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

琵琶，是我国历史悠久且极具艺术表现力的弹拨乐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文化遗迹，可以看到大量形态各异的琵琶图形，从中可见其在丝路中的流传盛况，也提供了中国琵琶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讯息。

琵琶身世扑朔迷离

有关琵琶的最早记载，可见于东汉刘熙的《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东汉刘熙《释名》卷七）。同时期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枇杷，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枇杷，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六）。

东汉杜挚认为琵琶起源于秦朝百姓因为苦于修筑长城之劳役，在“鼗”这件乐器上张弦弹奏：杜挚曰：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四厢。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四）。

唐人杜佑认为杜挚的观点并不一定确凿，他指出这种乐器未列入“四厢”之属。但是杜佑提到唐朝“清乐”中所演奏的琵琶，俗称为“秦汉子”，圆形音箱，琴颈修长，形制小巧，因此怀疑唐代所见到的“秦汉子”传承自秦时创造的、在“鼗”上张弦的乐器。

我国专门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专家、学者周菁葆先生在《丝绸之路上的印度琵琶研究》一文中说：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才是长颈直项琵琶的发源地，传入希腊后形成一种叫Pantur的梨形棒状直项琵琶。而我们现今使用的琵琶就是周菁葆先生所说的梨形、直项琵琶。

琵琶形制的演变莫衷一是

傅玄在《琵琶赋序》中对汉代制琵琶的问题进行补充，他曾听说，汉时遣乌孙公主与西北少数民族部落领袖毘弥联姻，考虑到公主远嫁路上行道艰难、思乡情苦，让当时的乐工艺人综合筝与筑两件乐器的演奏方法、形制材料，另外创造了一件能在马上演奏的乐器——琵琶。但他在比较了传说中的“裁筝筑”制琵琶和杜挚所言“弦鼗”制琵琶两种说法，认为各自有据，而他自己倾向于杜挚所言“弦鼗”制琵琶之说。

然而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长流中，琵琶这件乐器之名称有着不同的概念，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琵琶，并非现今所通行的琵琶。学者们一般认为，刘熙《释名》所指的枇杷，是一种最早流传于胡人部落，习惯上以骑在马上演奏的梨形音箱琵琶，后传入中原。而应劭的《风俗通义》及傅玄《琵琶赋》所谈的“琵琶”，则是中国乐工创制的长柄、多柱、圆形音箱的琵琶，又名“秦琵琶”“秦汉子”，亦即后人所称的“阮咸”。

唐以后，外来的曲项琵琶成为琵琶的专属名词，据有关史料记载，曲项琵琶是在东晋时经波斯、印度经过新疆、甘肃而传入中国北方。这种曲项琵琶，日本学者林谦三称之为“伊朗式琵琶”。他认为：中国的曲项琵琶、阿拉伯乌德（oud）均是由伊朗同一乐器派生而来。其是阿拉伯的一支，在第十世纪中变成了五弦，再后世，又在槽的膨鼓形态上产生了一些变化，成为欧洲的诗琴族（lute）之祖。琵琶在传入中国前即已四弦四柱，约于六朝的前半期经中亚而传入中国，其图像与波斯珊尼王朝的完全同形。另外一种，与伊朗系四弦琵琶同出于远古时代的中亚地方的五弦琵琶，则是在印度孕育完成，在六朝的后半期，由印度经由中亚地方传入北朝地区。后来，伴随佛教的传播和各方少数民族的内迁，西域音乐大量向内地传播开来。从克孜尔地区的壁画中，便可窥见久远年代里天山南北许多民族乐器的倩影，不乏秦琵琶、曲项琵琶。由此印证了在三世纪时，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已经联姻。

曲项琵琶在隋唐之际得到极大的普及和发展。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皆为一种雅俗共赏的乐器。北周武帝、北魏太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等王公贵族，皆好琵琶。

在隋代九部乐中，除康国乐和礼毕设琵琶外，其他乐部均使用琵琶这件乐器。从中也可看出宫廷音乐中，琵琶的普及程度和所受重视的程度。而制定七部乐的隋文帝杨坚在成为皇帝之前，就曾弹着琵琶作歌两首，取名《地厚》《天高》，并以此托言“夫妻之义”（《隋书》卷十四）。待杨坚君临天下之后，皇后便将这两首歌曲收做后宫演奏的“房内乐”，用在上寿的场合演唱（《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三“乐部二十一”）。文帝之子炀帝即位后，大兴土木、营建宫殿，修造龙舟，盛饰车舆，以暴政维持着穷奢极欲的宫廷享乐生活。由于扰民过于繁苛，终于导致民变。大业十四年隋炀帝杨广为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弑于江都。一位通晓妙达音律的乐工王令言在聆听一首琵琶曲后，预言了隋炀帝之死。

