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攀

摘 要：《东京梦华录》以都城空间为载体，以饮食生活、贸易生活、娱乐生活、礼仪生活等为基本内容，反映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特定群体共同享有、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行为规范。从中既可以更好地把握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传统的承继及社会风俗的变迁，又可以发现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的内在紧密关系，对研究民俗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东京梦华录》;都城;生活;书写;民俗史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都城更是城市中具有极为重要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场域。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先秦以前的都城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并且数易其地，而秦汉以后尤其是统一时期，都城选址往往较为固定，不轻易变动。从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看，都城的稳定既是政权稳定的外在体现，又是百姓生活安定的重要保障。作为政治中心，都城对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依托其传承发展的文化生活更是内涵丰富、意蕴悠长。都城生活书写，即以都城为对象的生活书写，它以都城空间为载体，以饮食生活、贸易生活、娱乐生活、礼仪生活等为基本内容，反映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特定群体共同享有、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行为规范。从都城生活书写中，既可以更好地把握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传统的承继及社会风俗的变迁，又可以从中发现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的内在紧密关系，对研究民俗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东京梦华录》是我国古代文献中优秀的笔记体散记文，更是中国历史上难能可贵的都城生活书写文本。有学者指出，它上承汉唐笔记风土之长，下启宋以后笔记小说描写城市繁华与市民日常生活之先河。从其笔记体散记文的特性上看，它确实有篇幅短小、体例不拘、兴之所至、随手记录的性质，但从其所记都城生活来看，又具有鲜明的指向、内在的逻辑，可谓形散而神聚，是都城生活的生动写照，以至于其写法直接为后世《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承继。本文通过对《东京梦华录》成书的历时性考察，意在探究《东京梦华录》都城生活书写的历史背景、内容、特征及其所具有的民俗史意义。

一、《东京梦华录》都城生活书写的历时性考察

从表现对象和题材来源看，《东京梦华录》的都城生活书写并非横空出世。在宋代以前，都城书写也留下了一些优秀著作，诸如西汉扬雄的《蜀都赋》、班固的《西都赋》《东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等。扬雄在《蜀都赋》中以铺排手法、汪洋恣肆的文字，精细描绘了蜀都的历史地理、珍贵物产、山川河流等，充分展现了蜀都的繁盛富庶、雄伟壮丽。而班固的《西都赋》对汉都城长安周围的山川地貌、宫殿苑囿、河流湖泊、城市布局、动植物等事象进行写实性描绘，同时也提及选定都城、迁徙移民、天子游猎等历史事件，尤其是其叙写汉长安城“金城万雉”“周池成渊”“三条广路”“十二通门”“九市开场”，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长安城城内布局、繁华景象，无疑对《东京梦华录》的都城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衡的《西京赋》描写了长安城的山川气象、地理环境，尤其是对娱乐活动百戏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汉代都城长安丰富的城市娱乐生活，对《东京梦华录》都城生活书写提供了较好范本。

《西京杂记》内容涉及宫廷制度、礼节习俗等，反映了汉代都城生活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其描写掖庭、昭阳殿等都城宫殿，记叙营造未央宫、昆明池养鱼、八月饮酎、止雨如祷雨等都城生活，七夕穿针开襟楼等都城节日习俗，具有极高的史志价值，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都城书写的历史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以佛寺系事，记录其变迁兴衰，勾勒出一幅幅南北朝时期城市生活的画面，其笔记手法给《东京梦华录》风格以影响。《洛阳伽蓝记》按照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的空间顺序，神龟元年十一月冬等时间顺序，架构起都城洛阳的时空经纬，对《东京梦华录》的都城生活书写以体例上的示范。

晋代周处的《风土记》记录了一些地方风俗和风土民情，并且记叙了端午、七夕、重阳等等民俗节日。南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录了荆楚地区的岁时活动，以及自身和家族亲历的社会生活。唐代李淖的《秦中岁时记》、唐代韩鄂的《岁华纪丽》等也记录了当时的岁时活动。应当说，这些岁时生活的记录，对《东京梦华录》的岁时节日记叙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随着宋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由唐及宋，都城发生了重大变革。城市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都城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对于越来越丰富的日常生活内容，以铺排见长的文体“赋”显然越来越无法适应，而传统的笔记体书写，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丰富的都城生活，尤其是宋代都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革，更期待着新的都城生活书写。

