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以来的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完善，形成了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成为指导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但要看到，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完善过程中存在着市场主体活力有待激发、成果共享机制仍待完善和政府与市场关系亟需厘清等现实问题，需要始终站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民立场，突出问题导向精准推动制度完善以及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制度改革。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践理路；现实挑战；解决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6—0108—07

[作者简介]彭一鸣，男，厦门大学本科生思政课助教，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制度经济学。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完善。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确立了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十个明确”之中，提出“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因此，厘清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实践理路、现实挑战与解决路径，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成熟定型，从而以现代化的生产关系培育现代化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一、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实践理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新时代，为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新时代，国家注重发挥经济改革的系统集成性，主要从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模块协调发力，以基本经济制度的强大有机合力充分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

党的十五大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其决定了国有企业和多种非公企业共同构成了我国的主要市场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标志着其主体地位逐渐得到稳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逐渐成为繁荣市场经济的主力军。此外，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取得初步进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协调融合发展，增强了彼此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活力。总的来说，多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市场活力，推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让多元市场主体公平有序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快速发展，增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凝聚力和配置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4]，明确了所有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支柱地位，进一步点明了所有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今后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制度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作出重大调整，其内容不再只是单一所有制，体现了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系统效能和集成优势的重视，为经济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指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所有制改革方向，以公有制经济为重点进一步增强其活力和影响力，充分凸显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和核心作用。

这一时期国家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主要聚焦于三点：一是继续加强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力度；二是加强对私营企业市场经济主体的支持力度；三是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核心是公有制经济，而公有制经济又体现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和以村镇集体生产经营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因此所有制经济改革的重点要锚定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经营制度改革这两个靶子，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之姿始终夯实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从而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顺利推进，为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强基定局。

（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以劳动量和生产要素贡献为分配标准的分配路径，拓宽了人民收入渠道。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有着各自的作用范围，公有制经济主要采取按劳分配，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实行按要素分配。两种分配模式各司其职，在不同领域发挥自身价值，推动分配更加公平，有效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但过于重视经济效率的按要素分配易产生较大的贫富差距，因此新时代我国积极探索促进社会公平的分配制度，强化按劳分配在分配制度中的主体地位，以更大力度促进分配正义。

新时代更加注重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有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居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4]，国家注重发挥政府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积极作用，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通过调节过高收入构筑橄榄型分配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5]，在按劳分配基础上完善按要素分配模式，构筑良好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分配制度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被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充分说明了分配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键经济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分配做出了规划，明确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6]。国家高度重视按劳分配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分配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必须将共享发展理念通过分配落到实处。

当前我国分配面临的问题是：城乡、区域、行业间贫富差距过大，财富多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群体手中，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仍相对较小，国民生活幸福指数有待提高。因此，新时代国家要发挥好分配改善民生和推进经济转轨的积极作用。党和政府需要通过构建合理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民生，从而实现扩大内需。要看到，在分配制度中起核心引领作用的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消除“马太效应”的强有力武器，是推进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为更高层次的按需分配开辟了道路。

（三）完善以产权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7]，推进产权自由流转和要素自由流动组合，推进市场对微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宏观经济在良好的微观经济和政府规划调控中稳中有进。新时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进展，但所有制与分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产权归属不明晰和市场体系未形成开放完善统一的大格局。所有制改革要抓住产权牛鼻子，产权改革要坚守公有产权的主导地位，同时兼顾对合法的私有产权的保护，最大限度发挥产权对所有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市场经济的作用机理在于利用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完善开放统一的要素市场，推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通过利用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调控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提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使市场与政府双经济主体职能精准“归位”。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细化为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两大步骤，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8]，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化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6]，更加注重市场和政府的协调性，通过降低改革成本提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收益。

国家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归结为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求在推进产权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产权改革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将充分促进资源积聚和高效利用，推进生产力实现质的突破。

二、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现实挑战

现实挑战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具体形式，是推动国民经济前进和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动力。所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面临的现实挑战便成为制度研究的现实主题，只有厘清现实挑战才能做到标本兼治。

（一）市场主体活力有待激发

单一公有制使国有企业成为社会的主要所有制经济经营形态，国有企业缺乏生产、科创和经营管理活力，个体经济、民营企业和外资经济形态一度“销声匿迹”。这一状态持续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前夕。当改革从城市展开后，政府以调动国有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经济体制的中心。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其生产、经营和创新活力逐渐被激发。国家推进所有制经济由单一公有制拓展到非公有制领域，并通过完善市场主体，为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动力源。

国有企业虽然在经济领域中具有主导地位，但发展活力较低。我國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我国市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掌控着国民经济命脉，在关键核心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自由定价权，其定位是利用其丰富的资源要素服务国计民生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国有企业一定时期内忽视了价值规律，削弱了经济发展活力。国有企业虽是国有经济的产物，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积极遵循价值规律，在不受资本逻辑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的前提下，做市场经济的适应者和引领者，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此外，一些国有企业的资金资源政策有效转化率较低，一定程度的低效经营管理使得企业产生较多的坏账和较高的杠杆率，易诱发经营风险和金融危机。

