未？”以渊明自比，明确流露出归隐的想法。此时，辛弃疾还未体味过超然物外，真正回归自然的山水田园之乐，其归隐之念，只是对仕宦生涯困倦的一种心理表现，辛弃疾对陶渊明真正地深入认识和接受，应是从其被罢官闲居开始的。

淳熙八年(1181)冬末，台臣王蔺劾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辛弃疾传》)虽为不实之词，结果却是辛弃疾被罢官落职。其屡次遭劾，与自身行事激进，不懂斡旋，又得不到朝中权贵和孝宗支持有很大关系。从淳熙九年(1182)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辛弃疾在带湖闲居了十年。绍熙二年被起用后，仅过了三年，绍熙五年(1194)秋，辛弃疾再次遭劾落职，回到江西，至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又开始了近九年的闲居生活。纵观辛弃疾一生，三仕三已，其谪居带湖瓢泉长达二十年，与其为仕时间相当，但相较辛弃疾仕宦时期的词作，谪居时期辛弃疾词作数量更多，内容、意象也更为丰富。据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所统计，辛弃疾所存626首词中，咏陶词有60余首，其中带湖瓢泉谪居期间就有46首，而其诗文中亦对陶渊明多有涉及。关于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许多专家学者都做过研究，袁行霈就分析过辛词与陶诗的契合内容，表明陶在辛词中被意象化，成为“遗世独立、潇洒风流、任真自得的人生态度”[1]的代表，认为辛弃疾兼有隐士之豪放；石红英认为辛弃疾从“待学渊明”但“酒兴诗情不相似”到认识肯定渊明，推其为师“陶县令，是吾师”，最后引为千古知己赞陶颂陶，表明“辛弃疾接受陶渊明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心灵历程”[2]，并从两人相似个性、归隐经历等方面分析辛弃疾接受陶渊明的原因；邓红梅认为，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表现出了“一个理想主义向理性主义者的巨变”[3]，并分析了这一变化的多种因素；赵晓岚从辛陶两人在归隐后“稼穑、饮酒、交友的生活方式以及闲适与愤悲的思想情怀”[4]的同异等方面，指出辛弃疾对陶渊明的认同在于“二分梁甫一分骚”；王慧刚从辛对陶接受所表现的多个方面“田园情趣、注重友情、喜爱饮酒”进行了论述，并表明辛对陶的接受和抒写“塑造了一个‘金刚怒目式’的辛化了的陶渊明”[5]；此外，赵三能等从多个方面论述了陶渊明对辛弃疾的影响；王颖、徐猛等从田园题材入手，分析了辛对陶田园诗的接受；还有许多学者从用典、意象、文化渊源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而在谪居时期，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不仅在于两人某些相似的个性，隐逸的生活经历，甚至文化背景、时代气候，而且与其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体价值选择也是紧密联系的。

辛弃疾强烈的事功精神和英雄心志，使其在谪居初期仍对建立功业怀抱期望，淳熙十一年(1184)，其作“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就表明辛弃疾心坚北复，闲居中仍坚持着建立功业的价值追求。这时被迫罢官闲居的辛弃疾内心是愤懑不平又充满矛盾的，其学陶尚浅，吟咏陶诗更多是借此排遣内心悲愁苦闷情绪，希望通过自然山水、田园风光、饮酒赏菊来自我调适，平复心绪。这种悲愤抑郁的情绪在其词作中多有表现，“今日复何日，黄菊为谁开?渊明谩爱重九，胸次正崔嵬。酒亦关人何事?政自不能不尔，谁遣白衣来。醉把西风扇，随处障尘埃。”(《水调歌头·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涧尚书韵》)“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生查子·民瞻见和复用前韵》)辛弃疾借酒排遣内心愤懑，以菊寄托情思，坚守品格，陶渊明在此作为清明正直，品行高洁的象征，成为辛弃疾坚守抱负与品格，不愿与世俗同流的情感与价值寄托，也正因为有这种价值寄托，才促使辛弃疾学陶颂陶。

