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人民”概念指的就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既有初级的娱乐需求，又有审美、沉思等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新时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需求的内部矛盾以及社会发展目标的复杂性使得文学“人民性”表现形态更加复杂。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形式的审美感悟，一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悲剧经验的沉思。

关键词：人民性;娱乐需求;提高需求;悲剧经验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三种形态研究”（2019BWX025）研究成果。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人民性”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均有重要的位置。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只要是关注社会启蒙和社会变革的文学批评理论，都会有“人民性”的价值维度。“人民性”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位置，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然而，普泛化的“人民性”概念缺乏阐释的有效性。与其他文学批评概念一样，“人民性”只有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才能彰显其理论价值。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文学的“人民性”相应地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与世推移的“人民”概念

从批评理论的层面上总结“人民性”的具体内涵，首先要厘清这种理论关注的社会群体。对劳动者充满同情，关注“人民”的需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反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始终站在朴素的底层民众立场上。他们一方面对“玛丽花”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对济金根、鲁道夫这样的上层社会中的“伪英雄”嗤之以鼻。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是否能够促进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的发展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而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发展则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评价文艺作品，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注重文艺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尽管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划分为“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但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情怀在“科学阶段”的著作（如《资本论》）中仍然存在，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背景。对工人阶级生存状态的关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未缺席。

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辨析对于我们理解“人民”概念也有启发意义。在“无产者”这个群体中，存在“流氓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之分。流氓无产阶级“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具有拉察罗尼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1]。在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他们对“流氓无产阶级”有时缺乏清醒的认识，比如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中就是这样，当时的法国工人竟然把别动队误认为是自己人。在“工人”这一群体中，有高级技工和“工厂工人”之分。除了“实际操作工作機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外，还有部分拥有技术、手艺的高级技工，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虽然和工厂工人在一起工作，但却不属于工厂工人[2]。马克思、恩格斯最为关注的是那些缺乏技术、但又特别愿意通过辛勤的劳动来谋生的工厂工人。这些工人淳朴、善良，一旦成为革命者，其斗争意志最为坚决，革命观念最为先进。这些人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人阶级”概念的具体所指。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概念也有具体所指，而且“人民”的具体内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变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3]855但文艺的立场必须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不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由此可见，“人民”的核心还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4]这段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人民”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动。

目前，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西方，学者们把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当下历史阶段称为“后工业”时代。在中国，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发展迅猛，进而对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较大改善。经常被提及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惠及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如果说在抗战与革命时期，乃至于在巩固革命成果的时期，“人民”概念的含义可以通过政治立场加以界定的话，那么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当人民群众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远远超出对抽象社会问题的关注时，我们需要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理解“人民”的含义，“人民”指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5]这就是新时代“人民”概念的内涵。既然“人民”是指“一个一个具体的人”，那么生活中的普通人将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道德、文化素养都处于中等水平，不同于社会中的“精英”群体，他们过着普通的日常生活，关注的也是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

二、人民的娱乐需求与“提高”需求

文学的“人民性”与人民的需求密切相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了两种文化产品：“普及的东西”和“高级的作品”[3]861。这就间接地把人民的文化需求分为两类：初级的文化需求与提高的需求。对于20世纪40年代许多“不识字”或者仅仅处于“识字”阶段的工农兵而言，初级的文化需求主要表现文化启蒙的需求和加强革命信念的需求。文化一旦普及，提高的需求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在革命年代，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都能统一到具体而又明确的革命目标下。而在“奔小康”阶段，义务教育早已普及，“普通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会使“人民”的文化需求更加多样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需求，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也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在网络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初级的文化需求主要表现为娱乐需求。网络文学就是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一种文学形态。虽然网络文学的形态多种多样，但能够娱乐大众的网络文学受众最多，当为网络文学的典型形态。文学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得这种网络文学的产業规模越来越大，卷入其中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88亿。”“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4.06亿。”[6]绝大多数网络文学用户阅读都是为了娱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绝大多网络文学的阅读者都是那些生活得不太如意的年轻人。

