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扬帆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长沙 410000

一、岳州窑简略

陆羽在《茶经》中品定六大名窑的茶碗时说：“岳瓷皆青，青则益茶。”我更赞同吴觉农《茶经述评》考证：以岳州窑“上”为是，即岳州窑在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中位居第二。参照黄矞著《瓷史》说: “岳州即湘也，其品既在寿州、洪州上。”当地流传“湘阴是个万窑窝，未有湘阴先有窑”，辅证岳州窑的瓷器质量上佳，历史悠久。一般将岳州窑分为汉、晋、唐三个时期，岳州窑晚期（唐）的青瓷较朴素，碗类胎色灰白。釉色以青釉为主，底多为玉璧底；罐类为薄胎假圈足，此外还有假圈足壶，双唇坛和莲花刻划纹钵等[1]。

二、越窑简略

越窑是我国陶瓷发源地之一，尤以青瓷扬名天下。越窑的产品在唐朝主要表现为胎质灰白而疏松，釉呈青黄，易剥落，质量有提升。据考古发现，浙东地区的窑址约六百余座，遍布浙东地区。越窑经历了从东汉创世到北宋的盛极而衰的历程，最后被其他窑系取代。唐代越窑青瓷发展进入巅峰时期，烧制技术和装饰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岳州窑与越窑之比较研究

学界有关于岳州窑和越窑的研究颇丰，但两窑的比较研究较少。

（一）历史渊源方面

岳州窑最早或可追溯到东晋南朝时期，而越窑最早或可追溯到商周时期浙东地区的原始青瓷，而后两窑址交相辉映，在隋唐时期焕发出光彩。个人认同岳州窑是上承江浙越窑青瓷、下启长沙铜官窑的说法。青瓷最早的烧制应该是起源于江浙地区，而后继续往南发展。据《茶经》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基本上可以推测越窑的青瓷地位是在岳州窑之上的，从历史演变上来看，岳州窑与越窑具有发展的连续性。

隋唐较开放的社会风潮和政府的支持，为瓷器的制造提供了很多灵感，表现为众多样式和纹饰，而且丝绸之路和南北交流日益频繁后，瓷器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广泛的市场需求造就了广泛的锻造。隋唐时中国瓷器业受到了丝绸之路的巨大影响，并且也有考古发现唐宋的越窑青瓷更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各地都有大量出土，尤其是沿线的大量沉船瓷器。从表现上看，考古发现在越窑的秘色瓷中存在大量的带有莲花式样的纹样。“青瓷莲花纹烛台”莲花纹路明显受到了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莲花是佛门众菩萨的坐台。我们发现岳州窑和越窑在隋唐时期都受到了丝绸之路的较大影响，岳州窑和越窑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从丝绸之路的主要路径中我们可以推测，佛教文化是先影响越窑瓷器式样，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岳州窑的瓷器风格。通过对比青釉瓷的化学成分我们可以发现，越窑所建立的烧制工艺和装饰工艺既直接影响了随后发展起来的龙泉窑青釉瓷，也对我国南北方青釉瓷的生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

（二）胎釉方面

釉是附着于陶瓷坯体表面的一种连续的玻璃质层，或者是一种玻璃体与晶体的混合层，青瓷的产生离不开釉的发明和运用。青瓷广义上就是指器物表面涂抹有一层青色釉的瓷器。

隋唐是两窑发展的黄金时期，两窑在胎釉的选择上也各具特色。通过观察隋唐考古文物，像长沙咸嘉湖出土的唐俑，其胎釉基本上以青或褐釉为主。像唐永徽三年的生肖马的青瓷，即使是时间跨度长，仍可看出这件瓷器表面十分光滑，积釉处特别明亮，釉呈现出碧绿色。越窑青瓷烧造以高岭土、长石和石英的混合矿物质为主要原料, 釉料采用石灰釉, 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优点。通过科学的分析，越窑青瓷的特点是低铝高硅。[3]从出土器物外表上可以发现其原料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含有一定量的杂质，有很明显的南方青瓷的特征。岳州窑青瓷胎釉的特点与北方青瓷釉较厚,玻璃质强,流动性大, 瓷器常有玻璃质流珠现象,釉面有细密的开片,釉色青中微黄的特点相类似，而科学分析发现越窑的各个时期的化学组成成分相当。说明岳州窑在隋唐时期较之于越窑更多地受到了北方瓷器的影响。