带湖谪居期间，辛弃疾心态由矛盾复杂，到寻求宁和平静，既有对匡复河山、建立功业志向的坚守，也有对追求独立理想人格的期盼，还有对寄情山水精神自由的渴求，其对陶渊明的接受，既是谪居后客观物质生活的自然结果，也与其时的心态息息相关。辛陶二人，性格有相似之处，陶渊明自言“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辛弃疾也认为自己“刚拙自信，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二人归隐经历亦有相似，不仅都于四十岁左右开始隐逸生活，而且又同居江西一地，学陶既有时代风气因素也缘于隐逸生活。但辛陶二人隐逸生活既有相似，亦有不同，而两人思想与价值理念的差异，使得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既有深入的过程，又有所选择，有着自己个性化的独特诠释和抒写。陶之归隐，虽受时代所迫，但更多的是一种主动选择，辛弃疾却完全是被迫谪居，心态与陶渊明是不同的；归隐之后，陶渊明需要以耕作为生，物质生活长期贫窘困顿，而辛弃疾物质生活是颇为优裕的，不同的生命体验，使得辛弃疾更多地是以士大夫的心态在旁观农事和闲居生活，而缺少了一种对自然生命真实苦痛的体验。所以，即使辛弃疾寻求与陶渊明相同的闲居生活，饮酒，交友，欣赏山水风光，找寻田园情趣，但终究因生命体验、思想、志趣等不同，才有“酒兴诗情不相似”的感慨，而这种不同，也使得辛弃疾对陶渊明有着自己的诠释，并将自己的志向投射在陶渊明身上。辛弃疾不忘事功，于是将陶渊明比作三国时期隐居山林，静候明主的诸葛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把酒长亭说》陶渊明与诸葛亮二人全然不同，辛弃疾此比，既是看到陶渊明亦有济世理想抱负，躬耕田园，仍不忘世情的精神，更是希望自己有像诸葛亮那样建立功业恢复河山的机会。可见，带湖时期的辛弃疾，对陶渊明还未能全面深刻领悟，其学陶师陶，还主要停留在归隐形迹上，并带有很强的事功意识，着重陶渊明济世进取的精神和孤傲高洁的品格，对陶渊明超然物外，不拘于事功的一面，即使有所认识，但尚未产生更深的共鸣。

瓢泉谪居期间，再度被罢官的辛弃疾，因政治理想的破灭，对时局的悲愤失望及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反思，在仕隐之间，愈加倾向于隐。多年隐逸生活平复着辛弃疾的心境，山水风光，田园情趣亦滋养了其心灵，而年岁渐长，亲友相继离世等，使得辛弃疾对世事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不仅加深了对老庄道家及佛家思想的理解，淡化了事功思想，对陶渊明更是有了深入的认识和倾心的接受。这一时期，辛弃疾作品中咏吟陶渊明的诗词数量最多，思想内容也有了变化，体味到了陶渊明的清淡任真，不仅倾心推崇之，还开始将其视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榜样， “暮年不赋长短句，和得渊明数首诗。”(《瑞鹧鸪·京口有怀山中故人》)由赞陶之高洁品格，进而颂其淡泊精神与超然物外的境界，甚至认为曾建立不世之功的“王谢诸郎”都比不上陶渊明“未抵柴桑陌上尘”。谪居瓢泉时，辛弃疾更深入地接受了陶渊明，肯定了其生命态度，不是为排遣内心愤懑，而是倾心体味渊明的田园生活趣味，以渊明之好为好，对陶诗研读甚至到了“读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题序)的程度，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辛弃疾更是期盼将陶渊明融入自己的生命中，“饭饱且寻三益友，渊明康节乐天诗。”(《鹤鸣偶作》)“渊明去我久，此意有谁知。”(《感怀示儿诗》)希望像陶渊明那样自然任真，度此余生，“许事从今只任真。”(《丙寅九月二十八日作来年将告老》)辛弃疾评陶诗“更无一字不清真”，可见其已解陶诗真味，从带湖到瓢泉直至生命最后几年，辛弃疾对陶渊明有着逐渐深入的认识、接受过程，而实际上，谪居时期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始终与其自我实现的个体价值追求紧密联系。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的基本需求”“自我实现”等论点，他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其本性能够得到健康顺利的展现。马斯洛在描述自我实现者所具备的特征时，表明自我实现者具有健康、独立的自由人格。由于马斯洛并未形成一种连贯的明确的自我实现理论，在今天西方的心理学研究方面，更多的是把“自我实现看作个体内部过程的特征。”[6]吴倬先生认为“自我实现本质上是人的客观社会发展要求的主体能动形式”[7]，是以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实现的，并在此过程中满足自身合理的物质精神需要，发展自己，追求自由的辩证认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自我实现是一种人生境界，胡家祥先生就认为“自我实现需要则体现通天下之志，指向自由而完满的生存境界。”[8]张虎昇、叶嘉莹亦明确表示，自我实现是一种人生境界，而陶渊明就是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一个诗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源自于人性内在的需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实现更趋向于心不为形体所役使，“从心所欲不逾矩”，甚至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陶渊明归隐后，物质生活贫窘困顿，精神上亦有诸多困扰，然而陶渊明以坚强的意志力和道德力量去纾解物质困顿，保持人格的独立自由，固穷守道，而且超脱对死亡的忧惧，以更洒落的态度面对物质生命，此外，他还自觉地将自我个体生命融入到宇宙自然变化之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顺应自然，物我两忘，使个体生命自适自得。从谪居期间，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来看，辛弃疾亦有自我实现的个体价值追求，由坚守事功精神，不忘恢复之志，到保持独立人格，不从于世俗，再到任真遂性，顺其自然，暮年时期的辛弃疾正是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并倾心于陶渊明将自我个体生命融入到宇宙自然变化中的生命态度和自我实现的人生境界，亦将此作为自己的生命价值追求。

