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文轩

一、引言

当前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为应对我国外贸外资面临着的复杂严峻局势，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关于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六稳”工作和落实“六保”任务，党中央、国务院不断给予重点外资企业以金融支持。同时，在加大重点外资项目支持服务力度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以确保我国外资外贸结构不断走向升级。而由于FDI（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区的经济、社会等发展状况往往不同，不同来源地FDI在东道国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寻求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今天，不同来源地FDI对东道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

江苏是我国东部的外向型经济强省，其实际使用FDI的规模自2003年以来持续保持全国第一。因而本文选取江苏为例来探究FDI和江苏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同时，本文就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对策建议，这对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研究

随着近年来全球贸易的发展，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Lall、关志雄、Hansmann等人，他们都比较正式地提出了一些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概念与测算方法。如Lall（2000）综合考虑不同产品生产的要素投入、技术活动等方面的差异，且对应于出口产品的SITC Rev.2（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三位数分类代码将239种产品按照技术构成分成5类：初级产品（PP）、资源性产品（RB）、低技术制成品（LT）、中等技术制成品（MT）和高技术制成品（HT）。这种分类客观地反映出了一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因而很多学者借鉴了这一方法。如魏浩、毛日昇和张二震（2005）在对制成品按技术结构进行详细分类的基础上，通过测度贸易结构变化指数和收益指数来反映我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变化趋势。与之类似，丛海彬（2012）则通过参照Lall的分类方法，考察了浙江省1999-2010年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及其变化。徐洁香、宋国豪（2019）采用COMTRADE数据库260种产品2002-2015年的贸易数据，测算了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将之与Lall(2000)的技术水平分类方法进行了对比研究，并且重新定义了“高技术产品”，以此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

（二）关于FDI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影响的研究

在这个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是在构建能反映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相关指标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实证方法探究FDI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如Lall（1999）根据技术含量的不同，将印度的出口工业制成品分成了四个等级，然后从FDI、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等视角分析印度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变动的原因，分析结果发现FDI对印度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升级和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顾国达，俞开江（2008）运用截面时间序列模型得出结论：FDI促进了浙江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优化，FDI对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业出口商品的促进效应最大，这就说明FDI促进了浙江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张如庆（2012）通过我国2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FDI对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对我国制成品出口结构的优化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这种促进的程度甚至比制造业FDI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促进作用大。何光辉，林筱文（2020）通过协整分析法，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FDI对福建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并且得出了FDI有效地促进了福建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的结论。

由于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F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而，还有不少学者通过探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来研究FDI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一般情况下FDI进入东道国之后会不同程度地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的溢出。对于技术溢出，东道国的企业通过学习、模仿等方式增强了企业的技术水平的同时也提升了产品的技术水平，进而使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从国家层面来看，FDI也促进了产品的技术水平的上升、优化了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例如Richard Caves（1974）开创了利用FDI的技术外溢研究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先河，他认为FDI的技术溢出对东道国当地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道国当地企业由于外资企业的进驻感觉到竞争加剧，进而通过学习和模仿等方式，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技术水平，进而带动了东道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优化。Kokko（1992）认为，虽然技术溢出效应是一种非自愿的扩散，但是确实促进了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带动了东道国产品技术结构升级从而优化了贸易结构。Wang，Blomstorm等（1992）认为FDI的溢出效应是影响东道国贸易结构的关键因素。并且，技术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的增函数，即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企业通过溢出效应所获得的技术也越多，进而FDI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促进作用也就最大。

由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学者们主要考虑FDI的整体对一国（或地区）的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影响的情况。而不同来源地的经济或技术水平往往存在差异，FDI给东道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就会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关注不同来源地FDI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各省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很大差别，研究某一具体省份范围内不同来源地FDI对该地区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不同来源地FDI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一个经济体出口的商品往往是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这种比较优势通常是由各经济体的资源禀赋情况决定的。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是反映资源禀赋的一个方面，因而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的变化反映出的就是资源禀赋的变化情况。FDI通过技术溢出给东道国带来了技术进步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使得东道国的相应产业获得了技术水平的提升，因而技术水平方面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得东道国的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也上升了。因而，东道国出口商品技术水平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基于FDI的溢出效应的作用。

