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建中

“我决不走错误的道路”

1930 年7 月，聂耳（原名聂守信）来到上海。这一年，他才18 岁。

聂耳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一个中医家庭，曾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英语系。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聂耳本可以顺利地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却因为“共青团员”的身份，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名单。

由于获悉国民党可能要进行抓捕，聂耳在毕业典礼结束后便立刻动身离开故乡。当时，正好他三哥被云南一家香烟批发公司派到上海分店工作，于是这一机会就落到了聂耳的头上。

当年从昆明到上海，先要乘火车到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越南，再从越南的海港乘船经香港到上海。这次旅行需要坐3 天火车、8 天轮船，包括换乘时间在内，一共需要2 周。聂耳到达上海后，触目即是繁华街道，行人拥挤，一阵又一阵市井噪音直冲耳膜。关于对上海的初步感觉，聂耳在写给二哥的信中说，华丽的上海其实沾满污浊，但是请相信我决不走错误的道路。初到上海期间，聂耳的脑海中时常浮现与母亲、哥哥们流泪分别的情景。而对于聂耳的家人来说，把家中最小的儿子送到充满诱惑的大城市，实在是担心不已。尤其是聂耳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凭借一己之力支撑家计，更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然而，聂耳自此却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聂耳上班的云丰申庄上海分店，位于虹口东部的公平路，靠近后来犹太人聚居的提篮桥，离热闹的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和吴淞路还有一段距离。云丰申庄的业务是从上海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批发高级香烟，然后运抵昆明销售。聂耳在上海负责香烟的采购、运输及与总公司的联络、付账等工作。所谓分店仅是一间设在二楼的昏暗房间。7 月的上海，正是气候闷热的季节，晚上床铺上还有臭虫出没，让聂耳怎么也睡不着，几乎彻夜难眠。

从当铺买了人生第一把小提琴

待聂耳熟悉工作之后，云丰申庄老板就带着他去逛法租界里著名的娱乐场所大世界。大世界位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交界地带——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自1917 年开业以来，因集电影、演艺、杂技、魔术等娱乐于一体而闻名沪上。从1930 年开始，青帮头子黄金荣成了大世界的老板，他在经营活动中加入鸦片、赌博、妓女元素，使大世界沦为藏污纳垢之地。不过，聂耳在观摩了剧场上演的京剧《空城计》后，仍觉得非常满足。这是他在上海游览的第一个地方。

因工作认真，聂耳深得老板的信赖。然而，并不愿将此作为终生职业的聂耳有自己的梦想。他很早就对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产生兴趣，并通过各种方式熟悉这些乐器，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还学习了小提琴。曾有一个朋友对聂耳说：“如果能在暨南大学或国立音乐院，专门学习音乐就好了。”在昆明时，聂耳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到上海后，他就生活在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附近，于是心思又活了。因为小提琴价格比钢琴的便宜很多，于是聂耳在上海买了第一把属于自己的乐器——日本制造的铃木牌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是当铺因赎回期限已过，而对外销售的“二手琴”，因此价格更低，十分适合节俭的聂耳。从此以后，他就在阳台上不受干扰地练琴，时而沉浸于优美的乐曲，时而远望黄浦江沿岸的风景……

残酷的现实让他想起了《资本论》

1931 年3 月，聂耳来上海不到一年，云丰申庄就倒闭了，他不得不另外谋职。4 月，聂耳报考明月歌剧社，主考人黎锦辉慧眼识英才，破格录取他为乐队练习生，师从乐队首席王人艺学习小提琴。“聂耳”就是当时黎锦辉为他取的名字。明月歌剧社主要演出西洋风格的音乐喜剧，培养了一批既能唱又能跳的演员，比如黎莉莉、王人美、周璇，都是从明月舞台走出来的女明星。自此，聂耳从一个店员的简单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浮华的文艺界。

随后，聂耳搬入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某个培训场所附设的男子宿舍，开始接受前辈小提琴演奏家王人艺的指导，一天练习6个小时的小提琴。王人艺是王人美的三哥，王人美虽然在舞台上风情万种，其实本色质朴，他们三人是共同生活在陋室的好伙伴。因为王人艺、王人美是聂耳来上海后初次交到的朋友，所以他总是称呼他们为“哥哥”“姐姐”。

在明月歌剧社，聂耳与其他七人组成了一支乐队，为音乐剧伴奏，并灌注电影音乐唱片。他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被任命为首席小提琴手。当年音乐剧的风格与今天的风格大不相同，卖点大都集中在女演员的穿着打扮上，且多卖弄色相，而剧情往往以男女恋爱为题材，这一切对于人生态度严谨的聂耳来说，不太能接受。