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反映大众的娱乐需求对对文学生产的强大推动作用。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大众的“娱乐”需求呢？虽然我们在网络之外的批评媒介上很少看到公然指责大众审美趣味的言论，但是通过对艺术创作者的批判和干预，主流媒介对大众趣味的焦虑已经显而易见。前些年，批评界曾批判艺术作品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内新的斗争态势。历史虚无主义当然要不得，但是将其归结为意识形态斗争确实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也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对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在海量的信息让人们目不暇接的时候，很多文化产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出位只不过是为了博取大众的关注，说到底就是一种营销手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文化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考虑大众的娱乐需求，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以偏重于娱乐的文化产品在市场上都有不错的表现，而很多偏重于理性思考的文化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冯小刚的《一九四二》的票房远不如他的一些贺岁片就是明证。娱乐节省心力，沉思消耗心力，所以喜欢娱乐、躲避沉思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人的自然选择。其实，我们也不必视大众的娱乐需求为洪水猛兽。让人开怀的娱乐可以让人们的神经和肌肉放松，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是人们空闲时的生活方式之一。即便是让人耽于幻想的娱乐也不是那么可怕。大多数人是能够清醒地区分幻想与现实的，并且能够理性地控制自己的幻想。被幻想控制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以纸媒为主要载体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让少数人迷失在想象性的艺术世界之中。当问题出现的时候，评论者把矛头指向文学作品并不理智。问题的关键不是文学作品，而是那些被幻想控制的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偏差。

批评界可以指责网络作家一味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但是这种批评只能在小范围内回响，无法影响普通的网络文学阅读者。在历史上，文学曾经是寓教于乐的典范。但是，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文学的价值传播功能不断地被其他媒介取代，文学阅读逐渐转变为纯粹的内心体验，网络文学阅读更是变成纯粹的“白日梦”。回顾20世纪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我们就知道文学的价值传播功能在那时就已经开始弱化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就已经成为一种“小众”文化，90年代末期文学期刊的困境就能证明这一点。当时一些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个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当中出现的“精神平庸”现象，比如不重视内容只关注形式、技巧的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作家的平静冷漠的叙述态度”以及“以嘲讽亵渎为特色的小说和诗歌”等[7]。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变革，而不是创作者的个人选择。即便是当时推崇“人文精神”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能成为旷野上的孤独呐喊，无法改变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总体角色。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也有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比如王蒙就提出：“人文精神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人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需求。”[8]普通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动力来自他们的心理需求，而他们的现实处境则是形成这种心理需求的根源。一味指责读者“品位低下”而不去思考如何改变他们的现实处境也有违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立场。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虽然有批评家以“少数人”自居，贬低“大众”，但这种批评立场最后都遭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批判。20多年过去了，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因躲避崇高遭受指责的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已经成为少数“精英”阅读的文学作品。就网络文学创作者来说，他们只需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不可能自觉地承担如此沉重的社会责任。

人民的文化需求是我们判定文学人民性的基础，但并不是说凡是人民喜欢的文化产品都具有人民性。有学者指出：“文学艺术需要满足多数人的需求，但应有审美的底线，过分迎合和迁就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9]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受众越多的文化产品就越具有“人民性”，那么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庸俗化了。当然，如果我们固执地认为，文化娱乐活动根本就不是“人民”的文化活动，那么我们也是在罔顾事实。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使得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深入到千家万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该承认娱乐是“人民”的正常需求。认可人民的娱乐需求，娱乐性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到承认。如何把握文学娱乐性的“度”呢？笔者以为，只要作品表现的是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幻想，又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就有一定的“人民性”。

其实，人民不仅有娱乐需求，同样也有“提高”的需求。只是说，娱乐需求表现得更加直观，而“提高”的需求表现得更加隐蔽。娱乐、求知、审美、沉思是文化需求的不同层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在不同的接受情境中，个人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需求。当然，从总体上看，每个人的文化需求的构成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会有较多的求知、审美、沉思需求，而有的人可能有较多的娱乐需求。娱乐是初级的文化需求，而求知、审美、沉思则属于“提高”的需求。“提高”的需求有时候是主动的选择，有时候则是被动的卷入。生活经常会借助于一些特殊的情境引导我们进入求知、审美状态，或者逼迫我们进入沉思的状态，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会遭遇这种情境。

人民的娱乐需求与“提高”需求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即便是沉迷于娱乐活动的接受者在很多时候也没有完全丧失思考能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表达的观点有点危言耸听，实际上他们只是提醒我们，当娱乐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时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培育人们的思考能力。在接受娱乐性文化产品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接受者并不甘于成为一个被动的、顺从的接受者，并不满足于放松神经和肌肉。他们的心理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我们可以在潜意识的驱使下或者进行天马行空的幻想，或者沉湎于缠绵悱恻的感伤，也会有赞同、反对、辩论的交流活动。在人民的娱乐需求中，我们有时也能感受到人民对幸福和成功的渴望，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留恋。正如葛兰西所说：“每个人都在发展某种智力活动，是‘哲学家’、艺术家、具有一定兴趣的人，各有一定的世界观，从而对拥护或变更世界观，即是唤起新的思想方式，起着一定的作用。”[10]但是，普通接受者对作品的看法只能停留在模糊的感觉的层面上，无法对这些感觉进行理性的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种现实情形中应运而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尊重人民对成功、幸福、感动的向往，同时也会努力地阐释一个道理：为了得到更多的幸福和成功，让生活更加美好，人民需要通过冷静的思考形成坚定的行动意志，通过实际的行动来实现生活理想。