二、辛弃疾谪居颂陶的主体意识

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大都有着将实现政治价值作为个体人生价值的追求，期望“立德、立功、立言”，建立功业，留下声名。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文人士大夫受到重用。基于宋代的政治环境与人文背景，宋代文人从其政治心态来看，大都富有对政治、社会、民生的关注热情，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以建立功业来实现自我生命价值，而辛弃疾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在南宋文人中，辛弃疾的词作极富时代精神，面对宋金对峙的局势，词作中“洗胡沙”“补天裂”“整顿乾坤”的呼喊比比皆是，表现出强烈的事功思想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辛弃疾南归之初，孝宗曾一度锐意北伐，但在北伐失败，隆兴和议后，朝廷中从上到下都力主求和，主战者仅是少数。辛弃疾力主言战，以“男儿到死心如铁”的姿态，与主和派抗争，不仅上书《美芹十论》《九议》等详述政治军事主张，而且在地方任职时，还以激进的态度组建军队，训练民兵，刺探军情。辛弃疾的爱国情感和北复的政治追求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南宋政权和民族存亡，而更多的是“建立在消除民族分裂，恢复国家统一这个层次上的”[9]，所以辛弃疾的事功精神，是源于儒家济世理想，希望统一，从而结束分裂给百姓造成的巨大苦难。辛弃疾的这种个体价值追求与历史的发展方向一致，亦是符合人民诉求和长远利益的，这种价值追求亦与其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密切相连，既体现出辛弃疾个人主体意识中的英雄主义情怀，亦表露其以建立功业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渴望。辛弃疾主体意识中儒家生命理想与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及事功精神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展现出来的壮志与激情，既使其词作极富感染力，也激励着辛弃疾努力践行价值信念，实现其理想抱负和个体生命价值追求。

罢官谪居后，辛弃疾长年赋闲，北复机会渺然，对“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来说，空有满腔热情和抱负，却没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辛弃疾意识到其生命价值追求可能就此落空，人生失路的悲戚感，使其发出不平之鸣与壮志难酬的悲愤；在此时局下，英雄主义情怀与激昂的生命冲动亦使其陷于深沉的痛苦，无法实现理想抱负与价值追求，又不愿就此沉沦，让生命落空，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和悲苦，同时去找寻新的生命价值追求，辛弃疾自觉地将目光投向陶渊明，并在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个人主体意识。

辛弃疾的这种主体意识首先在于其自觉地从陶渊明的归隐中寻求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谪居后，仍怀抱英雄之志与用世之心的辛弃疾，词作中越来越多地提及陶渊明，对其品格，辛弃疾更是推崇备至，自觉学陶师陶，“岁月何须溪上记，千古黄花，自有渊明比。”(《蝶恋花》)“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在辛弃疾眼中，陶渊明是不与世俗同流的高士，是不拘于名利，淡看荣辱的贤者，还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豪杰，他在陶渊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找到了情感的共鸣。而与陶相似的归隐经历，更使其希望在人生失路的境况下，找寻到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这种肯定首先是恪守道德信念，保持独立自由的人格。辛弃疾主体意识中的儒家思想，使其在坚守理想抱负的同时，亦有穷则独善的一面，遭劾谪居时，能够自慰自处，没有建立功业机会时，则转为坚守品格作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

