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科技影响的他们

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是世界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和开放。就像是现代世界里的“魔法”，科技也让更多神奇发生。这种“魔法”会带领我们走向哪里还是未知，但就在当下，拿起这根“魔法棒”的人越来越多了。

何同学：用问题解决问题

从5G测速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到采访Apple CEO Tim Cook，再到最近做的一张升降桌带火乐歌股份。B站数码Up主何同学（何世杰）一直在话题的中心。丰沛的想象力和极强的创造力，让他总能在各家争鸣的互联网场域打造别具一格的“爆款”。但是在何同学心中，做视频首先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再去创造趣味。

做有意思的事

去年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后，何同学在杭州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每天，他的闹钟都会准时在9点25分响起。和视频里一样，睡觉前何同学会把手机放在距离较远的位置，醒来第一件事是赖几分钟床而不是刷手机。

到了工作室，他第一件事就是改稿，视频的脚本文案会随着工作的推进不断更新。虽然每天要和各种工程、电路问题打交道，但他还是很喜欢打磨文字。对何同学来说，文案是指导视频的方向，也是最后凝练表达的方式。所以，他格外关心文案的信息密度，希望能让观众每15秒就乐一次，最好每100个字就有一条出人意料的内容。

从大一想做视频到现在，何同学依然觉得视频是最适合他的表达方式，甚至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表达方式。

高中时候，何同学拍了一次班级晚会，视频获得了全班的称赞和转发。那时起，他发现了自己真正的热情所在，但那时已经没时间参加艺考并考取相关的专业了，于是读本科时，他利用课余时间成了B站视频博主。

2019年6月，正在读大二的何同学制作了一则5G测速的视频，这一天，恰是工信部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的日子。第二天，他的视频被全网转发，人民日报点赞，何同学由此“出圈”。后来，他又采访了Apple CEO Tim Cook，对科技产品的独到见解配合流利的英文，让无数同龄人称羡。最近，何同学在去年的Apple秋季发布会后，造了一个“能充电的桌子”，1300万播放量拯救了连年股价低迷的上市公司，推动了乐歌股份一天之内股价暴涨13.51%。

很长一段时间里，何同学都会在工作室待到凌晨。后来他开始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时间，便给自己定了个零点闹钟，到点就下班。和想象当中不同，他没有继续沉迷工作忘记时间，后来反而会不时地关注那个闹钟什么时候会响，然后就可以下班了。紧凑的每一天里，他依然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

从月更到季更，在流量时代，何同学的更新速度看似“逆流”，却始终维持着视频的高质量。

有料，且有趣，是他内容创作的准绳。为了庆祝自己成为博主三周年，何同学和自己600万粉丝拍了一张2000亿像素的“合影”。毕业时，他发布了视频《我毕业啦》，将大学时光的碎片整合进了7分钟的视频里，表达着自己的不舍。

最近，為了拍新视频，他买了个大可乐柜，就是把杯子推进去可乐就能出来，和快餐店里的一模一样。

何同学说，他只做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而真正优质的内容才是视频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从解决问题里学习

虽然被归类为“数码科技”博主，但何同学并非对所有数码科技产品都有兴趣，他更看重一样产品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具体功能。这点上何同学奉行“实用主义”。

因此，平时除了手机和电脑，何同学使用最多的是树莓派（Raspberri Pi）。

这是一款教大家写简单拍摄代码的小型计算机。比如要做一个设备，就可以把这张信用卡大小的树莓派塞进去，写好的代码就会开始运行。

前阵子，他读了“著名”的《富爸爸穷爸爸》，与其他人看到理财商机不同，何同学在其中看到的仍然是如何攻克问题，主动解决问题。

每天他都要面临无数要攻克的“工程小难题”。工程问题是何同学不太擅长的，没有整块的理论学习时间，他只能来一个任务学习一点，边摸索边试错。

前两天他要画一个智能开盖垃圾桶，本以为很简单，但他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虽然懊恼，但还是老老实实自己画。他的实践准则很简单——从解决问题里学习。

起初，何同学也是拍视频的门外汉，从灯光、构图、调色到后期，全部流程都是跟着B站其他up主学习的。在开放的网络世界里，总能找到学习的途径。“开始尝试之后才会有反馈机制，才能不断校准自己的路线。”他拿相机对焦举例：“你不可能先拿着相机想半个小时放哪里能对焦。只能不断调整距离，不断对焦才能找到合适的位置。”

在他创作的过程里，解决问题才是第一顺位的。在和所有粉丝的ID拍合照那期节目里，何同学展现出了他的温柔和浪漫，但这种浪漫并非刻意为之。

之前，哈苏厂商给他看了一款相机，相机可以隔着60米给目标对象拍照，甚至能将纸上的小字都清清楚楚地拍进去。何同学觉得惊讶也有趣，便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款相机的极限在哪里，正好赶上有没有可能将所有粉丝的ID都拍进一张合照里？

何同学的底层驱动力仍然是对一件事的兴趣。视频上传后，所有人都被理科生的浪漫感动，但在过程里他只是考虑如何实现这件事，而不是“讨好观众”。

“我就是为了博得大家的开心，所以要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关于乐歌升降桌的视频，也是一个简单的动机，他需要一台能够随时给手机充上电的AIR POWER，市面上没有现成的产品，那就自己动手做。

解决问题就是在学习和进步。在关于升降桌的视频里，他把一块价值4万元的透明屏幕烧坏了。检查修理的过程里，他学会了使用示波器，即动态显示电压电流图表的一个仪器。“要学习，一个是靠犯错，一个是靠花钱。”他说。

事实上，在开始拍视频之前，他也花了很多时间“空想”。思考大学选什么专业，如何让皮肤更好，后来有了拍视频的爱好后，这些杂念也逐渐被抛之脑后。

对何同学来说，找选题并不太难，他不太关注抽象和宏大的课题，对身边的小问题格外感兴趣。何同学就是这样一个能对生活中的“常态”提出新问题、新思考，并付诸行动，解决问题并创造“新东西”的人。

他曾在一期视频里讲到如何戒手机，灵感就是从一本教读者了解并抑制自己的上瘾行为的读物《这本书能让你戒烟》里得到的。他将戒烟延伸到戒手机，采用了书中的原理和实验方式，在视频里，他使用控制变量的方式将志愿者分成几个不同的小组，依次得出实验结论并拍成了视频。

“ 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找到一件自己全身心投入的事情，一旦找到一件不给你钱你也愿意干的事情，基本上就和成瘾行为说再见了，因为你生活中最大的‘瘾就是你的工作了。”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帮助别人，用视频的方式展现科技的本质，帮大家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

“我的人生意义很明确”

何同学3岁的时候，奶奶家就有一台电脑，他总是跟着哥哥一起打游戏。5岁的时候，何同学的爸爸又塞给他一台DV，让他录下全家人吃饭的视频，当时只叮嘱了他两点：手不要抖;过程里不要改变焦距。何同学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原来只要完成这两点就可以拍出一支视频。那也是他最早接触的视频拍摄。

11岁时，爸爸又买了一台iPad，给何同学带来了巨大震撼。当时他所接触的触摸屏体验都很糟糕，屏幕小、亮度低。

拿着iPad玩游戏，成为了他的科技启蒙点。

在央视的一档纪录片中，何同学感觉自己“过早地输出”。虽然认为实践大于理论，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系统学习过理论知识就开始做视频了。即使常常被身边的人羡慕，他还是觉得身边的同龄人在专业技术上比自己优秀。

在学校里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没时间唏嘘感慨，何同学只能将视线继续聚焦在眼前的一个个难题上。也正因如此，当同龄人困惑人生时，何同学眼前的世界和问题清晰具体。“我的人生意义都是很清晰的。”他说。如何更快完成一期视频？如何完成一项操作？每天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小难题联结而成的——解开它。

何同学并不是一位“5G冲浪选手”，但他不刷微博，也没有朋友圈，同龄人热衷谈论的时事八卦从不在他的议题列表里。他每天查阅和关注的信息都是为了拍视频，比如最近他正在大量吸收关于3D打印机的知识。

他也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面向。只要和工作无关的事情，统统都不在他的兴趣列表里。不看新闻，不看公众号文章，作为少有的人文类内容摄入，他很喜欢三国的故事。

最近，他正在读《三国》，和有些虚构的《三国演义》不同，这本书讲的是完全真实的历史。晚上十几分钟的阅读是他为数不多的自我时间。

即使已经被视为是“工作狂”，他依然渴望节省出更多时间。如果能开个脑洞，何同学最想发明一个“外卖传送管道”，把等外卖的时间也省下来。他曾在一期视频里讲到，为了节省时间，他也会买很多条一模一样的裤子，每天只点麦当劳。这样就不用思考穿什么和吃什么。

何同学不思考生活，也没空去思考宏大的议题，他会把每天的具体计划写进备忘录里，“当目的性很强的时候，焦虑就会自然降低。”

但他也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所以打造一支一起创造内容的团队，是他目前最关心的事情。招人面试的时候，他还是看重对方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会出一套试题，题目也是关于具体的问题，看对方能够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你想一个人建一栋大楼的话，这辈子都建不成，所以把自己的事干好就差不多了。”

flypig ：在等下一个更美妙的改变

科技领域悄然发生的一切令他觉得美妙，他期待下一场可以让他抓住趋势去创造的改变。

flypig的一天，从开车上班开始——虽然他经营自己的公司，由自己主控日程。摸上方向盘是他不可或缺的工作仪式感的一部分，提醒他即使环境没有本质区别，他也要去到另一个地方开始上班——在路上的这种感觉，最为重要。

他的新年也“在路上”。2021年末，他用iPhone拍摄了一支贺岁短片，和Tim（“影视飓风”主理人潘天鸿，下同）合作策划制作;2022年的第一天晚上，他半夜回了北京，马不停蹄地开始剪手头的素材。

他是广告导演，是互联网产品的创造人;网友可以认证他是科技博主、视频博主，甚至是意见博主。怎么称呼他呢？叫飞猪、flypig或是本名林嘉澍，都行，他自认身份相对自由：“我现在什么身份呢？其实也没什么变化，一方面还是在做产品，比如这次的小片子就是用我们公司自己做的产品拍的。”

“我的公司是做软件的，我们做了NOMO、Protake等等。Protake是一个专业的拍视频的软件，Tim那边也用过，大家都很满意，我们这回就用它了。在决定拍摄后，我们加了很多功能进Protake，确保它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拍片子的需求。比如我们做了一个图传，在片场拿iPad就可以看到手机里的画面，不需要单独租赁监视器，用Apple设备以很低的成本去实现;我們还临时做了一个手糊版的跟焦器，上面有个旋钮，可以通过蓝牙直接控制iPhone上面的对焦等等。”

用手机拍摄影片的时间非常紧张，杭州拍摄的两天里，每天拍100+个镜头——拍电影一天是差不多6到12个镜头。flypig说，速度快跟用iPhone 13 Pro Max拍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一个小朋友在家翻箱倒柜的画面，如果是电影机，要做假柜子，把后面拆了塞巨大的机器在里面，还有各种打光需求。用iPhone拍很简单，塞一台机器进去，再用无线图传直接控制机器去录制。速度、运动镜头都在机器够小的时候才方便。“有一个镜头是放在碗底拍人往碗里倒面粉，iPhone放在透明的碗底下就能拍，如果是电影机就相对麻烦。”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flypig和Tim联合创作，一起写剧本，晚上开五六个小时的会;他们远程共享文档，开电话会，实时修改反馈：“这是一个在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但在疫情还未结束的2021年尾、2022年开头，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2005年，flypig入行做过记者，采访了许多硅谷公司的创业团队，以远程互联的形式完成工作。到了2021年，纵然人类拥有实际前往天涯海角的能力，但随着科技发展和生态变化，一切像是一个轮回，早年的工作形态又变成了新的常态。

他觉得这个过程非常奇妙——是整个过程奇妙，而不是这个节点本身有多奇妙——2021并没有什么名词和新事物的出现令他觉得“大开眼界”。科技改变生活，是以点滴渗透的方式发生：“人们对于在线上做一件严肃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在偷懒，或者不自然。所有人都将线上变成了第一选择，这个变化非常冲击。疫情改变了所有人，改变了整个社会：科技、电影、音乐…… 方方面面的科技民用化被加速落地。”

在flypig看来，若以10年为尺度，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尤为显著：“我10年前到现在只换过1次车，没那么遥远;我跟10年前有什么变化呢？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但这中间，许多东西渐进式地让你的生命及生活品质发生了变化，它们悄无声息地进入你的生活：你的Apple Watch知道你的血氧、心跳、步数;你身上有多少感应器？水平仪、高度、海拔、GPS、光线感应器、色温感应器…… 不知不觉，你已经穿戴了几十个感应器。你把手机、手表、耳机穿戴在身上，然后它们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戴上AirPods Pro开启降噪的那一刻，你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宇宙了，并不是今天才有元宇宙的概念。”

