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苇

《我从未与世界如此和解》是吉尔的第二部诗集，距《诗刊》“青春诗会”资助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世界知道我们》，时间已过去六年有余。这六年中，我看到了她的困惑与挣扎、求索与进取，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她作品中发生的变化。求变是保持创作活力的根本，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是一句陈旧的古话，而是需要我们时时记取的警句和箴言。

吉尔的变化，是一个从“我”“我们”向着“龟兹”“丝路”“世界”的求变过程，简言之，就是一个主体性不断敞开，并朝向“世界无限多”的过程。这使我想起王国维“境界说”中的“主观诗”和“客观诗”，前者是“有我之境”，后者是“无我之境”;王国维还说，“自己之感”和人类的普遍基本的感情相通，才是诗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以血书者”之感情。“境界”也是一个不断敞开、通彻、然后才能升华的过程。在从“主观诗”向“客观诗”的嬗变中，不能说吉尔已经做得很好、很成功，但至少，我们能在《我从未与世界如此和解》中明显察觉到这一求变的努力。事实上，早在两百年前，歌德就强调过“客观”的重要性，他在与青年诗人艾克曼的谈话中说“每一次健康的努力，都是从内心导向外部世界”，这与王国维的说法是不谋而合的。

所谓情景交融、主客一体、物我冥合，说起来容易，做起了、做得到，是很难的。在主体与客体、我者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生命的有限性和“世界无限多”之间，存在太多的疏离与裂痕、误解与冲突、纠缠与悖论，这造成了诗与诗人的困境，困境与悖论还存在于地方性书写与普适性追求之间，甚至存在于“诗人”与“女诗人”这一身份的建构之间。吉尔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悖论的存在的，她用果敢而尖锐的语气写道：

“这世界的、地域的、河山的、民族

   的、命运的……”

这美妙的统治

我坠入诗人的悖论

如果非要把我和现实连在一起

有些，是难以启齿的

哦！请不要怜悯我，不要说到性别，

  孤独

关于我

一个主妇，一位母亲……

一个与词语纠缠不清的人

须把笔削得越来越尖，把有些字写出

  血來

把有些词攥进命里

——《悖论》

这些带有明显自白色彩的诗句，像是诗歌宣言，也是生命宣言。在另一首诗中，她写道：“我喝下库车河的水，泥沙俱下/胃里泛起漩涡，隐隐作疼/我是个中毒极深的人，要靠逆流而上/才能心安理得/可我一生都没有躲过洪水般的宿命/每个写诗的人，身体里都住着一处海洋/用来吞吐词语的泡沫。”（《我对他们的爱》）她说自己身体里居住着“凶猛的河流、暴雪和花瓣”，楼兰遗址是“一个少女身体里巨大的棺材”，她对写作的颇具“元诗”特征的描述是：“夜晚越来越短，她写的越来越慢/直到多种身份在她身上和解/直到雪豹和女人/住在同一具身体/她饮下黑暗/——夜晚明亮，万物静谧。”（《女人，亦或万物静谧》）……“修辞立其诚”，吉尔诗中有一般女诗人罕见的诚挚、率直、炽热和力量感，甚至具有一种男性般的力量感。同时具有女性的细腻、同情心和悲悯精神，以及对人、事、物的无限体谅。

惠特曼曾说，诗人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的“和事佬”。这几乎是东方“物心合一”的西方阐释。在坚守“诗性正义”的同时，诗人寻求的是理解和包容、和解和救赎，诗则是美善与希望的保险柜。吉尔多次写到苏巴什遗址，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地面寺院，现存大殿、佛塔、僧房和残墙。它也叫雀离大寺、昭怙厘寺，始建于魏晋，鼎盛于隋唐。唐玄奘西行取经路过龟兹，曾在此地开坛讲经两个月，说这里“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大唐西域记》）。9世纪后佛教在龟兹开始衰落，14世纪后苏巴什寺被废弃。在诗人眼里，苏巴什的月亮是世上最清纯的月亮，月光下内心变得柔软，溟濛中感到自己正在靠近它的前世……“我们与这残城的寂静多么融洽/穹窿孕育，佛香聚拢/我们内心澄明/在这纷繁的人世仿佛绝尘而去。”（《我从未与世界如此和解》）另一首写苏巴什的更加出色：

从一粒黄沙

到另一粒黄沙，是多少凝重的骨头

沉向泥土的缄默

在这个高贵的下午。在苏巴什佛寺遗址

断裂的台阶上

我肃穆、遥望。而我的心

被久久地取代着……

     ——《穿越》

“而我的心被久久地取代着……”这是多么动人、迷醉和出神的时刻！“久久”一词把这一赐福的时刻拉长了。“取代”则是置你入我、化物为己，也即我经常讲到的“自我他者化、他者自我化”，而且，客观性盖过了、节制了主体抒情的激越和高亢，从而变得平和、谦卑。这是一个重要时刻，物我冥合的时刻，谁能抓住这一“取代”时刻，就是变革、更新和获救。“和解”与“融洽”就是这么诞生的。