辛弃疾从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中找寻生命意义，寻求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这种肯定还在于，从对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的关注中发现其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谪居时，辛弃疾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自我生命存在本身，由追求外在事功转向寻求内心的适意与宁静，虽不忘社会责任与政治抱负，但亦开始追求人格的独立自由，而陶渊明正是在世事烦扰中保持本真个体生命的典范。陶渊明在归隐后，饱受生活的贫窘困顿和精神的烦扰，不仅生计艰难，还有穷与达，隐与仕等精神之困，陶渊明不仅真实地述写了自己的种种困顿和烦扰，亦在文作中表露了超脱困顿烦扰后的洒落，找到了个体生命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归属，并将其升华为“诗意的栖居”，不拘于名利而是去保有生命的本真，这种生命追求亦是对生命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辛弃疾学陶师陶，欣赏追求陶渊明田园生活情趣，对个体生命存在状态与本身更为关注，亦以此效仿陶渊明保持个体生命本真的追求，并在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中，深入到对陶渊明自我肯定和生命价值的认同。辛弃疾推崇陶渊明“身似枯株心似水”(《书渊明诗后》)的“闻道”，精神上的认同亦促使辛弃疾更多地接受道家思想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肯定，自言“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可见在谪居期间，老庄道家思想不仅是其自我调适的凭借，亦是其关注个体生命存在，寻求自我生命价值肯定的思想来源。与陶渊明相同，谪居时，辛弃疾主体意识中亦认同并接受了道家生命价值理念。儒家穷则独善，安贫乐道，道家更是追求顺其自然，自适自得，辛弃疾思想中兼有儒道，在自我慰藉中，对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的关注中，寻求自我生命价值肯定，“仰天大笑冠簪落。待说与穷达，不须疑著。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兰陵王·赋一丘一壑》)辛弃疾意识到归隐亦有其生命意义，亦能有实现对个体自我生命肯定的人生之乐。谪居瓢泉时，辛弃疾身边好友相继离世，进一步促使了其对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的关注和思考，亦促使其对陶渊明思亲友的感怀和对其生命观的进一步思考，“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辛弃疾就是这样不断地深入对儒道思想的认识，对陶渊明生命价值的理解，在对宇宙和生命的思考中，关注个体生命存在，发现其生命价值并寻求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

辛弃疾的主体意识还表现在其在对陶渊明生命境界的认同与接受中追求自我实现。辛弃疾思想兼容儒道，“达则青云，便玉堂金马，穷则茅庐。逍遥小大自适，鹏鷃何殊。”(《汉宫春·答吴子似总斡和章》)既始终不忘北复统一，济世为民，努力立德修身，恪尽职守，又寻求内心平静，自得自适，希望逍遥自在，不拘于物。谪居后，尤其是暮年时期，辛弃疾愈加亲近老庄，对陶渊明超然物外的生命境界亦愈加认同和接受。当辛弃疾暮年，嘉泰三年(1203)被再度任用时，尽管仍勤于政务，为国事民生忧虑，但这更多的是一份根深蒂固的责任感，而其对个人穷达宠辱，以及能否建立功业已经淡然处之了。谪居瓢泉之后，辛弃疾日益年老力衰，政治时局也愈加昏暗，在对时局的悲愤无奈及北复无望的境况下，辛弃疾思想感情更加悲凉深沉，词作亦有种沉郁之气，更多地表达了对自己人生的感思，既有“肘后俄生柳。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贺新郎·用前韵再赋》)的无奈，亦有对陶渊明悠然自适的人生思考，“自古此山元有，何事当时才见，此意有谁知。”(《水调歌头·赋传岩叟悠然阁》)清人周济认为：“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10]从感情上看，辛弃疾与庄子的“悲凉”共鸣，“在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上，辛弃疾多学庄子的放旷。”[11]面对人生悲苦，辛弃疾常用道家一生死、等贵贱、泯物我的思想自我调适，希望做到宠辱不惊，摆脱一切物役，对道家“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人格理想亦有了一定认同；面对自己的年老力衰的人生境况，辛弃疾学习道家的顺应自然，安时处顺，以豁然的态度去处世“一以我为牛，一以吾为马。人与之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江海任虚舟，风雨从飘瓦。”(《卜算子·用庄语》)面对日常隐逸生活，辛弃疾亦希望能够真正享受山林自然之乐，“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接受了陶渊明诗作中的悠然之境。辛弃疾师陶颂陶，既有道家思想的传承与共鸣，亦有对陶渊明本人生命境界的钦佩。随着对陶渊明深入地理解和接受，对陶渊明悠然自适、自在自得的生命状态，辛弃疾不再困惑，既“自愧渊明”又屡屡言之，坦然道“风流划地，向尊前、采菊题诗。悠然忽见，此山正绕东篱。”(《新荷叶·再题傅岩叟悠然阁》)表明其已经从陶渊明这里意会到自然洒落，悠然自适的生命境界，此亦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人生境界。

