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喜锋 刘小强 邓 婧

在西方，传统的大学一直是“象牙塔”，学术人员追求知识，却与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相对隔离。[1]柏林大学虽然开启了现代大学的科研职能，但是科学曾一度也只是“达至修养”、培养人才的手段。只有将大学（本文是在“高校”的意义上使用“大学”，下同）生产的知识付之于应用之后，大学才算是真正地与社会发生了联系。没有人提到要把“科学”应用到工具、流程、产品，也就是技术上去。这种观念必须等到1840年左右，当德国化学家李比希首次应用科学去发明人造化学肥料及保存动物蛋白质的方法时，才被提出。[2]

科学的社会应用主要就是将大学生产的知识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催生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但是这种建立在应用知识之上的联系仍然是间接、“肤浅”的。大学不是为了应用而生产知识，更没有因知识的应用而改变其形态，大学的核心使命仍然是在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内培养“博雅”的人和认识“冰冷”的世界，社会服务不是大学的目的，也没有对教学和研究等核心使命产生影响，只是大学履行核心的教学和科研使命所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是大学附加的、非学术的次级职能。经济社会因为知识的应用可能得到了发展，但是并未在根本上对知识提出需求，并未在发展模式上依赖知识，经济社会形态仍然如旧。所以说，这时的大学和社会仍然是相对独立，按照各自的逻辑、在各自的轨道里运行。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知识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大学越来越从社会的边缘走进中心，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大学全面深入直接地参与（engage）社会、承担社会责任，“engage”以及由其演化而来的“engaged”或“engagement”等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高等教育政策、规划和学术文献中。

一、社会参与：一个席卷全球的大学运动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点燃”了一场大学的社会参与运动。这次大会的宣言——《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指出，“社会责任”是大学的主要目的，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使命之一。它敦促各国大学通过教育培养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开展促进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推动师生积极参与社会。[3]在这次会议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大学通过其使命宣言、战略决策和具体实践，推动大学广泛深度参与社会，在当地、地区和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社会参与成为一个持续稳定、席卷全球的大学运动。

在美国，大学的社会参与可以追溯至赠地学院的社会服务传统。但是上个世纪末以来，要求其他类型大学积极参与社会的声音越来越多。2000年，美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协会组建的凯洛格（Kellogg）委员会发布了名为《更新契约：新时代和新世界中的学习、研究和参与》的报告，将社会参与（engagement）与学习和研究并列为大学的三大使命，并且要求要根据社会需要来改造大学的其他职能。[4]同年，由拥有600万大学生的1200多所大学的校长组成的“Campus Compact”发布了《大学校长关于高等教育社会责任的宣言》，呼吁大学要重新思考使命、履行社会责任。[5]2001年，国际学习服务和社区参与研究协会在美国成立（IARSLCE），该协会目前有950多名活跃成员。[6]2012年，美国大学和学院协会继续努力，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解决大学社会参与危机的行动号召，要求大学教师有责任将学生的社会经历与严肃的学习、参与式的教学和接触时代紧迫问题的机会结合起来。[7]

塔卢瓦尔网络（Talloires Network）的成立可以说是参与型大学运动中的里程碑事件。2005年9月，由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牵头，来自23个国家、29所大学的领导者在法国的塔卢瓦尔召开会议，就大学的社会参与进行研讨，会议发布了名为《高等教育的公共角色和社会责任》的塔卢瓦尔宣言，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致力于推动大学参与社会的塔卢瓦尔网络。宣言指出：“我们都肩负着一种特别的责任，就是要通过培养学生、扩大教育途径、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来增进公共福祉。我们认为我们不是孤立于社会，我们也不孤立于我们所在的社区。反而，我们承担着听取、理解并且促进社会改造和发展的义务。”[8]塔卢瓦尔网络成立后发展非常迅速，“当初的一次小型会议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运动”[9]，至今已经覆盖了77个国家的393所大学。该网络实施了全球推广和南北对话合作、提高公众对大学参与社会的意识和支持等八项战略行动，在推动成员参与社会、协调国际大学参与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1年马德里的会议上，他们骄傲地宣布：“全球很多大学正在将公共参与与教学和科研一同作为核心使命，参与型大学正在取代‘象牙塔’。”[10]