虽然是练习生，但聂耳每天的演出都很正式。虽然累到筋疲力尽，但月薪却只有20 元，这让他感到很无奈。其间，他每周都会到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波德什卡处上一次小提琴课，授课费每次3 元。能够接受一流演奏家的辅导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要当掉衣物才能勉强支付授课费，也着实让聂耳伤透脑筋。

1931 年9 月，国立音乐院校长萧友梅到明月歌剧社参观。萧友梅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东京音乐学校、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留学，归国后他致力于推进国内音乐教育。当年，明月歌剧社与国立音乐院合作，接受学院的技术指导，聂耳与队友们都曾在萧友梅面前演奏过。

聂耳十分希望能去国立音乐院学习，但萧友梅说一个学期需要60 元学费，这让聂耳难以承受。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上海有优良的学习条件，有世界级音乐家的音乐会，但是自己只能羡慕地观望；歌舞团排演的低俗音乐剧对自己更是一种毒害。聂耳不由想起学生时代偷偷读过的马克思《资本论》，当时仅是理论学习，如今已成为现实问题。

加入剧联，闻名上海

1932 年春天，聂耳结识了左翼剧作家田汉。以此为契机，他在杂志上以“黑天使”为笔名发表了文章《中国歌舞短论》，引起同事们的反对，于是他辞去歌剧社的工作。夏天，聂耳前往北京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但没有成功。11 月，他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为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的一员。

1933 年，聂耳在田汉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以通过电影提高民众的抗日意识为使命，开始音乐创作。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大部分工人、农民不识字，散发抗日宣传标语收效甚微，因此电影、戏剧、音乐就成了最好的宣传手段，尤其是歌曲通过歌词可以传达思想内涵，口口相传，传播范围更广。

1934 年，聂耳为孙瑜导演的卖座电影《大路》谱写主题曲《大路歌》，用号子声表现道路建设工地上劳动者爽朗、坚强的性格，旋律节奏简单，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这是聂耳歌曲的普遍风格，不仅成功实现了音乐“大众化”，还因其思想的进步性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评价。但谦虚的聂耳始终认为自己缺乏对音乐的系统学习，于是在1934 年2 月下定决心报考国立音乐院。可惜的是，这次仍然没有成功。此后，聂耳专门请国立音乐院教员奥克沙可夫教授自己作曲法。

聂耳在电影界与音乐界的活跃，使他在到上海后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很努力，已经完成了几首曲子，而且接受我音乐的人很多，在上海艺术界，一提到聂耳，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是在与电影有关的杂志上，总是可以看到有四个耳朵的名字。

云南昆明聂耳故居

1931 年，聂耳（中）在明月歌剧社时与小提琴师王人艺（右）的合影

23岁时的遗作竟成国歌

自己创作的音乐被大众所需要，点燃了聂耳的上进心与创作积极性。然而，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更加强了对左翼活动者的监控，聂耳的生命面临危险。

1935 年4 月15 日，聂耳带着装有小提琴的旅行箱，乘坐“长崎丸”轮船赴日。他在学生时代曾学过日语，很早就有去日本留学的想法。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是聂耳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敌人，但日本与中国距离近，在现代化发展上也的确有可取之处。聂耳乘船到神户，并游览了大阪后，连夜坐火车前往东京。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大多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聂耳托朋友联系，寄宿在那里一户日本家庭的二楼，初到日本的他对脱下鞋子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的生活，感到非常新鲜。

没过几天，聂耳就去听了东京新交响乐团的定期演奏会。在演奏会上，他欣赏到了正好在日本演出的阿尔托罗·鲁宾斯坦独奏的钢琴协奏曲。还有一次，聂耳去参加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埃弗拉姆·吉尼巴里斯特的演奏会，还买了一张吉尼巴里斯特的照片，准备请他签名。但在演出结束后，因为太过激动，聂耳忘了签名这件事，拿着照片直接回家了。

聂耳一直很想去欧洲、去苏联学习音乐，以提高自己的小提琴技艺。然而，他的梦想终究没有实现。1935 年7 月17 日，聂耳和朋友一起来到藤泽市鹄沼海岸，在下海游泳时溺水身亡，年仅23岁。

就在离开上海前，聂耳主动请缨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曲。他到日本后，根据田汉创作的歌词很快写出新曲《义勇军进行曲》并寄回国内，此曲通过电影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华民族在危难中觉醒、奋起，与《义勇军进行曲》阳刚激昂、富有动感的曲调相当吻合。在上海，聂耳作为一名代表民众心声的音乐家，短短3 年的作曲生涯中积极创作，共创作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31 首歌曲，首首深入人心，无愧于“人民音乐家”这一光荣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