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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治本计划》的拟定和实施
——以20 世纪30—40 年代为中心的考察

2022-03-01丁高杰

新乡学院学报 2022年5期
关键词:治本永定河委会

丁高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华北诸水,永定为大,而为祸亦最烈”[1]44。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治理水灾频发的永定河,华北水利委员会拟定了《永定河治本计划》。 目前,学界主要针对《永定河治本计划》的内容开展研究①,对该计划的形成过程以及实施情况的研究相对不足。 因此,笔者拟以档案资料和当时的官方刊物为依托,对《永定河治本计划》的形成过程及实施情况进行考察,以弥补先行研究之不足。

一、《永定河治本计划》的缘起

永定河,原名无定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流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省(市),全长680千米, 流域面积共计4.7万平方千米, 是北京市的母亲河。 在历史上,永定河以善徙、善决闻名。 据统计,从1115年至1949年的835年间,永定河决口、漫溢146次,改道10次, 平均每5年就发生一次水灾。 其中,1626年、1668年、1801年以及1890年发生的水灾,更是殃及北京城[2]。 元、明、清三朝均定都北京,因而统治者对永定河的治理都十分重视,然而,由于当时治标不治本,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1917年7月,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 “中外商民怵于后患,乃逼政府设立顺直水利委员会,以谋根本救治之方”。 次年3月,顺直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顺直水委会”)在天津成立,由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担任会长。 “于是华北水利始有地形测量,水文观测”[1]45。1924年夏,永定河右岸再次决口,河水由决口处涌向大清河,“遂至漫溢四野,田亩被灾者,阅时数月……灾区之广,凡六千五百平方公里”[3]。 1925年,为了消除海河流域的水患,顺直水委会发布了《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该报告书针对永定河提出了两种疏导方案:其一,取北道经旧沙涨地入海;其二,取南道另辟新沙涨地。两方案虽有不同,但都包括修建官厅水库,整理卢沟桥至金门闸之间的河道,以及开辟永定河入海新河等内容。 就所需经费而言,“前者估计需费四千五百七十六万余元, 后者估计需费三千二百七十九万余元。两者相较,后一种廉于前一种约一千三百万元”[1]45。

《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所提出的永定河疏导方案因政局动荡未能付诸实施, 但该报告书却引发了人们对永定河治本问题的讨论。“其有直接利害关系者,姑且不论,其他批评要点可分为:(一)新沙涨地问题。(二)南道入海新河问题。(三)北道由金钟河入海问题。 均有所赞否”[4]3。 《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是,报告书中关于修建官厅水库、整理下游河道的主张,成为《永定河治本计划》的主要内容。

二、《永定河治本计划》的拟定

1927年6月,北伐军占领天津。 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派员接收顺直水委会, 将其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华北水委会”)。 华北水委会成立后,一方面加强了组织建设,对机构进行了改革,另一方面筹划续办永定河治本事宜[5]。 1928年12月,华北水委会拟定《永定河海河救济计划》,提出在修建官厅水库的同时,整理永定河下游的沙涨地,疏浚屈家店与北仓之间的运河河槽, 增设北仓水闸以及开挖新引河。华北水委会提出,“依此办法,则永定河水,当挟泥量大时,自北仓出新引河,入塌河淀,泄入金钟河以入海。 当挟泥量小时,得循北运以入海河,增其水量, 操纵固自如也”。 如此,“(永定河——笔者)洪水之灾,可求稍免,(海河——笔者)淤塞之患,可望暂绝”[6]。

然而,上述计划还未及实施,1929年7月18日,永定河又在北平城南金门闸附近决口, 两岸十余个村庄被淹。灾情发生后,华北水委会派员调查决口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此次洪水与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洪水大有不同:“盖十三年之洪水, 其大部分来自官厅以上,官厅以下至三家店有所增加者,不过三家店全流量三分之一。若本年之洪水,则官厅以上与官厅、三家店间之全流量,各为三家店全流量之半。”简言之,1924年的洪水主要来自永定河上游,而1929年的洪水主要来自永定河中游。 在发现洪水来源较以往有所变化之后, 华北水委会决定对治河计划进行修正。 “乃先拟定《永定河治本计划大纲》,于十八年十月六日第六次委员会议决,‘原则通过, 交技术长进行实际调查并妥慎计划’”[1]47-48。