在英国，英联邦大学协会在2001年就发布了“作为大学核心价值的参与”的报告。[11]2008年，由英国研究和创新局等七个单位牵头资助成立了英国公共参与协调中心（NCCPE），其愿景就是“大学通过公众参与为21世纪社会做出重要、战略性和有价值的贡献”，使命是“支持大学提高公众参与活动的质量和影响力”。[12]在爱尔兰，以爱尔兰大学协会（IUA）为基础成立了“Campus Engage”网络，致力于支持爱尔兰大学在教学、学习和研究中嵌入、扩展和促进社区参与。在2011年爱尔兰教育部发布的《2030年国家高等教育战略》报告中，广泛参与社会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相互紧密联系的“三大核心功能之一”，成为高等教育政策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3]2014年，爱尔兰所有大学和理工学院的校长都签署了《公民及社区的校园参与章程》，承诺推动大学的社会参与，加强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14]

在欧洲大陆，人们越来越觉得大学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各种社区中去。2017年修订后的欧盟《高等教育现代化议程》（2017版）首次将“参与”（engagement）确认为大学促进社会的理想机制之一，强调“面对欧洲的社会和民主挑战，高等教育必须发挥作用。高等教育应该将地方、地区和社会问题融入课程，将当地社区融入教学和研究中去，提供成人学习，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15]作为这一议程的四个优先行动之一，“欧洲高等教育社区参与框架”（TEFCE）得以成立，其目标就是在大学和欧洲层面上建立起一个支持、监测和评估大学社区参与的新颖且实用的政策工具。[16]

此外，澳大利亚也成立了大学社区参与联盟（AUCEA），并于2008年开发了评价框架和指标。[17]南非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所有大学参加的“南非高等教育社区参与论坛”（SAHECEF），致力于倡导、促进、支持、监测和加强南非大学的社区参与。[18]亚太地区2010年成立了一个亚太地区大学—社区参与合作网络（APUCEN），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大学—社区合作，截至2018年12月26日共有95所大学成为会员机构。[19]阿拉伯世界成立了一个名为马安—阿拉伯大学公众参与联盟的组织，作为塔洛卢瓦网络的区域分支机构，该联盟旨在将阿拉伯大学聚集在一起，共同鼓励和加强大学社会参与的实践和交流。[20]

今天，越来越多的大学将“参与”置于办学的中心或战略位置。如悉尼大学将“参与”作为《悉尼大学2016—2020年战略规划》的三个战略主题之一，要求大学主动创造机会参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设立与“参与”相关的职位和机构，确保师生员工能更轻松有效地进行社会参与。规划还提出要将“参与”作为学术人员的五个关键素养之一，要求所有教师都应适当地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纳入研究和教育活动中。[21]英国帝国理工学院2017—2020年发展战略的主题即为“公众参与研究”，认为社会参与是学院的核心使命，即“为了社会的利益，在科学、工程、医学和商业的研究和教育方面取得持久的卓越成就”。[22]2015年，康奈尔大学启动了投资1.5亿美元的“参与型康奈尔”（Engaged Cornell）计划，旨在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社区参与的机会，使学生、教师、课程与地区、国家及全球的社区公共领域联系起来，构建互惠伙伴关系。[23]

二、社会参与：知识、经济和社会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大学行动

大学社会参与席卷全球，反映的是知识、经济和社会多重转型的时代背景。

（一）知识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的知识转型和经济转型

自20世纪的最后25年来，因为各种国际政治、经济的原因，人类社会的知识与经济开始深度融合，一方面，经济越来越从过去依赖于实物的资源转向依赖知识，知识不但被应用于实践，而且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和国际竞争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随着知识越来越深地融入经济活动，知识生产越来越需要政府和市场的经济资源的支持，知识生产的主体、地点越来越从大学“溢出”并“弥散”到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生产的方式和方向也在从传统单一学科的纯学术研究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的应用研究，知识生产越来越接受经济社会的评价和质量控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和“阅听人”。[24]

知识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改变了两者的关系，也对两者各自的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和知识几乎同时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对经济而言，因为知识的深度参与，经济形态逐渐转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于1996年提出的“知识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建立在知识之上，在根本上提出了对知识和知识创新的需求，从而使得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大行其道，甚至成为很多国家的“优先战略”。在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大学作为“创新第一动力、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的聚集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要求其深度参与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责任和压力也日益沉重。

