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庆海

(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一、数字经济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振兴的内涵

(一)数字经济的内在含义

1.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digitaleconomy)一词由唐·塔普斯科特(DonTapscolt)在1994年出版的《数据时代的经济学》中首次提出。[1]在此著作中，他从产品、企业、营销等多个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及影响，科学预测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电子商务广泛普及和应用带给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变革，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数字经济的高度关注[2]。2000年，布林约尔森(Brynjolfsson)和卡欣(Kahin)在《理解数字经济》中，将电子商务等纳入数字经济范围。[3]此后，有学者不断对数字经济的外延进行拓展，重释数字经济的内含，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数字经济的学术概念及理论建构，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数字技术应用认识的不断深化。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解读，有意识地将其归属界限深度扩展化和内涵化，便于把以数字技术驱动的经济活动能够且有效地置于“数字经济”考察范畴之内。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G20：“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http://www.g20chn.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20_3474.html[2021-05-12].此后我国政府文件中多沿用该定义。如中国信通院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中，在此基础上就进一步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4]

2.数字经济产业构成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数字经济报告》的规定，数字经济按照类别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5]第一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与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基础创新(半导体、处理器)、核心技术(计算机、电信设备)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第二组成部分是数字和信息技术(IT)部门，主要包括数字平台、移动应用和支付服务；第三组主要是由各种与数字直接相关的产业、产品和服务组成。国家统计局于2021年5月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6]进一步将数字经济产业划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这五个大类，其中前四大类为数字产业化部分，第五类为产业数字化部分。国外和国内分类方式的区别在于：一是从分类方式上来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把数字经济产业描述成一个富有层次感的组合，而我国则将数字经济产业划分成平行的组成部门。二是从分类后的结果上看，国内的划分方式更加细致具体，国际的划分方式则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总体来看，两种划分方式并无优劣之分，都是以各自属性及原则为依据，且两者的共性都在于以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产业的核心部门。[7]但是在针对数字经济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的划分相对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而言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应用上能够产出最大效益，对数字经济赋能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这个分析来看，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振兴问题，应当按照我国政府对数字经济及其产业机构的定义和分类的方式展开，科学规划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振兴的布局及其发展路向，使其成为拉动东北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牵引力。

(二)经济数字化转型

在经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贡献在于多元市场参与主体的实际需求能被产品价值的创造者予以准确把握。[8]无论是对产品的生产者而言还是消费者而言，都是凭借数字技术来完成各种需求之间的高效对接。显然，经济数字化转型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凭借数字技术来满足彼此需求的过程，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致性和同向发展的特性。同时，数字技术与三次产业之间深度融合所带来的生产效率，要比以往传统产业的单一发展态势及其实际效益还要明显，已然成为构建现代综合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因素。[9]

从宏观层面上看，国家战略中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旦缺少数字技术的赋能是难以想象的；从中观层面上看，大中型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这些环节基本上都有数字技术深度参与与辅助；从微观层面上看，消费者对产品消费意愿的达成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需要数字技术的手段。总体来看，经济数字化转型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有效激活和赋能传统发展的改造升级和提质增效，而且也实现了现代综合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经济数字化转型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问题，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促进新产业、价值链进行重构和创造的新商业模式。[10]其中，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是完成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11]国家在倡导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凸显的是不断实现人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并重、同向发展的逻辑。[12][13]

其一，产业将数字化转型与其自身发展轨迹实现深度融合，从本质上说是人的发展理念的更新；

其二，各类企业以数字化为契机，推动数字技术在降本增效方面发挥显著作用是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

其三，数字化转型并不是最终目的，强化数字技术对企业的重塑才是经济持有长久活力的重要所在，而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重塑。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数字化转型并非单纯的线上化，对经济数字化转型而言，最重要的是从上到下树立全民数字化的思维模式，在整个经济发展轨迹中实现突破式的变革。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振兴的内涵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等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的统称，涉及145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2亿人口。2019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关于数字经济的“智能+”概念。随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14]等新要求，从整体上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快速发展提供了新一轮的政策红利。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有着雄厚的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应当实现数字经济引领发展驱动，加快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使其加快振兴步伐，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从近年的发展状况来看，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占领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取得了领先全国甚至是领跑世界的显著成就，如深圳、上海等地的数字经济规模占城市经济比重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这些城市和地区已经不存在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它们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创新驱动来进一步巩固当前的发展成果及其运行轨迹。而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而言，则是通过数字化来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完成对传统产业数字化的改造升级，促进数字技术在资源配置、生产以及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数字化振兴的关键步骤。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振兴应当紧跟新一轮的政策红利，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凭借数字化升级为经济发展重新赋能，实现三次产业智能化、数字化发展，从而大幅度提高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

