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

幸好，在没有摄像技术的年代，历史为我们留存了一片片碑石。解读这些碑石，便是与先民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只要你用心倾听，他们的面目就倏然活了起来，那些曾经的欢欣与泪水，思索与奋斗，便不再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

——题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每每登临江山胜迹，吟诵古人诗篇，总令人怆然有感。茫茫的时间长河中，向远古溯去，道阻且长，我们的先民究竟来自哪里;向将来望去，后不见来者，杳不知所之，我们的未来终将走向何方？如芥子如微尘如蜉蝣的我们，面对天地之悠悠，宇宙之无穷，唯有一声浩叹两行清泪。

白驹过隙，百代过客，每一个个体生命皆如是。每一座城，或许亦复如此。譬如大同，山环采凉，水抱桑干，这片黄土自混沌开辟伊始，上古的刀耕火种，秦汉的明月关塞，魏都的雍容气象，辽金的京华风云，明清的烽火边城，直至近代的浴火重兴。这城池时而废，时而兴，一代代先民歌于斯，哭于斯。闭着眼睛想想，数千年的时光便这样流过去了，恰似那浑河、武周川之水，汩汩地从平城流了过去。

你可曾听到，白登山下，士卒们“七日不得食，不能弯弓弩”的嗟怨;你可曾闻说，边障戍沙中，诗人“城阙摧残犹可惜，荒郊处处生荆棘”的感慨;你可曾想到，残城毁垣里，“戊子之变，谁非赤子，误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腦涂地”的悲声？读书至此，念起汉家士卒的天寒堕指，魏宫美人的委骨穷尘，清季黎民的吁天恸地，不禁抚卷长叹：在我们尽享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便利和繁华之时，可曾思念我们的先民曾有过怎样的契阔悲欢，这山川这城池这千年古都又曾有过怎样的“成住坏空”。

幸好，在没有摄像技术的年代，历史为我们留存了一片片碑石。解读这些碑石，便是与先民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只要你用心倾听，他们的面目就倏然活了起来，那些曾经的欢欣与泪水，思索与奋斗，便不再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

现在，就让我们走近这些碑石，听它们讲述那些远去的平城往事吧。

灵丘

公元461年，正如其年号“和平”，北魏的首都平城一派祥和气象，南朝派遣使者前来“修聘问之仪”，南北武力对峙的局面趋于缓和。这年春天，文成帝拓跋濬率领群臣离开平城，南巡定州、邺都等地。舆驾每经一处，拓跋濬都要停下来，慰劳乡野老者，询问民间疾苦。他即位近十年，如今天下和平，野老击壤，农夫讴歌，平城正走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灵丘道是当时平城通往冀州的必经之路，被称为“定州大道”。拓跋濬的大队车驾经过灵丘的南山之下，此处山峰上插云霄，极为陡峭，被后人称为笔架山。八年前（兴安二年）拓跋濬曾在这山前拉射，如今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回想起前次的经历，鲜卑族的血液在22岁的皇帝体内奔腾着。于是，他诏令群臣仰射山峰，箭所射之处，最高者即为优胜。毕竟是游牧民族，于是将军尚书、公侯子男，上百名朝廷大员便在这山前展开射箭竞赛。然而那山委实太高了，任是多么孔武有力的将军猛士，也无法让自己的箭从山头飞过。

这时，拓跋濬弯弓搭矢，“嗖”的一声，那羽箭如同生了翅膀一般，从“四百余丈”的山顶高高掠过，一直落到山南的“二百二十步外”。其后的故事可想而知，众人山呼万岁，并在此处立碑作颂。

逝者如川，永不停歇。光阴之箭穿越千载，2021年夏，我们来到笔架山前的御射台，林木葱郁，苍崖摩天，只是再也听不到1560年前的马嘶人语。虽然竞射之事见载于《魏书》这样的正史，但面对嵯峨的笔架山，我仍是将信将疑。四下无人，拾起一枚小石子，奋力向山头掷去，却只落在山脚边。不禁愕然，抚膺长叹，如此陡峭峻极的山峰，若非肋生双翅，脚踏青云，又如何能一窥其究竟呢？难道一只蝼蚁，能将他的武器掷过巨人的头顶？

在觉山寺的碑亭中，终于看到这通神秘的《皇帝南巡之颂》碑，虽然残损断折，但北魏的巍峨气象仍在石间留存。“出山三十余丈”，难道真有人能把箭射那么高吗？难道群臣的力量真的皆不及他吗？但这些问题对我已不重要，我想，拓跋濬之所以被历史所铭记，不必是因为他的力大弓强，而应是由于他的修文偃武。祖父拓跋焘的好大喜功导致国衅时艰，拓跋濬及时调整治国方略，休养生息，怀缉中外。南巡竞射这一年，他下诏八十岁以上的民众，可以有一子不必服役。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然而没有了祖父没有了父亲的拓跋濬，仍旧矜济为心，恻隐为怀。在他身上，我所看到的并非是帝王的伟大，而是人性的光辉。