非公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中数量最多的经济发展主体，对繁荣市场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看到非公企业健康成长面临一些困境。首先，非公企业内部发展存在异化劳动和剥削，会损害劳动力的活力。其次，非公企业多以小微企业为主，科技创新能力较弱，融资能力不足，政策有效转化率低，抗风险能力弱。此外，身处数字经济时代，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有的垄断相关产业链，攫取巨额资本财富，甚至企图垄断国民经济的发展命脉，严重挤压了小微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空间，损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肌体”。因此，协调劳资矛盾、改善劳动生产环境和抑制资本无序扩张成为增强非公企业活力的关键，进而充分提升非公企业的生产活力和创新创造力。

（二）成果共享机制仍待完善

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全员共享发展成果，基本处于同一生活水平线。加之计划经济对经济统的很紧，社会成员可以多渠道赚取收入的可能性较小，民众主要靠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统一调度和分配生活，生活水平较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步在经济领域确立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获得极大提升，交易市场上商品种类丰富多元，人民财富大幅增长。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按要素分配拓宽了民众财富收入渠道，提高了经济效率和分配质量。但要看到，市场经济无法保证分配公平，因此必须在坚持和深化按要素分配中加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按劳分配对社会主义分配相对公平的牵引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在成果共享机制上下功夫。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要求劳动力状况真实反映市场变化，进而进一步改善劳动者财富收入状况。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劳动力多、资本较少的发展时期，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劳动力成本低，民营企业凭借资本优势获取大量经济财富，导致国民财富差距巨大，需要加快弥合这一鸿沟。加上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占据一定地位，一些权钱相结合的寻租行为和外部性现象依然大行其是，使得收入和财富仍集中在少数资本要素所有者手中，贫富差距有待缩小。后期随着人口老龄化导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市场转变为资本过剩、劳动力稀缺的卖方市场，劳资矛盾突出，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显得尤为突出，劳动力在就业和薪资分配方面更具话语权。劳动者需要市场做到劳动收入增长反映供求真实状况，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劳动者拥有更合理的收入。此外，劳动者对市场经济中的收入财富分配不公有很强的改变诉求，需要夯实按劳分配在初次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尽可能改善劳动力经济状况。

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经济结构也趋于完善，社会财富涌流更为充分。但财富分配未能实现与国家GDP增长同步，甚至有时呈现出负相关，结果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因此，国家经济蛋糕做大的同时，也要分好蛋糕，做到每个人手中的蛋糕和蛋糕总规模呈现正相关。此外，财产性收入会受到要素所有者的不同社会地位和手中掌握要素资源、财富的多寡等因素的影响，“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积累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9]因此，在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仍要注意规范要素收入之间的分配，不能动摇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如何更好地处理好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与要素收入之间的分配、如何区分劳动报酬内部的不同行业之间分配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构建真正的发展成果共享机制。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亟需厘清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完全代替市场对资源要素进行直接调配。虽然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理通过发挥“全国一盘棋”优势，在短时间内提升了生产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温饱需求，但由于其难以满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工的多元化发展对资源配置方式的需要，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要素，导致市场经济发展失衡。此外，我国社会主义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需要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力促进社会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助力新型工业化。因此，在市场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改革开放时期，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被打破，市场开始在微观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高效调配社会资源要素，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财富，经济发展稳步提升。但要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仍未厘清，政府仍存在着对微观领域的一些直接干预和行政垄断，影响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经济环境。

当政府与市场无法在其主导经济领域发挥正向作用时，则需要二者协调配合促进宏微观经济健康发展。市场调节难以做到长期有效适时调控、无法协调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还会导致资源浪费和生产过剩，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此外，市场机制中任何一种机制的失效都会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失灵。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治理职能，弥补市场在微观经济的缺陷，减少其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我国政府要运用计划手段调控宏观经济，但我国市场经济还有待完善，政府对宏微观经济的全面计划管控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并产生高额组织成本。因此，需要发挥市场在微观领域的作用发展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同时政府利用计划手段在宏观领域做出总量性、预测性、战略性规划指导和调控。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时期，政府管理者对数字经济的掌握和治理能力亟需提升，需要其学会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制定适合本地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趋势，但现今产业的数字化程度不够，科技含量不高，数字科技未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经营运作，数字科技产业对经济贡献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我国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风险具有多表现性、强渗透性、高危害性和密集性特征，特别是其在与市场经济风险和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混合叠加后产生的经济金融风险，易诱发系统性风险并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安全产生危害。这些问题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必须依靠政府力量。

三、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路径措施

实践是制度完善的现实场域，党和政府站稳人民立场，直面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与问题，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要求。

（一）始终站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民立场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根本目的的科学制度体系，以其特有的制度优势促使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消费需要牵引生产，能够避免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1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社会化大生产的目的聚焦于人民的消费需要，现代市场经济是为消费而生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此指明新时代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更高层次的人民需求同较低水平的发展导致的供给未达标造成的结果，二者均立足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完善。先进的生产关系将会促进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最终实现国家强起来的目标。