隋唐越窑胎釉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秘色窑，秘色即独特的胎釉配方。釉料选择上也经过一些提纯工艺，其成品十分精美，当然这也与唐朝国力尚可、生产不计成本有关。越窑为了保证制作出精美的秘色瓷，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匣钵装烧技术。但通过考古发现，岳州窑是最早使用匣钵装烧技术的瓷窑，生产出了最早的瓷器。[4]越窑在秘色窑的技术上大约借鉴了岳州窑的先进技术，岳州窑也在秘色瓷得到广泛认可后烧制类似的瓷器来抢占市场。像隋唐的一些岳州窑青釉茶碗和刻花盒等都表现出釉薄而细腻、釉色明亮、底足有釉显现、釉泡较小、玻璃质感强的特点，可见越窑在胎釉上对岳州窑有很大的影响。

（三）器物造型、装饰技艺方面

岳州窑的青瓷种类十分丰富，器型以罐、碗、釜为主，[5]也有像陶俑、“算珠柄”式的高足杯，花口杯，碗，盏，壶，盘，八边形的枢臼与件形器各种样式的器物。隋唐的丧葬文化和受胡人异域文化的影响使其胡俑呈现多样化趋势。隋唐政治较清明，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较广泛，北方的胡人文化也就慢慢南下影响着南方的青瓷体系。装饰风格上也较多样，体现出岳州窑的包容性之大，像莲花纹、游鱼纹、花纹、动物纹等各种纹饰，也有吉语、诗词等各种装饰，甚至还有波斯语、阿拉伯文等外来文字。古人、建筑的出现暗含了崇拜意味。吉语、歌颂也象征着当时唐百姓生活较安定，诗词被大量镶嵌在瓷器上也反映当时诗词文化的繁荣和百姓对诗词的追捧及热爱。像隋唐一件青釉刻字碟，刻有“市朝非我志,山水得余情”的诗句，反映作者欲归隐的心境。外国人的语言出现，可能是这批瓷器是外国的订单，是瓷窑本土化之后的结果，为适应消费市场扩大所做出的努力，当然这都可展现出其制瓷技艺的创新和发展。

越窑基本上和岳州窑在器物造型和装饰上呈现出一体性，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越窑中出土了大量的辟邪物，像狮形辟邪瓷，这也是儒道佛在唐朝交相辉映之下，民众强调生命本体的个性特点。在越窑墓志罐的考古发现中记载了唐税制改革之后百姓的心声，这其实也是一种创新性的制作方法，反映当时浙江一带的丧葬文化。越窑的瓷器作为贡瓷，在生产上更加的精细，不计成本，也慢慢铸就了越窑成为青瓷之首的地位。

（四）烧造流程及工艺方面

岳州窑可分为制坯区与窑炉两大功能，其中制坯区又可划分为造型、装饰、次品挑拣三小分区；窑炉可分为窑头、窑室、窑尾三段。[6]最近在岳州窑考古发现中就找到龙窑的遗址，龙窑依山势而凿节省燃料，也是南方青瓷系统中比较常用的锻造方法。岳州窑青瓷从采泥到淘练、到烧造用材全部皆来自湘阴本地，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受东南季风影响全年降水较充沛，并且位于湘江边上，陶土也比较丰富。岳州窑是首创釉下彩技术和匣钵腹烧的窑址。釉下彩也是画坯技术，像各种纹样和诗句等都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技术的运用。岳州窑的釉水按比例混合各种原料而成，施釉方法不一，保证瓷器的千瓷千面。

越窑在隋唐以前一般是采用垫底窑具烧造的方式，在吸收了岳州窑的匣钵腹烧法之后，越窑的瓷器发展到新阶段。这一时期，越窑出土的器具最为精美，特别是秘色瓷达到了如冰似玉的程度，成为上好的贡瓷。越窑本身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比如在此基础上形成：匣钵腹烧法、匣钵正烧法、二钵组合装烧法、盒状匣钵(即一钵一盖)装烧法、二钵一凹底匣钵组合装烧法（北宋时期），[7]这些技术上的创新也使瓷器以最完美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四、结论

我们通过对比岳州窑和越窑两窑的历史渊源、胎釉、器物造型和装饰技艺、烧造工艺等四个维度。我们基本发现越窑和岳州窑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一定程度上两窑体现出继承性、平衡性、一体多源性等特征，即保持本窑的特色，进而吸收它窑的优良技艺再创新来维持其特色。而两窑这样一种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现象也展现出儒家精神。可以说两窑也是通过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各自发挥其独特贡献，展现其独特魅力，探寻其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