对于“自我实现”虽然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仍能看出辛弃疾主体意识中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提出“自我实现”观点的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是有健康、独立的自由人格，本性能够得到健康顺利展现；而西方人本主义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个体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要满足对自我的实现即“对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12]，这种自我实现包含了自我认知，自我接纳，也需要个体去克服现实困境，实现自我超越。从这一层面看，辛弃疾无论仕隐、穷达一直保持独立人格，恪守道德信念，并且兼容儒道，不断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自我肯定接纳，摆脱世俗烦扰，一直都处在身体力行地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自我实现是人的客观社会发展要求的主体能动形式”[13]，人的自我实现不仅是自我完善、自我满足、自我发展，而且是与履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并以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实现的。从这一层面看，辛弃疾不忘北复，恪尽职守，爱国为民，暮年被起用时，仍欣然受命，而且不顾自身年老衰病，仍勤于政事，为国为民殚精竭虑，临终前据说还因心念开禧北伐，大呼“杀贼！杀贼！”可见其一直在践行生命价值追求和履行社会责任中进行着自我实现。而从自我实现作为一种人生境界来看，辛弃疾师陶颂陶亦能看到其对此生命境界的追求。

辛弃疾在谪居思考宇宙人生的过程中，最终在生命境界的层面上理解和接受了陶渊明，与之发生思想情感的共鸣，视其为千古知己，“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在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过程中，辛弃疾兼修儒道，也曾研读佛理，希望参悟人世沉浮，洞察生命哲理，其在探求后批判了佛道虚无思想，坚守自己的人格和道德追求，“屏去佛经与道书，只将语孟味真腴。出门俯仰见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读语孟二首》)并最终将陶渊明作为自己在“闻道”路上的指引和寄托。辛弃疾感慨“渊明去我久，此意有谁知”(《感怀示儿辈》)，将陶渊明作为超脱世俗，安贫乐道，坚守理想和人格的精神榜样，不仅在隐逸的生活情趣和行迹上，亦在思想和精神上向其靠拢，作于瓢泉时期的《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其意境已经可以达到和陶诗相近的高度。此词有知音不在，年老无成的悲凉，有恪守信念，坚定不屈的执着，亦有对自我生命的肯定和思考，尤其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显其思想境界，表现出自我个体生命与自然的和谐。“我”与“青山”不仅主体和客体情境交融，而且显出物我同一，浑然一体的意境，正如陶渊明东篱采菊，未见南山便已悠然，物我两忘，臻于生命中的“无我之境”。辛弃疾在好友朱熹去世时所作《感皇恩》中言道“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表明其对老庄道家思想已有深入理解，并加以批判，最终追求的是超脱佛道，以陶渊明作为自我实现生命境界追求的精神寄托“欲依佛老心难住，却对渔樵语益真”(《偶作》)，并在回归田园平静的生活日常中“有酒无余愿，因闲得此心。西园早行乐，桃李渐成阴”(《即事示儿》)去追求这种自我实现的生命境界。张虎昇先生认为，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并非没有痛苦，而是“他们能够用理性思维来对自我心理进行调剂，……从自由意志的角度来说，陶渊明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追求，从而完成了他的自我实现。”[14]从这一角度看，在谪居中，兼容儒道，自我调适，师陶颂陶，落寞悲戚中仍坚守理想抱负，恪守道德信念，在平静的闲居生活中，淡然而又执着地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辛弃疾亦像陶渊明那样完成了其自我实现。

三、结语

辛弃疾怀抱恢复之志，矢志不渝，但却始终壮志难酬，不仅南宋少有的几次北伐未能参与，而且还被长期投闲置散，闲居近二十年。在长年谪居中，面对有志难酬，人生失路的悲愤，辛弃疾兼容儒道，自我调适，超脱佛老，学陶师陶，思想情感由豪迈奔放、慷慨激愤到温婉悲凉，随性坦然。王水照认为“苏辛师陶，各师所师”，认为辛弃疾更倾向于陶渊明的品格和“高情”，欣赏其躬耕不忘世情的精神，但纵观辛弃疾谪居瓢泉后，尤其是暮年时的词作可见，辛弃疾亦有努力追求陶渊明崇尚自然，不拘于物，“任真自得”生命境界的一面。辛弃疾繁复的情感与思想，使其主体意识多元多彩，但无论从那个层面看，其主体意识中都有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辛弃疾在谪居师陶颂陶的过程中，主体意识里事功精神虽渐消淡，但儒家爱国济世思想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在无法实现理想抱负与价值追求的境况下，辛弃疾自慰自解，兼容儒道，找寻新的生命价值追求，坚守高尚气节品格，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肯定自我生命价值，超脱佛老哲思，以陶渊明“闻道”的自我实现寄托自己的生命价值追求。辛弃疾既超然物外，又坚守理想与人格，淡然任真而又深沉执着地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其独特的主体意识迄今仍能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