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道立

不晓得何时，歌声中的“麻花辫”妩媚地统一了中国人对大辫子的描述。窃以为，这是语言流变中的进步，既浓缩了青春美感，还有几分生命清香。在儿子婚礼上，听到两个客人合伙批评我的感叹，“从此甩掉了青春最后一截尾巴。”还用我本是他们心中“梳着麻花辫的老师”来给我打气。噗哧笑后，我竟欣然接受了这个不乏恭维的暗喻。

自此，我以“公岁”计量，和“豆腐哥”“发嗦妹”，做了比跨界师生要多不少情谊的友人。

那些年，至少三四次吧，我和晚报主编赵振江在豪华酒店共用自助餐。他的盘里，多是“自配”豆腐米饭。真是北方版的“豆腐哥”！忍不住问起，才知道，童年时候，他曾跟父母跑 “边外”，米饭和豆腐，过年才捞得着吃。这让我找到他朴素、守成、敦厚的源头。也挺服他，如此出身，能读美学研究生；如此身份，还保留着自然天性，属于不装不演的实在人。

至于“发嗦妹”，自是囊括了电台音乐频道总监姚建阁的性情和形象，她有副水灵嗓子，说话、歌唱，肆意流淌哆来咪发嗦拉西。她曾作为几届服装节带队老师和分场排练者，牵着晒成“煤渣”女儿的小手协助工作。虽是导演团队的末梢神经，可拼命三娘做派，在那种钱少，人多，组织复杂的工作气氛里，价值超群。她欢喜我喻她为 “发嗦妹”。

我们几乎从不温习诨号。“麻花辫老师”是小姚喊出来的，振江也只是立马附和了而已。我更是把“豆腐哥”“发嗦妹”放在心里，不触景生情到不了嘴边。可有了某些认知共同点，三个人之间仿佛添了点小秘密。

2020年，新冠作妖，天不假时，好多人的生命亮起红灯。一次在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看演出，间歇时听振江说，他脑袋里长了东西，反正也治不好，就不手术了。不觉心里一阵惊悚：我曾先后送走过两位罹患脑胶质瘤的朋友，知道现代医学对那种癌奈何不得，便招呼大家合影。振江脸上毫无病相，大伙也乐呵呵。许是受照片误导，在为驰援武汉做音乐MV时（办了一张优秀晚报的“豆腐哥”，此时已做了主管电视节目的传媒集团副总编），我还在深更半夜同他聊工作，虽然多是他打来电话，过问我发动的公益视频制作，有哪些单位哪些人参与，让我替他致意，并对播出、发表等环节，做了周到安排。最后，还不忘问候我先生的病况。握着手机，我忽地久久静默，他可是站在死神门口的重患病人啊！听我不作声，振江用打趣收尾：“麻花辫老师，晚安！”

哦，思维清晰，兴致不错。

他哪里这样直接称呼过我呢！

莫非是……不敢深想。

只希望“麻花辫”象征，在这一刻，赐福彼此。

转过年，小姚治愈十多年的鼻咽癌复发。对她的挂牵，一度压倒我对振江的惦念。4月22日，在她家楼下，我一边等李叔祺、暴洪奎两位慈善总会副会长，一边回放她鲜活的样子：

她穿着宽衣大袍，在科尔沁草原奈曼旗山下恣肆汪洋地跳“飞翔”舞；

她像妈妈哈唬孩子，将水果、饮料硬塞到主持人手中；

她在开往扶贫助困的大巴车上，站在售票员的位置，持续几个小时举办大篷车独唱音乐会，并穿插一个人的脱口秀，让一车慈善志愿者的欢声笑语飞扬几十公里；

她跑到我先生病房，搁下替我讨来的一笔不小稿费，对着刚离开ICU病房的徐老师做夸张的得意表情……

一直以来，大家都心生幻想，觉得乐观向上是可以战胜病魔的。而且“发嗦妹”本就是一员杀癌大将，嘴上那道寸长疤痕，足以为证。

自从听蕾蕾说，妈妈脸部的大坑已经长不好了，我便把替她女儿主婚，当成“麻花辫”福音，希望冲喜。

进到小姚家，她伸出手与我黏在一起。见我摩挲她的手背，便嘶哑着嗓子，努力制造轻松：“就是一层皮哈，不过比光头好看一点……”