对知识而言，因为深度融入经济中去，知识本身也发生了深刻转型，这被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为“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或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或是被命名为“三螺旋”“巴斯德象限”“学术资本主义”“产业科学技术”等不同的理论。知识转型带来了知识生产价值取向由“求真”向“求用”转变，知识内容从纯粹的“真理”向以应用为导向的“用理”转变，表现在实践上就是知识生产越来越要求面向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接受社会标准的评判。近十多年来，发达国家科研评价进行了较大改革，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在评价科研成果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影响之外，均强调了科研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影响。如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设计了“科研影响”指标（评价社会影响）[25]，荷兰的标准化评估指南（Standard Evaluation Protocol，SEP）强调科研成果的“社会相关性”评价[26]，欧盟的基于科学与社会生产性互动的科学研究及其资助的社会影响评价方法（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s for research and funding instruments through the study of Produ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ety，SIAMPI）框架强调科研与社会的“生产性互动”[27]，澳大利亚的卓越科研评估（Excellence Research Assessment，ERA）设计了“科研应用指标”和“认可度”指标[28]，等等。显然，在市场需要大学参与的吸引力和评价考核要求大学参与社会的压力下，大学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社会之中。

（二）知识与经济双重转型下的社会转型

知识和经济双重转型的影响不断泛化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面中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的转型。一方面，从知识和社会的互动来看，知识与社会之间是同构的，并且处于一个循环的关系之中。正如莫兰所言：“科学不仅是现代西方历史、文化、社会的活力的产物，而且它本身也形成了生产和改造它的那种活力的生产者和改造者。……由社会所生成的技术—科学同时变成了社会的生产者”。[29]一定的社会形态产生、维护一定的知识形态，一定的知识形态又形塑、维护一定的社会形态，社会既是知识的生成者，又是知识的生成物，反之亦然。[30]另一方面，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转型不仅改变了经济本身的形态，而且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的转变，逐步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次，不断推动制度体系、组织方式和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转变。在知识和经济双重转型的背景下，整个社会慢慢开始了一次重构，走进了一个被称之为“知识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之中。

知识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核心、以创新为动力、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基于知识的创新、累积、应用与分化来促进产业进步，引导个人、组织和社会成长与发展的新的社会形态。知识社会的核心是“为了创造和应用人类发展所必需的知识而确定、生产、处理、转化、传播和使用信息的能力”。[31]在知识社会中，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主要社会团体将是“知识工作者”，知识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是拥有知识、靠知识谋生、活命的“受雇者”。[32]

高深知识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大学就是进行高深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机构。按照茨兹科威兹的话来说，在知识社会中，大学与产业、政府一起成为社会的主要机构，就是实现社会核心目标，其他机构要依靠它来完成各自使命的机构。[33]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必须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中去，要在大学的各项职能和使命中关注社会、为社会发展服务，而同时如果他们没有参与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他们就可能面临与社会无关的危险了。[34]

三、参与型大学：一种大学的范式？

（一）大学“社会参与”的概念分析

“社会参与”中的“社会”是一个统称，不同国家地区用的是不同的词，如美国常用的是“social”，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地区用的是“public”，欧盟用的是“community”，塔卢瓦尔网络多用的是“civic”。显然，不同的词反映的是使用者强调大学参与社会的重点和范围的不同。“参与”的英文原词为“engage”，在不同语法中会变体为“engaged”或“engagement”。在众多的文献中，“engaged university”或“engagement university”频繁出现，很多情况下作为专用名词，本文在这里试翻译为“参与型大学”。因为不同的背景、历史、体制和传统，基于“engage”的大学概念和实践多元、复杂，且不同语境下的含义还有所不同。Cuthill于2011年所做的文献综述就遴选出了与大学社会参与相关的48个关键词，揭示了社会参与或参与型大学概念和实践的复杂性。[35]

要准确理解参与型大学，我们需要先从单词和政策文本两个方面的分析入手：一方面，从单词分析来看。“engage”由词根“gage”和前缀“en-”构成。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gage”作为名词的一个主要意思是指“典当物、（贷款的）抵押品、担保物”，作为动词则是“以……为担保、以……为赌注”，延伸出来可以是“被占有、被使用”，而前缀“en-”的意思则是“使……进入某种状态”，“进入……中”。这一前缀和词根连在一起构成的“engage”很显然是进一步强化了“被占有、被使用”的状态。所以当engage所指的对象是人的话，就指的是使人“被占用、被使用”，或者占有或使用人的某个方面，如果用在职业上衍伸出来就是“聘用”，在时间上衍伸出来就是“占用（时间）忙于……”，在精神和心理上衍伸出来就是“占用（注意力）、被吸引”，在社会关系上“占有人身”衍伸出来就是“订婚”。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学的社会参与，字面意义就是指大学被社会“占用”“被使用”于社会的大学，或是“忙于社会”“被社会吸引”“致力于社会”的大学。当然，大学这种定向于社会的“忙于”或“致力”并不是普通、庸俗、简单地围着社会转，而是通过教学、科研等途径来为社会服务的。

