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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领导干部压力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2022-03-04王双丽朱思聪

兵团党校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压力心理健康

王双丽 朱思聪

[摘要]本文以兵团领导干部为调查对象,采用了简易压力应对方式问卷和90项症状清单( SCL-90)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41名领导干部进行了团体测试,并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兵团领导干部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常模心理健康水平相当,女性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要优于男性,但更易出现恐怖和精神病性症状表现,而兵团男性领导干部更易出现敌对和偏执。在南疆工作的领导干部更易出现恐怖心理,50岁以上年龄段的领导干部比40—49岁年龄段更易出现恐怖心理;50.50%的兵团领导干部倾向采用积极的應对方式,女性比男性在应激状态时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不同应对方式(消极、积极)的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具有显著性的差异(P<0.001)。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明显的要好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总体上看,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水平稳定,更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

[关键词]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压力

[中图分类号]D633;C9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1—0052—09

[作者简介]王双丽,女,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心理学;朱思聪,男,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又称应付方式,指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所运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国内有关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肖计划的应对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Q)、解亚宁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20)和90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是最常用的工具[1],研究的数量也呈逐年增多的趋势[2]。近些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领导干部心理健康与压力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均发现领导干部心理健康与压力应对方式密切相关[3-5]。

2020年9月,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谈会提出,新疆各族干部是值得信任、有战斗力的。对他们要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生活上关心、心理上关怀,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稳定新疆干部人才队伍。兵团正处于深化改革提升成效的关键期,各级干部的压力不断攀升,领导干部的心理问题不仅关乎自身的身心健康,更关乎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和效能。但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和压力应对相关研究目前相对较少,所以亟需关注与展开相关研究。本研究通过对兵团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和压力应对方式进行调查分析,为丰富兵团领导干部压力管理和心理健康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价值,以期能为兵团领导干部保持心理健康与提高心理素质提供帮助。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调查依托兵团党委党校这一平台,对象为来自全兵团各师市领导干部,从中随机抽取441人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1)性别:男264人,女119人(11人无效);(2)年龄:<30岁9人,30—39岁125人,40—49岁155人,≥50岁以上61人(44人无效);(3)工作区域:南疆地区工作73人,北疆地区工作306人(15人无效)。工作区域按照南疆、北疆来划分,参照的标准是①南疆区域: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和第十四师 ;②北疆区域: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和第十三师 ;(4)职级情况:科级以下95人,科级106人,处级178人,厅级11人(4人无效)。(见表1)

(二)方法

1.90项症状清单。90项症状清单[6]有90个评定项目,这些项目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9个症状因子。该量表自评的是自己最近一周的心理健康感受,每道题分为五级评分(0—4级),0=“没有”,1=“很轻”,2=“中等”,3=“偏重”,4=“严重”。计算得分,得分越低提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1]。

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7]一共20条目,项目1—12为积极应对维度,项目13—20为消极应对维度,采用四级评分(0—3级),0=“不采取”,1=“偶尔采取”,2=“有时采取”,3=“经常采取”。应对倾向=积极应对标准分(Z分)—消极应对标准分(Z)。现有的研究表明:积极应对评分较高时,心理问题或症状分相应的低;而消极应对评分高时,心理问题或症状分对应的也高,即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8]

3.施测程序。采取网络问卷调查形式,调查者使用统一分配的账号密码登陆网上问卷系统,在网上填写问卷。问卷由调查者基本信息、90项症状清单和简易压力应对方式问卷这几个部分组成,调查对象是来自兵团各个师市团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随机发放症状自评量表441份,回收394份,回收率为89.34%;随机发放简易压力应对方式问卷394份,回收303份,回收率为76.9%。数据处理:先用EXCEL做初步处理,再用SPSS22.0进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1.兵团领导干部SCL-90得分与全国成人常模比较。将兵团领导干部SCL-90得分与全国成人常模(n=1388)[9]进行T检验,其中阳性、阴性项目数、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强迫、焦虑、敌对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兵团领导干部SCL-90得分总体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394位兵团领导干部中(47人无效),64人SCL-90总分≥160分,130人阳性症状(选2及2以上项目的人)。SCL-90总均分(总分÷90)是指总的来看,对自我症状的评估介于“没有”到“严重”的哪一水平。其分数低于1.5分,表明自我感觉没有对应的症状;介于1.5—2.5分之间,表明感觉症状有轻微出现,但出现得并不频繁;介于2.5—3.5 分之间,表明感觉症状出现的程度为轻到中度;介于3.5—4.5 分之间,表明感觉症状发生的程度为中到严重;4.5 分以上,表明感觉症状发生很明显,频度和强度都十分严重。兵团领导干部总检出率(有临床鉴定意义)为7人。(见表3)

总检出率从高到低前三位分别是抑郁、强迫和焦虑,总检出率最低的是恐怖。(见表4)

3.兵团领导干部SCL-90在性别方面的比较。不同性别间SCL-90各项均不符合正态分布(P<0.001),不符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条件,且偏态较为严重,不符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条件,所以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独立样本检验,发现SCL-90总均分、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