平城

1143年阴历二月，大宋的临安城已是莺飞草长歌舞未休了，北国却仍春寒料峭。金国西京城南的大普恩寺（今善化寺）里，一位鬓发花白的老者，再次拜会普恩寺的上座大师圆满。这位老者是来自南宋的通问副使朱弁，这是他被扣留在金国的第17个年头。17年的花开花谢，兵火劫争，都被他淡淡地看在眼里，不惊于心，他的心只属于南方。

59岁的朱弁反比74岁的圆满更显苍老。14年前朱弁开馆授徒时，便迁居到普恩寺，如今大殿朵殿、斜廊楼阁，焕然一新。大功告成，自是喜事，朱弁向圆满道贺，并赠上他精心撰写的文章《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

圆满问他：“朱先生还不愿出仕金国吗？”

朱弁笑了：“我若有意降金，这些年来何必久滞于此？近来疾病缠身，想来离世之日不远了。埋葬之地我早已选好，倘有不测，还烦劳大师葬我于此，轻敛薄葬即可，只是墓碑要题写‘大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

圆满劝：“以佛眼观之，金国与宋国又有何异。万法皆空，世事不必执着。”

朱弁答：“大师十六年来重修此寺历尽艰辛，却志若磐石，道心不退。若不执着于佛法，又怎能有今日之普恩寺呢？”

二人相视一笑，不再谈此事。

当年秋天，宋金达成和议，朱弁终于归宋。然而却被秦桧所厌恶，次年病逝于临安。

30多年后，朱弁撰写的碑文由西京路都转运副使孔固书丹，立石于大普恩寺中。

800多年后，我来到善化寺三圣殿，瞻仰这通“三绝碑”，幻想着当年二人如上的对话。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遇天地反覆而不动摇，历水火刀兵而不泯灭。为何要舍弃荣华而滞留异国，为何要千辛万苦而重修佛殿？为清誉乎，为气节乎？为功德乎，为信仰乎？大殿里安安静静，佛笑看脚下的芸芸众生为名来，为利往。岁月不居，世事如流，而今风骨已逝，法音俱渺。噫，微斯人，吾又何悲。

云冈

顺治八年，宣大总督佟养量为重修的云冈石窟佛阁写下了碑记。这年是辛卯年，三年前“戊子之变”的往事仍是他心头的隐痛。大同总兵姜瓖降清之后，又起兵反清。多尔衮围城八个月，伤亡甚众却无法攻下，直至姜瓖的部将开门献城。气急败坏的多尔衮下令屠城，城中的官吏兵民尽数被杀，就连那金石之坚的大同城墙，也被斩去五尺。大同府治被迁往阳和县，大同便成了一座芜城，任由狐兔出没，荒草丛生。

佟养量并非佛教信徒，但屠城后的惨状犹自触目惊心。他一边命人将遍野的骨骸收敛埋葬，一边募资重修这云冈石佛寺。一年以后，府治重新迁回大同，佟养量又上疏皇帝减免税赋，开荒赈灾，乃至修学宫、建寺庙，这千年古都平城才慢慢又有了生机。顺治十年，为其建佟公祠，以示纪念。

300多年后，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我在云冈第五窟的佛阁前找到这通《重修云冈大石佛阁碑记》。或许，当年的佟养量也曾站在这里，面对大佛，思绪万千。因屡立战功，他成为宣大总督、兵部左侍郎，可他非但无法阻挡那些惨无人道的屠戮，甚至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迟疑乃至忏悔。过去的是非对错就交由佛祖去评判吧，“三千大千世界，不足以当佛之刹那一瞬”。屠城者在世间会心安吗，无辜者在泉下能瞑目吗？他只能隐约地写下祈祷：“转法王之轮，登群生于彼岸;越流浪之海，起阎浮于沉沦。”眼前有景道不得，我想，他的心情就像那山石一般沉重。

现在，佟公祠所在的开化寺，已成为辽金元民族融合博物馆。门前的清远街上，中外游客人头攒动。但愿今后的民族之间，只有融合，没有战争。

广灵

雍正十一年，广灵县令韩铨仍然在为壶山神水堂的香火来源而思索着。壶山位于县城东南，四周都是甘美的泉水，群水所环之处建起了神水堂（清乾隆年间改名“水神堂”），其内供奉九江龙母，旱潦之岁向龙母祝祷，据说灵应无比。然而神水堂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后来便渐渐冷清下来，钟鼓无声，香火稀落。直到上一任邓县令，把河滩地判给神水堂，才又有了起色。

