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懿琳

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肇始于屈原，女性形象从此有了特殊的象征与寄托。此后出现的越来越多以女性自喻的政治抒情诗，女性的形象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曹植是突出的代表。曹植以女性为题材的诗不但数量多（有十几首），而且质量高，尤其是其人生后期的女性题材作品，因其悲惨的生活境遇，而借思妇、怨妇、佳人等女性形象寄托情怀，“情兼雅怨”，深沉悲切。曹植的诗歌前后分期明显，前期作品不多，有《感婚赋》《出妇赋》《弃妇诗》《妾薄命》等；后期自喻意味越来越明显，有《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浮萍篇》等。

有学者认为，曹植创作的女性题材作品有一个从男性视角到女性视角的明显演变过程，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笔者认为，男性视角是从一而终的，但男性视角在文学上的表现有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从男性旁观视角变为将主体意识融入所创作的女性形象中。表面上看似是女性视角的确立，实则男性作家主体意识注入女性形象而造成女性主体意识崛起的假象。与另一学者认为“曹植笔下的怨妇都是类型化和模式化的，缺少自我个性和独立精神，体现的是男权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诗中女性形象身上是有自我个性和独立精神的，只不过作者主体意识的外化，而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体意识。

一、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形象

在文学父性特征的隐喻下，罗塞蒂认识到男性艺术家对于他们笔下女性客体的面容的“描摹”，经常“并不是根据她们实际上的样子，而是根据他们对她们的梦想”（杨莉馨《阁楼上的疯女人》）创造出来的。男性作家为女性创造出来的形象可以分为“天使”和“怪物”两种基本模式。男性作者梦想创造的理想女性是一位天使，正如诺尔曼·O.布朗关于劳拉/诗歌的评论告诉我们的那样，天使般的女性应具有谦逊、优雅、精致、纯洁、恭敬、驯顺、缄默、禁欲等美德。然而，无论是变成艺术表现的对象，还是一位圣人，她都需要面临对自我的放弃—正是由于这种行为，这种牺牲，她走向了死亡，走向了天国。

罗塞蒂在《神女》这篇怀念亡妻的诗作中这样写道：“在那些停滞的夜晚；那金色的长发在死亡中熠熠生辉。”对于罗塞蒂而言，头发那明亮夺目的色泽使得死去的伊丽莎白似乎既拥有了令人恐惧的物质性，又拥有了强烈的超自然特征，正像是表现了女性怪物般的性能量的比喻。如果我们把罗塞蒂的妻子这样的女性界定为虽然有一定的超凡脱俗性，但又同时不屈不挠地保持了现实特征的形象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把她理解为一位女巫、一个怪物。这类女性身上体现出“反复无常”—也就是说，她那固执的自主性和不被人察觉的主体意识，所代表的正是潜藏在她天使般的谦逊外表之下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这也是判断一个形象是天使和怪物的标准。

屈原的《离骚》中出现的三个女性形象，就是“天使”和“怪物”的结合体：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她们都是天上的女神，是不存在的，是诗人的构建，本身就可以算作“天使”；而三位女神都没有与诗人产生互动，她们的形象塑造基本来源于诗人的“成见”和媒人的评价，这体现了神女主体性的缺失，这是符合“天使”的另一方面。然而，宓妃“虽信美而无礼兮”，娀氏“鸩告余以不好”，这是诗人以男权话语对两位神女进行的评价，之中又体现出女性“怪物”的一面。

不难看出，诗人对两位体现出“怪物”特点的女性是持厌恶态度的，真正让他动心的还是“虞之二姚”，这是纯粹丧失女性主体意识而由男性构建出来的“死亡的天使”形象。以对男性为中心的“妇德”（或礼法）的遵守来作为求女的标准，显然体现出强烈的男性意识。

二、曹植诗中女性形象主体意识的演化

应该注意的是，《离骚》中此时诗人主体意识与文学女性形象的意识是分离的。女性只象征着理想，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对象，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在曹植的诗中，情况有所改变。我们把曹植女性题材的诗笼统分为两类：一是前期纯粹的女性诗歌，二是后期女性自喻的政治抒情诗。虽然在曹植早期的诗中诗人主体意识还未完全融入女性形象，但已初见端倪—这体现为女性形象构造时的所用词语的多重意蕴，如以下几篇赋文：

阳气动兮淑清，百卉郁兮含英。春風起兮萧条，蛰虫出兮悲鸣。顾有怀兮妖娆，用搔首兮屏营，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风飘飘以动缨。

—《感婚赋》

夫何美女之烂妖，红颜晔而流光。卓特出而无匹，呈才好其莫当。性通畅以聪惠，行孊密而妍详。荫高岑以翳日，临绿水之清流。秋风起于中林，离鸟鸣而相求。愁惨惨以增伤悲，予安能乎淹留？