过一会儿，又抬手扑撸我的头发，不无羡慕地说：“您啊，还是俺们的——”

好怕她脱口说出“麻花辫”。

让年长女人，用自身健康映衬不该老的病体，可谓残酷。但说什么，能安慰爱美、爱闹、争强好胜的小姚呢？我只能用手传递体温，与她紧紧相握。一起来看望的人，进门前就不无慨叹地聊过，给偏僻乡村送钢琴的慈善活动，随着小姚倒下，已然断音。而那个把“高雅艺术送到乡村教室”的大篷车时代，是我们这座城市多么美丽的慈善绽放！谁能取代她那种独具魅力的“嘚瑟”，赢得那么多慈善志愿者的支持；谁能连续10年带队给几十个地区几百间乡村教室送去钢琴，给贫困地区的小学老师举办音乐大师课？作为连续三届慈善总会的常务理事、文化总监，我深知，电台音乐频道姚建阁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离开小姚家，我突然觉得腿脚打滑，就像头发被薅走一大把，心里满是失落和悲伤。

三个月后，我约了另外几位朋友去看望振江。这些人完全不在一起共过事，是对一个病人的共同不舍，让大家亲昵地提前互报家门。

大智慧的赵振江拒绝做放化疗，没遭小姚那种痛不欲生的罪，他竟站在门廊迎接客人，体态依然平稳，用词也似乎恰当。听他妻舅说，知道杨老师要来，振江嘱咐一家人查了百度您的词条。呜呼，“豆腐哥”发动群众做功课，是怕自己出错，还是要给“麻花辫老师”隆重的礼遇？真的聊开了，他还是忽而认得杨老师是谁，忽而把我称为京剧院的杨院长。最后，我们笑吟吟地同他分手。不待电梯门合拢，我已泪溢眼眶。

那种又被薅走一大簇头发的疼，让我终于放下幻想。不得不承认，两位用“麻花辫”形象鼓舞我的人，他们的生命，已经在分分钟与我抽离。

后来的日子，靠微信，我们顽强地保持联系。

小姚会发来带了好看的大口罩的照片，说她在“去往医院的路上”，也会用赞扬的文字继续给忙碌的我打气。

振江则保持一贯的沉稳，或告诉我，他在听《大连之恋》，“又一次聆听你的杰作”；或一遍遍用一支《你鼓舞了我》的英语歌，向我传递他对生命的眷恋……

不久，微信成了幕布，慢慢地，哑默悄声地，关上曾经的万千缤纷，一派鲜活。

12月25日那天，我给“发嗦妹”发了一张圣诞老人送礼物的图片，几小时后，蕾蕾回复：阿姨，妈妈走了。

又过了17天，振江也走了。

我把儿子叫进书房，对他念叨，其实，论年龄、性别、性情、原生家庭，乃至职业岗位、活动空间，我们之间差距不小。但我感谢他们。你知道，无数人与你擦肩，有哪些人，能在你想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成为你的同路人；有哪些人，可以不存戒备地与你漫聊沧桑世事？有哪些人，贴在你身旁，让你忘记年岁，可以独而不孤、傲而不娇地任着秉性去发声？

我没告诉他，这两个人走了，带去妈妈“梳着麻花辫”的那部分生命，妈妈心里，老了一大截。

当我一个人，留在书房，听保留下的小姚唱的《九儿》那支歌，流泪已成释放。我知道，每一个人的失去，都是我的缺少。但不编麻花辫了，未必就不可以用另外的发型去继续生活。

最终，到天堂相会，我还要去找“豆腐哥”“发嗦妹”。

我们都太喜欢做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事，太需要有心气相谐的同路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