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顺平，蔡志英

（1.韶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广东韶关512005；2.韶关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泰斗”、高等教育学界的楷模。华中科技大学张应强教授曾指出：“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研究潘懋元先生，本身就是一种高等教育研究，因为他是这个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是这个学科的化身”。［1］潘懋元先生如今已是期颐之年，但仍活跃于学术研究一线，被誉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常青树”。在长达六七十年之久的学术活动中，潘懋元先生以学术为志业，取得了令人钦佩的学术成就，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学术智慧。本文主要以相关著述为考察中心，对其学术智慧及其生成进行粗浅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什么是学术智慧

“学术”通常以学科或领域划分为基础、经过探究活动建立的专门的、系统的学问。“智慧”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2］1625显然，智慧是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能力，“在活动中，‘智慧’表现在对活动过程中推动活动进展的主观对客观所做出的‘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上。”［3］智慧是一种行动，是一种根据实际采取的适宜的行动，就是“首先要确定自己处于何种环境，然后知道采取何种实际行动”。［4］97智慧是一种思维方式。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礼赞到：“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无论是做出科学的辨析判断，还是进行有价值的发明创造，还是采取适宜的行动，其背后的机制都是思维方式。因此，“学术智慧”可以在广义上理解为：在探究活动中表现出的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思维方式、能力和采取相应的行动。由于探究活动包含内容较多，本文在狭义上将其界定为：在提出、分析和解决学术问题中表现出思维方式、能力和采取的相应行动。

二、潘懋元的学术成就

潘懋元先生1920年出生于广东揭阳，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教育专业，之后受厦门大学推荐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完成研究生课程。20世纪50年代就发表《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中的重要地位》等文章，倡导建立“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并于1957年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著作《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于1978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一文，继续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他的倡议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全国高等教育界的欢迎，使得潘懋元先生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在之后的学术活动中，他一举创下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十多个“第一”，在高等教育学科的内部建制、外部建制上，做出了其他人难以比拟的贡献。在其标志性论文和著作等中，潘懋元先生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等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高等学校改革发展等重大实践问题，通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开拓性地进行了诠释、分析和探讨。其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关系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论、高等教育研究多学科方法论等，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基础；其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高等学校职能、高校教学原则、高校教学课程改革、高等职业教育等的许多学术观点，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政府决策层、高等学校实践工作者，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2019年，潘懋元先生入选改革开放40年“教育人物40名”名单。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其学术智慧不无关系。

三、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智慧

学术智慧作为提出、分析和解决学术问题中表现出思维方式、能力和采取的相应行动，以潘懋元先生相关著述为中心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学术智慧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一）敏锐地发现问题

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发现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比分析解决问题更需要学术智慧。潘懋元先生对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十分敏感，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常常能先于他人发现可研究、值得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关于潘懋元先生敏锐的发现问题的实例很多，这里挂一漏万地举几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潘懋元先生就敏锐地发现大学生不能当小学生教，高等教育是一个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研究领域，应该有一个不同于普通教育学的针对大学教育的高等教育学，由此他开始了在中国创立和建设高等教育学的长期努力，最终促生了高等教育学科这一庞大的理论家族。正是因为他的敏锐，他的远见卓识和学术智慧，中国高等教育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少见的可以和美、英、日等发达国家进行平等对话的学科。又如，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态势越演越烈，原先立足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需要充分关照区域特点和农村，潘懋元先生敏锐地提出研究“高等教育地方化”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问题，并指导自己硕士、博士开始探讨这方面问题，并在《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单独或合作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为中国区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为地方高等学校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还如，20世纪初随着国家开始实施高校扩招政策，潘懋元先生敏锐地发现，“专升本”逐渐成为热潮。他分析发现，尽管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力量，但由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普遍不如本科教育，这使得很多高职高专学生选择了“专升本”，很多高职高专院校将“专升本”作为办学目标。为此，他撰文呼吁国家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独立体系，通过高等职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相衔接，以满足部分学生追求高学历的愿望，满足国家社会对职业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同时避免高职高专院校因“专升本”，而削弱职业技术实训或定位不明等问题。较近的如，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仁川世界教育论坛上发表了《仁川宣言》，他马上意识到研究和前瞻20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即刻组织人员开展相关研究，并于《中国高等教育》发表《2030年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前瞻》（2016）一文，对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我国高等教育未来15年的核心问题、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理念等进行预判、预测和预警。正是因为潘懋元先生对高等教育学术问题高度敏感，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分析、探讨和解决，这催促他不但攀登高等教育学术高峰，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二）辩证地看待问题