过去10年间悄然发生的一切令他觉得非常美妙：可穿戴设备延展现代人的生活边界，互动智能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使人类能够合情合理地变懒：“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互动智能家居的存在，电视、音箱、扫地机器人、灯、空气净化器等等。回到家，把手机内容投到电视上面看，投歌给智能音箱放;你的车的摄像头可以识别你的地理位置，配合GPS会知道你的路况，一个城市里每一天的变化都能够通过无数辆奔跑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汽车记录下来，变成一个世界、一个城市的镜像，定向到它们的服务器上。这些都是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的进步，虚拟现实又增强现实。”

这种美妙的现实，会不会在某一刻给人带来割裂感，一边享用科技的发展成果，同时又對科技大范围获取个体隐私留有后怕？

“怎么说呢，我是QQ号7位数的人——我觉得我在某种意识上很早就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比如刷脸支付，要登机了，如果刷脸能买瓶水，flypig就觉得很方便，但是入住自助酒店，刷脸后酒店电梯自动按层，门口刷脸进入，机器人把外卖送到屋里，仍然会让他感到震惊。

“我只需要在酒店房间里坐着，过一会儿房间的小音箱会响音乐，伴随音乐，机器合成音告诉我，林先生，您的外卖到了，请开门。我打开门，一个机器人打开自己的舱门，里面是外卖。机器人说，祝你有愉快的一天，然后自己下楼。”吃外卖时的flypig不禁陷入沉思，这跟《黑客帝国》或者科幻小说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机器人自行坐电梯，知道你住哪给你送饭吃，科幻就在我们身边。

这是一种混杂不定期的担忧和焦虑，仍以新鲜、有趣、便捷为主导的享受体验。那么，黑客帝国里，代表美好的虚幻世界的蓝色药丸和代表残酷的现实世界的红色药丸，你选哪一个？

“懒惰如我，我会选择蓝色药丸，让生活质量更高的世界。”作为一个靠软件赚钱的人，flypig和所有人一样，都在等待下一个大平台。互联网是，5G也是，智能手机是，手表也是…… 新的平台在不断地涌现，谁能够成为那个划时代的平台？划时代意味着改变生活，也意味着创造一种之前的平台所无法创造的生活方式以及财富和机会。flypig在等待那种突破想象、脑中的一堵墙被打破的感觉。这种出现会带来一整个行业的质变，甚至会产生一个新的行业。

“我觉得，这正是新年让人兴奋的东西，你会没有来由地相信这一年会出现一些改变世界的东西。我希望有人会带来这种改变世界的变革，而我能够抓住这个趋势，去做一些让我觉得很酷的东西。会是什么，2022年2月的我告诉不了你，但是如果发生了，我希望我会知道这个东西要改变世界了。”

Tim ：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去讲述内容

科技并非改变了他的生活，科技打开了他的人生。

2014年，一位学了3年视频特效的高中男生在网上发布教程。

作为“初生牛犊”，他的原始心态简单中二，“发网上嘚瑟一下”，没想到，真有人喜欢看。逐渐收获了忠实观众的他，在那年年底创建了“影视飓风”频道——这是Tim潘天鸿创业故事的开始。

Tim是B站的百大up主，他经营的B站主频道“影视飓风”，专注在影视技术、影视相关科普、各类电影幕后揭秘以及趣味拍摄的内容。2018年他有5万粉丝，2019年是20万;到2020年的100万，再到2021年300多万，基本每年都在以双倍速增长。2021年末，他在“影视飓风”公开了新的项目“写下心声”，收集大家如果有机会将心声带入太空，最想说的那一句话。

带大家的心愿上天这件事，要追溯到2015年：当时的他萌生了送气球去近太空的想法，因为技术和环境限制，在2019年得以最终完成。Tim带领团队拍摄制作了《上升：我们一起飞上3万米》，用高空氦气球把相机送到近4万米的高空，以第一视角记录传回8K分辨率、360°全景的近太空地球外貌画面影像;同时搭载释放的，还有大家的梦想纸条。

这一次，他们希望能更进一步，把人们的心愿带出卡门线（离地球80公里到110公里左右的范围）——过了卡门线，才算是进到外太空。Tim还不敢百分百打包票，但或许会利用能够搭载的火箭，送一颗卫星搭载其他小东西去轨道上，并且把图像顺利传回来。

这些“大梦想家”式的项目给了Tim“一炮而红”，获取广泛关注度的契机。科技给了他最起始的目标，成为一名特效合成师;因缘际会做了自媒体，在行业内广泛涉猎成长后，他懂得点线相连，才有更多创作优质内容的可能性。比如除了“上天梦”，他还有“下海梦”：他想在蓝鲸身边拍下一张真正清晰的影像。7年前的他觉得拍下照片就可以;现在，他想以更高清的视频把这个地球上存在的最大的生物记录下来：“蓝鲸在格陵兰岛那边更多一点，现在出不去;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们团队能再强一点，做一个真正对人有启发的纪录片，再去更有意思地讲述这个故事。”

科技设备、技术、平台…… 这些都是他创造、传递内容的工具和手段：“我们的优势在于用过许多设备，有许多技术方案。比如专门拍钢铁厂高温熔炉的镜头，我们了解;超级高倍力的显微镜，也有使用的经验;高空拍摄、特种拍摄、车拍…… 我们都有经验。当我们想要做这些创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办。很多时候，知道和不知道，是决定了你这个片子能不能拍的必要要素。”

讲述一个好故事对他尤为重要。他的创业团队，从一个人发展成有90位员工的公司，业务覆盖电商和产品、内容、TVC广告。他说自己是乘了时代的浪潮，但坚持深耕内容的初心不变：“平台会变，媒介会变，但是内容本质上不会变化。以不断迭代进取的商业模式向世界输出高质量的作品。将来无论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里面，用另外的形态来讲述我们的故事，来讲述有意思的内容，都可以。”

不过长篇叙事暂时还不会被提上日程，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强，但今年的工作重心会放在短片之上。2021年末，Tim和flypig合作策划用iPhone拍一支贺岁短片。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讲述一个打动人的故事：“手上就只有一台手机，一个最普通的装备，怎么能够拍到有意思的画面，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有点像命题作文，当你手脚都受到了一些限制以后，反而会有更多的想法爆出来。”

“其中有一个镜头，因为iPhone可以和椅子很轻便地夹在一起转，再用上iPhone的超广角，就让一个普通镜头有了很强的透视和张力。我们很兴奋地一遍一遍地拍。这是事先完全没想到的。”

忙好手头的项目，Tim飞来北京参与《智族GQ》的拍摄。剃须刀和Onewheel独轮滑板是他的日常必备：“胡子半天就长长，我经常在街上边走边刮;而Onewheel独轮滑板能帮我拓展最后几公里。比如某个地方下车后要走3公里，它能帮我很快速地到达目的地，跑各种地形，整个过程像滑雪一样，非常好玩。”他自己喜欢，就买来送朋友。拍摄当天，他发现送给flypig的还没拆，索性替他拆了，从办公室玩到天台。

除去本职工作中常接触的科技产品，2021年他鼓捣得最多的就是智能家居。Tim研究了各种奇怪的智能家居方案：“我们在家里拍视频的，不是影视灯的灯都要关掉，其他家电也要关掉，保持安静。所以我会设置一个影视灯一键打开，其他电源一键关闭的特殊自定义解决方案。”

他觉得这件事情拓宽业务的可能性极大。他用妻子的账号做了一次基于Apple操作系统的教学，在B站上有十几万的播放量。最近，他还在研究一套新方案，利用Apple的动态日出监测，反向控制GoPro每天清晨在阳台上帮他摄影，记录一年中家门口的变化，再自动生成一支视频。或许明年这个时间，就可以看到他的改造智能成果了。

刘茵梦：用技术点亮艺术

2021年底，刘茵梦和她的数字内容平台OUTPUT搬到了坐落于苏州河畔的上海邮政大楼，虽然这栋古典风格的建筑和虚拟科技似乎毫无交集，但在数字艺术领域，刘茵梦早已适应这种不期而遇的变化和惊喜。

刘茵梦毕业于波士顿大学艺术管理专业，在美国传统艺术行业工作了4年，洞察到数字艺术领域的发展浪潮后，毅然回國创业，创立数字内容平台OUTPUT。OUTPUT签约了一大批媒体艺术内容版权和艺术家，陆续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项目，有活化传统文化的“故宫中国节-宫里过大年”数字沉浸体验展，有为品牌发布NFT这样的先锋新锐的项目，也为从奢侈品行业到新消费领域的品牌策划多元的数字艺术内容。或许数字艺术对普通大众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但OUTPUT让这个概念逐渐被大众所知。

最近，OUTPUT为腾讯和故宫联合主办的展览策划了精彩的数字展项，在展览的主展项中呈现了高达5.3米的裸眼3D“数字文物”。并利用360度环幕，将包括“粉彩鹭莲纹盘”在内的三件文物进行数字化的处理，让文物上的纹样在光影中重焕光彩，呈现出一个充满纹样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可以通过挥手与装置投影进行体感互动，实现了现代科技、艺术时尚与历史文化的梦幻联动，这是非常典型的数字艺术表现形式。对数字艺术而言，技术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艺术家们更像是程序员和高级工程师，他们用VR、AR等等技术，让艺术变得可感知、可互动，给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OUTPUT成立之初，刘茵梦和很多雄心勃勃的创业者一样，想要做出一条行业的“鲶鱼”，去创造新事物，颠覆旧环境。在随后的4年里，“她很强烈地感受到科技浪潮的翻涌，几乎每两个月认知都会被刷新一次”，刘茵梦认为，重要的是去拥抱变化。在科技勃兴的当下，万物皆可互联，要保持“独善其身”已经越来越不现实，跨学科、跨行业的互动是数字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数字艺术为例，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跨学科的内容合成，即使是一个最简单的作品，都需要整合艺术设计、技术应用、硬件开发等方面的力量，技术中又包含着沉浸交互、沉浸立体影像、融合渲染等等。所以，比起做一条“鲶鱼”，时代给每个像刘茵梦这样的创业者提出的课题是，跳脱出“科技”或“艺术”的单一概念，去打造一个融合性平台，在技术和其他行业间、在不同技术间创造链接，连接市场和受众。

技术的目的是人，只有服务于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技术才有价值和意义，但普通人对于前沿技术的感知往往是滞后的。无论是区块链、比特币还是NFT、元宇宙，风口弄潮的不在少数，大众认知却仍然停留在虚拟世界、电影、小说层面，它们炙手可热，同时又“高不可攀”。在刘茵梦看来，数字艺术能够成为复杂又千变万化的数字世界一个入口，带领大众去理解前沿科技、感受科技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因为数字艺术本身就是一种主动与观众，与消费者去交流的服务型内容，它能让远在深圳的人，近距离感受故宫文物之美，让21世纪的人，与“未来”互动。同时，数字艺术的应用场景不仅局限于文化艺术领域，它的舞台非常宽广，例如城市空间越来越多的裸眼3D屏幕，商场里商户提供的VR体验等等，通过和新消费的结合，渗透进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场景中。打破空间、时间的限制，用数字艺术的形式，给普通人一根“魔法棒”，让科技为更多行业赋能，将对未来世界的幻想变成现实，是OUTPUT和刘茵梦为之努力的目标。

Optillusion ：科技是新的，游戏是老的

这个新生的游戏工作室——Optillusion，目前还只有两个成员和一个作品：周栋和陈一加，他们在纽约大学Game Center的毕业作品《笼中窥梦》——一款有点实验元素的解谜游戏，整个流程都在一个小小的方块内完成。

Game Artist诚如其名，游戏以一个立方体为“笼”，以6个不同的面各为视窗，窥探窗内梦境般不太真切而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场景：一个港口，一个工厂，或一个小木屋的内部。玩家旋转立方，寻找完美角度。沟通不同立面的元素，推进剧情。用线性的玩法，体验非线性的游戏时间。

比起“毕业作品受到了这么大的关注”，更出乎周栋意料的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在手机上面尝试这个游戏”。

这款游戏最初是为电脑设计的，人们用一个整块的时间去玩，形成一个足够沉浸的体验;对于手机游戏，人们默认自己所玩的游戏是个很小的休闲游戏，于是碎片时间玩一下，停下，不知多久后再拾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太会用叙事的语言去考虑整个故事的剧情，很难有深度体验。一方面，这是他们不太希望看到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想，这或许说明“手机游戏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了”。 与很多手机游戏玩家常接触的游戏类型不同，《笼中窥梦》重点在于叙事。

