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甜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相传蔡邕善辞赋，通音律。蔡琰作为蔡邕独女，从小耳濡目染，又得其父悉心教导，文化造诣自然不俗。《后汉书·列女传》记载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从《后汉书·列女传》的记载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蔡琰坎坷的一生。如果说蔡琰良好的文学素养为她提供了文学创作的基础，那曲折的遭遇更激发了她的控诉冲动。亲历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使她以细腻而真切的笔触将满腔愤怒尽洒纸上，诗句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百姓遭遇的深切关注，以及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感慨，无不展现出其文人风骨和女性意识。杜甫诗云“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正是这坎坷的遭遇成就了《悲愤诗》，成就了蔡琰在建安，乃至整个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不输男儿的文人气骨

蔡琰虽为女性，亦有“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的男儿心性。建安时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苦难人生的反映是诗人的普遍主张，诸如此类的诗作更是俯拾即是。其中，对汉末董卓之乱中百姓生存境遇的描绘也不仅是蔡琰一人。曹操在《蒿里行》中对战后场面深刻的描绘，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以及王粲《七哀诗》里“出门无所见，白骨覆平原”等诗句，都与蔡琰诗中“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的场面相印证。曹操、王粲等人的诗作一方面证实了董卓之乱作为蔡琰诗歌背景的历史真实性，另一方面，同样的诗歌主题更佐证了蔡琰作为一介女流，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背景下，能摒弃外界对女性肤浅、愚昧的定义，超越社会传统偏见的束缚，转而关注大众生命体验和生存境遇等宏大命题。她将目光投及弱势的女性本身，探讨女性的时代处境，给予女性难得的尊重和关怀。这是蔡琰无论作为女性还是诗人都弥足珍贵之处。

蔡琰虽为女性，亦能位列“三曹七子一蔡”的文学造诣。建安时期，群星璀璨，而蔡琰能仅凭一首《悲愤诗》被后人铭记，足见其才情。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悲愤诗》的过人之处在于诗歌中超强的悲愤沉痛的感情流露，让人有深切真实的体验而不忍卒读。这不仅体现了蔡琰诗歌中蕴含的建安诗人梗概多气的生命意识与现实精神，更彰显了蔡琰不同于传统男性诗人旁观者身份下的冷漠客观。蔡琰在叙述自身悲惨遭遇、所见所闻的同时主动上升到整个社会层面，在诗歌创作中自觉关注百姓特别是女性的生存发展境况。“马后载妇女”写出女性被迫失节失贞的苦痛；“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将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独特的人性的撕扯直接托出；“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更将故乡物是人非，个人孤独悲痛的心绪全盘托出。蔡琰以亲历者的视角主动关注并积极反映董卓之乱背景下百姓的生存境遇，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与摧残，沉重震撼、饱含激情！

蔡琰虽为女性，亦有家国为先的文人情怀。纵观蔡琰一生，战乱离家，匈奴强娶，流落边塞，被迫失节，苟且偷生，充满曲折和变故。可即使流落边塞，蔡琰的生活也并没有大众想象得那么糟。据记载，蔡琰流落胡地，嫁给匈奴左贤王，并育有二子。左贤王地位崇高，蔡琰嫁作他妻，在胡地的待遇也不会太差。胡人与汉人不同，没有汉人那么强的贞洁观念，蔡琰婚配过的经历也并不会影响左贤王对她的看法，更何况蔡琰育有二子，母凭子贵，在胡地的日子也并非全是煎熬。若不是蔡琰的家国观念和文人情怀驱使，日思夜念故国乡土，恨不得魂归故里，换作寻常女子，相夫教子，母慈子孝且身份显赫，倒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可蔡琰为成就自己的家国夙愿，抛弃稚子，宁可以亲人分离的血肉之痛换取文人气骨，令人钦佩。

