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欣婧

“走在下坡路的文学”是章培恒先生对宋词的看法。他认为，元明乃至清代，“以宋代为开端的这种文学上的颓势并未得到扭转”（《中国文学史新著》）。本文將从宋元明清文学特点与新变，讨论宋元明清文学的发展特点。

一、宋代文学特点与新变

（一）宋代文人的多重身份

首先，不可否认，宋之前的唐王朝乃至唐文化的辉煌是璀璨于人类史的。就唐朝文学成就来看，其发展高度也是甚少有其他王朝能够比肩的。另外，从其他角度去欣赏、体会宋朝文化，结合其社会发展背景、内涵去看，宋代文学有着独特于唐王朝的开辟性特征。并且，无论哪一段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史上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历岁月变迁，一代代中华儿女传承、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因此，在评价每一朝文化时，我们都应带着敬畏之心。各朝各代文化有其各自的特点，再辉煌的文化离不开前朝的文化铺垫，故而我们或许可以客观评价某一方面某个朝代的文学兴颓，但对整个朝代，甚至多个朝代，是不能用“哪一个朝代文学发展到达顶峰，而其后朝代无法扭转颓势”这一说法的。

与唐朝的文人相比，宋朝的文人们大多在政坛上有着一席之地，出现了“文政”合一的文人群体，甚至出现像苏轼那样的“书画经医食政”复合型文人。

在文学领域有成就的文人，大部分在政治领域也有着一番成就。对于唐朝来说，人们听说过魏征劝谏，房玄龄辅佐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但鲜少听闻以上唐代政治家们的文学成就；人们一定吟诵过诸多李杜诗词，而李白在本质上只是唐玄宗作诗创词的“玩乐”之臣，杜甫更是只能在失意中颂出那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伟政治理想。与唐代不同，人们既反复诵读过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的诗词歌赋，又知道范仲淹是个亲民、爱喝酒、爱郊游的太守，管一方皇土，并受民爱戴；也会因为王安石在泊船前往瓜州时所作的一首诗，知道王安石曾位至宰相，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有过政治上的巅峰，失败后的失意；更知道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入三等”，百年第一，天才少年。

唐朝的文人与政客多属两个群体，他们相互分离，而宋代的政客多兼具文人这一文化身份。因此，宋代文人的文学作品除了能起到文化作用外，还承载着政治、社会作用。个人的文化成果应对社会有着积极作用，不再如同唐代文人诗词，只歌颂盛唐气象，只担忧晚唐衰败。宋代文人的诗词，有其文学鉴赏价值，更体现宋代文人群体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节。

（二）宋代复杂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人的淑世精神有其社会因素。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黑暗时代，这个新建立的国家面临积贫积弱等诸多社会问题。弥封、糊名、誊录带来科举制度的完善，人才选拔越发公平，平民学子有了做官从政的公平机会，加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文人”，统治者意识到士人群体对治国之功效，给予士人尊重、机会。

宋代士人在目睹种种社会危机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即使出身贫寒也有公平的机会入仕为官，入仕后，又被君主重视、尊重。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宋代士人文人在为官时，就有着强于任何朝代的国家责任感。做赋做论是他们能为官的方式，故而在他们的文字中更多地一改唐时期或恢宏或沉郁的文学风格。他们的文学作品更多地承载着道，承载着经世致用之学。这种实用与文学性兼顾的作品，本身就是对前代缺少实用性，理想化、浪漫化文学作品的超越。在文学成就上或许不如前朝有创造性，但其承载的道，其背后的经世治世之理，以及所体现的士人精神是前代文学无法比拟的。

另外，将唐宋两代文化背景进行比较：唐代是各种外来文化涌入的朝代，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使唐代文化有着优渥的政治、经济条件，外来的文化传入，也使得当时的文人创作有了更多思想元素，文化成就也就更加多元，故而显得更具创造性；宋代文化的理学将佛、道、儒融合，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追求“道”的理学思想，渗透于文学作品，故而在鉴赏宋代文学时，不能以单一思想内涵去解读。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的丰富程度可与唐代多元文化相比，并且这些外来文化经过宋代文人的反思融会贯通转变成了我们的民族思想，真正地发展了儒家思想。

（三）宋代的理学思想

宋代文学较前朝文学有一处不同点，这个不同点是由宋代时产生的理学带来的。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使思想界发生了巨变，同时改变了文坛的文学面貌。宋代之前，诸如诗歌等文学作品，其赏析点更多集中于文学技法，文人高超的写作技巧与情操可使作品传唱。宋代之后，所传唱的经典文学作品，其思辨性、哲理性、人文性更甚于作品本身的文学性。

理学思想的兴起，使文人对事物背后的精神内涵思考得更加深入，其格物所得的感想可以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例如，“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是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对盈虚交替变化的哲理思考；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苏轼在《题西林壁》中对当局者迷这一哲理事理的感悟。