另一方面，从政策文本中来看，不同国家地区政策文本关于“参与”有不同的解释。如英国的高等教育公共参与协调中心将“public engagement”定义为公众参与或分享大学教育与研究的各种路径，“Engagement”则是以共同利益为目标、以互动和倾听为途径的双向过程。[36]美国的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接受的是“community engagement”概念，并将其定位为在伙伴合作环境中大学与（当地、地区、全国或全球）社会以知识和资源的交互为形式进行的互利合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学术、促进研究和创新、提升课程、教学和学习；培养有教养的、参与社会的公民；强化民主价值和社会责任；关注公共问题、服务公众利益。[37]英联邦大学协会将“engagement”看成是一种定向（orientation），而不只是一种行动（iniative）。这种定向就是要求大学通过与社会之间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勤勉、精心的互动来展示其对社会的价值：确定大学的目标和优先项；联系外部世界来开展教学和学习；研究者和行动者的双向对话；承担起作为邻居和公民的更广泛的责任。[38]“欧洲高等教育社区参与框架”对“engagement”的解释就是指大学与外部伙伴开展的互惠并且能加强（enrich）大学核心职能的活动。[39]而Cuthill在分析了纷繁复杂的相关概念之后，认为所有相关概念共同将“engagement”看做是大学通过社会和在社会中实现参与式（participative）的知识创新和民主化的愿景，其核心就是互助（mutuality）、互惠（reciprocity）、平等参与等民主价值观。[40]Holland则将参与型大学定义为：通过对知识、技能、信息的共同开发和资源共享，大学实现与外部社区的相互依赖和交互作用。[41]

综合单词和政策文本的分析来看，尽管上述各种定义的角度和侧重不同，有的是从大学的角度给出的定义，有的则从社会的立场来解释，但这些定义和解释有共同的交集。综合来看，所谓大学的“社会参与”，其核心不外乎大学的三个方面。

一是在办学方向上向外面向社会。参与型大学的办学方向不是过去那样封闭的象牙塔，不是像过去那样与世隔绝、内向地培养“博雅”的人（纽曼说的“有理智的人”或德国古典大学的“有修养的人”）或探究知识，而是要面向外部的社会。参与是大学办学的定向，不是单独的、“附加”或附带的活动，而是渗透到了大学的所有其他活动中去并改造这些活动——大学是“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参与是与教学、科研同等重要的核心使命。

二是在办学目的上促进社会和大学的共同发展。正如塔卢瓦尔网络2005年的宣言所说：大学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和加强它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42]上述不同定义的共同核心特征就是以促进社会发展为宗旨。这个社会发展不光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民主、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社会进步。这个目的其实还是双向的，即大学在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英文中，早期的社会服务用得多的是“outreach”，而现在用得更多的是“engage”。现在的学者有意识地对这两个词进行区分，认为“outreach”强调的是大学单向发起，单方面地为社会提出服务，而“engage”则更关注双向互动，重视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公共参与，重视社会成员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强调吸引教师参与社会服务，或激励教师将服务融入科研、教学中成为重点。[43]

三是在参与过程中强调与社会互动，即大学在具体的教学科研过程中与社会进行互动，既要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教学科研，也包括让社会参与到具体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去。

显然，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将“engage”翻译为“参与”其实并不是很恰当。因为一方面，“参与”可能只是在较低程度、较小范围、主动也可能是被动地参加、涉入，这个词并不能诠释出“engage”所包含的“致力于”“全身心地被占有”“全力以赴”的味道；另一方面，“参与”是大学本位的，而参与型大学其实是社会本位的，“参与”一词并不能突出社会在大学办学理念和实践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基于过去的翻译传统，也因为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本文在这里仍然使用“参与”“参与型大学”的表达方式。

（二）作为大学范式的“参与型大学”

