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主干道标配的盲道，公共场所出入口改建的坡道，为行动不便者专设的卫生间，老旧小区加装的低位扶手，影剧院里添置的实时聋听交流设备……这些充满温情的变迁，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善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标示着国家的道义、社会的文明、城市的温度。而近期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更是预示着，这项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工程，即将获得更强劲的法制推动力。

事实上，我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无障碍建设，始终伴随着同步前行的制度建设。从不断充实的无障碍设计规范标准，到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建筑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引入无障碍设施条款，再到2012年国务院颁行《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直至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不断创新的地方立法，一路引领着无障碍建设的日新月异。然而，无障碍建设普遍存在的覆盖不全面、布局不平衡、服务不充分、管理不到位、功能不好用等问题，也折射出相关法律条款过于碎片、行政法规位级较低、重要制度存在缺项等法制供应不足。这样的现实，既是为无障碍建设打造一部专门法律的基本动因，也决定了立法必须突破固有思维、注入崭新观念。综观草案的具体架构，最富意义的当数三个纬度的重大变革。

首先，从特需特惠转向全民普惠。以往的无障碍建设制度规范，主要关注的是残疾人、老年人两大刚需群体。但在现实中，孕妇、病患、意外受伤者、提重物者、推婴儿车的成年人等等都可能存在暂时性或情境性无障碍需求。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无障碍环境现实或潜在的需求者和受益者。因而，草案将受益人群扩展至“全体社会成员”，界定为“有无障碍需求的社会成员”，无疑是回应现实需求的根本性突破。受益群体的多元化、全民化，确立了为社会共同需求、共同利益立法的价值定位，无障碍建设将由特需特惠的传统模式，全面提升为普惠众生的公共服务。对于构建全龄友好型社会而言，可谓迈出了法律设计的关键一步。

再有，从设施建设转向环境建设。长期以来，无障碍建设侧重的是盲道、坡道之类的设施建设和改造，其目标是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出行便利和安全。然而一个理想的无障碍环境，不仅需要支持自主生活的“硬设施”，还应当包括满足信息交流、融入社会等多维需求的“软环境”。一个典型的困境是，身处信息社会、智能时代的残疾人、老年人因生理条件所限，在网络消费、公共服务等方面普遍面临“数字鸿沟”所导致的障碍，如何实现“科技平权”显得极为迫切。正因此，从单向度的设施转向整体性的环境，已成为近年来无障碍建设的转型方向，也奠定了此次立法的变革基调。比如，在无障碍信息交流方面，大到政府部门发布公共信息，小到食品药品说明书，草案均设置了明确要求。在无障碍社会服务方面，从公权机关提供公共服务，到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选举、诉讼、交通、医疗、教育、商业等场景，均纳入了草案的规范之列。如此浓墨重彩的制度设计和细节关怀，正是立法观念与时俱进的产物。由此也标志着，无障碍建设在经历“从无到有”的初级阶段后，将全面步入“从有到优”的升级新途。

还有，从倡导机制转向刚性法制。现实生活中，无障碍设施使用不畅、不够友好等局限，已建成设施频遭损毁或挤占等现象，无不暴露出技术标准供应不足、执行不力，以及“重建设、轻管理”等症结。尤其是，以往的立规建制具有浓厚的倡导色彩，存在不少鼓励性、原则性条款，强制性、惩罚性机制却颇多短板。而弥补这些制度缺失，正是此次立法的使命所在。比如，草案明确将强制性标准列为无障碍建设要求，设立了相应的认证、评测及全流程监管等机制。草案构建的多维监督机制，除了考核评价、投诉处理等政府监督，还引入了体验试用、第三方评估等社会监督，以及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司法监督。草案设计的法律责任制度，则精准对标各类违法行为，大大抬高了侵权成本。凡此种种，都意味着立法并非既有制度的简单整合，而是法制刚性的全面崛起，这对破解无障碍建设的现实困境，意义深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立法观念的变革，不仅将塑造法制的进步、守住权利的底线，也将催动与社会观念的良性互动。无障碍建设并非道德性的慈善，而是法定性的责任；并非资源的浪费，而是平等的必需；并非对弱者的怜悯，而是对人权的保障。只有消除种种社会偏见和观念误区，才能孕育出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人文环境，开创共建共治共享的无障碍建设新格局，并最终实现这样的社会愿景——拆除的是障碍，挺起的是权利、尊严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