在这个两人团队里，一加和周栋的角色都是Game Artist。在美国的语境里，这个词有着更广泛的意思：游戏美术，或者游戲艺术家。

虽然他们现在什么都做一些——独立开发工作室体量小，工作内容环环嵌套：动画改，音效就得改，代码就得改，视觉也要再考虑。周栋常常这一刻还在写程序，下一刻就要去修改美术——但两人工作各有侧重，周栋是游戏策划，一加是Game Artist，游戏美术。但更广泛地说，他们正在做的，未来想要做的事，都是Game Artist，游戏的艺术化表达。

通过新奇的玩法，让玩家得到一段特殊体验，和玩家共情。

一加提起《漫长等待》这款号称400天才能通关的游戏。游戏里，统治地底世界的国王力量已消逝，需要安睡 400 天才能恢复，而你是他独守这庞大地下宫殿的最后的仆人。游戏中，你是充裕时间的掌控者，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画画、读书、攀爬、跳跃、生火、捡东西。

“非常孤独非常压抑的气氛间，你看到一块石壁，摸上去，感觉到了石壁后面细细的泉水流动……一个岩石壁间的细缝里，渗出来一点清凉的流水。超越了文字的隔阂……就是这种感觉。”

情感联系

对于比较“好玩”的游戏，它的设计者和玩家不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中的。设计者更像是规则的定制者，玩家要遵循规则，并从中找到陕乐。而“游戏的艺术表达”更像是一种对话，设计者和玩家站在同一个视角，或者说是同一段情感之中。

为了共情，《笼中窥梦》势必不能做得特别简单、特别友好。解不开的谜题、无法返回收集漏掉的收集品，这些困扰、迷茫和焦虑，其实是出于对游戏体验完整性的考虑。在一个不断循环的梦境中寻找出口，得到救赎。如果你要获得完整的体验，必须经历这段过程。

为此，周栋最初拒绝添加“帮助系统”，但公开的测试后，他们意识到了玩家的需求。周栋犹豫了，—加劝服他的理由是：设计者要和玩家站在同一个立场之中，位置不应该高于玩家—一是否运用帮助系统应当由玩家来决定，而不应该不给玩家提供這个选择。

后来，这个帮助系统成为了诸多好评来源中的一个。它由3条文字信息和一个视频组成，提示由浅及深，每次你需要按住按钮，等一会，提示才出现，那份缓冲的时间，就是留给玩家的选择。

在交互艺术、叙事、游戏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没有标准可言，只能不断试错，不断妥协。不只是向玩家，也是向技术妥协。

无法实现的游戏渲染速度，无法实现的交互形式《笼中窥梦》诚然是个玩法有限的游戏，它的玩法新，但运用的技术并不具有领先时代的难度。但是，在手机上，这仍然是一款只能在今天玩到的游戏：看起来小小的一款游戏，其实很吃性能。放在几年前，那时候的手机是跟不上的。

拓麻歌子

一个革命性的新作，需要依赖的是实体的技术变革，比如主机与辅助设备的性能和功能。问题是，在新科技出来之前，人们也很难设想新的游戏会有什么样的玩法，并加之在设想中。就像Pokemon Go.得益于卫星定位系统，得益于AR技术，我们得以走出去，然后捕捉宝可梦。

如果可以，远一点，所有人现在最想做的事隋，无非是把自己放到虚拟世界中去，通过各种形式，比如脑机接口;近一点，一加希望可以在游戏中体验到更完整的五感，比如触觉和嗅觉，当你在游戏里被打了一拳，可以被实时反馈到痛觉。再近一点？周栋很盼望谷歌曾说要开发的一款可以缓解3D眩晕的装置，小小一片贴在耳朵，就可以控制你的平衡。

说到“出门一定会随身携带的科技装备”时，一加在回答数位板前，提起了一只她去买生活必需品时从超市货架上发现的拓麻歌子。

那是最原始的一代，彩色壳子，黑白屏，连背光都没有，第一次上市的时间还是1995年。玩的过程中，一加发现，如今的电子游戏已经远远地把这个小小的电子宠物抛在后面了，但它带给自己的感觉和过去并没有太大区别：它依然是多年前那个小小的电子宠物，它依然是需要照顾的。

拓麻歌子让—加想起Mancala，这个投石子的游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人们今天玩的时候，和曾经的人们其实是差不多的感受;让她想起《动物之森》，从2001年发售至今，它每一代的内核都差不多：“科技再怎么发展，游戏最核心带给我们的最底层快乐，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2未来之城

光的山

光伏发电板绵延起伏，覆盖住山丘，远处的层峦隐约可见，这派未来主义的田园画卷，正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荒山上展开。光纤扶贫从属于国家十大精准扶贫政策，从2014年起，这里就开始探索光伏发电扶贫模式和“光伏加种养”的农光互补产业模式。到了2025年，全国范围内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占农村能源的比重还会持续提升，这种绿色、多元的新能源产业形式，将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补充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而俯瞰，那仿佛是只存在于未来世界的反光地球景象。

Apple Park

这是乔布斯生前最后一个作品，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办公大楼”。当史蒂夫· 乔布斯在美国库比蒂诺市政厅的会议上阐述Apple Park的设想时，他把这座大楼描述成“像一座降落在地表的宇宙飞船”。最终落成的大楼确实如他所描述的，如同充满高科技感的宇宙飞船般，形态呈一个莫测的圆环。驶入Apple Park的过程就像进入侏罗纪公园，需要先驱车经过230米的隧道。隧道墙壁上铺满了白色瓷砖，而后豁然开朗，抵达这占地面积26万多平方米的整个巨大环状建筑——这里被网友戏称为“最大的iPhone Home键”。在这个“Home”里，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除了人与工业建筑，还有9000多棵来自美国南加州的树，以及堪萨斯州最好的采石场运送过来的石头——如此，瑜伽室的外墙看起来就像乔布斯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钟爱的酒店里的石头一样。

但你会吃惊于这巨大的建筑可以做到如此彻底的，对于能源的节省：这里一年中的9个月里都不用使用冷气或暖气。“Breathing Building”的建筑是室内通风的调节器，园区内尽可能地使用自然风来通风，玻璃门都可以打开通风。地板和天花板的混凝土水管也可以调节温度，让室温能保持在20～25摄氏度之间。而为全部园区26万多平方米提供能源的电力，都来自主楼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个电池板提供了14兆瓦特发电量，不仅可以提供建筑内所有的电力，剩余的电能还能用作备用能源，或者对外出售。

这一切都笼罩在异国情调和复古未来主义的圆形外壳之下，你不禁会想，它的超现实是如此理想，几乎有点让人眼熟，而你一定在20世纪的某本科幻杂志封面上见到过。

天眼

透过电波，我们可以听到来自宇宙的声音。2021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出了首封本科生录取通知书，和通知书一起的还有一张黑胶光盘。细听，有的让人想起风吹草原，有的让人想起落雨噼啪，有的则像隆隆心跳……这些声音是由国科大师生通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 ，簡称“FAST”）——天眼——捕获的15颗脉冲星信号所处理成的音频。这是全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主体光反射面由上千条绳索和上千个镜面组成，口径达到500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透过它，我们可以接受来自深空的无线电——遥远到137亿光年以外。整个巨大的构成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这里足够空旷，雨水和人烟一样稀少、安全，而且可以接收到很弱的无线电信号。包括那些射电脉冲星，这也是FAST最为核心的科学目标。对脉冲星的研究，指向了那些核心问题的答案：宇宙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大爆炸究竟发生了什么？星系和银河如何产生？能量是如何进行转化的？当然，这足以诱发巨物恐惧的壮景并非只能从图片中欣赏，不妨亲临其境一睹天眼只存在于幻想中的真容，在天眼附近“平塘大射电景区”的观景平台上，可将整个射电望远镜尽收眼底。

酒泉

目前，我国有酒泉、太原、西昌、文昌四大卫星发射基地，其中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是最早开建、规模最大，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

曾经这里饱含神秘色彩，但如今已经对外开放。2017年，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被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科学院推选为“首批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 2018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作为旅行目的地，它以“东风航天城”的名字著称。不过，航天城并不在甘肃省酒泉市，而是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距离酒泉市区有210公里远，是位于荒芜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一个小城。

跨越戈壁沙漠，这座航天城向你徐徐展开，而你会发现：这里正如一座寻常的城镇，由那些寻常的去处——电影院、菜市场、学校、体育馆——共同构成。规整的建筑群和挺拔的白杨树间，或可看见一些不寻常的存在——两弹一星雕塑、航天展览馆，以及发射塔架——提醒你，正是你脚下的这个地方，中国航天在这里从无到有。

太空针塔

坐落于美国科技之都西雅图的太空针塔，如今已有60岁。它的开放时值1962年的世界博览会，时至今日，仍然是地标性建筑，游客在这里可以目睹他们脚下瞬息万变的西雅图。前两年，太空针塔刚启动了“世纪计划”，希望通过对既有建筑的重新设计，剥去几十年来偏离1962年原始设计纯洁性的附加和修改，目的是让游客更容易地去理解原始结构。这里当然不乏一些现代科技的辅助，从360度全景实景摄像头到记录着游客信息的大屏幕，但更重要的是针塔最初的指导原则：提供无与伦比的城市景观。

上海天文馆

俯瞰上海天文馆，圆洞天窗、球幕影院和倒转穹顶，三个圆形元素彼此构形，互相成就，令人想起太阳、地球、月亮的运行轨道。而若是从更大的尺度去看，滴水湖与天文馆球体的尺寸比例，正是太阳和地球的比例。

自全球4000座天文馆中脱颖而出，这是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一进门，你即会被那股震撼俘获。大门口长36米、跨度61米的钢结构大悬挑，透过天窗，光束投射在地面，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缓慢移动，犹如日晷。大厅正对面，一架巨大的傅科摆，钢球按顺时针摆动，如催眠般开始引导你展开对于科学技术的幻想。

而幻想无处不在。内径23米、外径约30米的球幕影院，正如一個天体飘浮在空中;晴日正午阳光自镂空的环形天井洒下，让人想起土星的光环。模拟黑洞“吸引”，能看见光的逃逸的装置，模拟陨石撞击的模拟器——也有真实的陨石，“家园”展区，展示着约70件著名陨石，包括品种稀有的月球陨石、火星陨石、灶神星陨石。

建筑的美，科技的模拟，真实的天外来物贯彻宇宙哲学，让人从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出发，去思考月亮、太阳，还有那浩瀚宇宙。正如卡尔萨根说的那一句：我们DNA里的氮元素，我们牙齿里的钙元素，我们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掉的东西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时的万千星辰散落后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星尘。

3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科技与艺术能有怎样的奇妙交锋，大众传媒视角下的信息传播是否有全新的面貌，科幻作家眼中的AI、哲思下历史学与未来学……在此篇章节中，我们访问不同身份的专家学者，希望从他们的角度一起思考，在科技笼罩的时代下，我们与世界如何相互影响。

你能看到我们来到Apple Park与本期客座主编Joz的探讨结果，艺术家曹斐的人文技术创意，媒体人刘冲的独到观点，以及科幻作家陈楸帆剥离小说之外的解答，哲学与政治学研究者施展的学术论断。宇宙无穷尽也，我们的思考也如同科技宇宙的蔓延，变得宽广而无边。

茫茫时空无穷未来

Steve Jobs Theater （乔布斯剧院）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宇宙飞船悬浮在半空中。它是由一个巨大的碳纤维屋顶和数十块曲面玻璃组成的，推开玻璃门走进礼堂，大厅中没有任何摆设，连一根立柱都没有。这种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很像我们身处的无穷宇宙，没有摆设和立柱，但人们创造出技术，不断地探索别有洞天的茫茫时空。格雷格· 乔斯维亚克（Greg Joswiak）—— Apple全球营销高级副总裁，在这里接受了我们的拍摄与采访，Apple的员工都称他为Joz。他与我们一起在Apple Park（Apple总部）度过了一个下午，聊了聊他的故事。

一物之生，亲与强力者为因，疏添弱力者为缘。东方人喜欢的因缘意蕴放在Joz身上似乎也无违和感。早在大学时代，他的同学们总在开一个玩笑，“你应该去Apple工作，因为你的名字（Joswiak ）是乔布斯（Steve Jobs ）和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合在一起的。”（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是Apple最早的创始人。）当时Joz觉得很有趣，当然这并不是他进入这家公司的原因。“在1986年，Apple就已经是个人电脑的领导者，它让个人电脑变得简单而强大，每个人都能使用。”Joz回忆道。“吸引力法则的故事”就这样缘起。1986年6月，Joz 加入Apple，到今年为止，他已经为Apple工作了近36年。Joz在Apple的职业生涯开始于早期的Macintosh计算机，在开发和推出一些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产品（包括最初的iPod和iPhone）方面，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的拍摄在冬季，加州的阳光还是把整个礼堂照得格外暖和。Apple Park里有许多连绵的山丘和小径。曾经这里除了水泥和沥青，别无他物。（当然，这里也正是12岁时的Steve Jobs第一次暑期实习工作的惠普大楼办公室旧址。）建设Apple Park时，所有被挖出的泥土都用来建造这些小山丘了。Joz称这是“ 旧时沥青停车场的美丽转变” ，他喜欢这里的一切，但最喜欢的是这些小径。Joz说，在那里，有时候他会忘记自己是在库比提诺。他喜欢在小径上走路，加州有很多好天气的日子，所以在小路走走很好，除了得到一些锻炼，还能清理头脑。