二、经济数字化转型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克服东北老工业基地传统经济模式的弊端

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经过多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后，并未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发展方式上依旧以粗放型经营为主，难以有效实现转型升级。此外，东北老工业振兴不仅需要内力驱动等因素，还需要外力的有效刺激，才能实现“以内为主、内外双循环”的发展机制，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东北老工业基地除了内生驱动的带动能力较弱以外，在对外开放的广延性上也不够强，难以吸引大量的外资、技术和人才等涌入，成为当前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主要因素。

也就是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问题在于“老”字上，如何破解东北老工业旧发展格局和态势是当前和今后的工作重点。面对这种现实发展状况，采用数字化经济就能从根本上激活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驱动力，革除传统经济模式的弊端，走向良性化、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第一，资源型、原料型、装备制造型和混合型工业，可通过经济数字化转型打破“一城一业”的旧格局限制，摆脱传统经济模式对原材料、能源等过度依赖。东北地区有着天然的资源禀赋和原料储备，大量资源型、矿产加工型国有企业和重工业等扎根东北地区，形成了以重工业为集群发展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曾为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支撑优势。但是，东北地区资源的逐渐枯竭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持续推进，使得这种以资源为主的经济结构难以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亟待需要发生变革、重组和提质升级，步入现代综合产业体系的运行轨迹中。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使这些资源型企业完成全产业链的升级改造，以全新的商业模式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从而迈入智慧城市的发展阶段。

第二，经济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数字经济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权重，从而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当前，东北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发展仍然相对较慢，数字产业、企业的规模数量等虽然在持续增长中，但是尚不能成为经济发展主要的驱动力，这就亟待需要数字化经济的赋能及辅助，增强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所占比重，从根本上完成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升级，实现智慧化、现代化的东北工业基地新发展。

第三，经济数字化转型可以解决产品对市场需求的满足程度低、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在整个东北地区经济结构中，三产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直接导致了产品流通难以实现有效新供给，达到供需之间的平衡发展。同时，二产的高密集性发展必然导致高能耗、高污染等严重问题，弱化了三产在一二三产业结构中的所占比重及其重要性，在供给侧层面上难以形成有效驱动力和带动力。采用数字经济可实现市场需求的精准化对接，大幅度减少二产的粗放型发展，从而打开国内外市场需求，增强新供给能力、激活内生增长动力，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循环流动。

第四，经济数字化转型可解决外部需求拉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等问题。从目前市场需求情况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不足。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可从供给侧结构上有效解决东北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较弱的弊端，提升企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外需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拉动作用。特别是“龙江陆海丝绸带”“中蒙俄经济走廊”等战略的深入推进，倒逼整个东北老工业企业不断向国际市场拓展，实现国内外“大市场”的供给式跨越。

(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加快缩小东北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

伴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全球最具活力、最具辐射力的新经济、新业态。当前，发达地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驱动、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出多极化经济格局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态势，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为主的经济圈一直是领跑中国经济的排头兵、先锋军。而从深层次上来看，这种强势效应也正促进地区差距逐步扩大，造成区域、结构和要素等呈现断崖式发展。

换言之，如若东北老工业基地未能强化自我顶层设计和战略发展，其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极易会被再次拉大，很难赶上发达地区和经济省份的步伐。根据《2021年中国百强县(市)、百强区发展报告》，按照县(市)区的工业竞争力排名，东北老工业基地中仅内蒙古和辽宁两个省区中的极少数城市上榜，而吉林和黑龙江则无一县(市)区上榜。其中，内蒙古上榜4个县市：鄂尔多斯下辖准格尔旗(排名24)、伊金霍洛旗(排名35)、鄂托克旗(排名47)、乌审旗(排名55)；辽宁上榜1个县市，即大连瓦房店市(排名64)。