理学思想的兴起所带来的宋代文学内涵变化，使得后代学者在研究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时，其鉴赏的角度大相径庭。唐代更注重写作技法、用词精妙，结合作者当时的经历去分析其精神与品格；宋代则需要结合客观规律与作者当时的经历，去讨论事物背后的道理，进而去深入探讨作者的气节与品格。

（四）宋代文学的情感基调

宋代文学与唐代的明显区别：唐代文学或是赞恢宏的盛世之景，或是忧颠沛流离的百姓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情感，作者对担当天下大任的态度是积极的；宋代文学在平淡格物的字句中，结合着作者本人的经历，其所感悟到的事物道理背后蕴含着悲伤的情感基调，“旁观者清”的道理背后是个人身处局中的迷茫，“变与不变”的背后是其对世事变化无常的无奈。这种哲理的产生本就因作者的某些人生经历使其进行深入思考，先遇事而后遇物与景，而非前朝时，赏某景后油然而生之感。于后者写作动因下完成的作品带着更多自然之物所拥有的生命力与活力，故而情感基调是活泼、积极的；但是前者少了事物的生命力，作品更加沉静。

（五）宋代的仕途田园与文学

宋代文人具有文人气节与淑世精神，后代人在读宋代文选时很少能读到田园隐逸诗，也无极具代表性的田园隐逸诗人，但这并不代表宋代没有属于文人的田园风光。

部分宋代文人于仕途中构建起了自己的“田园风光”，文学常为其“仕途田园”的南山与锄头。宋初有三体，其中以李昉一首《禁林春直》为代表的白体，阐述了宋代文人的“仕途田园”：

疏帘摇曳日辉辉，直阁深严半掩扉。

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

树头百啭莺莺语，梁上新来燕燕飞。

岂合此身居此地，妨贤尸禄自知非。

良好的工作环境，无诏可起的闲职，这是当时白体作家以简明的语言所述的其“仕途田园”，在这种环境下，文人感到如临田园的闲逸。不同的是，晋代陶渊明因仕途束缚逃离职场，于田园中寻找内心的宁静；宋代的文人则是于太平天下中，借自己工作清闲赞盛世天下。两者皆以文学表达其寻找到内心宁静的喜悦，宋代的这种“仕途田园”的现象使宋代文学呈现“中隐”的新特点。

二、元明的文学特点与新变

（一）元明文学的平民化

元明文学的发展，除了诗词，还有更亮眼的戏曲、小说。戏曲与小说的受众对象覆盖到平民百姓，文学成了雅俗共赏的艺术，这是开创性的。从前的文学用于入仕、鉴赏，元明时期的文学可以供平民进行娱乐。这种新兴娱乐方式的普及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整体文化水平奠定了物质基础。平民百姓除了生存需求外也有了精神需求，元明时期的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二）元明文学中八股文的定型与成熟

元明文学的平民化和八股文的定型与成熟有一定联系。八股文将文章的结构做了固定，虽然固化了文人的创作样式，限制了文人的创作，但是这种规定好样式的文章也同样降低了做文章的难度，为资质普通的人提供了尚且不错的文章架构。

我们所熟知的元明戏曲大家多能写得一手漂亮的八股文，代表人物有汤显祖。八股文的定型与成熟可使普通人快速入门文学领域，培养人们的基本文学素养。戏曲大家善于作八股文，可以佐证八股文有利于庶民文化的发展，它使文学这一雅文化入世。

（三）元明文学的资本主义萌芽与新思潮

元明文学除了其平民化的这一特征，还蕴含着更丰富的外来思想。

相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元明庶民文化的主人公多为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有才子佳人，有商贾歌女，有草根小民等，其传播的思想也有着武力除暴惩恶，抨击当政者，倡议追求自由恋爱，反对门当户对与媒妁之言等封建思想。商人与歌女这些从前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在元明文学中成了戏曲的主人公。根植于中国数千年的婚姻嫁娶封建思想第一次有了反對的文学作品，并且受到人们喜爱。庶民文化不仅是平民的娱乐方式，还让人们打破封建思想桎梏，开始关注人本身。商贾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财富，似乎不应被定义为低贱之人；歌女虽出卖自己的才艺，甚或身体，但或许另有隐情，她们仍有情爱，更有甚者仍是锲而不舍、忠君爱国的忠贞之女。人们在懵懂中开始逐步走出旧的思想，开始有了客观思考能力去反思，这一庶民文学所起的启蒙民智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有言：“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在评价不同朝代的文学成就时，无论自己是何资质，文学水平多么深厚，都不应擅自以朝代为单位轻易与另一朝代进行高低比较，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成就。

如春在花，周遍含融，宋元明清四个时代的文学发展都是其社会环境下的宝贵文化财富。自宋代起，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外来文化经借鉴吸收，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多种文化融会贯通。

宋元明清文化绝不是中国文化的下坡路，而是中国人行走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随着时代的变化所采取的不同的行走方式。无论哪种行走方式，前人做到了传承发展中国的数千年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任何一代前人都有其历史功绩，任何一段文化都值得带着尊重、鉴赏的心态去捧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