这个习惯来自Steve Jobs，Joz回忆道，开散步会曾是对Steve Jobs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喜欢边走边谈。“ 和我一起，让我们边走边谈。”Steve Jobs总是这样招呼Joz，那时还没有ApplePark，他最喜欢散步的地方就是硅谷上面的斯坦福山（Standford Dish ）。在Apple Park，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斯坦福山的一角。

5年前Apple Park正式启用后，首次向公众开放。由于新冠疫情来袭，Apple为员工提供是否来办公室工作的选择，很多员工继续远程工作，而Joz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办公室。他喜欢这里，这里的空间都是打开的，没有墙，只有落地玻璃，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切。Joz最喜欢的是这里有很多空间留给人们相聚。

“这是Steve Jobs对未来办公大楼的愿景，这就是他试图创造的东西。他曾不断地问我如何创建一个可以帮助Apple进一步走向未来的办公楼。”

走向未来，这一直是 Apple 在做的事情。Apple将独特且始终如一的创新精神贯穿于所有员工，它的公司文化也是鼓励大家对于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要“跳出框框想问题”。对 Joz 来说，Apple 一旦下定决心，则会下功夫把用户放在首位来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创新并不意味着成为第一，而是意味着成为最好。” 让Joz感到自豪的是，这种创新文化被融入Apple的每个人身上，没有创造出最好的产品，他们不会止步。除了拥有世界一流的硬件和软件人才，Apple的创新文化还在于他们并不看重等级制度。“我们相信伟大的想法可以来自公司不同层级的每个人。”Joz很庆幸作为领导者，可以倾听那些伟大的想法，无论它们来自哪里。

雨果曾经说过：“未来属于两种人——思想的人和劳动的人。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种人，因为思想也是劳动。”Joz与众多公司的扛鼎角色一样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说，创造伟大的产品需要大量的努力，试图向世界介绍伟大的产品同样需要大量的努力，这是一种爱的劳动。Apple是最早实践产品营销这一概念的公司之一，而且这里的产品营销和任何其他公司都有一点不同——Joz带领的产品营销团队会与工程师一起紧密工作，帮助定义和创造产品。众多 Apple产品的故事都从Joz领导的部门开始。

Joz每天在4点半到5点之间起床，6点，他就到办公室了，从来不会晚，只会早到。到办公室后，他抓紧时间看电子邮件、读行业中发生的重要事情，也许还会完成一些待办事项。7点半，他的第一次会议总是准时开始。接下来就是持续一整天的各种会议，直到晚上6点左右才全部结束。但有一个例外，Joz热爱美食，所以他会尽量留出午餐时间。他说，第一是他真的喜欢吃;第二，他确实需要一点休息时间。当天的午餐，他吃了生鱼片。

每天下午6点之后，Joz会尽早回家，与家人共享晚餐时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天的工作结束，还会有一些“家庭作业”等着他，待发的电子邮件、需要安排的工作等。“没有人强迫我必须在早上5点起床;没有人告诉我，我必须工作多少小时。当你喜欢你的工作时，它就不再是工作了。”

最为果粉们称道的是Apple的工业设计，你觉得什么是Apple的风格？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设计团队，他們就在Apple，并且就在我们所在的Apple Park。我们是一个团队来做所有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设计总是有惊人的一致性。每个产品显然都有自己的重点，并试图做最适合该产品的事情，以及如何使其美观、真实和简单。很多公司把设计外包给设计公司，这意味着他们有不同团队来做不同产品，或者在公司内部有几个不同的设计团队。其结果是，不会像我们那样有连贯性或一致性。

能分享一下你与Tim Cook以SteveJobs共事的难忘故事吗？

这很有趣，我和他们两个人，有史以来最好的CEO，都工作了很长时间。在Steve去世前的14年里，我与他密切合作。我与Tim共事，是在他担任首席执行官的10年里，当然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也是。

关于Steve，我最喜欢Steve的一个特点是他的深思熟虑，代表着他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思考者。而这正好和我一直尊重的中国文化一样，就是它的思维非常长远。通常首席执行官们不是这样，他们只是为了赚取一季度的销售额，没有足够的长远考虑。我记得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互联网公司开始坍塌。大多数公司都决定大量裁员，因为你必须取悦华尔街。而Steve说：“不，我们不打算这样做。我们要做的是相反的事情，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投资于我们自己。我们将花费更多，而且我们对此非常公开。我们将以创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我仍然会起鸡皮疙瘩。

他知道，事情会发生变化。所以，在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在牺牲他们的未来，大量裁员时，我们投资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创建了Apple零售店，我们做了Mac OS X的过渡，我们对当时只占我们销售额20%的便携式电脑增加了投资，而现在它们是我们销售额的绝大部分，同时，我们还投资了iPod。

我们雇用了1000名应用工程师来为Mac创造App，在当时看来是一个疯狂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都是Windows上的东西。代价是整3年我们的销售额没有增长。华尔街非常讨厌我们这么做，我们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

但他坚持下来了。我们在2003年底开始增长，至今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增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在2000年作出的决定，具有这种长远的眼光，并且有在情况不好的时候坚持下去的毅力，这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喜欢Tim的一点是，Tim从未试图成为Steve。Steve Jobs在退出时告诉我们所有人，不要试图成为Steve那样的人，只要努力做伟大的事情。而这正是Tim所做的。Tim一开始就非常坦诚，他不打算尝试成为Steve。他将成为他能做到的最好的TimCook。如果你看看Apple从2011年Tim接手的时候起到现在有多大的发展，你会发现它变大了很多倍，Tim正是把Apple带到另一个水平的正确人选。Tim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头脑，无论多么复杂的报道，他都能很快抓住核心。他以一种非常Tim的方式问问题。他那些非常有探究性和洞察力的问题，帮助引导所有人到正确的地方。

你如何管理时间？

我很幸运，Apple有非常多优秀的员工，因此，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与他们进行沟通，定期地、每天地沟通，了解发生了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正常的。当我与已经离开Apple的人交谈时，听到最多的可能是他们多么怀念Apple同事的优秀。我并不是想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聪明人，这不是重点。但我们确实有一个期望，即我们有伟大的人。我们尽己所能雇用优秀的人，提拔他们。正因为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在打理公司上下事务，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和你们谈话。

Apple产品发布会在中国被称为“科技春晚”，你在准备介绍时投入了哪部分工作？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大量工作。多年来，Apple确实为定义什么是主题演讲设定了黄金标准——一个技术主题演讲。Steve Jobs将这种形式搬到了舞台上。首先是他，后来我们一直在超越自己。

但新冠疫情来了。让我非常自豪的一点是我们不但适应了疫情带来的挑战，而且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做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活动。起初，我们想，疫情当前，人们还想看产品介绍吗？但我们认为他们需要。我们全身投入到讲述最好的产品故事中，因为讲故事就是营销的精髓。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些设计和创新？他们为什么好？我们如何让人用一种爱不释手的态度聆听我们的故事？高的制作价值，伟大的演讲者，美丽的事物，通常是Apple Park或加利福尼亚的景色。我们重新定义了现代的主题演讲。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收视率更高了。人们喜欢这些活动，我们的每个活动都有数千万人观看。iPhone的活动总是最受欢迎的。它通常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约1亿人观看，而中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知道在中国人们管他叫“科技春晚”，我对此感到非常受宠若惊。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与我们以及我们的产品之间有巨大联系，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Apple還想要探索和拓展哪些领域？

我不想过多地谈论未来，只是因为我们喜欢保密。前面我提到了AR对我们的重要性和它的体量，而人工智能也很重要。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我们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是我们设计的芯片，在我们的iPhone、iPad或现在的Mac中，有一个叫作神经引擎的东西，使它在处理机器学习方面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我们试图在我们的设备上做尽可能多的事情，而不必像许多人必须做的那样上传到云端。这要快得多，在设备上做事情要私密得多。隐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隐私还未被大众所关注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努力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了，要保护人们的个人浏览隐私，创造他们健康数据的隐私，手机上存在的关于你的信息比生活中的任何其他信息都多。我们想做的是帮助保护这些信息。

对于吸引Z世代的年轻人，你会怎么做？

我家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我女儿。我对这一代人很熟悉，我欣赏他们的一点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我们刚刚谈到如何让它比你发现它时更好。他们有这种非常不可思议的理想，试图产生积极的影响，又有这种愿望，做比自己更大的事情。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有很多社会意识。

Apple的价值观往往与他们非常一致。我们有一种非常理想的精神。Tim身上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他是多么不惧怕倡导价值观，这不仅仅是关于销售产品，还关于Apple的价值观。因此，我认为那一代人和Apple的理想之间有很多的兼容性。那一代人中存在着一种创造力，一种创造性的精神。而我们制造的产品是最适合创造力的。

如果请你给当下的年轻人一些生活或工作建议，会是什么？

首先，找到你喜欢的东西。要想在任何事情上达到卓越，热情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你必须找到你所爱的东西。我知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当你找到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对我来说，它是产品营销，当我了解产品营销的工作内容，我想，伙计，这就是适合我的工作，而且是正确的。再说一遍，要有热情，才能卓越。

第二件事是，不管是什么工作，你都必须以成为最好的为目标，而不仅仅是足够好。你就是要努力做到最好。如果你在某方面是最好的，它总是会被重视，总是会被赞赏，你将会感觉更好。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在哪里，都要努力让它比你发现的时候更好。那就是你知道你为某件事情增加了价值的时候。当你完成它的时候，它比你来之前要好。

曹斐：在田野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权威当代艺术刊物ArtReview，每年都会对全球的艺术人物进行一次梳理和总结，并在每年年底评出全球艺术人物Power100排行榜。2021年的榜单上，全世界活跃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排名中，曹斐排名第7。作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曹斐的作品会让中国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与亲近感。她敏感捕捉时代脉搏，用作品构筑极具人文情怀的赛博朋克场域，她感知技术为当下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用自己的躬身实践到更大的田野里寻找灵感的种子。

与时代共振

曹斐出生于1978年的广州，那时的广州处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前沿，城市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曾经骑车上学经过的菜地转眼间变成建设的工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与此同时，港台文化迅速登陆羊城，无处不在的歌舞厅、剧场、女人街，所有的景象都是琳琅满目。当社会变化成为生活日常，人的感知全都被打开，然后渐渐融为文化社会的一部分。

出生在艺术家庭的曹斐，很早就展现出了艺术天赋。

中学时代，港台明星闪卡是学生的奢侈品，“因为当时我会画画，经常帮同学们画偶像的素描，今天画黎明，明天画刘德华，同学们都来和我预约。”曹斐并不掩饰自己的成长轨迹，“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

時代变化的十字路口，人们会面临多元的选择。有人看到商业的可能，有人以艺术表达感受。在具有人文传统的广州美术学院读书期间，曹斐尝试导演实验话剧《珠三角枭雄传》，将一个个“平民枭雄”置于校园舞台之上。自那以后，面对时代的创作成为曹斐的创作弧光。从早期以城市漫步者的视角记录城中村的作品《三元里》、拍摄送奶工的短片《牛奶》、记录青年在城市空间生存状态的《角色》，到后来聚焦珠三角生产线的《谁的乌托邦》、以智慧物流为蓝本的《亚洲一号》，再到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的《不安之岛》，时代议题成为曹斐创作一以贯之的命题。“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创作，改革开放的历程，以及后面的变迁，都与我的创作息息相关。”曹斐说。

创作者一旦找到一条线索，便可以不断找到时间片段拼接到创作的拼图中。

2021年3月，《曹斐：时代舞台》在UCCA开展，展览以“南方游戏”“都市乐园”“车间内外”和“另类实境”

四个主题展开，对曹斐的艺术实践和艺术发展脉络进行了集中呈现与梳理。

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的对艺术家的中期回顾展，曹斐向所有人发出邀约，欢迎大家回到她曾经历的时代，与她一同寻找共同记忆。