二、女性意识在诗歌中的具体体现

（一）女性诗人的独特视角

相同题材中的女性意象，往往都是男性诗人笔下的“思妇”或是“怨妇”一类，在这些男性诗人的主体意识里，女性不过是男性的依附品，是亭台流转、日夜盼郎归来的空洞意象，女性被摒弃在宏大主题之外。很显然，这种传统女性观是肤浅而不现实的。蔡琰的《悲愤诗》以女性诗人的独特视角打破了传统的观点。在她的诗歌里，女性不再是只沉溺情爱作无病呻吟的肤浅意象，而是真真切切的生命个体，是直面残酷现实的，同样遭受铁蹄蹂躏的真实可见的受害者。蔡琰还注意到，女性所遭受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伤远远超过男性。生命的流逝没有性别之分，但贞洁的枷锁只落在女性肩上。女性贞洁的丧失，会给女性带来比死亡更沉重的道德诘问和社会压力。

关于贞洁观念给女性造成的生存困境，诗人提得很隐晦。“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以对偶的形式描绘了董卓之乱下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悲惨遭遇，以不经意的语调引出“女性被掳入胡”这个沉重的话题。蔡琰虽没有正面展开，但从后面蔡琰与子告别的情节中可以看出，女性被掳不仅是给匈奴充当苦役，她们遭受的是更残酷的屈辱—失贞。在自小接受贞洁教育的古代女性的世界观里，嫁贼作夫、苟合生子是多么耻辱的行为，这对女性的打击与折磨是毁灭性的。这一遭遇直接摧毁了她们生活的信仰，对她们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人格与尊严更是一次彻底的剥夺。蔡琰从女性诗人的独特视角，察人所未能察，写人所未敢写，以隐秘的笔触沉重地揭露出世人所未知的女性饱受的屈辱和折磨，足见其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慷慨和大义。

（二）女性生存际遇的真实描绘

蔡琰将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单独拎出，对董卓之乱背景下广大女性浮萍般的命运做了深入的解剖与细致的刻画。“马后载妇女”曲折而隐晦地揭露了妇女的悲惨际遇。女性遭遇的不仅是家国破碎、至亲离散，更是贞操失去后的残喘余生。而“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徵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是妇女流落胡地后悲惨境遇的另一种展示。妇女为奴为仆，身心受辱日夜不辍，即使她们遇到昔日的相识，甚至是骨肉至亲也不敢有半分亲近，稍有失意，便是拳脚棍棒相加，甚至死在对方刀下。這短短的几句，将女性被掳至胡地后残喘度日的生活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她们朝不保夕、如履薄冰的心理煎熬更是跃然纸上。

蔡琰以敏锐的情感意识到了妇女的这一重苦难，并以独特的视角加以展示。她从人格尊严的角度关注妇女的命运，而非如广大男性诗人想象、揣度妇女的情感活动，缺乏现实基础。“思妇”“怨妇”形象实质上是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忽视，是把女性当作附属品的大男权主义的反映。蔡琰之后，后代诗人对女性命运关注的意识逐渐觉醒上升，杜甫、白居易等人作品中明显关注妇女命运的主题也是由此继承而来。

三、文人气骨与母性情怀的两难抉择

曹操欲花重金赎回蔡琰时，蔡琰面临去留两难的困境。她在诗中写了“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一边是魂牵梦萦的故国的呼唤，一边是抛弃血肉至亲的骨肉分离，文人气骨与母性的两难抉择使蔡琰的内心备受煎熬。

贵人重赎，实在是难得的机会，一旦错失，又不知要在这蛮荒之地苦苦困顿多久，可是自我的解放却要以抛弃血肉至亲为代价，实在是艰难的抉择。蔡琰被掳胡地，被迫失贞，被动生子，这一切都没逃过“被”字。如果说，对匈奴左贤王，蔡琰是憎恨和厌弃的话，那么对自己辛辛苦苦十月怀胎所孕育的孩子，蔡琰无疑是深爱和眷恋的，我们并不难理解蔡琰归乡时对两个孩子的难舍难分的情谊。这两个小小的宝贵的生命，不仅满足了蔡琰初为人妇时没有子女的遗憾，还给蔡琰灰色的奴役生活增添了动力和乐趣。于是，蔡琰在诗中发出了“不忍与之辞”的恳切心声！让慈爱的母亲放弃与自己共渡患难的幼子，这是绝对的残忍与无情。“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幼子声嘶力竭的诘问再次使蔡琰心疼难当。她无法向孩子解释，当别人的母亲能够陪伴在孩子身边伴他们成长的时候，自己却要离他们远去，从此天涯两端，再难相见。自古忠义难两全，可是女子的困境，往往是在这忠义之外，又多了一层情理。于情，怎堪忍受母子分离之痛；于理，家国大义面前又哪里容得下那么多儿女情长！归国为忠，返乡为义，养子合情，弃子契理，情理之争，让蔡琰备受煎熬。然而，蔡琰最终还是选择了牵情就理，抛弃自己的个人感情，成就归国返乡的家国大义。蔡琰为成就家国大义的文人情怀而舍弃的骨肉亲情必将成为日日夜夜对母性的诘问。