《永定河治本计划大纲》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建筑官厅水库。 乙、建筑石匣里水库。丙、建筑官厅、三家店间水库。丁、约束河身。戊、开挖河道。 己、修培堤防。[1]48

《永定河治本计划大纲》获得通过之后,华北水委会着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1930年春,华北水委会组织测量队对官厅至三家店之间的山川形势进行勘测。 测量队深入官厅山峡2个多月,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数据[7]。 5月,为确定官厅河段的地质是否适合建坝,华北水委会又在该地开展了钻探实验。此次钻探实验“虽因时间短促,所得成绩,未能如所预期,然于筑坝工程计划,确为一种可靠之资料”[8]。 此外,华北水委会还对水库的蓄水量、水坝的样式,以及下游河道的清淤问题进行研究, 逐步充实永定河治本计划的内容[9]。 1931年11月,《永定河治本计划》初稿完成,并获得内部通过。 永定河是一条省际河流,在治理时需要对上下游的治理工作统筹规划。 1932年7月和8月, 华北水委会召开了两次治本计划讨论会,邀请相关省份的河务人员和水利专家对 《永定河治本计划》中的工程方案、实施步骤、工款筹集办法等进行讨论。 会后,华北水委会结合各方意见对《永定河治本计划》的初稿进行了修正和补充[10]。 1933年,4卷本(正文2卷、附图2卷)的《永定河治本计划》[11]定稿并刊行。

《永定河治本计划》共有7章,总计10万余字。 该计划之主旨“在避免(永定河——笔者)周期性之决堤与泛滥,以减轻两岸农民之痛苦,暨减少巨量泥沙之输入于海河,以繁荣天津之商务”。 简言之,拟定《永定河治本计划》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防洪,二是减沙。

在防洪方面,共有3项工程。 其一,拦洪工程。 在永定河上游修建官厅、太子墓两座水库,利用水库库容拦蓄洪水,减少洪水的下泄量。其二,减洪工程。利用永定河下游的金门闸减坝和卢沟桥减坝, 分泄部分洪水于小清河,再次减少洪水的下泄量。 其三,整理河道工程。加高加厚永定河旧有河堤,修筑三角淀周围的堤防,并对宽窄不一的河道进行约束,使河水回归中流[4]9-14。

在减沙方面,亦有3项工程。 其一,拦沙工程。 在永定河各支流的狭窄及坡陡之处, 修建高低不等的拦沙坝,通过增高水位来降低水的流速,促使泥沙下沉。 其二,放淤工程。 在永定河下游南北两岸各选一处作为放淤区, 使河水自引水闸流出后先在放淤区沉淀,然后分为南北两流,北流入龙凤河,南流入大清河。 其三,尾闾整治工程。 永定河流经沙涨地进行二次沉淀,由金钟河入蓟运河后归海,在此过程中,将部分河水导入海河,以冲刷河道。

据华北水委会估算, 上述6项工程共需经费约2066万元[4]9-14。

三、《永定河治本计划》的实施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 无力兴办大型工程。 在这种情况下,耗资甚巨的《永定河治本计划》无法全部付诸实施,国民政府只能择其要者——官厅水库建设工程、 永定河中游增固工程以及金门闸南岸放淤工程——先行筹款办理。 1934年2月, 华北水委会与河北省建设厅会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请以延长津海关附加税6年为条件,向银行抵借海河及永定河工程所需经费500万元。 该请求得到批准后,两机关会同整理海河善后工程处,联名致函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接洽借款事宜[12]。 经过7个多月的磋商,1934年10月, 中国银行同意借款100万~200万元,“以应急需”[13]。

1934年12月,受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邀请,国联②水利专家沃摩度来华访问。 沃氏在对官厅坝址进行考察之后提出,官厅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合修建水库,但因该地泥沙易于淤积且距怀来县城较近, 需要注意水库的寿命和安全性等问题。 沃氏提出了两点建议:“一,如仍在原地建坝,可改坝顶高度为大沽海平面以上四六三公尺,于其上修活动节制闸,于闸上安设电或光信号,以资启闭,务使水面不超过四六六公尺。 二,将坝址向下移十公里左右,因在官厅至下游十公里一段山峡之坡度颇陡,流速极大,可藉以冲刷山坡、山峡之泥沙。 ”[14]华北水委会十分重视沃氏的意见,一面派人对官厅下游的庄窠村坝址进行钻探,一面继续对官厅坝址进行勘察。