而FDI的溢出效应往往是各个投资国非自愿的外部性行为，且溢出效应的产生并不是必然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那么，FDI对东道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程度也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一般说来，由于各FDI来源地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动机、产业投向、跨国公司自身实力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FDI的溢出效应的效果就会不同。例如就投资动机而言，由于有些跨国公司国内的劳动力成本过高，其投资动机可能更多地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投资的产业也更多地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出产品后再将产品进口到国内。这种情况下，东道国从各个溢出渠道上获得技术的提升空间就十分有限，因而这部分FDI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也就相对有限。

总而言之，FDI的溢出效应使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进而使东道国的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发生了变化。而由于不同来源地的不同背景，相应的FDI溢出效应效果就会不同，因而不同来源地FDI对东道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也就有了差异。

四、江苏FDI来源地结构和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发展现状

（一）江苏FDI来源地结构现状

近年来，江苏凭借东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FDI的吸收总量总体一直保持上升趋势，2020年江苏实际利用外资283.8亿美元，同比增长8.6%，占全国比重16.3%，规模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在FDI的来源地结构方面，截至2019年，共有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在江苏进行投资。江苏吸引的FDI主要来自港澳台、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家或地区，2019年来自这些国家的FDI占全年实际使用FDI的8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港澳台地区与江苏交流密切，这三个地区一直是江苏FDI的主要来源地。来自这三个地区的FDI总量和比例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21.38亿美元上升到了2019年的161.25亿美元。鉴于该组地区的特殊地位和FDI的绝对量，因而将该组地区作为第一组来源地的考察对象。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后，经过模仿和创新获得经济腾飞的亚洲后发国家的代表，该地区对江苏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选取这三个地区作为第二组来源地的考察对象。来自该组地区的FDI在总量和比例上不及港澳台地区，但总量也在小幅波动中上升。英国、德国、法国和荷兰是欧盟发达国家的代表，具有先进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企业。来自该组地区的先进制造业跨国公司（如西门子、飞利浦、道达尔等）为江苏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内外部环境，因而将这组地区作为第三组考察的来源地。来自这四个国家的FDI平均占江苏的欧洲FDI的65%以上，但是该组地区的FDI在数量上和比重上都相对较少。美国和加拿大是北美发达国家的代表，近年来，来自两国的世界500强高科技企业（如福特、摩托罗拉、麦格纳等）纷纷落户江苏，为江苏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因而作为考察的第四组来源地。来自该地区的FDI数量和占比也不是很高。

图3清楚地展现了2019年江苏以港澳台为主体的FDI来源地结构。可以看出，以上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来源地的FDI占据了当年全部FDI的83.2%。其中，占据主体的港澳台地区的FDI占比达到了61.7%，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FDI占比13.9%，而来自欧美地区的FDI占比则相对最少，只有3%-4%左右。

（二）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发展现状

1.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划分及说明。由于著名学者Lall（2000）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划分方法（见表1）是基于SITC分类法的，而《江苏统计年鉴》中对“进出口商品细分类总额”的统计也采用了SITC分类法，归类方法和数据的统计口径与之基本一致。因而，本文以Lall（2000）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划分方法为依据，建立了商品技术结构的划分体系。

表1 Lall（2000）出口商品技术分类

按照Lall的划分方法，本文进一步地将出口商品分为低技术出口商品（包括上表中的“初级产品”、“资源性产品”以及“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出口商品（即上表中的“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出口商品（即上表中的“高技术制成品”）三类（分类结果见表2）。在此分类的基础上，将《江苏统计年鉴》中“进出口商品细分类总额”中列明的货物对应地归类到上表最后一列，经过汇总，计算出江苏三个技术层次的历年的出口额。

表2 出口商品技术分类

由于《江苏统计年鉴》从2000年才开始利用SITC法对出口商品进行统计，因而本文对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考察的区间为2000-2019年。

