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物资流通技术研究所 艾振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让于丞相杨坚，隋朝建立，定都大兴（今西安）；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统一全国。604年隋炀帝杨广弑父继位，营建东都（今洛阳）。618年炀帝死于宇文化及兵变，隋朝基本灭亡。短短37年的隋朝先是经历了“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开皇之治”；又在隋炀帝大开大合、匪夷所思的一系列“大手笔”中坠向灭亡。本期，我们抛开历史的是是非非，着重来讲述隋朝物流的发展成就和特点。

1 隋朝的人工运河工程

人工运河的开凿是隋朝最著名的基础工程之一。隋文帝时期即认识到运河对国家发展的战略影响，下决心修建了广通渠；隋炀帝时期更是不惜代价开凿、修复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河等运河，最终形成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1.1 隋文帝开广通渠

隋建国初期，为补充京师仓廪，需借助渭水从关东、汾、晋等地区漕运送大批粮食回京，但“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诏令“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渠就，通往京师大兴方向的漕运能力大大提升，通商情况也大大改善，于是“关内赖之”。

在这份诏书中，隋文帝说明了开凿运河的必要性：京师需要水运的大力支撑，但现有“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和技术可行性：“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并强调该项目建成后，“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最后强调：虽然工程量大，任务艰巨，但“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勉励务必克服苦难，完成这一一劳永逸的世纪工程。

1.2 隋炀帝开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

大业元年（605年）刚继任的隋炀帝命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之际，前后征发河南、淮北百万余人，“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今泗水东）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今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开通济渠。并用十万余人再次重修了山阳到杨子（今江都南）的邗沟。

这些河段“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馀所。”按史学家的分析，河边四十多座“离宫”，“实即运输站也。”除了配套的仓储和运输站，当然还要有运输工具，同年隋炀帝“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因时间紧任务重条件艰苦，造船役丁“死者什四五”。

大业四年正月隋炀帝“诏发河北诸军五百馀万众穿永济渠”。引沁水一面下流南入黄河；一面上流向东北经获嘉、新乡入卫水，再引卫水至天津沽河，最后到达涿郡（今北京大兴）。此河段虽也是依旧河道疏浚，但工程量浩大，用人前后达五百余万，甚至“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大业六年十二月隋炀帝凿通自京口（今镇江）到余杭（今杭州）八百多里的江南河。河“广十馀丈，使可通龙舟”，并在沿途置设驿宫和粮秣站。

至此，起于杭州，经洛阳，终到北京的水上交通运输线贯通南北。

2 隋朝的仓储建设成就

隋朝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遗留仓库，但由于连年的战争等因素，其粮食储备极为短缺。按《隋书·食货志》的记载：“其仓，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并是大贮备之处。自余诸州郡台传，亦各有仓。”

隋建国之后，在仓储建设上有重大的成就。他们不但兴修了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洛口仓、回洛仓等六座国家级大型粮仓，还探索出了义仓和设仓等社会性仓储制度。

2.1 隋文帝时期国家级粮仓的建设

开皇三年（583年）京师仓廪尚虚，为做水旱之备，隋朝于陕、洛、郑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为了补给京师，隋文帝不但在沿水运线路附近十三州招募运丁，还在四个要害位置建设仓储设施，以便可“次第运之”。这样做，一来“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二来“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第三可以绕过类似三门峡等凶险河段，避免损失；第四漕粮能安全长期存储于其中，“或发或留”，可根据天气、水文及实际需求来“随宜措注”。这四处仓储的情况简介如下。