—《静思赋》

名都多妖女，亰洛出少年……

—《名都篇》

曹植常用“妖”字形容女性，如果诗人单纯想形容女子容颜美丽，完全还有更好的选择，比如“淑、美、妍、姝、娉、婷”等不胜枚举，那为何曹植选用“妖”这一意蕴多样的词呢？

“妖”在古代汉语中有艳丽、美好的意思，如陆机“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颜色”（《日出东南隅行》）；但《说文解字》中强调“妖”的贬义，“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即反常的意思，其中有强烈的反叛意味。如果说站在“常”的立场，“妖”可谓“反叛”，那么站在“妖”—反叛者自身的立场，理解为“反抗”似乎更为贴切，这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表现。它与“怪物”所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类似。由此可见，曹植已赋予女性形象一定的主体意识，但诗人和所创造的形象之间仍然是分离的。

再来看曹植后期的政治自喻诗：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眄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美女篇》

揽衣出中闺，逍遥步两楹。闲房何寂寥，绿草被阶庭。空穴自生风，百鸟翩南征。春思安可忘，忧戚与君并。佳人在远遁，妾身单且茕。欢会难再遇，芝兰不重荣。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赍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傥终顾眄恩，永副我中情。

—《杂诗七首》其七

有美一人，被服纤罗。妖姿艳丽，蓊若春华。红颜韠烨，云髻嵯峨。弹琴抚节，为我弦歌。清浊齐均，既亮且和。取乐今日，遑恤其他。

—《闺情诗》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杂诗七首》其四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七哀诗》

《美女篇》中的美女具有美丽容貌和高洁品质，但找不到品德高尚的贤人，因此“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悲哀心境，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杂诗》中的“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以佳人不为世俗所重，比喻作者不得统治者赏识，抱负不能施展。《七哀诗》以孤妾喻后来遭遇“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连化作西南长风，夫君都不接纳她，写出作者连幻想都破灭了。

这类诗都将女性命运与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遭遇，以及对有限生命的悲叹结合在一起，基本实现了诗人主体與女性形象的融合，即诗中的女性就是诗人自己，诗中女性的情感就是诗人自身的情感。这也就是诗中女性主体意识崛起或进一步加强的表达：前期以“妖”形容女性，虽已体现出一丝主体意识，但终究是诗人对女性的描写，情感也是诗人作为旁观者的想象情感，女性形象几乎没有抒情话语，二者分离；后期女性已完全自己说话，是文学形象中女性的真正觉醒。

这两个阶段是一个主体形象不断深化的过程，体现为后期创作中“妖”的形象塑造与女性形象主体话语的并存，如《美女篇》中“美女妖且闲”，《闺情诗》中“有美一人……妖姿艳丽”，在以女性自喻的同时还使用“妖”这个形容词。

三、主体意识强化与时代特征

女性形象主体意识的崛起得益于诗人自身主体意识的强化，并不是真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而是男性主体意识的强化与外化，因此称为女性形象的伪觉醒。由此可见，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觉醒。

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随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伏枥，建安风骨的人生悲哀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曹植在诗中化身女性，“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底下的，是“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七首》其五）。

曹植更明显地体现出了“人的觉醒”这一意识。在男权话语下，诗人远不满足通过自己之口来抒主体意识，偏偏要让那些本不应该有主体意识的女性来开口说话，这无疑是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强化—女性也应该有主体意识，是“人”的进一步发现。女性也应该是人，这也是女性意识崛起漫漫长路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建安诗歌也在曹植身上发生了转折。本来，建安诗歌在表现悲凉的社会人生的背景下，具有一种开朗刚健、积极向上的精神气度，这种精神气度是建立在要求积极改变现实、追求人生价值的自信的基础之上的。当现实中严酷的权力斗争破坏、磨灭了人生信仰和壮志雄心之后，诗歌的格调就随之改变，于是从关注整个社会民生，走向了关注自我之境遇，从忧时伤乱转变为忧时嗟生，主要抒发个体的苦闷忧伤，表现出迷茫无助的精神气度，由此也开启了正始诗歌风气。

从屈原到曹植，女性形象由“天使”向“怪物”转变的同时，也从叙述对象变成了叙述者，这是值得注意的变化。可以说，女性在文本中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虽然其本质仍未脱离男权话语，并不是真正女性意识的崛起，但也是女性意识崛起漫漫长路中不可缺少的一步。我们不应忽略其价值—女性解放并不是在现代“新文化”运动才横空出世的，更不是完全受西方影响而兴起的，中国本土文学也在不断为女性崛起积蓄力量，只不过当时的人没有明确的意识，因此需要后世的学者不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和与世界现代化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