这是一个安静的上午，我遇到的事物

都有着安详之美

红薯开着小喇叭花

沙枣挂满低垂的枝条，棉花就要开了

在一片废弃的葡萄园里

马匹和牛羊在低头吃草或打盹

这应是世界该有的样子

要知道，在静默的霍拉山下

每一粒葡萄

都是审视世间的眼睛

——《霍拉山下的葡萄园》

上述诗句的书写姿态令人欣慰而放心。吉尔的许多诗作一再持续着“取代”与“和解”的主题，在乐观的时刻，她知道“世界知道我们：/昼伏夜出的生灵，舌尖上的火焰和冰刃/……我拉上窗帘，世界也知道/我房间的太阳。”（《世界知道我们》），在悲愤的时刻，则是“一想到/要把爱和痛重新码过一遍，就足以白发飘雪/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悲愤了”（《如今我们不谈诗歌和写作》）。在她那里，仅有和解是不够的，还要“用一双近视散光的眼晴/看他们（祷告的人和忏悔的人）指给我的星星”。在诅咒还是“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之间，吉尔选择了后者。和解带来希望和信心，带来安静事物的“安详之美”。如果说诗歌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们终于在虚无中抓住了一点点光，那么这一点点光，最终投照的正是“安详”二字。

不和解、不安详的时候，诗人何为？就像在塔克拉玛干，“时间是亘古的河流/大地，是另一个星空”（《塔克拉玛干断章》），其实星空也在往下看，如同“每一粒葡萄/都是审视世间的眼睛”。以诗祈祷，祈求赐福和助佑，吉尔诗中出现了“神”“佛”等意象，这不是刻意的索求，而是自然而然的出现。吉尔生活的新疆库车，历史上是著名的西域佛都——龟兹，有千年的佛教流播史，留下了大量的佛教遗存 ：克孜尔千佛洞、苏巴什故城、库木吐喇千佛洞、 克孜尔尕哈烽燧等。以克孜尔千佛洞为代表的龟兹石窟是一份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建造最早、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石窟群，克孜尔千佛洞可与敦煌莫高窟媲美。龟兹还是中国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家乡。在汉代西域三十六城郭中，龟兹是第一大城郭。19 世纪末，随着《鲍尔古本》和大批梵文、吐火罗文文献的发现，龟兹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各路探险家对龟兹的兴趣逐渐演变为面向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寻宝活动。在这样丰厚的文化背景下，吉尔诗中出现“神”“佛”，就像天降甘霖、雨润万物、草木生长一样自然。

他把牛羊赶到山顶，后来他赶着奔腾

   的马群

去了云里，用雪的方式寄回家书

       ——《我就要离开了，青格里》

我们三尺头顶的神灵，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从云里寄回家书、诗篇和祝福的。或者，如诗人在北疆阿勒泰地区青河的巨石堆前所领悟到的：

我们将得到庇佑，成为吉祥的人

在这里，我什么都没有留下

只留下三句诗行：

“我们都有一座寺庙，用于修炼孤独。”

“在这里，我获得的安宁胜于慰藉。”

“你用古老的忧伤，医治了我现在的不安。”

            ——《青河巨石堆遗址》

龟兹，是吉尔长期生活、工作的地方，是她观察、体悟、沉思世界的“根基地”，更是她詩歌的福地和隐秘源泉。她写龟兹的洞窟、佛寺、故城、石林、峡谷、村落、河流、葡萄园、沙尘暴、木卡姆……无不包含激情和深情。她认为自己是“龟兹女儿”——住在龟兹古都，觉得自己来自古代，目睹过历史的云烟，恍然一瞬，感到自己是“那个朝代擦边而过的侠客或者是市井中的布衣”，“我会常常觉得：我的一半在现代/另一半在历史虚掩的门里/从京城到西域/木轮的车辙比任何木简更像史书”。（《龟兹女儿》），做“一个楼兰女……一个活着的龟兹女儿”，几乎是她的终极梦想。这里有身份的合一，但也有“一半”与“另一半”分裂感。西域移民或移民后代，常常具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的“分裂感”。在《话题》一诗中，这种“分裂感”是切身的、痛彻心扉的：

我的祖父埋在了山东德州，我的父亲

埋在了新疆沙雅

活着，他们天各一方。死了

依旧骨肉分离

这无法治愈的“分裂”