在策展期间，曹斐渐渐发现，自己出生的年份成为一个创作预言。

“时代就像包罗万象的容器，展览是艺术家与观众之间进行情感记忆交流的舞台。”曹斐说。和她本人的性格一样，展览很生动，没有高高在上地“端着”，展览甚至没有明确地设计动线，任由观众自由行走，与曹斐不同时间的创作偶遇——恰如人与时代的关系。做这番设计，她希望艺术与真实时代、与生活不再隔离——于是，在这个沉浸式的时代乐园里，她将工棚和市场乃至一间真实的茶餐厅也搬来了。

在艺术展里遇见茶餐厅，让人多少有些意外。虾饺、凤爪、糯米鸡，热气腾腾，和从前在画廊里邂逅的高冷美学，完全不同。食物的味道弥散在艺术品之间，构成了时代与艺术应有的互文。“艺术不应该是被束之高阁地放置。这些味道连接起观众、作品和我所经历的时代。因为记忆中就是这样，大家在大排档里很松弛。今天的美学有太多节制感，但我希望把我作品中的能量传递出去。”曹斐说。

技术×人文

面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曹斐的艺术创作在纪实与虚构间自由切换。如何进入到社会肌理之中，挖掘出最本质的社会议题，其实很考验艺术家。

曹斐喜欢用艺术讨论技术与人文。聚集了人和规模化生产的车间和流水线的社会现场，成为曹斐的艺术田野。

2006年创作的《谁的乌托邦》是曹斐最具有辨识度的作品之一。21世纪初，是东南沿海制造业的一个关键时期。2005年，曹斐深入珠三角一家灯泡制造厂，和流水线上的工人生活在一起，并让他们成为艺术作品的主角。曹斐觉得这个艺术项目发生在灯泡厂亦有带着温暖色彩的时代隐喻——“灯泡照亮我们黑夜中的城市，是代表一个温暖的信息，那么生产灯泡的人，在其中有没有被照亮？”可贵的是，曹斐并没有立场先行地作道德判断，而是做了艺术家无可替代的工作——记录情感。艺术家请他们讲述自己上班前的心情，下班前的一分钟在想什么，请他们画一幅画……在她看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造就了时代的舞台，时代命运里，是舞台上的一个个人。“不同于市场调研或者学术论文，艺术应该去看到人们的内心、梦想或挣扎。”

此后，曹斐持续进行不同主题的创作，完成《谁的乌托邦》的11年后，曹斐来到了另一条生产线——“2016年至2017年前后，智慧物流、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都变成当时最重要的关键词，《亚洲一号》和《11.11》很想记录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转型升级。”她选择“双11”购物节的时间节点，记录了京东物流各部门超负荷运作的场景。“对创作者来说，技术之下，是对人的关怀。《亚洲一号》，讲述了在京东智能设备控制的亚洲一号仓库内，仅有的两名男女员工之间充满未来感的爱情故事。“技术革新人的生活方式，在所有变化之中，情感是贯穿的。”

对技术与人文情感的关注，延续到了曹斐后面的创作中。

新技术让她感到兴奋，曹斐喜欢各式各样的车间和生产线：在汽车企业流水线上，看到机械化汽车零部件生产，触发关于速度的想象;在航天科技单位，她开始构思艺术与苍穹太空相结合的可能性。

她的工作室里，摆放着两把老式影院的木质联排座椅，这是她在最新的跨学科项目《红霞》中用到的。《亚洲一号》之后，曹斐个人对中国历史上“车间工业形态”进行了一次跨学科的探究。她选择酒仙桥地区的红霞影院展开研究——这里是北京国营电子工业老厂区，4年多的时间里，她做了大量调研，历史文件与口述资料堆满了房间。

“这里曾经的辉煌影响着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738厂当年得到苏联专家支持，制造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20世纪60年代末，也参与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有着一段非常荣耀的历史。”除此之外，曹斐亦看重那些曾经生动的生活场景，“作为北京国营电子工业老厂区，这个工业之城有影院、饭堂、游泳池，里面的工程师和工人也来自五湖四海。”

基于时代舞台上的真实故事，曹斐制作了电影、纪录片、装置、VR等作品，用艺术的方式呈现这些记忆。“时代舞台”展览中，她设立了一座名为“红霞”的空间，营造了当年职工影院氛围，在影院入口处写了“星河灿烂、人间影画”，这里更像是一个“时空宇宙”

的入口。VR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也作为项目的一部分，观众在戴上眼罩之后就可以开始时空旅行，新旧媒介融合在一起，呈现一个历史、科技与艺术的故事。

“曹斐的创作指向快速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技术和劳动过程，在冰冷的发展主义中寻找到抒情的可能性，借用本雅明的话，曹斐就像一个数字复制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王洪喆说。2016年，因《红霞》项目，王洪喆与曹斐相识，后来他们发现，彼此的关切和提问方式有诸多相通之处，便开始了长期合作研究，“曹斐创造了一个可以搜寻和回收时间的媒介，以对抗历史必然流逝的命运，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未来想象。也像她自己曾经提到的，‘我曾在过去经历过未来。”王洪喆说。

对曹斐而言，VR或者AR绝不仅仅是媒介，更是一种生态。她不想仅仅把新技术作为艺术表现的手段，仅用新媒介手段把花纹做得更细，或者呈现更抽象的装饰，“我会去思考，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技术;技术对社会，对人类的情感、生活方式，带来怎样的改变。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塑造这些。”

艺术与技术：在现代的田野里

“越是在屏幕时代，越要深入田野。”曹斐说。

对曹斐来讲，田野，意味着广阔的社会生活。“艺术家要感知和表现世界的变化，就需要去‘田野、去现场，而不是停留在二手经验和屏幕经验。”曹斐看重这种艺术实践，“在体验、考察之后形成自己的见解，转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曹斐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有着极高的敏感性，而且反应迅速，这是她作为艺术家的直觉;同时她是非常典型也非常出色的研究型艺术家，可以在跨学科的状态下进行长期的研究与实践。”当代艺术与电影研究者杨北辰说，曹斐的创作能量和热情，能聚合起各个领域有意思的人，一起探索新的议题。

每当曹斐对一个新技术议题产生兴趣，她会主动去敲门，躬身进入“田野”，而不是在自己的工作室等着谁拿着赞助来找她。“其实这样介入宏大议题要投入很多精力。谁都知道在工作室泡壶茶、冲咖啡、画张画很舒服。但我就是对时代的信息技术天然地感兴趣，所以不会畏惧。”

最近，曹斐被立体农业吸引，她跑到现代的田野里，敲开了立体农业企业的大门。更集约、更高效的新农业方式让她耳目一新。她看到，数字化系统正在更新过去的种植经验，亦带来更多可能性，“年轻的女科学家、女大学生成为新农人，拿着iPad就可以调整灌溉、均匀喷洒农药，用系统检测土地情况。真的好棒！”科技与土地的新故事，是另一次艺术探索的起点。

“在今天，用手机可以拍出电影的时代，技术让创作更公平。”在曹斐看来，今天技术并不是谁的特权，“技术的门槛越低，艺术越能传播。”面对人人都可以创作的时代，艺术家同样不能闭门造车。

就像曹斐在“时代舞台”会提供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也离不开诸多数字应用的加持，数字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千丝万缕。曹斐平时把iPad Pro带在身边记录迸发的灵感，或来搭建流畅的AR体验，那些色彩、线条以及具有挑战性的视觉，都在屏幕转换间无缝衔接。曹斐希望艺术作品不仅仅是对其创作观念的一次新奇探索，更是一个可以徜徉、观察、思考和游戏的现场。

课上，曹斐给同学们播放用手机拍摄的电影，邀请电影研究学者讲述竖屏影像的新研究，找到市场营销学者分享青年文化营销，约请抖音艺术家为学生们讲述短视频平台逻辑……曹斐给学生们留的作业是，完成一个短视频艺术项目，要求是竖屏、有音乐、有故事、要带货。这是曹斐的与时俱进。“她是一个非常不拘泥于工作室的老师。”杨北辰说。

最好的教育莫过于言传身教。让曹斐欣慰的是，学生们在广阔的田野里寻找自己的艺术设计。学生们有人去了贵州的技术小镇进行创作;有同学找到三线建设时期掩体和旧工厂开始艺术实践;有同学采访长途卡车司机，用VR的形式，让普通人感受卡车司机的工作生活……年轻的艺术家也找到了自己的田野。这样的传承，像是老师把一颗颗种子播撒在田野上，静待时间与气候，守护新的秧苗成长。

曹斐相信，相比于“成为艺术家”，真诚地面对社会与时代即真诚地面对艺术：“当你不把艺术太当一回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做什么都是艺术的一部分。”

刘冲：科技理性的媒体时代关怀人的可能性

困惑

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在向人性的浪漫发出挑战。

哪怕是作为资深媒体人代表，带领团队运营出如“GQ实验室”的新媒体样本，在谈到“科技是如何深刻影响当下各个领域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话题时，Rocco也依然保持着某种专业态度上的严谨。在他看来，科技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进步和便利，然而与之同步的，却是人类的工作时长变得越来越长了。

“工作时长的增加肯定会压缩人们的生活时间。我们用于感受、创造和自我探索的时间变少了，就更容易在瞬間与永恒交汇的时刻产生巨大的焦虑。个体的焦虑叠加成时代的焦虑，然后再堆积到个人身上，可能会产生不太好的负循环。”

他认为，科技进步带来内容增长和无限可复制性，不只是作为媒体人，身处在今天的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能感知到科技带来的工具理性产生的改变，“人们对如何生活、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多了许多困惑，而这些困惑目前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解法。”

前行

事实上，这种因技术带来的大众媒体革新与讨论，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属。在历史上，大众传媒发展的底层逻辑，无不来源于所属时代的科技大爆炸。

有西方学者认为，大众传媒的出现，当以15世纪50年代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刷了第一批《圣经》为标志。正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到来，让西方社会迅速获得了城市崛起、人口激增、教育普及、识字率上升、工商业发达的机会，促进了滚筒印刷机的诞生与使用，以催生出价格亲民的新一代媒介——便士报。便士报不仅革新了报纸的发行方式，从订阅变为街头零售，更使读者不需支付报纸的全部成本即可购买阅读，从而改变了报纸只是富人阶层专属的状况。

此后科技推动大众传播渠道的更新成为常态。随着科技不断向前进步，平面媒体之后，无线电技术让远程视听成为可能，给受众带来了更为新奇的体验。当广播电视媒介杀入大众传媒的战场，让大众传媒成为最有竞争的文化形式之一，大众媒体和内容生产形式在技术革新中迭代。

在我们置身的时代，互联网带着大众传媒进入“算法时代”。大数据分发，兴趣和相似度推荐，万物皆媒时代的到来，本质上依然是以科技为第一驱动力。对大众传媒而言，在每一次科技革新和发展之后的渠道变化之下，人们具体的生活生产方式都会发生迭代，时间的占用和人们的观念都会与之相应地发生改变。

这当中，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

孤岛

面对这样的变化，Rocco说，自己的团队也常常在摸着石头过河，内容行业几乎不存在所谓的“笃定”，“更多的时候还是熬过那最难熬的一夜，然后再开始新一天去解决问题吧。”

“面对今天的媒体形态，其实可预测的部分并不多。”在Rocco看来，能够确定的是，“以后的媒体依然会继續往去中心化、垂直化、兴趣圈层化的方向去发展。”对此，他打了一个比方，把每个人比为一个孤岛，“如果还有一群和你年龄相仿、兴趣类似、所谓的三观一致的人，也许身为孤岛的人并不会觉得过不下去。”Rocco并不想通过内容达成这样一个单向度的孤岛。

在他看来，如今尽自己所能，去打破圈层茧房，带来更多交流，当是大众传媒的责任。“当下读者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追求内容上的即时满足，越来越喜欢读‘证明我是对的的内容。如果能够通过多元化的内容，让不同圈层的人产生线上和线下的互联，并且激发这一群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一定会有一些精神和气质能够感染到更多人的。”Rocco说。

反向

当世界进入2022年，Rocco更关注的技术关键词是共享——这恰恰是流量算法加持着兴趣圈层化媒体时代里的奢侈品。

“我比较关注科学技术带来的共享是否能给我们线下城市生活带来一些利好。不管是城市公共设施还是社群内每个人的交互关系。”关于最近一度甚嚣尘上的“元宇宙”话题，Rocco直言自己“不喜欢这个概念”。相比较元宇宙一直致力于虚拟现实的努力，自己更在意当前科技发展之下，现实里每个生活的个体作为具体的人的细节和感受。他的不喜欢，并不是拒绝科技的发展，更像是出于一个内容从业者或者行业发展本身的思考和审慎。

他援引哲学教授陈嘉映的观点——当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看过去的时候，总是需要有人往相反的方向深深看一眼。在今天大家都在谈虚拟的时候，我们倒是应该要想想，拥有肉身的人类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