卫州黎阳仓。据《通鉴纲目质实》等文献载：“黎阳仓，在大名府浚县东二里大坯山北，乃隋文帝所建。”黎阳仓战略地位极高，它东濒黄河，本就有天然的漕运条件，隋炀帝开挖大运河之后，更是成为漕粮“转相灌注”“以输京师”的重要中转站，其作为国家粮仓一直沿用到宋，素有“黎阳收，九州固”之美誉。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之际，在黎阳仓负责运粮的杨玄感依此造反。李密叛乱时，徐世 献计：“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李密攻下黎阳后随即“开仓恣食，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李密的讨隋檄文这样写道：“既得西洛又取黎阳，天下之仓，尽非隋有，四方起义，足仓足兵，无前无敌。”可见黎阳仓之重要。据考古发掘，黎阳仓城几近方正，面积达78800m2，仅就中心区已探明的84座仓窖容积推算，其储量可达3300多万斤，可供八万成人就食一年。

洛州河阳仓。河阳仓建于河南偃师北面的邙山，这里位于偃师和洛阳之间，有洛水和黄河相接的漕运通道，加之相对地势较高，有适于储粮的自然条件且便于守卫，它建成之后就在调运和囤积江淮粮草物资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陕州常平仓。常平仓建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陕县），西俯黄河，后又称“太原仓”。三门峡水运环境恶劣，漕船行至此处时常船毁人亡。隋朝政府为此曾出台政策，凡是能从洛阳运粮四十石通过三门峡到达常平仓的人，即可免服军役。也采取了绕过三门峡，先将粮食陆运转运聚集到常平仓储存，再统一装船入黄河，然后入渭水进入长安的措施。在此过程中，陕州常平仓的不可替代性显而易见。

华州广通仓。广通仓位于黄河与渭河交界的河口，大业元年改为“永丰仓”。它是进入关中地区的第一座水次大仓，凡关东运往关中的漕粮均须经此入仓或转运，直接关系到京都的粮食储备安全。鉴于此，可河渭转漕，又作为临近且可直达长安的米粮囤聚中心的永丰仓不仅隋朝政府重视，更是成为隋末各路兵家的必争之所，战略意义重大。

2.2 隋炀帝时期国家级粮仓的建设

大业二年随着东都洛阳的建设，隋炀帝在洛水东岸的巩县兴建了洛口仓，又在洛阳北洛水沿岸兴建了回洛仓。两仓规模巨大，派有重兵把守。史称：“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馀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洛口仓在周围二十里范围内连通有3000多容量超过8000石的仓窖。储粮总量高达2400万石，约计现在的25亿斤，如果用载重30吨的卡车满载来运满整座粮仓，需要四万两千多车次！规模之大，借用唐朝陈子昂的话说就是：“洛口积天下之仓”。回洛仓仓窖虽只有前者十分之一，但仍比黎阳仓的84座多出数倍，加之临新都洛阳不足十里，实为隋朝京师粮食直接保障仓，地位不然而喻。因此，隋朝末年这两座大仓也成为各方的战略争夺对象。

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献计翟让：“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率大众…发粟以赈穷乏，远近谁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一月之后李密等攻下洛口仓，果如所料：“开仓恣民所取，老弱 负，道路不绝…”迅速聚集了大批人员，收买了人心的同时也壮大了自身实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二》中这样记载：“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李密开仓后，因为不用凭证就可随意取米，洛口仓吸引了近百万人，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路途中散落在地的粮食竟厚达数寸，导致远远望去洛水两岸十多里之间犹如铺了一层厚厚的白沙。更加形象的从侧面佐证了洛口仓之规模宏大。

而围绕洛阳城郊的回洛仓，李密起兵后，不惜反复用兵，四度攻取，亦可见其价值。

2.3 义仓与社仓制度的开创

我国历史上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三大仓储制度，其中义仓和社仓都首创于隋朝开皇年间。义仓和社仓都是官方批准设在民间的小型仓储，其目的在于加强基层储粮，以备遇到灾荒时，可以就近及时赈给。很多学者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义仓重在“义”字，所储粮食为百姓军人等自愿捐献；社仓重在“社”字，所储粮食为各户以纳税方式按不同等级数量强制性上缴。