像陈铺的铁轨。我们滑、滑……向着

   未知！

有人认为吉尔的诗是本土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没错。但纵览她的写作，却呈现出一种开放、开阔的本土主义和地方主义色彩，兼具力量和大气，是能读到颇具震撼力的诗句。关于地方主义，米兰？昆德拉对“大民族的地方主义”和“小民族的地方主义”都持批评态度，认为前者抵触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想法，觉得自己民族的文学已足够丰富、多彩，后者呢，尽管高度敬仰世界文化，但认为它十分遥远，与本民族没有多大关系， “一个小民族会向它的作家灌输一种思想，就是他们只属于它”，因此容易遁入了自恋、狭隘和保守。面对“地方主义”这一概念，我更倾向于克利福德？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吉尔兹是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马克思？韦伯那里受到启发的，他们认为，“理解可以察知、重塑别的个体的精神世界，并发现别人主观世界的概念以及其行动的原动力”，可以“在你中再次发现我”，置你入我，设身处地，这已经不仅仅是理解，而且是分享或感知到了别的人们的生活。吉尔兹在他俩的基础上，将“理解”一词推进了一步，认为：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者对被理解者的客体应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也即“在解释之上的理解”，这是当代阐释人类学的基本宗旨。吉尔兹是将“地方性写作”和“深度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他的方法论、杀手锏。如果要使自己的写作具有人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意义，生活在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每一位作家——包括吉尔在内——吉尔兹的经典之作《地方性知识》，无疑可以成为一部启示之书。

从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上来看，吉尔的诗歌写作不局限于龟兹、塔里木盆地和南疆地区，她的“漫游”和“歌咏”到达了疆内疆外——北疆的赛里木、巴音阿门、喀拉峻、青格里、喀纳斯、白哈巴、卡拉麦里、彩南……内地的玉门、德令哈、扬州、三亚、湄洲岛、寒山寺、洞庭湖、黄浦江……面对“异乡”“异文化”，她总是怀着一种理解、体惜和珍爱之情，好像自己生来就属于“远方”，并对所有的“远方”兴味盎然，并且能够随遇而安。“远方”并不意味着就是送上门来的“诗”，海子曾说“所谓远方就是遥远的一无所有”，记不得哪一位电视主持人也说过“旅行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这样的话。“诗和远方”的说辞现在太流行了，让人腻烦了，太流行的东西就需要我们警惕。对于诗人来说，无论“近处”还是“远方”，是同等重要的，或者是并置在一起的，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关键在于要用自己的心灵去发现和创造。

我珍爱每一个爱我的人

想到你们脸上的沧桑，我就心痛

我珍爱你们……

就像我亏欠了时间

——《我珍爱每一个爱我的人》

面对人情世故、万千沉浮，面对人世间生生不息的悲凉，面对亲人和陌生人，她的理解、体惜和珍爱之情，越发强烈和深沉了。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我的母亲”，她向离世的母亲倾诉：“这些年/我一次次地写，想让负罪的心/稍稍获得安宁……现在，她一辈子都没有说出的苦/憋在我心里，像一只驯鹿/而我失去了放走她的勇气 ，即便这苦/常常让我感到窒息。”（《离散》）她写捡废品的王大嫂、医院门口的脑瘫儿、睡在坟墓里的年轻的同学，颂扬疫情期间“逆行”的医护人员、每天清晨无名的早起者，同样，她也把赞美和珍爱之情献给佛罗伦萨？南丁格尔、茨维塔耶娃等光辉的女性。这些“人物篇”中，写给父母和亲人的作品，是最为质朴感人的。语调降低了，抒情性减弱了，叙述性出现了，细节和场景融合了真实的情感，因此打动人心、直入人心。回忆父母的《祖训》一诗全文引用如下：

母亲做饭的时侯

父亲把头晚泡在大条盆的高粱捞出

 ; 来沥水

母亲纳鞋底的时候

父亲开始扎扫帚

多年后，这情景成为我

所理解的最好的生活

坐在老屋的葡萄藤下，我听到百鸟

  蛙鸣成片

那时，我还不知道朴素以外的事物

我的母亲说过

头顶三尺有神明，所以从来不敢冒犯

  和不敬

这些年，不说谎不低眉

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安身立命的祖训有多重要

…………

吉尔写到过温宿的神木园，那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地方，有无根树、寻根树，有独木成林，还有桑树和杏树紧紧合抱在一起的情侣树……“我不知道无根树活着的隐秘/我无法想象，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树的世界/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的苦槛”。（《神木园》）所谓“神木”，其實都是普通树木历经时间的洗礼、修炼、成形而来的。“神木”几乎可以成为诗人写作与精进的一个形象譬喻。写作不是坚持和挺住，而是工作和手艺，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但需要历经众多的“苦槛”。吉尔的诗歌，立足于龟兹文化这一深厚的背景（几乎是“启示录式”的背景），同时保有个人化抒情性的较高辨识度，并向更加广大的世界敞开、迎迓、包容。她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爱是辽阔的/我的情愫是敬畏的/牛羊踏起的烟尘是神圣的。”（《柴仁草场》）如果说“地域之恋”是她的根，“世界之爱”则是她的翅。期待她将《我从未与世界如此和解》作为一个已经越过的台阶，写出更加出色的融“根”与“翅”为一体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