4.兵团领导干部SCL-90在工作地域方面的比较。不同工作地域间SCL-90各项虽然满足方差齐性但均不符合正态分布(P<0.001),且偏态较为严重,不符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条件,故用非参数检验进行独立样本检验,发现只有恐怖因子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6)

5.兵团领导干部SCL-90在年龄层面的比较。不同年龄层面的兵团领导干部间SCL-90各项不完全符合方差齐性,如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方差均不相等(P<0.05),除了30岁以下年龄段个别项符合正态分布,其他各个年龄段的各项均不符合正态分布(P<0.001),且偏态较为严重,并且小于30岁年龄段调查样本量较少,不符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条件,从而只能用非参数检验进行独立样本检验,发现只有在恐怖因子上不同的年龄段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只有在40—49年龄段和50岁以上年龄段之间在恐怖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统計学意义。(见表7)

6.兵团领导干部SCL-90在职级方面的比较。不同职级的兵团领导干部SCL-90各项不完全符合方差齐性,如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方差均不相等(P<0.05),除了厅级领导干部中个别项符合正态分布,其他各个职级的各项均不符合正态分布(P<0.001),且偏态较为严重,但厅级领导干部调查样本量较少,不符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条件,所以用非参数检验进行独立样本检验,发现只有在敌对因子上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只有在厅级和科级以下以及处级和科级以下在敌对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8)

(二)兵团领导干部简易应对方式比较

接受调查的303位兵团领导干部应对方式为:①消极应对方式(150人);②积极应对方式(153人)。不同人口学特征应对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9)

将兵团领导干部压力应对方式与性别、工作区域、领导职级、工作性质共五个变量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计算,结果显示应对方式与性别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γ]=0.127)。(见表10)

基于以上相关分析的结果,以性别为自变量、压力应对方式为因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见表11)

不同性别间消极应对方式不符合正态分布(P<0.01),不符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条件,因此采用非参数检验对不同性别的领导干部的消极应对方式进行独立样本检验,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不同性别间积极应对方式均分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用独立样本T检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2)

(三)不同应对方式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差异比较

不同应对方式的兵团领导干部间SCL-90各项既不满足方差齐性也不符合正态分布(P<0.001),且偏态较为严重,不符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条件,因此用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独立样本检验,发现两种应对方式的领导干部在SCL-90各项差异均显著(P<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3)

三、讨论

(一)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通过此次对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的调查发现,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成人平均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与研究者们调查发现我国干部心理素质较好,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较高,有一定优势[3,10]的结论有所不同。说明兵团领导干部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较为稳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但此次调查发现兵团领导干部的阳性症状项目数量、躯体化、强迫、焦虑和精神病性这几个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成人平均水平,人际敏感、敌对因子得分却显著低于全国成人平均水平,说明该群体人际协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要优于普通成人,更为自信与自制,但心理症状易感率高。SCL-90总检出率为1.78%(男1.14% ,女3.36%),整体比例略低于前人的研究[11]。各因子检出率高的前三位是:抑郁2.03%,强迫1.78%,焦虑1.52%。说明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些主观上的身体不适感、强迫化的一些行为、容易出现焦虑担心多疑情绪等。兵团领导干部肩负着巨大的压力,在工作中如果面临处理不当、感到难以处理甚至有时无能为力的情境,容易产生挫败感,打击自信心,感到辜负社会给予的良好预期与信任的心理,从而可能引发内心的负面情绪,当这种负面情绪无处发泄、无法疏导时,就会导致其心境灰暗,忧愁、忧郁甚至会黯然神伤。

这与研究者们调查得出的干部群体因为所承受的压力较大,心理健康状况整体堪忧,抑郁、焦虑、失眠等身心症状普遍存在[12,13]的结论具有一致性,但表现出的具体症状又有所不同。如周爱保等人[14]对甘肃省951名干部的心理健康调查发现其SCL-90量表的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强迫症状这几个因子分均高于全国常模;而王洪春等人对江西省上饶市718名基层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调查发现其SCL-90量表的人际关系敏感、强迫、抑郁、焦虑和精神病性五项因子分均高于常模,敌对和恐怖因子分低于全国常模[11];陈成城对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307名党政干部进行心理健康调查发现SCL-90量表除人际关系敏感,偏执两项因子外,其余七项因子分明显高于全国常模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

分析此次得到上述不同结论的原因,一是因为领导干部身份的特殊性,测试过程中可能存在顾虑或者是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不全面,容易产生戒备心理,导致问卷的数据结果具有一定的“完美倾向”;二是研究者调查的领导干部所在的地区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面对的工作生活环境压力也不同,所以导致可能会出现的心理症状有所不同;三是所使用的常模以及数据处理分析工具方法的差异,也可能会造成数据的偏差。