每年的六月二十三为龙母圣诞之日，乡民们向龙母献戏，以祈风调雨顺。远近的商贾都想来参加这盛大的乡间集会，然而课税太重，不少远客商人只得望而止步。韩县令换了思路，“抚恤远商，免征课税”。免除征税之后，商人们有了利润再向神水堂捐输。这样下来皆大欢喜，庙会越来越隆重，神水堂的住持也可以踏踏实实地经营了。“晨钟暮鼓，经课时闻”，乡人的精神有了寄托，这一方的灵秀也得以保留。

面对我们采风团，东道主自豪地说：“水神堂就是我们广灵的魂”。的确，有了水的滋润，广灵便灵动起来。水神堂外，柳堤畔，荷塘前，少年观鱼，青年讴歌，老者漫步。我很为韩县令的智慧而赞叹，放水养鱼而非竭泽而渔，如此则水神堂得以生机不断，延绵至今，男女老少才得以继续享受这清平之乐。

步出水神堂，我念叨着朱休度知县撰写的楹联：“乃圣乃贤，坦白澄清如此水;作霖作雨，聪明正直谓之神。”但愿，风调雨顺;但愿，水神常神。

浑源

1863年春，浑源县。县里有名望的士绅及能工巧匠聚在一起，商议整修悬空寺事宜。此系由前任知州李镜清捐修，本地的生员学子、各行掌柜、泥瓦石匠、道士僧尼，三教九流，济济一堂。然而面对这幽崖峭壁间的古寺，众人却束手无策。

有人叹惜，多少年来，大家眼睁睁看着悬空寺逐渐破败，却总因无法搭建竖架，整修之事每每作罢。直到四年前（咸丰九年），曾有木匠刘山玉声称修补悬空寺并非难事，情愿为此善举出力。当时他召集十多名士绅，商议重修事宜。众人见他胸有成竹，赶紧上报请修悬空寺，不料刘山玉却突然染上瘟疫而去世，此事又搁置下来。

众人的叹惋和感慨声中，木匠张廷彦站出来说：不需竖架的，我另有修法。果然，开工后的重修仍遵循故迹，只是将破旧的材质替换成新的。而每到需要攀登竖架时，张廷彦则把大绳挽成绳圈，腰束一圈，足蹬一圈，再把绳头拴在椽板上。就这样，他在半空中忽左忽右，或上或下，“是寺本悬空，修之者亦有时而悬空也。”不到一年便顺利竣工。举人王尊贤目睹此事，叹为神助，撰文记下这次维修的经过。

这通《重修悬空寺碑文》碑，现竖立于悬空寺的钟鼓楼下。我走了进去，屋子里黑黢黢的，我打开手机的灯，默默读着这段故事，遥想着158年前挂在悬崖上的那个身影，如翻飞之秋叶，如飘摇之风筝，下边是百丈之绝壑，头上是千年之古刹。《周易·文言传》有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我想，这句竟是对张廷彦师傅最佳的诠释，正因他这朝乾夕惕临深履薄之心，我们今天才得以继续登临这悬空古寺。穿越时空，向勇敢而灵巧的张廷彦师傅致敬。

1928年秋，大同城中的400余家商户士绅集资兴修了九龙壁。此次修缮的发起人不再是县令官长，而是商会会长祁魁等人。然而为什么要重修九龙壁呢，人们各有不同的想法。有人认为九龙壁有神龙庇佑，天旱祈雨特别灵应，有功于民生;而兵旱灾害消弭，民生实业自然会发达，古迹也就得以保存，所以要修。

此时，一位先生却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以往的历次重修，记载的多是官员的姓名，而本次重修的各个环节，募集资金、购买材料、安排工匠等等，实际上完全是由本地绅商人士完成的。专制时代的勒石刻碑，无非都是为官权吹捧留名。乃至编造出种种真龙天子的神奇故事，愚弄世间百姓，自以为真能帝王万世。比如这代王府，朱桂与其后代自诩为龙子龙孙，在此大兴土木，耗费无数民众之膏血，一时钜丽无比，现在除了这九龙照壁，其余都瓦砾不存了。如今人群进化，民智大开，之所以重修九龍壁，不是要迷信神权，而是为后人保存古迹。

一番慷慨陈词，振聋发聩，众人纷纷颔首赞许。应大家的邀请，他提笔撰文，立在九龙壁旁。

百年之下，我读到这篇《九龙壁重修碑记》，对这位不知姓名的先行者肃然起敬。辛亥革命之后，我们的平城已不再是保守之城闭塞之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光芒在这青石间闪耀。不知缘何，他的名字被从碑中凿去。然而，凿去他的名字又能如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任是何人，也无法阻挡这江河万古流了。

从公元461年，到1928年。从灵丘，到平城。从帝王的登台独乐，到士民的启蒙觉醒。明君、忠臣、高僧、名将、循吏、能工、绅商……茫茫的历史长河，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们来了，又去了，终究身影消失在地平线外。这时，漫漫的长夜，突然有了光。历史之门“轰”的一声打开，一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大同之城，缓缓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