开皇五年五月度支尚书长孙平立义仓之法，奏曰：“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皆竞出私财，递相 赡。此乃风行草偃，从化而然。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于是隋朝政府按长孙平建议令全国各州百姓军人，“劝课当社，共立养仓”。基层各社都就地建造仓窖，收获季节，众人按当年收成自行决定捐献多少粮食存于其中，并由各社负责人“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捐败。”遇到本社有饥荒出现，便可就近用此救济，有很强的灵活性。自此各州均建设了此类存储设施。此后关中连年大旱，又遇到河南十五州大水，百姓饥馑，都是依赖了当地的义仓来赈济灾民。

开皇十四年由于机制上的一些弊端（如自愿捐献的粮食种类和品质不一、数量不能保证、管理不完善等），义仓在民间多有费损，加上西北偏远地区十一州的特殊情况，隋朝政府决定将各社所有义仓的杂粮都统一上缴储存到所在的州仓，义仓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开皇十六年隋文帝下诏：秦、渭、宁、扶等二十六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当县立社仓之法由此而开。

义仓和社仓是政府太仓的重要补充。隋代之后，两项制度虽时断时续，内容也时有变化，但其影响深远，直到清朝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至今仍是很多学者或政府的研究对象。

3 隋朝在其它交通基础设施上的建设成就

因隋朝存在时间太短，极少有方志书的流传，所以我们并不能从文献中直接了解隋朝的整体交通线路情况。后世的学者一方面凭“唐承隋制”，用唐初的情况来进行推测；另一方面则从隋炀帝的巡幸线路和重大对外活动中找寻线索，多方结合，即可知其大概。以隋炀帝在位期间“东西游幸，靡有定居”且一贯喜欢“大场面”的实际情况来考虑，隋朝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会有较大的手笔，这一点，从既有史料的零星直接记载中亦可一窥。

3.1 通驰道、开御道、修故道等

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榆林（今鄂尔多斯附近），于是“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这条驰道因需要经过太行山，建设难度较大，征发了十多个郡的男丁服役，占用了部分农田，隋炀帝借助沿途粮仓充足的储备，就近对征地和人员进行了优厚的补偿。同年隋炀帝自榆林欲出塞 兵于突厥。突厥可汗启民亲自拔刀除草，其贵人及诸部争相仿效。“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今北京大兴），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也显示出了彼时隋朝国力的强盛。

另外，隋朝在营建东都时还开了菱册道等。并有“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复之。”等的相关记载。

3.2 隋朝在交通工具上的建设成就

在交通工具上，由车、船的建造案例可以看出隋朝的制造水平。

隋炀帝北巡时，带兵五十万人，用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宇文恺为此专门造出了“风行殿”供隋炀帝乘坐：“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又制造出了“可以行动的城池”：“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交通工具所建之宏大，设计之巧妙，装饰之奢华，功能之全面，无与伦比。

其造船水平也极为高超。早在隋统一之前，隋大将杨素即在黄河支流汾河畔的永安（今山西霍县）修造各种战舰。其最大者“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而隋炀帝的龙舟，虽大小不及五牙船，但其制造工艺更为令人称奇：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两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除此之外，皇后、百官、护卫等人也有各自特点的专属船只。

另外一个角度，大业元年刚继位不久的隋炀帝“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大业十一年因舟水殿尽毁于杨玄感叛乱，隋炀帝在隋政府风雨飘摇中令“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度仍大于旧者”。短时间内即可制造出数量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的大船，可见隋朝的造船业已极其的成熟和发达。

3.3 隋朝的桥梁建设成就

隋代交通基础设施的成就还体现在桥梁的建设上。浮桥在隋代的多次重大战役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东都洛阳建设过程中宇文恺修建了著名的天津桥；而更加著名、至今仍然光彩夺目的赵州桥也是隋代的作品。