由此来看，《东京梦华录》的问世，表面上看是一种偶然，而实际上则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表现为：都城生活书写的空间自觉地由皇宫空间、官方空间转向市井空间，都城生活书写的内容也从皇宫生活、官员生活转向市井生活，并且都城生活的市民主体也越来越迅速地走向都城生活书写的文本中央，并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二、《东京梦华录》都城生活书写的内容及特征

民俗认同，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存在感和成就感的标志，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获得生命与生活意义的核心。民俗传统的传承是基于所有认同和实践该传统的不同群体成员来维系的，所以关注群体认同，应更多地关注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所共享的民俗及其传承。都城东京承载着城市的社会发展变迁，孕育了内涵丰富的民俗生活，更承载着北宋遗民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文化认同。因此可以说，《东京梦华录》都城生活书写不仅是北宋遗民获得生命和生活意义的重要对象，更是共享和传承民俗传统的重要载体。

总体来看，十卷本的《东京梦华录》关于都城生活的书写主要体现为两大方面，一类是都城日常生活书写，一类是都城节日生活书写。其中，都城日常生活书写主要呈现在卷二至卷五，都城节日生活书写主要呈现在卷六至卷十。而鉴于节日生活书写的独特性，我们所称的都城生活书写主要为都城日常生活书写，都城节日生活书写将专文探讨。

都城东京拥有不同的空间类型，而不同的空间类型与城市结构有着密切关系，承载着不同的日常生活，也影响着人们的不同行为。从《东京梦华录》的体例安排来看，作者于都城东京不同的空间记叙之中有机融入都城生活书写，这种书写方式可谓都城书写的突破性创举。

在第一卷都城空间记叙时，作者即穿插记叙都城生活。在第二卷都城空间记叙时，都城生活已经遍布其间，诸如“州桥夜市”条记叙都城丰富的夜市生活，尤其是不厌其烦地叙写夜市中丰富的饮食种类。“东角楼街巷”条，记叙市井商品交易生活，“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此外还记叙都城热闹非凡的都城娱乐生活和饮食生活，“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于此作场”“饭后饮食上市”。饮酒、饮食、娱乐、交易是作者都城生活书写最为主要对象，也是作者都城生活书写最为鲜明的底色。第三卷至第五卷则是都城日常民俗生活书写的集中呈现。其中，第三卷和第四卷民俗生活书写与都城空间记叙有机融为一体。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孟元老对都城民俗生活的理解与如今我们对都城生活的理解有所差异。“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书写了相国寺内万姓交易的盛况，记叙了丰富多样的交易商品，“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从相国寺内繁盛的生活书写可见，都城空间相国寺不仅是神圣所在，更是由于“每月五次开放”而成为世俗生活的重要场所，这种神圣与世俗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并存的都城生活书写极为耐人寻味。

“马行街铺席”条着重记叙了都城的夜市生活，尤其是夜市中丰富的吃食，“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夜市是都城经济生活的重要表现，作者对北宋都城独特夜生活当有深切体悟，如此方有不厌其烦的夜市生活书写。

“般载杂卖”条主要记叙都城的交通生活，主要有“太平车”“平头车”“宅眷坐车子”“串车”“浪子车”“痴车”等。作者既详细记叙了这些交通工具，又指出这些交通工具主要运用到载酒、竹木瓦石、糕点售卖等方面，从中可以想见都城经济生活对交通工具的旺盛需要，故而交通民俗生活作为都城街市上寻常但又重要的生活内容，被作者孟元老敏锐把握并详细书写下来。“都市钱陌”条仍是都城经济生活内容的书写，主要记叙了都城货币不同地方的使用情况。“雇觅人力”条记叙了都城酒食、作匠等行业雇佣人力的习俗，并且还出现了行老等职业化情况，从中可见都城经济活动对人力资源的旺盛需求。“天晓诸人入市”条和“诸色杂卖”条主要记叙了固定行市的交易生活，以及沿街叫卖的景象，从中可见都城经济活动中职业分化的趋势，有专门为养马供应草料者，有专门为养犬供应饧糟者，有专门为养猫供应猫食和小鱼者，有专门打水者，有专门洗毡、淘井者等。“杂赁”条、“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条及“筵会假赁”着重记叙了都城的租赁民俗生活，这些租赁活动“各有体例”“皆有定价”“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砖瓦泥匠，随手即就”。“会仙酒楼”条、“食店”条、“肉行”条、“饼店”条、“鱼行”条与卷二“酒楼”条、“饮食果子”条相似，主要记叙了都城饮食生活，既呈现出都城饮食的种类，也呈现出都城饮食习俗的特征。反映出都城生活风俗的奢靡程度，由此可见作者不只停留在都城生活记叙层面，而是由浅入深谈及了都城风俗的奢侈性质。