陈楸帆：科幻作家负责提问，无论未来是否作答

陈楸帆在科幻小说中描绘的未来图景，有些甚至比他预想的要更早到来。

作为第一批与世界科幻圈密切接触的中国作家，陈楸帆将科幻文学视作一种近未来的可能性，而写作者正是提出这种可能性的人，是危险迫近前呼吁刹车的声音。

如今，科幻作品有时反而成了更加现实的现实，在另一些时候则是迟迟不肯到来的未来。

身处强烈的不确定性当中，陈楸帆能做的是让自己接触和理解技术的方式不断迭代，并努力比大众和纯技术研发者多考虑一步或是两步——这是一名科幻写作者的功课。

那些工作被替代的人，应该怎么办？

“AI并没有那么智能。”这是陈楸帆在过去几年里，从不同身份的从业者口中听到的一句话。

为了与李开复共著的新书《AI2041：预见10个未来新世界》的前期筹备，陈楸帆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人工智能实验室，调研AI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研究人员和学者，试图拼凑出2041年——将近20年后的近未来——最具现实可能性的人工智能落地路径。

他非常认同从业者们的判断，“至少在现在，AI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而且非常简单粗暴，一个AI只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它可能在那个领域里，都是非常狭窄的。”

基于现实基础，陈楸帆以20年为时间尺度想象推进，创作了10个与AI进一步共存的未来社会故事，它们发生在2041年的孟买、上海、东京、布里斯班……

李开复则围绕每个故事的技术点，撰写技术评论，探讨现实前景与挑战。

在这其中，陈楸帆所承担的，就是他眼中科幻写作者的职责，即通过故事，来提出问题。在这本开创性结合科幻与非虚构的《AI 2041》里，陈楸帆所做的探索，既表现为一种难度极高的写作方式，也是他一直以来这类实践的自然延伸。

2017年，陈楸帆开始创作《人生算法》，在这本后来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原创图书奖的中短篇集里，他探索的方式更为直接。“为什么不用AI参与到写作当中呢？”于是他找到自己在Google就职时的同事王咏刚，对方当时是创新工场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科幻迷。

两人最初做出的简单模型，效果并不理想。陈楸帆回忆，那次尝试的结果是一些缺乏逻辑性、前言不搭后语的松散句子。“但或许你也会觉得它有某种诗意，”最终，他还是把这些段落用到了小说里，“但需要围绕它去建立语境，比如把它放在一个AI或机器人的嘴里。”

在那之后，AI写作就一直是陈楸帆积极探索的一件事情。

2020年，他的寫作AI进行了一次大的算法升级。“用了GTP-2，算是当时在中文里比较先进的一个模型。”在使用互联网上大量语料进行训练后，他们又用科幻小说对它进行了风格上的微调。

数据量和参数的提高所带来的文本质量提升，在陈楸帆看来是进步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陈楸帆也在摸索中意识到了与AI更好的合作模式。“比如我不预设情节的走向，有时候会发现，它把我引到了一个完全没有预想的方向。”这让人机协作的写作实验变得更有意思起来。

在走访AI从业者的过程中，陈楸帆感受到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的共同期待。“人工智能肯定会在接下来一二十年里，替代很多基础重复的人类劳动，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怎么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得平衡，是初展双翅的行业并未完全思考好的。

“比如我们替代了这么多人类工作，那么多出来的这些人，他应该怎么办？这块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太想清楚。如果真的发生了，对社会带来一些冲击，这都是超出技术范畴以外，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的。”

“我们提出问题，”陈楸帆再次说到这一点，“我们作为科幻写作者，能探讨它的方式，还是通过故事，提出各种可能性。这些解决方案不一定都切实，但是可以提起更多大众的关注，那自然就会推动从政策制定者，到科技公司，到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一起去探讨，去形成一些共识。”

非常现实的科幻，正是值得写的

2021年末，中国成都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成功的新闻，在互联网上热闹起来。陈楸帆也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事实上，自开始申办起，他就积极跟踪其进展，在世界范围内为其声援。

10年前的2012年，陈楸帆第一次参加世界科幻大会。那一年在芝加哥，后来为中国科幻走向世界起到重要作用的刘宇昆，凭借《The Paper Menagerie 》获得了雨果奖最佳短篇故事奖，而当时距离刘慈欣的《三体》夺得最佳长篇故事奖还有3年。

长期的亲身参与，让陈楸帆更加意识到，中国作家的获奖着实激动人心，但距离中国科幻真正走向世界，还有很长的道路。“你会发现，这还是一个非常以西方为中心的活动和奖项，去参加的也都是以白人为主，”陈楸帆继续说道，“而现在，我们要主办这样一场大会，我们在以往欧美人占绝对主导的领域开始发声，甚至得到国际性的声誉。”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应当与这则消息一起被看到的。

作为最早一批被翻译至英语世界的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始终在思考，如何让全球受众接收到中国科幻的独特性。疫情爆发以来，他去了内蒙古，去了甘肃，去了贵州和云南的山区，正是这些以往缺乏机会到达的地方，给了他创作上的新启发，“这些地方的文化很少被书写，比如中国少数民族的上古神话，里面很多都具有科幻元素，看你怎么把它和现有的科幻类型去融合了。”陈楸帆认为，这会是令人耳目一新，并且是真正能走向世界的东西。

而对于普世的、国际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题，如今的他更是感到，可能无须特意采风，疫情时代的日常生活就已经足够贡献出科幻创作的灵感。“比如Netflix拍的《不要抬头》。”在他看来，剧中角色们在彗星撞击地球面前的反应，正是对疫情下某些现象的全盘讽刺。“就像有人会去否定科学，否定疫苗的有效性，有人会去针对其他族裔做一些极端的事，还有人会相信一些替代性的疗法。”这样一部在他看来“非常现实的科幻”，其中表现出的千变万化的人性，正是他眼中“最值得写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陈楸帆各个时期的作品里，许多故事发生的时代都被设定在近未来，与现实常常一墙之隔。“技术变化可能体现在商业模式上，或是社会结构上，它甚至超过了技术本身的变化。”这正是陈楸帆眼中，通过科幻文学去想象，从而产生的现实价值的所在。

如今的一个现实是，人们选择的模糊不清，已经率先与技术革新同时到来。“你收集到的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人类所能理解分析的量级，你只能通过机器和算法帮你去分析，而从它给出的有限选择中去作判断。”他用今天的商业模式打了个比方。“其实也就是盲盒。”

在《AI 2041》里，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人工智能社会中的“再就业服务”——那些因被AI取代岗位而失业的人们，在找回工作和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同样又不得不借助AI的帮助。

“要去保持所谓的自主性，是非常难的一件事。”陈楸帆承认。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明白，“这就是历史发展路径中不断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进程，它是不断螺旋上升的，但它永远不会到达一个所谓的平衡点。因为如果平衡了，就意味着这个系统固化了，它就死了，可能人类的文明也就到尽头了。”

如果真预测准了，那也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2022年，陈楸帆准备出版一本面向儿童的碳中和科普读物，也开始了代表作《荒潮》的续篇创作。如今看来，《荒潮》这部2013年出版并获得当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的作品，讲了一个前瞻性极强的故事，与如今最具讨论度的环境问题、元宇宙都关系紧密。

续作的故事发展，也将会与现实中的全球化一致，跳出“硅屿”这座虚构的电子垃圾之岛，将视角放大。“你会看到跟气候变化、跟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系。”

在《荒潮》出版至今的将近10年里，陈楸帆感受到，有些事情已经提前发生了。“比如对发达国家电子垃圾输入的应对，《荒潮》里的时间点是2026年左右，但实际比那个要早，我们有了一个拒绝、禁止的态度，是在2018年就发生的。”

而另一些技术发展，例如人类的电子义体，则比他笔下到来得更晚，至今尚未达到普及的前提。

这些都是陈楸帆眼中，科幻作品不可避免的遗憾。

“这种遗憾也会变得特别有意思，那就是你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一个事情，如果真预测准了，那也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陈楸帆更关注的，是“技术能做什么”和“产生什么影响”。面對普通人对AI的担忧——从被替代职位到人身安全性问题——陈楸帆看来，这种担忧确实有必要。“算法是否带有一定的偏见和歧视？如果你开上一辆无人驾驶的车，它的算法优先级是保障路人的安全，还是司机与乘客的安全？这些都是非常切身的问题。”但在技术真正普及前，他发现，会去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从业者还很少。“但就是这些问题，最后会决定千千万万人的性命和切身的利益。”

在创作《AI 2041》时，此前的写作AI所使用的模型GTP-2已经有了全面升级的GTP-3，但它的局限仍显而易见——它没有办法知道真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陈楸帆对此并非完全乐观，“也有可能永远达不到，机器理解意义这件事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人类他都不知道什么是意义。”

“还有比如可控核聚变技术，这是让人类摆脱能源危机的突破性技术，但似乎永远都在说距离实现还有50年，可能50年前也是这么说的，技术上的难题依然无法攻克。”

可见的未来同时包含了无望与希望，而希望也不全然是人们想象中的样子。另一件令陈楸帆感到意外的事是，2019年初，《思南文学选刊》颁发了一份由算法进行打分的AI文学榜，陈楸帆利用AI协助创作的短篇小说《出神状态》获选年度短篇第一名，比第二名莫言的《等待摩西》高了0.00001分。“进行评分和写小说的AI可能连算法逻辑都不一样，可它就是把另一个由AI参与的小说选了出来，打了最高分。”他与榜单制作者发出同样的感叹。

“我的写作有意义吗？”陈楸帆于2019年《荒潮》再版时，在新增的别册开头这样写道。他还引用了一封来自美国加州城市贝克斯菲尔德的读者来信——他事后了解到那是全美空气质量最差的地方——这位名叫Anthony的读者在来信里写道：“我们把电子垃圾运到东方，丢弃在小城镇里。

这太可怕了……直到今天，我还是尽量保留所有坏掉的电子设备……我们仍抱持着希望。你说得对，改变始于自我。”

施展：历史学与未来学

2020年底，施展推出了他的《破茧：隔离、信任与未来》，这是他继《枢纽：3000年前的中国》《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之后对深刻命题的再一次探索。《破茧》的封面上写着“一位思想者视野中的当下与未来”，这似乎正是施展对自身学术道路的凝练概括。作为大观学术团体中的一分子，施展近年来将研究视野投向数字空间，并在与团体其他成员不断地碰撞和交流之后得到了一系列关于技术与社会的新思考与新发现。历史学出身的施展带着他的作品正漫步于过去和未来之间，以严肃的态度眺望着深邃的世界。

逃离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议题是施展近年来一个新的学术锚点，他首先观察到网络中许多人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激化的状态，这种激化在一些有关疫情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就意见交锋而言，无论是赞成的那一方，还是反对的那一方，基于理性的讨论比较稀有，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施展认为太多的讨论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基于动机论的争吵，理性的声音在争吵中荡然无存。

施展从这种情绪激化中得到了一些对人性的透视，“人性中有理性的部分，这部分推动人类产生智慧并不断思考，但人性中更底层的驱动力却是来源于感性或者是情感的。”而更为关键的是人性是恒定的，不会因为疫情出现或者是其他的事件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循着对人性的思考，施展开始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人性恒定，为什么几年前社交网络上不会出现像今天这般强烈的情绪激化，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

施展在《破茧》一书里提出了一种假说，即信息茧房可能是导致人们情绪激化的一个原因，而信息茧房来源于社交媒体愈加广泛的渗透和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社交媒体的广泛渗透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从“重社交”变为“轻社交”，而“轻社交”最大的特点就是使人际关系变得极度单一化，“这种单一化让人们的社交少去了许多顾虑，更降低了人们节制自身情绪的需求，最终演变成情绪的肆意宣泄”。“轻社交”塑造了一个“抽象熟人社会”，我们大量的社交关系将通过线上的方式获得并维持，而这可能是未来社会的基本样态。

关于算法推荐，施展对它的一个形容是“促使人变成井底之蛙”，通过算法实现的个性化推荐让人不断强化自身头脑当中既有的观念，用外在丰富但内在单一的内容产品不断窄化人的视野，最终形成固有的偏见和狭隘的思维。而人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在陷入这种状态，因为人性中总有一种对自己高估的倾向帮助否定自己的不足，而当自己的偏见受到挑战时，激烈的情绪就出现了。

施展的思考并未就此停止，面对被织造而成的越来越坚固的信息茧房，总要有一种方式去突破它，而不是站在原地等待作茧自缚。施展提到信息茧房对人有一个内在的牵引力，这种牵引来源于它塑造了一个人的舒适区，在舒适区中每个人都能找到完整自洽的逻辑和顺应自我的观念，而打破信息茧房就是一个突破舒适区的过程。“离开舒适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办法，对我来说，我的办法之一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很多我很不喜欢的人。就是有可能他说的内容我完全不认同，但是我必须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和在想什么，然后倒逼我进行思考。这个过程一定让人不舒服，但突破茧房就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与此同时，施展也提到算法伦理的观点，过度精准的推送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茧房，那么对技术的控制和改造也将是一个突破茧房的关键。“如果能在算法中设定一些参数，使得推荐的内容60%是用户感兴趣的，40%是用户不感兴趣的，而不是无限制地对精准推送的追求，这将对逃离茧房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学是真正的未来学