4 隋朝复通西域之路简介

史臣曰：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宏放的隋炀帝，一直仰慕秦皇汉武之功；好事的裴矩又深知“帝好远略”。大业三年裴矩利用工作的便利遍访西域各国，绘制成《西域图记》三卷，详细记录了44国两万里行程内的所有重要地点，指明了从敦煌开始到西海（今中亚细亚依斯色克湖）的三条道路：“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中道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南道从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并说以隋朝国力，越过昆仑山本来易如反掌，只可惜中途还有突厥、吐谷浑等阻拦者西域国家不能来朝贡。“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遣使，并不需要动兵就能招抚各国，则夹在中间的突厥、吐谷浑就可以很容易消灭，戎狄、华夏得以一统。隋炀帝心动，“甘心将通西域”。并让裴矩再次出使张掖，用利益吸引西域各国入朝大隋，并与隋朝军队一起打败了吐谷浑，夺取了大片土地，打通了西域联通中原的第一道障碍。

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至燕支山（今甘肃永昌、民乐之间），吐屯设、伯雅等西域27国国王、使者都穿金戴玉，焚香奏乐，“谒于道左”，加上武威、张掖盛装观看的人群，绵延几十里，盛况空前。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随即设置多郡，“谪天下罪人为戌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除复通西域之外，隋朝还展开了对南方的开拓。如大业元年隋炀帝令刘方进击林邑（今越南西贡以北）；大业四年又令屯田主事常骏等“能通绝域者”出使赤土（在今马来西亚），收到赤土国王欢迎，在海上航行一百多天，又在赤土境内行进一个月才到其首都；大业三年和大业六年，令朱宽到流求（今台湾），并最终武力征服之…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通远域的背后是强大的国力，一方面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保持对外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通道的通行安全和区域稳定要以强硬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还有就是，要远距离交易，要迎来送往，而这些“糜费以万万计”，足以让一个没有绝对实力的国家“疲弊以至于亡”。

5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后勤物资运输情况简介

大业六年十二月隋炀帝开始谋划征讨高丽。次年二月隋炀帝自江都到涿郡，乘龙舟如永济渠，决定御驾亲征，做出以下各项准备。

大业七年二月下诏幽州总管元弘嗣东来海口赶造海船三百艘，当时：“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五月诏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七月诏令“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十二月发民夫运米至前进基地，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有去无回，运卒死亡过半…同时“又发鹿车夫六十馀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 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可谓不计代价，过程也惨不忍睹！

大业八年隋炀帝正式用兵。二十四路军前后相接九百六十里，每军都设有辎重部队四团，兵力“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

在全国粮仓粮食储备充足，又有各大运河和河岸陆道等较好基础条件的支撑下，即便运输力量比作战人员多出两倍，还有不计其数的“非编”人员参与运输，仍难以满足巨大且多变的军需。于是出现了以下这样拟“自给自足”的悲剧：宇文述带领的第九军从泸河、怀远出发时，让所有人马自带可食用一百天的粮食，并下令：“遗弃米粟者斩！”然而，这些粮食加上必须携带的兵器、衣被等物资，重达三石（超过300斤），士兵们“重莫能胜致”，于是“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酿成最终的惨败…

大业九年不甘败辱于高丽的隋炀帝第二次亲征。负责在黎阳督运粮草的杨玄感看隋朝国内大乱已起，借助对黎阳仓的掌控“乃故使逗留漕运，不时进发”，造成辽东军受饥饿，随即叛乱。他烧尽停放在黎阳的龙舟水殿，并开仓放粮，赈百姓，聚力量。隋炀帝只好弃“积如丘山”的军用物资，秘密撤退，第二次高丽征战又告失败。

大业十年隋炀帝第三次聚集全部的优质资源攻打高丽也只挽回些许薄面。

实际上，隋朝的“物流故事”远不止如此，我们今天也不予累述。而当想到大隋时期奔波于粮仓与战场的各路运输队伍，以及西域各国谒拜炀帝，“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的盛大场面；想到隋后五十年，洛口仓里仍在被大唐使用的物资；想到义仓、社仓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影响；看着“至今千里赖通波”的京杭大运河上船帆点点；再看着赵州桥景点上人群的来来往往…我只想默默送上自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