大学的发展史其实也是大学的进化史，大学伴随环境和时代不断进化，在范式上不断转变、创新。纽曼思想所代表的大学将人才培养置于大学的中心地位，强调大学的教学职能，遵循的是人才培养和成长的逻辑，可以称之为“教学型大学”。佛莱克斯那的现代大学将科学知识的生产置于大学的中心地位，大学的运行遵循科学认识的逻辑，这样的大学可称之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早期的研究型大学均努力将社会挡在围墙之外，刻意与社会保持距离，高冷地寓居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之中。

今天，我们将参与型大学看做是一个新的大学范式，是因为参与型大学在与社会的关系上非常明显地区别于前面的教学型大学或研究型大学。参与型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社会型大学”，因为她将大学定向于社会，将社会发展置于大学办学方向和战略的核心，是以社会为中心、融入社会之中、与社会积极互动、以推动社会发展为目的来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的大学。在范式的意义上来讨论参与型大学，是因为这种大学的社会服务不再被视为一种附加或边缘性的活动，而是全面融入大学的科研、教学等一切活动和组织、文化和管理一切方面中去，并对传统的职能进行社会定向的改造，从而成为大学的主体活动所在和价值旨趣所归。正如David Watson认为，大学的“社会服务范式”，或者说是“社会服务范式”的大学是建立在传统的强调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或在某些情况下将大学作为研究机器的范式基础之上，但是它又超越了传统范式，它不仅将社会参与作为大学一种单独的活动种类，而且还将社会服务置于大学的教学、研究的中心，作为提升大学教学、研究质量、扩大大学教学、研究影响的战略。[44]

凯洛格委员会提出了参与型大学的概念，并在范式意义上指明其显著特征，如对社会需求的敏感回应性、对合作伙伴的尊重、保持学术中立，等等。[45]Hart 和Northmore则基于英国Brighton 大学的实践勾画了评价参与型大学的七个维度，它们分别是公众利用大学设施的便利性、公众获得知识的便利性、学生的参与、教师的参与、扩大参与度和多样性、对经济再生产和企业的激励、建设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等。[46]显然，这些特征也是参与型大学的范式特征。

参与型大学作为一个类型或范式的存在，最直接的证明还体现在高等教育的分类之中。2005年，作为全球高等教育分类最著名的代表，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框架中增加了社会参与选择性分类（Community Engagement Elective Classification）。“社会参与类”的评判指标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大学身份与文化、大学使命承诺、课程的社会参与、社会拓展和伙伴关系等。2016年，全美361所大学赢得这个类别的称号。[47]

显然，从范式的意义上来看，参与型大学区别于教学型或研究型大学的根本性特征，可能不只是在于它为社会提供的服务，而更多的是它将社会服务看做是大学的主体功能，置于大学的中心位置。参与型大学对传统的教学和科研职能进行以服务社会为指向的改造，将社会服务的旨趣贯穿于大学的传统职能之中，从而使得整个大学定向于服务社会，而不只是过去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或是知识的生产。可以说，参与型大学不是大学社会服务这个原有职能的简单增加或扩大，而是大学本身的深度变革，是大学根据其战略目标的转向对教学、科研等职能和组织、文化和管理等事务进行的全面修订，是大学整体、全面、深刻的转型。

（三）大学社会参与的模式

大学参与社会的途径很多，范围也很广泛，所以参与型大学在实践中又分化出不同的模式。Appe[48]等人基于对拉丁美洲和南半球的深入考察，根据关于参与的理论逻辑、大学—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如何阐释和施加影响等的不同认识，辨析出社会参与的市场化、社会公平和社会责任三种模式，本文在这里摘其要义简单介绍一下。

一是市场化模式（Market-Oriented Model）。市场化模式以市场伙伴为合作对象，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看重合作带来的潜在经济和发展收益。这个模式认为大学和工商界的合作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并且能惠及更广泛的社会。在这种模式下，大学的第三项使命被“狭义定义为研究成果的应用许可和商业化”[49]，大学的作用不仅是生产知识，而且还应是将知识商业化并在市场上应用。市场化模式的参与型大学在OECD国家发展得较为普遍，并且也得到了很多服务中低收入国家的跨国组织的推崇，它在本质意义上可以等同于“创业型大学”的概念。