“历史学是真正的未来学”来自施展的著作《枢纽》，他用这句话强调了历史学的研究意义，即历史学能够帮助人类看清我们当下是谁，找准自身的位置，并且更好地规划未来。关照历史，一方面可以获得对于人性的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可以对人类历史的演化逻辑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历史学是未来学，并不意味着现在出现的新技术、新事物、新问题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对应物或者答案，而是要认清从历史到未来中有一个恒定不变的要素，就是人性”，施展将人性放置在连接历史学和未来学的“桥梁”

这个位置上，因为历史是基于人的活动出现的，而对未来的塑造也是如此，我们要关注的是在一个新的技术条件或者新的经济形态之下，这个恒定的人性是怎么被具体表达的。

带着这样的历史学思考，施展走进了极具未来学色彩的元宇宙领域。施展在个人公众号“施展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元宇宙，到底位于数字世界的第几层”，对数字世界与未来秩序的关系作了一系列深度的思考，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个观点是，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均衡，进而实现了观念层面的升维。

“重建均衡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精神均衡，即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秩序达成了怎样的共识;另一个是物质均衡，指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分配机制能够最有力、最有效率地激发创新和生产，并让这个社会上多数人都感觉有尊严。”

而关于元宇宙未来会如何改造社会，施展也有一些大胆且独特的观点。元宇宙的出现首先使劳动力逐渐不再需要物理性的聚集，完全在虚拟空间中办公，这进而使得办公地产的价值会被重新定义，同时各类商业行为迁移至元宇宙之后，商业地产的价值同样被重新定义，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人们的居住结构和交通结构也发生复杂的变化，最终完成对城市结构的彻底改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元宇宙来自物质世界，如今要反过来改造物质世界，最终甚至会使物质世界坍缩入元宇宙之中”，元宇宙带来的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是一个被重建的均衡。

与此同时，施展也提出了他对元宇宙的担忧，就是元宇宙的伦理问题。在一个彻底虚拟的世界中，适用于现实世界的道德标准和法律尺度要如何融入，由谁来主导新的道德和法律的建立，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他认为这些伦理的建立應当要走在元宇宙的广泛应用之前，否则一个缺失伦理规范的元宇宙必然是一片混沌。

用历史学的眼光透视未来，永远热爱新事物，坚持对人性的思考，这都是施展的思想中最为独到的地方。

启程：2021与2022

基于当下的信息科技发展，施展提出了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提出的，叫做“规模”。施展强调了“超大规模性”的论断，这种超大规模在极大程度上压缩了信息科技发展的成本，创立只有中国才具备的独特商业模式。

第二个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的，叫做“创新”。世界上太多的新技术和新事物需要原创，而如果超大规模已经带来了生产能力和复制能力，则创新方面还有更多道路要走。

这两个关键词，也是施展在2021年末时，对中国信息科技发展提出的凝练总结。

而回到施展本人的学术旨趣，他表示自己正在关注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个就是数字技术，包括信息茧房和元宇宙在内，他要去考虑数字技术对人类秩序具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个是新能源技术，元宇宙的到来将对能源提出更高的要求，届时传统能源势必面临耗竭的问题，而新能源的开发进程将与元宇宙的实现息息相关。第三个是生物学技术，目前生物学技术正在大幅延长人的寿命，这将带来新的人口问题，而人口问题能够解释多一半的经济问题，也就进一步能够解释多一半的政治问题，人口结构与社会秩序的相互影响非常深远。

施展延续了自己一贯的研究作风，在2021年涉足了辽西走廊、晋北走廊、茶马古道等数条中国地理中的要冲位置，对“何谓中国”这一议题进行深入的调研探索。只有用双腿实际丈量过这些鲜活的土地，才知道中国历史文化中究竟有多少尚待揭示的奥秘。他同时阐明了自己对2022年的展望，一方面肯定了元宇宙的加速发展，也指出元宇宙必然带来大量的互联网泡沫，但当泡沫都破碎后留下的就是真正的未来。

而他更希望的是疫情早日结束，这场疫情已经让太多研究和思考不得不停止脚步，高度的学术热忱亟须更加多元而通透的环境来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4以微见著

一株病毒能给世界带来震动，科技领域同样如此，很多改变都始于宏大生活中的细节，从智慧芯片、镜头到互联网的新玩法、基因工程的一项突破……很多时候，这些新科技甚至都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我们的思维，认识世界的方式就从此变得不一样了。

永生命题

死亡或许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但衰老可以来得更晚一些吗？世界上的生物学家们正在尽力回答这个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遗传学家Liz Blackburn发现了谷胱甘肽这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为细胞和线粒体提供能量和保护，它被好莱坞一众人称为“神奇分子”，但过量使用也会有肝肾副作用，反而会让皮肤更快衰老。还有更多科学家提出来，衰老应该和HIV、癌症一样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世界每天有超过15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与衰老相关的疾病。对抗衰老可不只是明星们对美的追求，我们谁又不希望能够健康地多活些年呢？

绝大多数长寿科学家是健康学家，而不是永生主义者，他们想要的是给我们一个更健康的生活，然后是一个快速而无痛的死亡。这些科学家专注于健康时间延长。健康学家认为，我们也不会达到永生，我们也不应该永生。他们担心由此自然资源和社会保障迅速流失、人类会失去创新性，还有关于永生的无聊。古希腊人曾在神话中警告掌握神力的危险，黎明女神厄俄斯乞求宙斯给予自己的爱人提托诺斯永生，却忘记请求给予他永恒的青春，这一点非常糟糕，衰老的沮丧伴随着提托诺斯，让他痛苦不已。

爱因斯坦相对论文件

2021年11月，一份爱因斯坦早期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手稿以1300万美元价格被拍卖，这份手稿是记录广义相对论起源的工作文件之一，为广义相对论的思辨以及理论形成工作留下重要记录，是爱因斯坦伟大研究探索的见证。从1915年11月25日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这个理论持续影响后世对宇宙的观测和研究，永远改变人类对世界的了解。在这份手稿中，26页由爱因斯坦亲笔书写，另外25页由他的好友，同样也是另一位物理学家米歇尔·贝索书写，贝索将这份手稿放在家中保留完整，直到1995年去世为止。

比起古典时期某一位天才凭借个人天赋做出突破性成果，科研在今天的时代越来越成为人类集体智力劳动，不再依赖个人的灵光一现，是全球顶尖学术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交流合作与共同努力的结果，而爱因斯坦的手稿为科学发展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节点提供了宝贵的象征。

机器人进化

1959年，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当时的机器人形态还类似于数控机床，1965年，第一台具有视觉功能的机器人由麻省理工学院发明，之后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如今，类人机器人Sophia不仅拥有沙特阿拉伯国籍，并与人类一起工作，在世界各地接受采访。

到了今天，全球机器人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着力研发仿生感知与认知等前沿技术，推进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提高机器人智能化和网络化水平。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和“BCI脑控机器人大賽”在智能制造、助残康复、特种救援等领域集中展示了协作机械臂、医疗康复设备、脑机接口设备等顶尖创新应用成果，而“机器人应用大赛”突出的是工业设计能力和机器人操作技能，机器人研发与应用已经成为衡量科技与工业水平的标尺之一。

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与人类进行情感沟通这些涉及人工智能领域过高的需求之外，曾经科幻电影里机器人基础的操作功能正在被科学家逐步一一实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达到的技术水平将会超越人类对机器人的想象极限，那些科幻作品中试图探讨的人与机器人生命伦理的过于超前的想法，将会成为现实中要思考的命题。

量子计算机

对于大众来说，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陌生但是炫酷的科学名词，会用在“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这样的网络梗中，这个词自带的深奥效果让它出现在文艺领域的频率远超过科普领域，还会被一些广告商用于商品宣传，看起来科技含量很高但实际上和真正的量子力学技术运用毫无关系。不过对于科学家来说，量子计算机却是正处于努力研究阶段的实用性技术，从目前学界普遍公开的信息来看，量子计算机代替传统计算机还需要很长的研究时间，可想而知，如此前沿的技术，目前在普通民用、商品领域，大概就只能是颇为高深但可信度存疑的广告宣传。也许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量子力学最大的用途就是用来给一些影视作品中理工科背景的角色提供看起来很惊艳的大段学术台词。

NFT时代

在区块链与加密货币开始被更多人接纳参与的当下，NFT这种非同质化代币呈现方式为艺术家们创造、探索和进化带来新的空间，相对于元宇宙这个尚且处于建构概念阶段的名词，NFT的实际创作和交易已经相当发达，其中包括知名艺术家作品的NFT化，更多的是普通人的作品在区块链世界中得到价值延伸。虽然不可避免地在新兴混乱阶段，天价交易炒作是最能吸引眼球的新闻，人们还在探索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合适的价值定位，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技术给创作者带来了非常务实的启发，让他们探索新时代艺术家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对于普通人来说，带来冲击最大的观念大概是“如何证明我拥有一件物品”，甚至是“如何定义拥有”。2021年3月街头艺术家Banksy的作品《Mornos 》被以9.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随后购买者直播烧毁了这幅画，并将NFT版本挂上交易平台以4倍的价格售出，这件作品的实体消失了，但它永远保存在了区块链中，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艺术时代的来临。

5启示录

我们把这个章节命名为启示录，试图用多元的思维去撩拨信息时代中的一些音节，在启示录中，你可以听到刘慈欣勾勒的未来蓝图，美国前环保署长对环保议题的探讨，中国社科院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们对科技与时代的哲学思考……在科技巨轮的航行中，每个人都是汇聚成波涛巨浪的点点滴滴。

刘慈欣的意料之中和预料之外

对照几年前国际自由通航的情景，新冠疫情下的现实像人们共同参与的一场大梦。人与人，人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发生剧变，很多人都在感慨，疫情下的世界“就像科幻世界里才有的场景”。

但对于刘慈欣，这算不上科幻。科幻是人类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但从远古到现在，从古希腊到欧洲到后来的现代世界，大规模的疫情从未中断。而人类正面临的不过是个在历史中明明灭灭的正常场景。

“人类发展的过程本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低谷和波折，像过去的30年那样特别顺利，没有什么大的起伏，倒是少见的。目前这些困难—一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是环境灾害——都很正常，应该在意料之中。人类得不断克服，才能向前走。”

在科幻作家的潜意识里，未来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而科幻描写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一旦不确定的因素真的出现了，科幻作家的思想准备往往比一般的人更多。同样地，在无数的事件面前，科幻作家所期待的也永远比震撼的更多。

刘慈欣还记得第一次知道“光年”时感受到的那种震撼。1975年，12岁，书里说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跨越寂静广漠的太空。从此他为星辰大海的设想着迷。

时至今日，他的确仍能感受到类似的震撼。比如中国可控核聚变的高温等离子体运行持续时间刚刚突破了1000秒;比如在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探测中，人类第一次探测到引力波。那极其微弱的波，原子震幅的震动，相当于在太平洋的一边用手拍拍海面，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得到的波动。

但科技似乎已经不再像科幻的黄金年代那样让人惊奇了。很多领域还处于重大突破的前夜，而黎明何时到来还不明朗。分子生物学、能源、航天……哪个科技发展，哪个停滞，白有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刘慈欣最期待能得到突破的航天领域，恰恰也是发展得最慢的：航天的基本原理早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时代就确立了，但如今，航天技术和五六十年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火箭推进，摆脱地面引力，进入太空。相对的，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和信息科学的结合可能会发展得快些，也就是人机结合，赛博格。这漫长的演变将从医学应用开始，渐渐延伸到日常生活。彼时，那种技术可能极大加快人类进化的速度，也可能极大改变现有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一但那都很远了，很难预测。

近一些，他最关注的是去年末韦伯望远镜的上天。那无疑是一个工程学上的伟大成就，它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财力，由5亿美元一直增长到100亿美元。因为它离地球100多万公里，坏了就没有办法再修了，必须可靠。刘慈欣不知道这个望远镜会看到什么，他期待的是，望远镜调试完毕后，透过它能看到刚诞生不久的宇宙。

“星链”计划如今已经向太空发射了约1900颗卫星，最终发射数量可能多达4.2万颗。同样地，刘慈欣不知道如此巨大的数量对进一步的太空探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轨道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会不会影响通讯频率？他期待的是，人类把几万个卫星发射到太空后，那会是何等壮观的场景。