作为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并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作为制度改革完善的历史大方向，在此轨道上推进制度的成熟定型，推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并推进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要在把握制度变革历史趋势的前提下为制度有序演变创造条件和环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开新局。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1]发出了新时代党不忘初心的政治宣言书，彰显了我们党作为“国之大者”的使命担当，将始终为人民谋福利谋发展的基因螺纹刻在自己的骨血里。党和政府积极挖掘市场经济在促进人民富裕中的积极因子，充分调动人民投身于市场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党和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两根弦，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保障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于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进行社会生产和经济转轨，将全体人民放在心間，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突出问题导向精准推动制度完善

“问题导向”是党和政府领导经济的基本工作方法。问题是矛盾的具体体现，解决矛盾的过程也是推动事物发展的过程。换言之，国家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从高质量的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更加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指导我国经济实现稳中向好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韧性强并总体向好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低端和无效供给难以满足国民高层次需求；二是贫富分化突出，不同区域行业间财富收入差距大；三是市场主体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不高；四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安全隐患，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五是当前后危机时代和后疫情时代交织，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减弱。

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是完善当代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任务。因此，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必须锚准现实问题，将合理巧妙解决问题的因子融入制度中，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供需矛盾问题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针对这一问题，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利用市场机制促使企业高效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改进生产和服务，满足国民多样化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贫富差距问题则涉及经济发展的目的与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为此，需要筑牢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以按劳分配牵引我国分配结构，同时要协调用好三次分配缩小不同区域和行业间的贫富差距。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为此，需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给予企业更多微观经济权力和作用空间，建设开放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而经济发展的安全问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为此，应尽力规避和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风险和危机，在确保经济安全中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要求政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充分运用好基本经济制度中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综合作用，进而畅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大环节，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

（三）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制度改革

经济制度作为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当经济制度处于优良状况时，社会生产力就会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反之，当经济制度处于一般乃至不适应状况时，社会生产力就会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压舱石，是经济制度的根基所在，区分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更灵活适配生产力的重要体现。

经济制度是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换句话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产生都是由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经济制度是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五种经济形态，分别是原始公社经济社会形态、奴隶制经济社会形态、封建制经济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形态，这五种经济形态代表五种社会经济有机体。日常生活中人民经常采用社会制度来代替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是与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在现实社会中集中体现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通过社会形态更替，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文明通过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更替来实现。推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二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大体处于基本适合状态，只存在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的问题。二者不是对抗性矛盾，因此不需要取缔原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只需在原有制度基础上结合生产力要求进行微调即可。

生产力发展有韧性是国民经济发展有韧性的关键所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经济制度的推动。生产力的张力是由生产力的革命性孕育的，生产力的张力是生产力韧性发展的生长点。由于生产力能够不断升级更新，因而发展生产力造就的韧性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外溢性。要实现生产力的韧性发展，必须充分扩大生产力的张力，归根结底要借助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完善来实现。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以及自然条件。”[11]当今社会科技、数据和知识对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尤为突出，主导社会生产力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具体来说，首先，劳动者经过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完善，智能化和精细化生产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人力资源数量和成本红利正在逐步转变成科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面对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各类企业需要积极融入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局，不断提升劳动者的质量，推进生产力发生质变，打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专精特新”企业，助推市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次，劳动资料是生产力体系的关键构成，是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介质，只有劳动资料才能完成劳动者对劳动对象的改造并从劳动对象中获取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劳动资料的作用核心是生产工具，是关系着社会经济形态变更的重要动力因子。“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2]传统小农生产工具手推磨产生的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和相关封建主义制度，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蒸汽机孵化出大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相关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在之前生产工具的基础上，现今中国的大数据和知识催生出以数字经济和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孕育出高科技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加速潜在生产力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成果的全过程。最后，劳动对象是生产力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新发展阶段高素质劳动者运用先进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实践的物质对象，是物质资料生产顺利进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要素，也是市场进行物质交换的关键因子。

双层所有制是高素质的劳动者运用先进的劳动资料作用于丰富的劳动对象的“连结器”，是繁荣科技、知识和数字市场经济的根本前提，其有效满足了市场经济多元市场主体精细化、智能化发展的建构要求，促进社会生产力向更高发展阶段蜕变。双层分配结构保障全社会在财富分配公平的基础上体现科技、知识和数据新型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加快以技术、知识和数据为突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从而推动科技、知识和数字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科技、知识和数字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关键载体。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高水平的经济体制拥有高水平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有助于推进科技、知识和大数据创造的财富实现极大迸发。三者共同构成了基本经济制度，“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既有助于发挥制度集成优势，同时又避免了制度效能的冲抵，能够最大限度促进科技、知识和数字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当前我国生产力整体发展不充分，城乡、区域生产力发展不均衡，为解决由此产生的新的经济社会矛盾，政府必须以拓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容纳的生产关系结构为主要着力点，推进基本经济制度成熟定型，更好满足生产力多层次、多样化和均衡、充分的韧性发展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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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彭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