而排名靠前的县(市)区则全部来源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可见东北地区的城市产业竞争力已经处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后段位置。(2)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信通院《2021年中国百强县(市)、百强区发展报告》统计所得。从这个方面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所覆盖的黑、吉、辽三省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在经济总量还是在经济增速上，都存在着较大的难以追赶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统领地区经济发展新引擎方面正在逐步被拉大。

数字经济，最为明显的先天优势是不存在发展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极少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等外在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国家对数字经济的大幅度政策支持，使得各个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起点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数字化转型，实现以数字经济统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得越发重要，可以塑造全新的商业模式来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新形势，从根本上缩小东北老工业基地与发达地区、省市之间的发展差距。

(三)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市场新需求

有市场需求才会生产供给，才会有相应的企业及相关个体参与其中，满足市场的广泛需求。对于数字经济而言，也必然要充分考量供给关系，尤其是市场主体的经济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关注市场主体的信息对称，确保供给关系之间的平衡，实现市场良性化发展。从以往发展情况上来看，尽管传统手段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但却从根本上难以持有对信息捕捉的敏锐性，无法快速、及时和有效地保障信息交流。而数字经济的引入，却在这个过程中有效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不仅实现了供需之间的平衡，而且也筑牢了各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换言之，在数字经济时代，每一个移动终端都是需求的表达者，而这种复杂、多元化的表达可凭借大数据的计算能够被捕获并快速进行整合，从而实现需求方与供给方的准确对接。因此，数字技术对商业模式不仅具有重新建构的潜在优势，而且也能有效捕捉海量的市场信息和渠道。这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而言，可以促使各企业、经营组织和个体有效开发市场需求，及时跟上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从而有效抢占高端市场，把握商机。

(四)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跨越式发展

自2017年以来，党和国家对发展数字经济作出了战略性规划，也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方向和新契机。从国家整体层面上来看，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部署，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先导的作用。从现有的成功经验上看，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领域畅通循环、激发动能、增强韧性的能力已经毋庸置疑，且其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当代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使得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性都在逐步加强。从东北地区自身发展情况来看，东北地区的振兴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否成功，这是东北地区在当前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弯道超车”的最佳契机，也是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广泛增幅、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和实现属性优化的重要措施。

(五)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综合竞争优势

毋庸置疑，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能源、重工业和制造业等方面仍然占据国内龙头老大的地位。通过数字经济对其加持和放大这一优势，可以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最佳选择是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如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地区经济比重中占比较高的问题，就可以通过提高数字技术向第一二产业渗透率的形式来解决。

以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为例，东北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在粮食生产能力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存在着先天优势，完全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对农业的加持，引领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打通资源要素流动的堵点，提高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扩大这种领先优势。凭借产业布局、生产技术、制造工业等方面的基础，老工业基地完全可以通过对基础研究、产业布局以及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和积累，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在综合利用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优化本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加速老工业基地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经济在东北地区的长足发展。

三、当前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制度性障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遗留的体制机制障碍。东北老工业基地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太深，时至今日也未能完全消散。东北地区的大型招商引资项目，大多是由政府组织牵头的，它在所有招商引资中所占比例仍然较高。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和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的动力和阻力。东北地区传统国有企业数量较多，这些市场主体大多习惯于国家政策和税收的倾斜，自身的制度创新缺乏活力，管理机制也相对落后，同时，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引导等方面上仍然存在着方向和内容的雷同，未能有效突出地区特色和优势，而且彼此之间也缺乏相互协调和连贯性发展。这种情况极易导致恶性竞争、粗放型发展，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和发展。

第八，干旱情况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干旱灾害面积逐步从北方向华中、华南等地扩展，干旱严重程度也不断增加。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进入21世纪以来的平均受旱率、平均成灾率和粮食减产率分别是原来的2.3倍、4.3倍和2.6倍。

(二)市场机制不健全

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政府直接支配资源和参与经济的程度。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上来看，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东北地区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黑、吉、辽三省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资产所占的比重均高于全国水平。(3)结论根据2018—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吉林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得。这说明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明显高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十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换言之，东北地区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现象较为明显，导致了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难以切实有效地发挥效用。而那些代表经济新活力的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型企业等，因资源短缺、市场较窄等条件限制，无疑会出现萎缩、甚至是存在退出市场的可能。这种市场机制如果不被彻底打破，无论是对现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还是新数字企业在东北地区的落地生根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创伤。