二是社会公平模式（Social Justice Model）。与市场化模式几乎完全相反，社会公平模式建立在面向社会转型、民主化、社区赋能（empowerment）的大学—社区伙伴关系上。[50]在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这种模式将穷人的利益作为大学行动的中心，具有政治和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的意味。这一模式较典型地体现在基于社区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CBR）和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SL）上。前者是指一种师生与社区成员携手开展、满足社区特定需要的协作式、面向变化的研究。后者是将社区服务与学术学习相结合，代表着一种不仅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能促进培养社会行动意识的“参与的教育学”思想。此外，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和奥兰多·福尔斯·博达（Orlando Fals Borda）的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也属于这一模式。弗莱雷认为教育应该是被压迫者改变被压迫状态的一种手段，他让师生质疑他们带到课堂上的政治思想，并积极承担质疑和改变权力平衡的责任。而博达则努力促进参与和研究的结合，重点发展了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方法的参与行动研究。

三是社会责任模式（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社会责任模式采取的是组织和管理的视角，并且融合了前面两个模式的特点。Vallaeys[51]将其作为一种管理的道德模式，并从如下四个维度确定这一模式的框架：组织内的表现和行为、教育过程对学生理解和行动能力的影响、知识生产和认识论、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影响。社会责任模式努力整合市场化模式和社会公平模式的优势，保留了市场化模式对大学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视，但同时也主张学生和社区成员应以弗莱雷和博达那样的方式，平等地参与学术机构以促进社会变革和研究。这一模式呼吁研究人员为解决与贫穷、腐败、不平等和环境退化有关的关键社会问题作出贡献。社会责任模式并没有像前面两个模式那样把经济发展或社会公平当作唯一重要的目标，而是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重点就是通过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来促进可持续性发展。

表1 大学社会参与的三种模式

续表

四、社会参与运动或参与型大学：对一流大学建设的启示与反思

“世界在变，教育也必须做出改变。社会无处不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呼唤着新的教育形式，培养今日和明日社会、经济所需要的能力。”[52]今天，知识、经济和社会在转型，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占据新的、更加关键的方位，无疑又要面临着一次全面深刻的转型。显然，社会参与，无论是作为大学的一场国际运动，还是作为一种新的大学范式，都将为我们提供一次重要的对大学进行反思的机会，也将为当前的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一流大学建设需要范式转变

追求一流是大学的永恒向往，但什么是一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和范式。今天，大学的社会参与运动，或者说参与型大学作为一种新的大学范式的崛起，说明当前世界高等教育正面临着新的变革趋势，也说明我们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能需要进行范式的转变。今天大学的一流，可能不是或不只是传统学术水平的一流，而可能是在参与和服务社会能力上的一流，今天的一流大学并不是或不只是传统追求“纯学问”的研究型大学，而可能是要对接时代背景，通过知识的创新和应用来牵引和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型大学。今天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只是在原有大学模式上“急起直追”，也不能只是在原有大学发展轨道上“弯道超车”，而是要因应时代背景，在新的方向上“变轨超车”。正如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副校长Vuyisa Tanga在塔卢瓦尔网络全球领袖会议的闭幕式所说：尽管我们差异很大，但我们共享了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应该改变学术范式，大学应该从象牙塔转变成为一个学习和发展的开放空间。[53]

国务院颁布的“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指出，一流大学建设要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54]显然，全方位地参与到社会中去、深度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今天我国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似乎也是今天建设和成就一流大学的不二路径。

（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超越创业型大学

在知识经济兴起和高等教育变革的背景下，亨利·埃茨科威兹和伯顿·克拉克分别从经济和大学的角度提出和阐释了“创业型大学”的概念，主张大学要从传统的教育提供者和知识创造者的角色向承担起知识的商业化应用、引领经济发展的职能转型，并认为这是最初在中世纪作为知识储存和传播机构的大学继19世纪承担起知识创造之后的又一次学术革命。[55,56]

实际上，创业型大学与参与型大学（或大学的社会参与运动）是几乎同时出现的概念，两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19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知识、经济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现代大学发展的转向，均主张大学“走出象牙塔”，积极承担新的社会使命。但不同的是，创业型大学非常“功利”，强调大学变革的方向主要定位于经济发展领域，强调大学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要着力通过技术开发、应用和商业化来推进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大学在推动除经济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显然，创业型大学概念的盛行，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高等教育经济价值的过分关切，却遮蔽了高等教育的民主、民用和参与（democratic,civic,and engaged）的社会角色。[57]