潘懋元先生早年曾学过哲学，后来还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了政治课，这为其奠定了较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他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5］其学术智慧之一就是善于辩证的看待学术上的问题。众所周知，辩证法是黑格尔带给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经过马克思的改造形成的唯物辩证法是人们研究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的最有力的哲学方法之一。可惜很多青年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哲学素养严重缺乏，经常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这方面潘懋元先生无疑给我们树立了典范。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关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阐述。潘懋元先生立足于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一理解，指出教育有两个基本功能，即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这两个功能是密切联系、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教育的外部规律，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条是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揭示了人的德、智、体、美等不同素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还强调，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之间也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外部规律制约着内部规律，外部规律必须通过内部规律来实现。潘懋元先生关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论述，完全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要义，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运用辩证法分析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典范。又如，他潘懋元先生在论述传统教育与教育改革时指出，传统教育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既有与教育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又有可用的，要进行扬弃，而不是全盘抛弃。他说：“在教学改革中，对于理论与实践、讲授与自学、教学与科研、继承与创新、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等等关系，都存在一些争论，都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与方法，正确处理。”［6］167再如，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一些人对此大唱赞歌，一些人却将之视若洪水猛兽。潘懋元先生在《求实》上发表《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1993）一文指出，市场经济冲击高等教育具有必然性，高等教育想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绝不可能，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高等教育必须主动适应市场经济。潘懋元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辩证分析有力地清除了罩在人们心头的迷雾，让更多人对这一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正是因为潘懋元先生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对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学术问题，总能够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这使得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不会囿于门户之见，不会偏执于一端，提出的看法，给出的建议，总能得到同行的认同，获得多数人的认可。

（三）透彻地分析问题

透彻分析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学术智慧。要透彻分析所提出的问题，就需要了解问题存在的现象，明确问题的性质，弄清问题包含的矛盾，找出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句话概括，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透彻分析才能做到深入浅出。“很多研究者以把简单的东西讲得深奥难懂为学问高深，在治学上表现为正在深入，但还没有深入到本质，没有把握住最基本的规律，因而也无法浅出。做学问，要做到深入浅出”。［7］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96）报告中将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称之为“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引起国内高教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很多人就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写文章发表看法，但得其要领者并不多。潘懋元先生利用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开幕式上作《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主题发言的时机，提出了一些问题供讨论时参考。潘懋元先生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深刻地指出了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包含的诸多矛盾，如高等教育新旧功能之间的矛盾，大学新旧职能之间的矛盾，大学在经济社会中的新旧地位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公益性与产业化之间的矛盾，高科技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之间的矛盾，高科技人才培养与大众化之间的矛盾，创新人才培养与现有体系、内容、方法之间的矛盾等。这就为人们深刻认识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深化相关讨论和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分析问题时弄清楚问题包含的矛盾很重要，那么更重要的应是抓住主要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针对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包含的诸多矛盾，1999年他在《教育研究》发表《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与刘振天合作）一文对大学在经济社会中的新旧地位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潘懋元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大学能否成为经济社会中心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与生产要素，取决于知识在资源基础与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分析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不同经济形态资源基础和生产要素的变化，得出了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走进经济社会中心具有必然性的结论。但是对大学地位这一矛盾而言，最主要的是如何获得这种地位。潘懋元先生接着分析道，从大学功能与发展知识经济要求看发挥大学中心作用具有迫切性，但大学能否发挥出中心作用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于是他又从社会转变观念、大学自身进行改革内外两方面探讨了大学发挥中心作用的条件，这样就透彻地分析了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潘懋元先生能够对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中的现状、问题做出透彻的分析，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容易切中肯綮，更容易抓住人，更容易启发人。

（四）务实地解决问题

对提出的学术问题怎么解决也是需要学术智慧的。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有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对研究的问题也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可是对怎么解决问题常常力有不逮。我国每年都有大量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成果“发表”或“出版”，但绝大部分研究成果根本无法为政府出台政策、制定文件、做出决策提供依据，无法为大学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无法为教师发展进步和学生成长成才提供行动指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途径、方法等，经常脱离实际，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是在实践中无法实施。究其原因在于，其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途径、方法等不务实，没有现实针对性，缺乏操作性，很飘很虚。潘懋元先生是走务实路线的，他一贯坚持理论研究要和实际相结合，要从教育实践中发现理论问题，要以教育实践检验教育理论，学术意见建议要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不能脱离实际。2011年《教育研究》对潘懋元先生进行过一个专访。在谈到他解决学术问题的经验时，他强调自己养成了“以教育实践检验教育理论的习惯，而不满足于只引用西方的观点和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论证自己的理论。”［8］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高校扩招政府的实施，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被许多研究者奉为圭臬。潘懋元先生对此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他认为马丁·特罗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的转变，并不像其所断言的那么简单。为此，他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提出从精英向大众转变过程中，在学生数量达到大众化阶段之前，有一个局部质变带动量变的“过渡阶段”。［9］潘懋元先生的过渡阶段论很好地修正了马丁·特罗的理论，使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发展阶段论更符合中国实际，也使得他基于过渡阶段论提出的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建议更加务实。上世纪90年代末，潘懋元先生发现，经费不足和毕业生就业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大困难。为此，他积极研究高等教育经费问题和毕业生就业问题。对于前者，他主张大力发展民办大学，建议高校“节支”“增收”；对于后者，他主张高等教育要通向农村，高校毕业生应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而对大力发展民办大学，他提出的对策之一是建立健全民办高等教育法规。针对建立健全民办高等教育法规，他又提出明确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性质，尊重私立高等学校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公平对待、鼓励竞争，明确责任，建立科学的评估与督导体系等具体措施。［10］这样就使得其对策建议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能够在学理上较好地解决大力发展民办大学问题。