在此期间, 永定河中游增固工程和金门闸南岸放淤工程先后开工。由于准备充分,工程进展的速度比较快。前者于1936年4月兴工,同年12月告竣。后者于1936年10月开工,同年12月一期工程完成。

1937年1月,庄窠村坝址钻探工作结束。 钻探结果显示,该处“两岸岩石多经震动,河底沙砾深度已达二十八公尺余,且其底层岩石甚劣,远不如官厅”。据此,华北水委会决定将水坝设于官厅,同时决定采纳国联专家的建议,在坝顶加装节制闸,以增加蓄水量[15]。 由于永定河中游增固工程和金门闸南岸放淤工程均告一段落, 华北水委会得以将精力集中于官厅水库建设工程。 1937年3月,运料公路开始勘测。 4月,官厅水库工程处成立。 5月,工程开工。 正当工程有序推进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所有工程被迫中断,《永定河治本计划》就此搁浅[16]。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集中力量实施黄河堵口工程,暂时无暇顾及其他水利工程。1947年1月,鉴于黄河堵口工程即将竣工,国民政府决定重启《永定河治本计划》。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官厅水库建设工程计划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联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以下简称“行总冀热平津分署”)以及华北水委会三方合作实施。 具体来讲,联总负责提供机器设备,行总冀热平津分署负责筹拨工款,华北水委会负责施工[17]。全部工程拟于5年内完成,共需经费2900亿元。 据《益世报》报道,为了节省开支,“关于机器材料之需要,尽量由联总、行总辅助。 所雇工人,亦请行总发放面粉,代替一部分工款”[18]。

1947年7月1日, 华北水委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工程总局。 8月7日,行总冀热平津分署召开会议。 会议决定,在北平设立官厅水库工程局,邀请相关方面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协助工程推进。 会后,官厅水库工程局派员赴怀来勘定运料公路的路线,同时派员前往张家口商谈永定河大桥修筑事宜。 8月底,工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9]。 1947年9月25日,中断10年之久的官厅水库工程复工。 按照施工计划,开工当年应完成铺设运料公路、修筑永定河大桥、建设仓库及办公处所等3项预备工程。为了保障工程的进度,官厅水库工程局在怀来县城设立了办事处,就近指挥工人施工[20]。

复工之初,工程进展比较顺利。到1947年12月底,运料公路工程已完成70%,仓库工程也已开工[21]。 此后, 战场形势变化对官厅水库建设工程的影响逐渐显现。1948年3月,受到察南战事的影响,公路和仓库工程暂停,直到4月上旬工程才勉强恢复[22]。 5月以后,工程经常因为各种因素暂停。到了9月初,在战事的影响下,官厅水库建设工程中断[23],《永定河治本计划》再度搁浅。

四、结语

1933年, 华北水委会在研究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拟定了《永定河治本计划》,使永定河治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受到政局不稳、经费短缺等因素的影响,《永定河治本计划》 只部分地得到了实施, 官厅水库建设工程作为计划中的关键项目,一直停留在预备阶段。 不过,正如学者吴文涛所言,“民国时期围绕北京(北平)水利所作的规划,尽管由于时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而未能圆满实施,但它们凝聚着水利工程专家的智慧,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和技术水准, 并成为后人颇为重视的规划参考”[24]。 1951年10月,人民政府参考《永定河治本计划》及其他资料,开工兴建官厅水库。 1954年5月,官厅水库工程竣工[25]。 官厅水库的修建,彻底结束了永定河频繁泛滥的历史,使永定河真正成为“永定”之河。

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海河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 《海河志》(第4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年版)、 张燕撰写的 《民国时期华北水利事业概述》[《北京档案史料》(第2辑),陈乐人主编,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吴文涛撰写的《北京水利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国际联盟(1920年1月10日—1946年4月18日)的简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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