经过将商品按照以上方法进行归类并进行计算和整理，得到江苏出口贸易不同技术等级的商品的出口比重如图4所示：

从各技术等级的出口商品的占比来看，近年来江苏出口贸易商品的技术结构由以中低级技术出口品为主导变成了以中高级技术出口品为主导的结构形态。如图4所示，江苏出口商品中低技术出口商品的比例从2000年起一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45.4%下降到了2019年的25.3%；中技术出口品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只有小幅的增长，基本保持在23%左右；高技术出口品的比例变化幅度较大，从2000的32.9%增长到了2006年的57.0%，虽然之后有小幅下降，但基本保持在50%左右，在出口技术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2.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的测度。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发展现状，本文基于熵值法构建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来考察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变迁情况。

熵（Entropy）原为统计物理和热力学中表征系统无序性的物理量，它表示不能用来做功的热能的变化量除以温度所得的商。1980年，著名学者申农(C·E·Shannon)首先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了信息论中，后被系统科学借用后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现在已在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中计算综合指标对系统进行评价时得到应用。具体的测算步骤如下：

X是由2000-2019年20个年份的样本与3个评价指标组成的样本矩阵。其中，三个指标x1、x2和x3分别是低技术出口商品（LT）、中等技术商品（MT）和高技术出口商品（HT）的出口额占各年度出口总额的比重组成的列向量。xij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的值。由于各指标的量纲不同，因而需要对各指标的数值利用正向或负向指标处理方法进行标准化。公式为：

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越好）：

负向指标（指标值越小越好）：

标准化后的结果见表3：

表3 熵值法计算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的原始数据及标准化后的数据

第二步，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年的权重pij。

计算公式为：

即表3中的结果。

第三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Hj。

计算公式为：

表4 各指标的熵值

第四步，计算指标j的权重wj。

第五步，计算每年的综合评分指标。

即利用公式

计算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即表5中的最后一列数据。

表5 各指标第i年的权重及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

2010 0.058952 0.046052 0.059188 0.055072 2011 0.055811 0.068277 0.051477 0.058135 2012 0.054339 0.071185 0.049480 0.057826 2013 0.053502 0.075401 0.047791 0.058244 2014 0.053464 0.080748 0.046604 0.059462 2015 0.054761 0.078816 0.048229 0.059881 2016 0.052989 0.080872 0.046135 0.059173 2017 0.055292 0.081793 0.048082 0.060928 2018 0.055788 0.087141 0.047392 0.062502 2019 0.054866 0.092426 0.045396 0.063113 j指标的权重wj 0.345721 0.307109 0.347170 —

基于以上技术结构的划分方法和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的测算，从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江苏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也在逐渐优化。具体地，从图5中所描绘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的变动趋势来看，曲线总体上呈平稳的上升趋势，这说明江苏出口技术结构在逐年优化。虽然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在2009年出现了短暂的下跌，但是在此之后又恢复了平稳增长，这种短暂的下跌这可能是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外向型经济的冲击造成的。

因而，从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和各技术等级的出口商品的占比所展现的情况来看，江苏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总体呈现的是逐渐优化的趋势。

五、不同来源地FDI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及说明

灰色关联理论是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首先提出的。该理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它是对系统发展变化态势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其实质是以计算灰色关联度为基础，对反映因素变化的资料序列进行几何关系比较，目的是分析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及要素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其优点是该方法能够克服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要求大样本的局限性，因而是一种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方法。

由于考察江苏不同来源地FDI的情况和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数据的时间跨度有限，因而本文选择这一方法来考察不同来源地FDI对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这样可以使本文在利用有限的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清晰地探究出不同来源地FDI和江苏出口技术结构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现状分析中的四个来源地的FDI作为子因素序列，将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作为母因素序列，组成灰色系统。通过计算四个不同来源地FDI和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来对不同来源地FDI对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进行考察。

（二）实证过程

1.确定分析序列。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母因素序列（又称参考序列），以及影响系统行为的子因素序列（又称比较序列）。在这里，母因素序列为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记为子因素序列为江苏历年来自不同来源地的FDI，记为（香港、澳门和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美国和加拿大），即

2.数据标准化。由于母因素序列和子因素序列数据的量纲不同，因而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采用初值法对各序列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即通过

对各序列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后得到相应的母因素序列和子因素序列。

4.计算灰色关联度系数。将以上步骤的结果带入关联度系数公式即可得出灰色关联度系数及灰色关联度系数序列，本文按照通常的做法取。灰色关联度系数公式为：

5.计算灰色关联度并排序。本文采用算数平均法计算灰色关联度，即将计算得到的各灰色关联系数序列代入到公式：可得到不同来源地FDI和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R）之间的灰色关联度：