四、潘懋元先生学术智慧的生成

学术研究需要学术智慧。但是学术智慧并不能凭空产生，那么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智慧何以生成？根据笔者的考察，潘懋元先生学术智慧的生成，得益于如下几方面：

其一，独特的个性品质。个性品质孕生学术智慧。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智慧与其独特的个性品质相关。潘懋元先生独特的个性品质，集中体现在他的开创意识、使命感、开放、包容等。潘懋元先生具有强烈的开创意识，敢于开拓，敢为人先，一生成就十多项“第一”。正是他的敢于开创的个性品质，使得厦门大学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研究重镇，使得他本人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使得高等教育学成为具有中国气象、中国特色的学术派别。潘懋元先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使得他期颐之年，仍殚精竭虑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不断为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贡献智慧和见识。潘懋元先生十分开放、包容。听过潘懋元先生的课程、讲座，参加过潘懋元先生学术沙龙，聆听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每周一学术报告会上潘懋元先生对学术报告点评的人，大致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潘懋元先生十分开放、包容。他会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听，认真地记，不会轻易指责，也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会给你说他知道的，也会坦承他不知道的；他会辩证地分析你的报告，肯定你报告的优势，也会指出不足，但是不会偏执一端。正是这种独特的个性品质，孕生了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智慧。

其二，厚实的知识素养。知识素养育成学术智慧。知识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结果，个体只有不断学习知识、运用知识，把知识变成素养，具有厚实的知识素养，才有可能顺畅转化为提出、分析和解决学术问题的思维方式、能力和行动。潘懋元先生自幼好学，六岁时便在哥哥潘载和启蒙下开始诵读经典。八岁读小学半年就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趣味。后来无论是在汕头时中中学（四中）、海滨中学（侨中）读中学时，还是插班读师范、参加“青抗会”革命活动时，即便食不饱腹，他仍苦中作乐，广泛阅读所能接触到的书籍。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他主修教育，辅修经济，不仅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还对哲学、文学、历史、逻辑学等人文、社科进行了广泛涉猎。其后经由厦门大学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教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更是全面学习了教育学领域较为高深的学问。可以说，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之前，潘懋元先生已经具有了厚实知识素养，做足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准备。正是厚实的知识素养，育成了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智慧。

其三，丰富的工作实践。工作实践催生学术智慧。潘懋元先生提出：“研究社会科学，理论准备重要，实践准备也很重要。现在有的青年同志，以为搞理论研究只要多读书就行，不太重视实践，更不愿意干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觉得浪费时间，这是对积累实践经验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深切的体会。”［11］725-727潘懋元先生从15岁时初中结业即做过老师，师范毕业后又在小学当教师，还担任过小学校长一职。1945年，他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开始在中学任教，担任过中学教务主任一职。回到厦门大学任教之后，先后担任教务处长、副校长、党委常委等职。他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顾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等数十所研究机构和大学兼任或名誉教授、研究员、顾问等众多学术职务。几十年来，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担任教学工作、管理工作、学术事务工作的丰富经历，催生了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智慧。

其四，广泛的考察交流。考察交流促成学术智慧。潘懋元先生经常带领学生外出考察。他考察的高校涉及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即有国内顶尖研究型大学，也包括部分行业特色高校、民办高校、高职高专学校，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他还先后赴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荷兰、立陶宛、科威特、挪威、菲律宾、泰国、尼泊尔等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对其高等教育发展整体，部分高校的办学特色、改革实践等进行考察。正是不断的考察，使得他的视野更为宽广，对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实际把握更准，对高等教育、高校学校的实现需求了解更深，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中的问题更加敏锐，对高等教育、高等学校改革完善的对策建议更加可靠务实。除了广泛的考察，他还注重与国际国内学术同行进行对话、交流，与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工作者进行交流，与其他领域的学者、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广泛交流。每周六晚上的学术沙龙和每周一早上的学术报告成为他广泛交流的平台，每有同行乃至学生做学术报告，他都会海纳百川地听取，就报告主题、报告内容、报告特点等与其进行平等交流。正是广泛的考察交流，促成了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智慧。

总之，潘懋元先生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与其敏锐地发现问题、辩证地看待问题、透彻地分析问题、务实地解决问题的学术智慧不无关系。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智慧生成于独特的个性品质、厚实的知识素养、丰富的工作实践和广泛的考察交流。作为后学者，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智慧既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