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贝

从《尚书·尧典》中提到的“诗言志”开始，无论是《礼记·乐记》中“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还是《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抑或是叶燮在《原诗》中提到的“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以此观之，“诗如其人”这一诗歌创作准则历来都被作为诗人的一种价值追求。正如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其六中所写的“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以潘岳为例，批判了诗歌创作不发真情这一“言非心声”的情况。

“诗品”和“人品”这一对概念，包含的范围也相当宽泛。“诗品”既包括形式因素，又包括内容因素。“人品”既包括学识修养、才气灵性、艺术风格，又包括道德品格和思想意志。笔者在下文对这五个因素进行解释。

学识修养，是指诗人所具备的诗歌知识和基本修养。叶燮在《原诗》中提到“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文章之能事，实始乎此”。也就是说，创作者要想精通于创作，最先之要义必定是熟览博观，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这是一切创作的前提。

才气灵性，即诗人所具备的才干能力及与生俱来的聪敏。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开篇便提到“才有庸俊”，是说诗人先天之“才”有好有坏，是指人的才气有深淺之别。天赋和才华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诗人创作的优劣之别。叶燮在《原诗》中说：“夫于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在叶燮看来，晓别人不能晓为才，言他人不能言为才，即使是内心深思氤氲磅礴，上下千年纵横，凡是宇宙之内外，没有可以对其思想产生桎梏的。在此基础上能以“理、事、情”为材料而为文为才，这样创作出来的文章至理皆存，万事皆准，深情皆得以托。

艺术风格，即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个性特征。诗歌是由诗人创造出来的，不同诗人的审美感受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对审美感受的表达也往往具有不同的方式。他们以特殊的方式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从而也就使自己的艺术作品打上了自己个性的烙印，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例如，一提到杜甫，人们便会以“沉郁顿挫”四字加以形容。

道德品格，即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意识形态里所渗透的道德性，包括诗人的道德品质、道德规范和道德信念等。以范仲淹为例，早年的他通读儒家经典的要义，有兼济天下的抱负。他的一生始终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正是这样的情怀和操守，使他不囿于一般士大夫“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常情，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境界。

思想意志，即诗人的主观情绪、思想情感、意志志趣等。以文天祥为例，他作为抗元英雄，舍生忘死成就了民族大义，《正气歌》则充分体现了其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实际的对应关系里，诗品与人品所涵盖的学识修养、才气灵性、艺术风格、道德品格和思想意志五个方面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本文要谈的南唐后主李煜，便不能以绝对的“诗品出于人品”或“诗品与人品不相符”来对其诗歌创作进行简单的定义。因此，在讨论其诗与人的关系时，我们应该走出一点论，辩证地看待问题。

李煜被称为“千古词帝”是因为他的亡国词。他的词常以白描手法寄托故国之思，抒写亡国之痛，读起来哀婉凄恻，动人心弦；其常常通过具体的形象来抒写人、景、情，因此其诗歌不会流于空泛，自然精练的语言也让其诗词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从历史上看，他虽作为一国君主，却是一个贪恋酒色，软弱无能，对强敌卑躬屈膝，称臣纳贡之人，最后落得个亡国丧身的下场。笔者将对其生平经历和诗歌创作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诗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

一、学识修养、才气灵性、艺术风格与诗品

李煜出生于皇室，他从小便喜欢在宫廷里看书作画，且长于音律，能够自创曲目。其诗词不但极富音乐感，而且文字明白晓畅，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我们从李煜前期的作品来看，其大多是反映宫廷生活及风花雪月的男女情事的词作，这些词的风格大多绮丽柔靡，有很浓的花间习气。

以《一斛珠》为例，词的上片描写歌女为情人歌唱的情景。词人在描写中注意到各个生活的细节，因此歌女的演唱描写先从她的梳妆打扮开始。“沉檀轻注些儿个”，细致地描绘出歌女“点唇”的动作和情态，这个细节的抓取，不但能起到以点带面的描写效果，而且也开始了以“唇”为中心的人物和情景刻画。整个描写，明喻、暗喻相搭配，动、静结合，既展示了歌女神态情貌的欢愉艳美，又从侧面衬喻出歌女的歌声迷人动听。

词的下片描写歌女与情郎在一起欢会调笑的情态。词人对歌女醉酒后恃宠撒娇这—情节的精细刻画，让美人的声情相貌都仿佛出现在眼前。这样一幅情人之间天真烂漫的欢笑调弄之景，传神之至。

《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一词，首句“花明月黯笼轻雾”，描写繁花盛开，鲜明浓艳，淡淡的月色下，香雾空蒙，渲染了柔和、朦胧、清新的氛围，暗影中的明艳花朵象征着偷情的少女的娇媚和青春。“今宵好向郎边去”，这样的良辰美景，正好与“你”相见，一个“好”字点明这是幽会的最佳时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生动传神地将少女初次偷情的画面描绘了出来，饶有情致。