（三）实证结果

由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1.从灰色关联度的排序中可以看出，来自北美发达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FDI和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的关联度最大，达到了0.920985。这说明在这四组地区中，虽然来自该组地区的FDI占比最少，但其对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优化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很好地促进了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2.来自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FDI的灰色关联度达到了0.894695，也相对较大，这说明该组地区的FDI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优化，只是在促进程度上较上组的FDI略小一些。

3.来自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和荷兰的FDI占比也相对较少，但其和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灰色关联度，只是在数值上比前两组略小一些。因而可以看出来自该地区的FDI也较好地促进了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优化。

4.相比之下，来自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FDI虽然在总额和占比上都最大，但其灰色关联度在这四组中却是最小的。这也反映出这部分FDI对江苏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是最小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总体来看，对技术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最强的是来自欧美地区的FDI，其次是来自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FDI，促进作用最弱的是来自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FDI。这可能和不同来源地的FDI在江苏不同的投资结构或跨国公司本身的技术水平等因素有关。跨国公司到东道国投资的最初目的大多是利用东道国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再把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进口到国内或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由于跨国公司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跨国公司所投资的产业、跨国公司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等因素存在差异，这也就相应地会使FDI给东道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了差异。

从实际情况来看，江苏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跨国公司虽然投资的项目多、FDI数量多，但投资目的更多地是利用江苏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资源或自然资源来节省成本，产业投向也基本集中在电子产品或服装的制造、资源性产品开发、娱乐业等方面，如由台湾鸿海集团投资22亿美元建成的富士康科技城、明基集团投资5亿美元建设的达方电子新生产基地、宏盛皮具集团投资1.3亿美元建设的亚洲最大的箱包生产基地、以及台泥水泥、奇美化工，香港佑威、圣欧、世界天虹等。由于这些产业相比之下大多技术含量不高，因而给江苏带来的溢出效应相对有限。而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虽然最初的投资的目的也是利用江苏的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本，但由于其往往具有相对更高的技术水平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同时产业投向也相对集中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装备制造业、高技术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等方面，并且以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项目居多，如美国福特、摩托罗拉、卡特彼特、嘉吉、阿尔文、美驰，加拿大麦格纳、英国BP、帝国化学，法国道达尔、罗地亚，德国西门子、拜耳、巴斯夫，荷兰壳牌、飞利浦，日本夏普、伊藤忠、日立、三菱，韩国LG、三星等。这些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500强公司不仅投资的项目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其本身也具有更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因而带来的溢出效应的程度会更大一些，对江苏出口商品技术含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也更胜一筹，这也和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六、政策建议

（一）继续加大利用FDI的规模，不断促进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优化

投资和出口贸易都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要想使江苏的外向型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继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升级投资环境，合理制定引资和利用计划，扩大利用FDI的规模，保持FDI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通过继续加大利用FDI的规模为江苏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更高效率地促进江苏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优化，从而推动江苏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调整FDI来源地区结构，强化吸引优质FDI的能力

当前江苏外资最主要的来源地为港澳台，且鉴于来自该地区的FDI对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作用相比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FDI小，这就要求今后应适时地优化现阶段的FDI来源地结构。把以港澳台为主的FDI来源结构转向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具有先进制造业的发达国家，吸引更多的优质FDI为江苏带来更多的技术溢出。更多先进外资制造企业的进驻，必将给江苏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为江苏的制造业的优化和升级带来动力，进而促进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推动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三）协调FDI的产业投向，增强获取外资溢出效应的能力

产业结构是外贸结构的坚实基础。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应对制造业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进行进一步优化布局，合理地使外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通过外资的溢出效应使高技术型制造业能够得到跨越式发展，为江苏的出口贸易赢得坚实的产业基础；同时由于外资的溢出效应的非自愿性，为保证能够得到更多的溢出效应带来的技术提升，我们应当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强化外资的溢出效应，如鼓励外资将更多的高端制造环节和研发环节转移到江苏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交流和合作、鼓励外资与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等进行联合人才培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