1.性别差异分析。兵团女性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要优于男性领导干部,这与《心理健康蓝皮书(2017—2018)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调查的“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明显好于男性”结果一致[15]。但是与魏凤江等人针对天津市郊县2822名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得到“男性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女性”[16]这一结论恰好相反,他们所采用的是自编的“天津市公务员健康状况调查表”,与大部分研究中所采用更为通用的SCL-90量表不同,具有地区限制性,二者结论不具有可比性。此外,此次参加调查的兵团领导干部群体里,男女比例接近于7∶3,后续可严格控制男女1∶1的比例,进一步研究看兵团领导干部存在哪些心理健康性别差异。

就具体症状而言,兵团男性领导干部更易出现敌对和偏执,而女性领导干部更易出现恐怖和精神病性症状表现。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男性领导干部长期处行政化体制机制环境中,更容易形成思维上的投射、敌对、猜疑、关系妄想等状况,这也是当前我们关注兵团领导干部群体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女性领导干部的生理与心理构造决定了她们想法多变,比较敏感细腻,如对工作自我比较追求完美,害怕身体健康出现严重问题等,特别是在高压的工作任务下,更容易引發家庭、情感等问题。所以女性领导干部比男性领导干部更易出现恐怖和精神病性症状表现。

2.工作地域差异分析。本调查发现,兵团领导干部只有在恐怖这一因子上存在明显的工作地域差异。由于新疆特殊的区情和地理位置,南北疆地区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作为反分裂、反渗透的最前沿阵地,南疆是否稳定、良性、有序发展已成为关乎新疆民族关系走向、民族团结进步、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等的重大问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重视与关注。加强兵团在南疆发展不断提升兵团维稳戍边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兵团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高期望与历史使命面前,在南疆工作的兵团领导干部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多重繁复的工作任务和压力等,所以这些原因可能使得在南疆工作的领导干部比在北疆工作的领导干部更易出现恐怖心理。

3.年龄和职级差异分析。50岁以上年龄段的兵团领导干部比40—49岁年龄段的更易感到恐怖。这可能是因为50岁以上年龄段的兵团领导干部工作年限较长,大部分都开始受到自身身体因素和精力的限制,自信心减弱,倦怠感增强,对别人的信任感也降低,加之又临近退休,更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害怕自己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等。

不同职级的兵团领导干部在敌对因子存在明显差异,科级以下比处级和厅级更容易产生敌对心理,他们的敌对心理具体表现在可能更容易产生厌烦心理、与人争论、摔物,直至争斗和不可抑制的冲动暴发等各个方面。这与王洪春等人的研究发现基层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水平较低,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比低级别的干部心理更健康[11]的结论一致。这说明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更为严峻与挑战性,心理不适易感性更高。同时也说明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心理素质更好,心理调节能力和对消极情绪的化解能力比基层干部要高。

(二)兵团领导干部压力应对方式分析

在应激状态时,50.50%的兵团领导干部倾向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除了性别外,兵团领导干部的应对方式在年龄、工作地域和领导职级上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7]。性别与应对方式倾向存在正相关关系,兵团的女性领导干部比男性领导干部在应激状态时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尤其对于男性领导干部而言,主观上感觉心理不适时向他人求助可能会感觉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现,所以遇到困境时更多的选择压抑、沉默、幻想、消极躲避、在他人面前掩饰等消极的应对方式,借酒、借烟消愁,主动减少社交频率等,以一种“隐忍”的态度来对待,而不是采取心理疏导或求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而女性在心理不适时,会更加倾向于积极主动地寻求帮助,进行心理调适与疏导。

(三)不同应对方式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差异分析

调查发现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更好。可见,压力应对方式与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关系十分密切,采取消极还是积极的应对方式会对心理健康造成直接的影响。在遇到应激事件时,兵团领导干部如果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不良影响,同时还能够使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如果总是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会使兵团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降低。

四、结论与建议

此次调查表明,兵团领导干部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较为稳定,与全国心理健康平均水平相当,心理异常检查率在可控正常范围内,抑郁检出率较高,人际协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要优于普通成人,但心理症状的出现频率要高于普通成人,尤其是一些主观上的身体不适感、强迫化的一些行为、焦虑担心多疑情绪等。女性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要优于男性领导干部,但更易出现恐怖和精神病性症状,男性领导干部则更易出现敌对和偏执。在南疆比在北疆工作的、50岁以上比40—49岁年龄段的兵团领导干部更易出现恐怖心理,科级以下比厅级和处级领导干部更易出现敌对心理。兵团领导干部在应对方式上更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女性领导干部比男性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对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力度,要正视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兵团领导干部心理素质整体不错,但我们也不能回避和忽视存在的一些心理不适问题。第二,强化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实训,应该建立一支专门针对领导干部心理培训的队伍,并加大对心理健康培训设施的投入力度,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线上线下开展干部日常心理健康教育,为干部的高效、廉洁做出积极的努力。第三,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把心理素质评估作为选拔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建立健全兵团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档案管理制度,将心理测试加入选拔领导干部的考试内容中,把对干部心理素质的考察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落实和完善体检制度,探索将干部心理健康测评列为常规健康体检项目,定期进行检查测评。做好在重点时期、重点领导干部的心理保障工作,保障组织成员心理健康或者组织机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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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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