词的后四句描写把少女的炽烈恋情推向高潮：在一番担惊受怕之后，美好的愿望终于实现，像迂回曲折的流泉，遇到开阔处，如瀑布般倾泻出来，“见”“颤”“难”“恣意怜”几个词将所有的感触直截了当地显现出来，情真景真，毫无伪饰。女主人公的动作细节和声态口吻，被李煜描绘得活灵活现。“偎人颤”三字，十分传神地表现出女主人公与情郎见面时既紧张又惊喜的神态。这首词仿佛是李煜跟小周后约会场景的现场直播，真切动人。李煜用浅显的语言呈现出了深远的意境，虽无意于感人，而能动人情思，达到了王国维所说“专作情语而绝妙”的境地。

我们再来看李煜后期的作品。《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是李煜亡国之后不久的作品。词的起句“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就让悲壮的情怀以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表明了当李煜还是国君的时候，他的皇宫盘龙栖凤，雕梁画栋，高耸云霄，气势巍峨；他的御花园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远远望过去云遮雾绕，仿佛是人间仙境。如果没有战争，那江南之地物产丰饶，经济富庶，风景秀美，一国之君完全可以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沈腰潘鬓”两个典故诉尽了自己受到的摧残。在这首诗的最后，我们能悲哀地看到那种荣光背后的渺小和卑微，强烈地表达了他痛失国家的无限悲怆，以及对故国的思念之情。

再看《浪淘沙》一词，上片用倒叙，先写梦醒再写梦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表明自己追忆梦中情事，睡梦里好像忘记自己身为俘虏，似乎还在故国华美的宫殿里，贪恋着片刻的欢娱，可是梦醒以后，更加痛苦。下片“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叹息春归何处，这既指春，也兼指人。詞人长叹水流花落，春去人逝，故国一去难返，无由相见。

这首词深刻地表现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囚徒之悲，透露出李煜作为亡国之君绵绵不尽的故土之思。

我们来看《虞美人》一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苟且偷生的小楼又一次春风吹拂，春花又将怒放。李煜回想起南唐的王朝、李氏的社稷，自己的故国却早已灭亡。诗人身居囚屋，听着春风，望着明月，触景生情，愁绪万千，夜不能寐。全词先问后答问天问人问自己，音调凄楚，怀念的是帝王生活，未了的是朝暮私情，以水喻愁愁思不断，愁思无尽。这是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表现出来的是真实、深切的痛，是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心迹的表露。结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富有感染力和象征性的比喻将抽象的愁思形象化、具体化，更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李煜作为君主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

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的诗词，我们都能看出李煜深厚的文学功底，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艺术特色和写作技巧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且其诗歌感情真挚，语言明净，富有韵味。因此，从学识修养、才气灵性、艺术风格来看，李煜的“诗品”确出于“人品”。

二、道德品格、思想意志与诗品

李煜即位后，他要恢复遗弃千年的井田制，这一举措让百姓们都怨声载道。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大肆修建佛寺，这样一来，不但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把这些账全部强加到百姓身上，不断增加百姓的各种税收，导致百姓对这位君主深恶痛绝。当有人告密宋军在秘密建造上千艘战舰，给李煜出主意说可以暗地里派人放火把战舰给烧了的时候，李煜却害怕惹宋军不高兴，不敢答应这个计谋。

更有甚者，李煜听信了外人的谗言，中了宋朝的离间计，杀死了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得力助手林仁肇，这样一来，朝廷没有了忠诚志士，国家的灭亡也近在眼前。凡此种种，我们都能看出李煜作为君主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

李煜作为君主，明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处在一个江河日下的阶段，但他不理政事，醉心于自己的天地之间。当遇到一点儿挫折的时候，他就选择自我堕落，每天和爱妃缠绵，整天没日没夜地喝酒作诗，一边喝酒一边感伤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没有坚定的思想意志，只是一味地向宋妥协，这样的人格品质实在让人痛恨。

然而，这样纵情酒色的好景不长，公元978年，大宋王朝攻破长江天险，文明繁盛的江南小国便冰消瓦解，李煜也从一国之君沦为了阶下囚，曾经逍遥放纵的帝王生活便画上了句号。因此，即使后来李煜写下了许多追念故国和表达深切故国之思的诗歌，也并不会让人们忘记他在政治上的昏庸无能，更不会就因为几首诗歌便认为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好皇帝。从道德品格和思想意志来看，李煜的“诗品”和“人品”是割裂的，不相匹配的。

笔者认为，在诗歌创作中，“人品”包括学识修养、才气灵性和艺术风格，而这三点在诗歌上所体现出的内容基本上是可以和其“诗品”相匹配的。李煜工于书写，熟谙音律，他的诗词中处处体现着其艺术化的思路和层次结构，加之其丰富的学识，往往具有文采动人而又情味隽永的风格。在这一点上，李煜的“诗品”的确高于“人品”。

“人品”还应包括人的道德品格和思想意志，以这一点看，李煜昏庸无能。他明知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仍贪图享乐，对强敌卑躬屈膝，以此带领国家和百姓一步步走向灭亡，完全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君主需要具备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从这一个层面出发，李煜的“诗品”和“人品”是不相匹配的。

因此，我们不能以狭隘的眼光去看待诗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在考虑两者关系时也不应以某种孤立的角度去看，应该多视角地、辩证地去审视创作者的创作，在此基础上再来评判诗人是否做到了“诗品出于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