三、“人民性”的新特征

“人民”的内涵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人民的文化需求更加丰富多样，文学的“人民性”的具体表现自然也会有新的特点。当中国人民尚未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时，文学的“人民性”扎根于工农兵的文化需求，跟无产阶级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当中国人民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之时，文学的“人民性”扎根于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跟社会主义敌人的斗争仍然是文学的“人民性”的重要体现。当中国人民投入社会经济发展之时，文学的“人民性”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人民性”的重要体现。当中国人民充满自信地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则要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持续发展应该成为“人民性”的重要体现。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的表现形态更加复杂，其复杂性超越了之前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

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的表现形态之所以更加复杂，首先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成果更加关注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在单纯的温饱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其次是因为人民的文化需求本身就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娱乐需求与“提高”需求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直观的：娱乐需求主要体现在身体层面上，而审美、求知、沉思等“提高”需求则主要表现在精神層面上。一些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了人民的娱乐需求，而不能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再次，相对于之前的社会目标，社会和谐、健康、持续发展的目标更加宏伟、复杂。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文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有新的转变。在之前的各个历史阶段，文学去“配合”社会发展往往是“人民性”的重要体现。而在新时代，文学所承载的精神生活的质量，就是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就是“人民性”的体现，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助力。

侧重于娱乐的文学遵循的是文化市场的发展规律，侧重于形式探索和深度感悟的文学已经成为少数人的文学。在传播媒介繁多的今天，文学早已不是讨论公共话题的主要阵地，甚至连次要阵地都算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沿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关于文学“人民性”的话语模式，就不合时宜了。

我们可以把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表现形态分为两种：文学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只是“人民性”的初级表现形态，而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的高级表现形态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文学形式的审美感悟，这显现了个体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另一个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悲剧经验的沉思，这显现了个体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能力。这两个方面最能体现文学所承载的精神生活的质量。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学形式问题的探讨并未展开，那只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文学形式积极的政治意蕴并未凸显出来。到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学形式积极的政治功能就已经作了较多的探讨。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之后，文学形式的积极政治功能也越来越直观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当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步入小康之后，如果能够把对物质生活的过多欲求转化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社会无疑会变得更加和谐、稳定。而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中，纯粹的审美比单纯的道德训诫要有效得多。席勒之所以提出“让美走在自由的前面”[11]，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自由的审美游戏比刻板的道德训诫更容易被人接受。在当今娱乐文化流行的背景下，试图通过道德训诫的方式去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在各种各样的审美活动中，对文学形式的审美最接近理想的审美状态，最能涤除各种功利性的侵扰，因而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质量的标志之一。

文艺作品对悲剧经验的深刻表现和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中悲剧经验的关注同样能够显现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的特点。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社会和谐、健康、持续发展，只有严肃对待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瑕疵，才实现这一目标。悲剧性经验是人民生活中各种困境的反映，反映这种困境的作品具有最为深刻的“人民性”。比如方方《奔跑的火光》，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位名叫英芝的农村青年妇女的家庭悲剧。英芝的家庭只是冲动之后无奈的选择，暴力经常是她和丈夫的家庭之间进行交流的方式，所谓的温情也总是掺杂着情欲的冲动。最后在丈夫的言语威胁之下，她一时冲动，烧死了丈夫，最终自己被判死刑。尽可能全面地揭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悲剧的根源，引起社会的重视，正是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的具体表现。即便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悲剧意识的介入也更能引导接受者进行思考。当下，有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故意消解作品中本该有的悲剧因素，一味强化文艺作品的娱乐性，强化人物形象身上的传奇色彩，而作为失败者的人物形象身上可能蕴含的理想价值则被抹杀殆尽。对此，反方向的批评阐释才能彰显人民立场。人民群众可能喜欢“消费”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但他们更加倾向于“认同”贴近他们现实生活的理想人物形象。这种理想人物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他们身处困境之中仍然有着普通人的那种善良。那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经历尽管可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但实际上，这种人物的成功与他们在道德上付出的代价经常是成正比的，只有那些具有施虐狂或受虐狂倾向的人才会把这种人认同为理想的人物形象，普通人只是把他们作为消费对象而已。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揭示这一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6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5.

[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2）.

[6]中国网信网.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8-08-20].http：//www.cac.gov.cn/2018-08/20/c_1123296882.htm.

[7]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J].上海文学，1993（6）：63-71.

[8]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J].东方，1994（5）：46-100.

[9]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J].文学评论，2013（5）：5-9.

[10]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2.

[11]席勒.席勒散文选[M].张玉能，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156.

作者简介：王天保，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