如果说卷五之前所记都城生活，较多地呈现出都城民俗生活的现象和场景，是作者孟元老对都城生活的观感式书写，某种意义上属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民俗书写。那么，卷五的都城生活书写则逐渐深入都城的内里，更多属于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精神民俗书写，以及维系社会、传承文化的礼仪民俗书写。这主要呈现在“民俗”“京瓦伎艺”“娶妇”“育子”条中。

“民俗”条是对市民精神风貌的概观，归纳都城市民遵守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情状，诸如“各有本色”“亦有规格”“不敢草略”“不敢越外”“稍有懈怠，众所不容”等。即是说都城市民的行为和装饰都有规则约束，从外在装束即可判断其社会角色。由此可见作者对合乎规范的市民行为和风貌的关注，对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美好愿望。此外，作者还强调，“加之人情高谊，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动使”“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二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这皆是作者对都城市民崇高风尚和美好公德的高度概括，从这些锄强扶弱、邻里和睦的良风美俗中，可见作者对都城民俗的深刻理解，对都城伦理道德自觉关注和深入体察。

“京瓦伎艺”条集中记述娱乐空间瓦子，既记述了伎艺名角，又记述了伎艺种类，更记述了京瓦观者盛况，可谓都城精神文化生活的集中呈现，从中可见作者对京瓦伎艺等精神民俗的高度关注，以及对都城伎艺的文化认同。

“娶妇”和“育子”条，围绕都城礼俗，重点记叙新人结婚、子女出生和养育的礼仪程序。娶妇和育子是人生礼俗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是“亲亲”文化的集中呈现，这些礼俗活动自觉传承了优秀的伦理道德规范，维系了都城市民良好的亲缘关系。如果说“民俗”条重在强调都城邻里关系的和谐美好，“娶妇”和“育子”条则重在强调亲缘关系的自觉维系，这是都城市民两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从中可见作者“厚教化、美风俗”的文化自觉和民俗认同。

三、《东京梦华录》都城生活书写的民俗史意义

纵观《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的都城生活书写具有深刻的民俗史研究意义和价值。总的来看，《东京梦华录》的都城生活书写遵循了从生活的表层出发，到生活内里深入的逻辑，实现了都城生活书写由物及人的对象转换，不仅关注到都城生活的对象化活动场景，而且关注到都城市民的精神风貌、伦理道德及礼俗传承。

一是作者在都城生活书写中集中呈现了都市民俗最为鲜明的特点，作者准确地把握到都市经济生活的总逻辑。无论是“都市钱陌”条，还是“天晓诸人入市”条，抑或“诸色杂卖”条，从中可见都市中市井平民百姓多样化的职业分工，也可见经济生活是支配都市民俗生活的核心与关键。例如，“雇觅人力”条展现了雇佣服务行业的情状;“杂赁”条、“筵会假赁”条则反映了借贷之于都市民俗生活的重要性;“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条记叙了都城工匠的务工生活;“食店”“饼店”“肉行”和“鱼行”等条反映了商贩店铺经营的生动场景。这些都城生活书写具有极为浓郁的生活气息，从中可以见到都市各行各业的工作场景，体察到都市生活背后的内在逻辑;二是作者在都城生活书写中对都城民俗特性具有独到的理解。一方面作者从自身经验出发实录当时都城生活，自觉地捕捉新涌现的市井生活场景;另一方面作者又将都城中具有伦理道德、精神内涵的生活专章呈现。从中既可以见到作者对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的双重把握，又可见到作者对都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对嵌入都城内部的伦理文化、礼俗文化的内在观照和独到理解;三是在都城生活书写方面，作者既有概览和总括观念，又有典型的分類意识，能够准确地抓住市井生活中一些标志性或典型性的文化生活。在都城商业交易、社会礼仪、精神风貌之外，作者又能敏锐观察到都城生活背后的运行逻辑和规则。通过都城生活书写，可以体察到作者对美好生活和良风美俗的期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政理想，“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风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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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