作为一个写科幻的人，在书中，刘慈欣向无数种可能性开放，在书外，他不做预测。远处的韦伯望远镜和近处的赛博格，同样具备千万种可能。而科幻作家和科幻读者一样，都在等待新的时代到来。

创造一道绿色涟漪

2013年，丽萨·杰克逊（Lisa Jackson）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了美国环保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署长的位置，加入Apple，担任环境、政策和社会事务副总裁。深耕在环保领域多年，丽萨非常清楚环保是需要每个人参与进来才有意义的事情，只有以大规模的影响力去促进生产前端与消费习惯的改变才能为下一代保留一颗美好的地球。

没有规模，不成环保

这项挑战对丽萨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从1987年环保署的初级工程师，到 2009年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环保署掌门人，多年来，她对环保事业的热情从未削减。这和蒂姆· 库克（Tim Cook） 对团队提出的要求“不能只做对Apple有利的事，要‘ 在池塘里掀起一道波浪，让涟漪扩散出去（ like ripple in the pond） ”不谋而合。从公共部门转型私营企业领导层，丽萨的工作维度只多不少：现在她站在了政企关系中的另一端，同时必须兼顾平等、发展等议题。相同的是，这是两个有着巨大规模和影響力的职位，而 “规模” 正是丽萨频繁提到的一个词。

作为环保署的负责人，丽萨负责监督该机构制定政策，确保为美国人提供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地，同时尽量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在企业却需要不停地跳出既有的框架去创新，去探索更大胆的可能性。“ 速度一直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最看重的是可复制性或者可借鉴性，环保创新要能被各种规模的供应商执行，解决方案不是只适用于大型企业，而是在中小型企业也能够行之有效。” 确实，要达到2030年实现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碳中和”这一目标，Apple 自身、全球供应链伙伴甚至消费者的参与要层层推进，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形成“规模”。

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碳中和”执行起来，就是不断降低产品中的碳足迹，同时提高再生材料的使用。创新从产品的设计阶段就开始了，仅仅是去掉包裹在手机外面的透明塑料保护膜这一项，一年就能减少600吨塑料的使用。类似的创新显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设计师和工程师们无数次设想和测试出来的，“规模”放大了每一个小创新的影响力。

实现规模的下一步是把供应商逐步纳入进来。目前有24个国家和地区的175家供应商加入了Apple的清洁能源计划，这一数字还在加速增长中。中国就有50家企业加入了清洁能源计划，包括大部分的总装工厂，这让丽萨很自豪。她也提到，能源转型不只为了环保，也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Apple的2030碳中和计划以及推动供应链的改变，也符合中国绿色转型的趋势。Apple自身的运营已经实现碳中和，100% 使用清洁能源也已经3年了。

更绿，但并不会更贵

环保产品是否一定更贵？丽萨说道：“像清洁能源和再生材料这种创新的初期都会有很多费用用于研发等，但这是值得的，等真正商业化的时候，它的成本必须能够降下来。我们的要求是，所有的环保创新都要能保证价格不变甚至更低，消费者不应该支付‘绿色溢价。这是能做到的。其实在不少地方，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比传统电能还便宜了。原因很简单，只要规模上去了，成本就会下降。”

环保创新还能带来工作机会和经济发展，甚至让社区直接受惠。这就是丽萨所说的“企业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但是要改变做事的方式”。

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某个地区的问题，解决环境问题也就是在推进公平、发展、平权，这些问题都是互相连接的。在肯尼亚的凯乌鲁山地区和哥伦比亚，Apple分别参与保护和修复当地的热带稀树草原和红树林，也带来了显著的碳清除效益。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做环保？“人们很容易理解空气污染和海水污染是全球问题。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生态最脆弱的地方，因为它们最需要我们的帮助。”丽萨说。在中国，Apple帮助保护了600万亩的森林，很多都在欠发达地区。

请把你的手机交给我们

一个产品从设计、制造、购买、使用到回收是一个完整的消费过程，而消费者是后面3个环节的积极参与者。既然还无法做到“零购买”，那么就尽量购买负责任制造、经久耐用的产品。丽萨提醒我们，消费者往往关注芯片和软件的更新而忽视了产品本身的耐用性，“ iPhone都出到13了，但iPhone 6依然可用。等到它确实不够用了或者说已经跑不动最新的iOS了，你要买新设备的时候，我们真诚地希望你把旧设备交给我们来回收，这些产品里的配件包括稀土、锡和金等金属都可以回收后用到新产品上。说实话，我们也更愿意使用从我们自己的产品中回收来的东西，因为它们原本的质量就非常好。”

虽然身处管理岗位，但是工程师思维仍然贯穿丽萨的日常工作。工程师思维的核心是分析问题、用数学去解决问题，再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理解工程师语言对于带领一家全球科技公司确实有其优势，“我能更好地理解不同职能的人在想什么，以及我应该做什么去帮他们实现。”最关键的是，人们在技术中看到了机遇，技术和人一样，只要放对了地方，就能推动进步。

技术与社会相遇

刘永谋曾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上写道：“做学问的人，与其说是时代的解惑者，不如说是时代的困惑者。”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身处于“困惑”和“解惑”中的他不停地思考未来的学术之道。在这个知识冗余的技术时代里，刘永谋向技术带来的困惑发起了挑战，他的一系列著作，《技术的反叛》《技术有病，我没药》以及即将出版的一部重磅作品《技术治理》，都在尝试着洞察技术的内核逻辑，以“解惑人”的身份不停向前探索。

从“技术的反叛”反思技术

“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这是人类技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刘永谋对人类技术发展的基本判断。但技术时代衍生出的大量新技术为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许多问题，“技术的反叛”这一概念就是刘永谋对技术问题最集中的凝思。

何为“技术的反叛”？它来源于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19世纪下半叶时，科学与技术一改过去分裂的情形开始不断融合，“科技”这一词汇的出现正反映了二者相融的关系。而到了21世纪之交时，刘永谋认为技术不再需要借助科学支撑自身的合理性，已从“真理的阴影”下挣脱出来，这即是“技术的反叛”。

“可以说，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上开始‘平起平坐，在社会重要性上已经超过科学。”而人类乃至于整个社会，也都面临着技术失控的风险。

面对“技术的反叛”，“我们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控制技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控制技术，我们愿意付出何种代价甚至牺牲呢？”换言之，如今技术发展在重视“油门”的同时也应重视“刹车”，而对学者们来说，传统的“科研无禁区”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

刘永谋认为，新技术的焦点是人与技术的关系，而不是单纯思考如何加快技术创新进程。所以，反思新技术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冲击要尤为关注，目标是使新科技发展真正造福社会，与此同时它也不是哲学一家的事情，更需要跨学科的联动。

“反思新技术，并不只是學者的任务，而是与每个人相关，因为新科技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特点是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工程师、厂商、政府、NGO、知识分子和普通公众的加入，也就决定反思新技术不会仅仅停留在思想上，而是会逐渐走向现场，走向行动。”

哲学家走进元宇宙

元宇宙究竟是什么？刘永谋借助话语分析方法，建立起了“元宇宙四术”，即元宇宙技术、艺术、话术和学术。他通过这四种元宇宙话语的分析厘清了这一术语，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元宇宙的含义。

关于“元宇宙四术”的具体含义此处不再赘述，更为关键的是，刘永谋通过对这四术的研究发现，无论如何理解元宇宙概念，它必须对社会有推动作用，否则无论怎么炒作，都不会有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对于元宇宙技术的发展，国家和社会要支持，技术人员的精力要放在技术进步上，避免掺和到元宇宙话术推销中。

对于元宇宙话语，要审慎批判和切实表达，尤其要警惕和反对虚假宣传和过度炒作。对于元宇宙艺术，同样要辩证地接受，去其糟粕，存其精华。

对于元宇宙风险的思考，刘永谋给出了4个关键词，分别是“真理之死”“摈弃超越”“隐私瓦解”“极权盛行”，分别指代了元宇宙潜在的过度虚拟化、虚无主义、隐私消解、极权统治等可能出现的问题。

元宇宙究竟能走多远？元宇宙只是又一种科技应用，并没有什么特殊或奇怪的本质。任何关于元宇宙极善或极恶的修辞学宣传，都将被现实发展所证伪。与元宇宙相关的一些技术，尤其是VR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就热过一波。20年过去了，元宇宙相关技术有一些进展，但完全不是修辞学极化言说的情况。

“总之，元宇宙的发展是有取舍的，取舍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社会福祉。”这是刘永谋对元宇宙的根本判断。

文化重构与浪漫思考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如今大有成为无远弗届、无所不能的泛在赋能技术的趋势，技术内涵不断被丰富和延展。如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技术一隅，更受到一众顶尖人文社科学者的关注，聚焦于科技哲学领域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段伟文正是其中之一。段伟文以“智能科技的社会伦理影响”这一主题为研究锚点，从哲学和伦理角度对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进行不懈探索。

人工智能引发“文化重构”

什么是人工智能？段伟文给出的定义是“大量基于计算思维和控制论思想的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感知、认知和决策应用”。在超大规模的预训练模型等技术基础上的进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机器翻译、智能语音、自动驾驶等领域有很多新进展，如机器翻译的质量有大幅度提升、智能语音助手的应用日益普遍等。

而当我们越过技术实践视角，从社会文化建设、艺术创造乃至文化产业方面对人工智能进行思考时，会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不光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在推动新一轮的“文化重构”，而人工智能本身也在形成强大的文化张力。

何谓文化“重构”？在人工智能时代，从企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社会分工到疫情防控，都出现了一种围绕着数据和人工智能再造流程的趋势，“算法代码和数据驱动的智能环境及其实时响应系统正在构建可编程的世界，各种自动认知与决策技术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法律等现代社会制度，而且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感知能力”，而上述这一切都使这种专属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文化逐渐形成。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深化和文化蔓延，全社会在接纳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应当时常反思技术本身的问题。段伟文认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不应该带给人类一个魔幻的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要考虑社会许可与期待，人机关系需要有走向协调共生的“回调”。同时智能监测社会需要确立新的社会契约来限制人工智能技术的边界，而人类也应培养必要的数字素养乃至美德来对抗技术的“致命诱惑”。

人工智能的“哲学预言”

人工智能并非完美，事实上它存在的问题广泛而深刻。首先是在伦理方面，以人脸识别这项典型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例，人脸数据作为生物特征数据，其特征性使得人脸识别的滥用具有极大的潜在风险，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脸识别更会进一步发展到情感识别阶段，这会对人的精神隐私和自由带来根本性的冲击。

“数据正在成为我们的新皮肤。

虽然不知道是谁在为我们化妆和描绘脸谱，却在智能轻推下演绎着我们的人生，難道我们的宿命竟是人工智能未来的牵线木偶？”这是段伟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项深刻的发问。

除伦理难题外，许多人还“主张或默认机器智能是人类智能的新进化，进而贬低人类智能，认为机器智能替代人类智能是大势所趋”，这种技术思想忽视了人类智慧在机器智能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将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当作太上老君的急急如律令，无异于给人类文明贴上催命符。”

这些问题加深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不确定性，也使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段伟文看来，当前技术界热衷于的“自主的机器智能超越人”的愿景应当放慢脚步，不应抛弃人类智能而将人工智能神化为一种幻术。段伟文以媒介理论家道格拉斯· 罗西科夫的著作《人类团队》为例，指出当下的技术嵌入了一种反人类的破坏性力量，人工智能时代应该致力于恢复人类应有的主导地位。

而段伟文对人工智能技术也有一份浪漫的思考，“作为哲学家，我想说由机器主导的、人类成为牵线木偶的未来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我想通过我的思考，激发人们一起来，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未来才是人类想要的有意义的、有趣味的、值得一过的时光。”

6向未来提问

取景框看世界：知识区UP主/B站大学辅导员计算机后，下一个大学性价比最高的专业是什么？

Eva的科技生活：知名科技博主未来的科技产品能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品？

大陶：Modern Woman主理人未来人们会如何谈恋爱呀，元宇宙的恋爱会犯重婚罪吗？

蘑菇：Chao大地野食主理人未来是否是一个被科技占领的未来，我们的大自然会怎样？

迪仔Dizzz ：数码科技博主，是女孩子，还是一个数码宝贝对于连健康码都找不到的老年人，元宇宙是天堂还是地狱？

崔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电子竞技会成为大学体育选修课吗？

光头怪博士：天文相关知名科学科普博主我很想知道未来的小朋友从小看着人造卫星不停闪烁的夜空，会不会好奇更“纯净”的星空是什么样的？

刘博洋：青年天文学家 连线创始人2100年的火星上有多少常住人口？

Yuanxi ：静物造型师未来会有更多独居的人吗？大家会更加享受孤独吗？

Hyman-L ：星空宇宙摄影师真实的元宇宙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