在由知识和经济转型所推动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和大学参与知识社会的方向已经远远突破了经济领域的局限。正如爱尔兰教育部所认为：高等教育参与外部社会有很多种形式，包括对工商业的参与、对社区公民生活的参与、对公共政策和实践的参与、对艺术、文化和体育的参与、对社区和地区其他教育机构的参与，还包括日益重视的国际参与。[58]也如塔卢瓦尔网络2005年的成立宣言所言：大学有责任在全体师生中培育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增进社会福祉的承诺，我们认为这对一个民主和公平社会至关重要。[59]显然，相比于创业型大学，参与型大学的视野更宽阔、志向更远大，它越来越强调服务社会中的“公益导向”，不仅推动经济发展，也要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的社会不仅是当地（local）社区，还包括地区、国家、世界乃至人类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经济社会整体均衡发展，在向知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需求和大学服务社会的方向是全面的，仅仅着重于知识的商业化应用、服务经济发展的创业型大学理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中央的部署和世界发展的形势。今天，在建设一流大学的征程中，超越创业型大学，走向参与型大学，可能应是世界大势、时代所需！

（三）一流大学建设要重新反思学术

尽管关于大学的社会参与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但是参与型大学的建设仍然存在很多挑战，譬如作为第三使命的社会参与与传统的教学和科研使命存在冲突（tension），大学未能将社会参与融入晋升和终身教职的评审标准中去，还有一些大学口头上支持社会参与但是实际上并不行动。[60]这里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传统学术观的阻碍，人们往往把教学和研究看做是学术，但没有把社会参与也看做是学术，没有把参与和服务的活动看做是学术活动，更没有建立起对参与学术进行认定、评价和奖惩的机制。

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所以知识和大学是同构的。“求真”的现代科学崛起，催生了柏林大学代表的现代研究型大学，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现代”的学术观。这一学术观在根本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价值取向上以“求真”为目的和评判标准；二是在学术载体上以论文为呈现和交流的主要形式；三是在传播范围上以学术同行和共同体为主要范围。但是，知识、经济和社会的三重转型驱动了现代研究型大学向参与型大学的转变。“社会参与”意味着大学要从社会的“袖手旁观者”变成为社会的积极参与者，这是大学办学理念、思想和方向的重要转变，也不可避免地要求现代的学术观进行相应的改变。

对传统学术观进行反思和拓展的代表人物是博耶，他也是第一个提出参与型学术（engagement scholarship）概念的人。他将学术分为四类，命名为探究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应用的学术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被单列出来，将其解释为“知识的运用、向参与发展”。他在论述“应用的学术”中提出参与和参与型学术概念，认为参与型学术是一类需要具备专门化学科知识、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智力活动，其中理论和实践是融为一体、互相启发的。[61]今天，我们要推动大学的社会参与、走向参与型大学，就必须要树立参与型的学术观，要承认“求用”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在学术成果的形式上要接纳论文之外的其他“学术产品”，在学术评价上要注意听取学术同行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声音。

（四）一流大学建设要重新定位社会服务

过去，对于大学来说，教学是为了培养有修养、或有理智的人，科研是为了理性地认识世界，它们都遵从的是自身固有的逻辑。尽管这样的教学和科研最终能够服务社会，但是研究型大学不是直接为了社会服务的目的去开展教学和科研，社会服务只是大学履行教学和科研核心使命的成果的社会应用。甚至为了更好地履行核心使命，很多研究型大学还要刻意地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过分地深入社会、被社会利益所左右，从而违背了教学和科研本身的固有逻辑。“为社会服务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资源，至于这些资源怎么使用，是否会有人使用，这不是大学考虑的事。”[62]

但是今天，大学的社会参与运动或参与型大学的蓬勃兴起宣示了一个新的大学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大学的核心使命就是参与社会并致力于服务社会，主动对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需要[63]，教学和科研只是履行这一核心使命的途径。大学通过教学和科研参与社会，这与过去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完全不一样。因为社会参与对于今天的大学来说是本体的使命，而不是附加的“副产品”。传统的社会服务职能只不过是将教学和科研的成果应用到社会中去，而今天的大学则是要通过改造教学和科研职能使之满足参与社会的需要，或者说是按照参与社会的旨趣去进行教学和科研。在这里，教学和科研不再是大学的“主业”，而只是大学参与社会的“主渠道”。社会参与对于大学来说也是一种学术，而不是过去将社会服务看成的那种知识应用的简单事务。就像对待大学的其他行为一样，大学的社会参与也同样要应用卓越标准、批判性辩论、学术研究和同行判断。[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