蔡琰的《悲愤诗》虽以叙事为目的，但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诗人悲愤的感情始终穿插其中，其中最出彩的就是母子分离场面的刻画。“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诗人借孩童稚气又真实的语言来描绘母子二人分离不舍的动人场面，虽是被迫改嫁，但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真实感人。一边是魂牵梦萦十二载的家国故土，一边是骨肉亲情，无论如何选择，蔡琰都面临着人性的撕裂，舍弃任何一方都是沉痛而苦涩的。“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痴狂”正是诗人面临如此艰难选择的真实心情，五内俱崩的撕心裂肺的痛楚，甚至是精神恍惚而差点儿陷入癫狂的状态。虽然蔡琰选择了放弃母爱来成全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结束奴役之苦，但她在选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复的挣扎与艰难的抉择，离开骨肉至亲的万分悲痛如刀割的心情，也真实地反映了蔡琰的母性意识和文人气骨的双重斗争。“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蔡琰虽然最终选择了放弃亲情，但到这里已经是一种万般无奈而呼天抢地的状态了。诗人很明白，时空的阻隔使此一别便可能今生再无相见的机会，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她毅然返回故土的决绝。只是丢弃人性温情来成就家国夙愿的代价又不免让她陷入无法自拔的悲痛。自古事難两全，蔡琰于艰难之中忍痛作出的选择，是文人气节对自身情感的压制与胜利。

四、对曹操“金璧赎之”的辨证思考

蔡琰的《悲愤诗》里的悲愤来自何处？悲在坎坷的遭遇，愤在命运的戏弄！悲是对自身的怜悯，愤是对外界的控诉！可若说蔡琰的悲惨只归咎于命运，恐怕太过片面。曹操的“金璧赎之”，为蔡琰曲折的一生添上了更跌宕的一笔。

若是没有曹操，归国于蔡琰，只是心中幻想，人有幻想，才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曹操赎回蔡琰，虽实现了蔡琰的归国心愿，成就了蔡琰的文人情怀，但蔡琰重归故土后的生活远非心中所想。“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离家十二载，家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家丧命，无一人幸免，原本热闹的宅子杂草丛生，毫无生气，宅子里错乱堆砌的森森白骨早已难以辨别。诗人一个人站在如此凄惨的环境里，难免开始质疑、后悔甚至痛心自己放弃圆满生活而执意回乡的决定！诗人忧虑、后悔、苦闷、自责，而终于发出了“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的绝望感叹。

曹操的“金璧赎之”，使蔡琰的坎坷经历为外人知晓，蔡琰也因此饱受外界传统道德的严苛审判和诘问。原本已不被世俗所容、失贞失节的蔡琰，更在曹操的力促下，再度嫁给了董祀，三度嫁作人妇，骨肉离散的苦楚尚未抚平，蔡琰又背上了更加沉重的道德枷锁。

曹操赎回蔡琰，是不忍故人之女流落胡地受辱，实乃仗义之举，也正是因为曹操以重金赎回蔡琰，寄予蔡琰及万千百姓悲惨境遇的《悲愤诗》才得以泣血问世，我们浩瀚的文学史才得以镶嵌蔡琰这一颗璀璨的明珠。

综上所述，蔡琰《悲愤诗》在以饱含辛酸幽愤的笔调叙述自己曲折一生经历的同时，又以极具现实意义的文人情怀自觉关注董卓之乱中广大普通百姓，尤其是妇女的悲惨遭遇，流露出其梗概深远的文人气骨。与此同时，女性文人的独特身份又使她在诗歌创作中不自觉流露出深刻的贞洁观念及厚重的女性意识。女性细腻的感情体验和独特的叙事视角使她从璀璨的建安文坛中脱颖而出，仅此一篇，成就了她不灭的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