琵琶在唐代燕乐中备受青睐

至唐代，高祖李渊初定燕乐为九部乐，与隋代九部乐的乐舞类型、乐器配置基本相同。至太宗李世民時，删除了最后一部乐“礼毕”，又增加一部乐“高昌乐”，后张文收又造“?乐”，以此形成唐代十部乐。《新唐书》卷二十对十部乐的乐舞类型和乐器有详细记载。唐玄宗时，又将十步乐分为两个部分，站立堂下演奏的称为“立部伎”，坐在堂上演奏的称为“坐部伎”。这种两部伎的制度延续于开元、天宝时期，而无论“九部乐”还是“十部乐”，“立部伎”亦或“坐部伎”。琵琶无疑是当时宫廷乐队中的主要乐器。在“十部伎”中，曲项琵琶多以领奏出现。在教坊中，还专门设立了学习曲项琵琶等乐器之机构。可见，琵琶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之地位。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就有一篇“龙三·凌波女”的故事：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教授御用乐人表演乐舞，还喜爱作曲和琵琶。传说，玄宗梦中为龙女即兴作乐一曲，后翻作琵琶演奏。一天，玄宗在大殿中休息，梦见一位女子头梳交心髻，容色艳丽，缓缓拜倒在床边，玄宗问道：“你是何人？”女子答曰：“我是陛下凌波池中的龙女，为宫护驾，着实有功。如今陛下洞晓天韵神曲，乞求赐乐一曲，以光耀水族龙威。”在梦中玄宗为龙女演奏胡琴，采旧韵合新声，创作了一首《凌波曲》。龙女拜谢后离去。梦醒之后的玄宗记录下此首乐曲，命乐人以琵琶演奏。随后在凌波宫前面向池塘演奏这首新曲，池中波涛翻滚起伏，随后平静下来，有一位神女自波心中显现，良久才消失在碧波中，正是昨夜梦中所见女子。于是在池上修建庙宇，每年祭祀这位龙女。

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更是一位善奏琵琶的高手。有官员自蜀地带回一面琵琶敬献皇宫，琵琶的背板以邏逤檀制成，“清润如玉，光辉可见”，檀木的纹理自然形成一对凤凰的图案。此琵琶成为杨贵妃的爱物，每当贵妃怀抱琵琶，在梨园演奏时，音韵凄婉，清澈飘逸。一些王室贵族争相成为贵妃的琵琶弟子，杨贵妃每次教她们弹奏琵琶后，这些出身显贵的琵琶弟子们更是敬献许多珍玩异宝作为回报（《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三：“乐部二十一”）。

詠叹琵琶的诗句千古流传

帝王的提倡与喜好，自然会对琵琶的发展与普及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唐代，许多士大夫均好琵琶，并留下了蔚为可观的弹琵琶、听琵琶、咏琵琶的诗词文赋。其中，以白居易所作《琵琶行》最为脍炙人口，堪称千古绝唱。“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岑参的《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中有“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从唐人的琵琶诗句中，我们仿佛聆听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轻拢曼捻抹复挑”的优美。隋朝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诗人虞世南的《琵琶赋》，记述了自秦至汉琵琶的发展历史，描述了琵琶演奏的功能，例举了用来制作琵琶的材料。他认为琵琶声音“抑扬嘈赞”“连绵断续”，应是一种婉转有韵、高低相间、槽切有序的音乐。缓缓之声，如同一对仙鹤此鸣彼应，清壮之音，又如同三秦之地的歌曲，其高远意境，犹如望见山上的一点翠绿，初春西河上泛起缕缕碧波。

琵琶的普及带动琵琶的制作与改良

不仅文人好琵琶，一般平民百姓也以弹琵琶为时尚。可见琵琶在唐朝年间的普及面甚广。好琵琶者众，也推动了琵琶制造业的兴隆。当代，人们通用四弦琵琶，也有制琴工匠尝试制作五弦琵琶而成为新闻。其实在唐代，琵琶工匠极具创新精神，那个年代不断有标新立异的琵琶问世，如六弦、七弦、八弦琵琶。据传，一位名为史盛的人制作了一面六弦琵琶，天宝年间敬献给朝廷。六弦的形状类似曲项琵琶，为梨形音箱，但身形较长，有四个品（隔）和一个孤柱，空弦有六声，按品取音有二十四声，孤柱有一声，一共有三十一声，也就是说六弦琵琶可以演奏三十一种音高，其中可能包括不同弦序发出的相同音高。

一位名为郑善子的人制作了一面七弦琵琶，开元时期献给了宫廷。其形状如同阮咸略大，圆形音箱，靠近演奏者身体的侧面缺少一块，缘为方便演奏，有七根弦、十三个品（隔）和一个孤柱，空弦七声、按品得九十一声、孤柱一声，总共九十九声。

在唐代，琵琶与箜篌、筚篥、羌笛、胡角、羯鼓等胡乐器，共同掀起了对中国古乐的改造。

开放包容的时代促进艺术的发展

琵琶、胡曲在唐人的音乐生活中，是俗世而非神性的，是情感的而非观念的，是审美的而非伦理的。它没有传统礼乐所推崇的琴德，没有尊卑，没有禁忌，帝王大臣以至伎乐歌女都可演奏，悲苦喜乐、乡愁边情尽可发挥。这种自由清新的空气更带给唐代俗乐、佛曲以及歌舞大曲，以至宫廷雅乐新的生命。隋唐时期，高度发展文化与经济，使其在曲目种类、演奏技巧、乐器形制等方面都形成较高成就，从而为琵琶在此后发展奠定了基础。宋元以后，琵琶音乐除较多继承了隋唐时期的表演形式、乐器形制、曲目风格等方面外，还出现了《海青拿天鹅》这样的新曲目。此外作为民间音乐，琵琶艺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琵琶出现了盛行于当时勾栏瓦舍的民间说唱音乐——诸宫调中，也参与早期戏曲、元杂剧的伴奏。至明清时期，琵琶更是成为不少戏曲、曲艺音乐中不可缺少的主要伴奏乐器。演奏者怀抱琵琶，寄情托志，慷慨悲歌，或低吟浅唱，乐器的声韵与演唱者情感相互呼应，此种现象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市井小巷。而明清时期琵琶乐谱的刊印和传承，是众多琵琶流派创立的基础，也为琵琶乐曲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可能。表演精湛的琵琶乐人、传奇缠绵的琵琶故事、婉转动人的琵琶旋律、异彩纷呈的琵琶流派，构成了中国琵琶历史发展的斑斓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