此外，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目前东北地区尚未建立完善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数字经济所包含的五大产业的协同机制也尚未完全建立。虽然如吉林长春的汽车制造、辽宁鞍钢等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企业已经逐渐实现了生产自动化和数字化，但其它大量的中小企业运行机制仍然停留在初级数字化的水平上。

(三)科技创新能力薄弱

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积累、投入、高技术产品份额、高端人才储备上都相对不足，甚至存在较大的缺口，导致东北地区数字化经济转型存在着疲软和乏力。

同时，直接利用技术推动来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数字化转型也较为困难。如果单纯地靠引进外来技术实现振兴，无疑是治标不治本，会弱化企业利润和资本积累，消解掉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

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就是靠苏联技术输出来搭建工业体系的，企业的原生血液中就缺乏技术创新信念。发展过程中计划经济使企业产品的生产、分配由国家统一调配，又进一步消减了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后来的国企改革中又被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拉开了较大差距，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一度消失殆尽。

如果我们用企业R&D(研究与开发)指标来客观看待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科技创新能力，就会发现2018年沈阳市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1.05%，低于全国1.06%的平均水平。(4)沈阳市统计局：《沈阳统计年鉴2018》http://tjj.shenyang.gov.cn/html/SYTJJ/15620336218981/15620336218981/15620336218981/3621898119383611.html.这一数字虽然在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也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水平。同年，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比重，辽宁为4.7%、吉林为4.3%、黑龙江为4.3%，与之相比，北京为19%、上海为10.8%、浙江为12.7%、广东为9.7%，这充分说明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信息化水平不高，(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html/CH0105.jpg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机制、激励机制、投融资体系不完善。

(四)劳动力要素供给结构不适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无疑占据核心地位。要实现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大量的人才储备是必不可少的。但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逐渐流失，高端数字人才存在很大的缺口；东北地区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资本投入规模不高、地理位置和气候不具优势，这些因素对劳动要素回报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四、实现数字化赋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对策

(一)实行多措并举，强化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振兴的顶层设计

第一，在工业互联网、5G、物联网等基础上，强化对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夯实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具体而言，一是政府采用多种手段发挥导向性作用，吸引各方资本持续对数字经济领域进行投资，推广和示范数字技术带来的积极效应，客观上达到引领区域数字技术应用的实施效果；二是促进企业减负政策的持续推进，消除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后顾之忧；三是对东北地区战略布局和产业规划做好调研，促进各省市、地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防止出现数字产业之间恶性竞争，甚至是粗放发展的问题。

第二，着力破除消极的制度限制，为经济数字化转型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生产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数字企业对环境需求更加敏感和苛刻。在推进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赋税、土地、资源等条件不再是吸引数字企业落地生根的首要因素，而是更加注重地区整体环境及其配套服务能力。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而言，就是要改善现有环境，破除传统体制机制障碍，在数字化振兴过程中增大强势吸引力。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在宏观调控、财税、金融、人才培育和引进等方面下足功夫，彻底消除原有计划经济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构建以数字经济发展为主的良好运行环境。另一方面，促进现有大中型企业在公司治理、激励措施等方面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变化，并根据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要进行有效调整。总而言之，只有政府和企业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从而激发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活力和新动能。

第三，积极提高数字产业科研成果转化率，用高效的市场机制来协助科研成果与技术需求方的精准对接。大力打造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平台，让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甚至消费者之间能够畅通交流，降低数字企业高研发投入，使本地区的数字企业更具市场竞争力。

(二)努力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营造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振兴的市场氛围

市场机制最大功效是对资源进行有效且合理的配置。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来共同实现的。从竞争机制角度上来说，可以有效地激励企业采用新技术，降低各要素投入成本。竞争机制也可促进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不断成长，淘汰竞争力弱、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企业。从价格机制角度上来说，可通过反映客户需求和对资源稀缺性的把控，将流通中的各种资源、条件和要素等导向具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在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政府必须为市场的良性运行提供制度保障，确保最大程度地反哺市场经济的发展，克服市场自身的盲目性等问题。

为进一步释放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内在潜力，东北地区应当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秉持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所有制结构，积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氛围，持续推进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型企业创新发展，激发企业无限的创新力和研发力，为打造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良性的市场环境。其中，要特别注重数字技术对国有资产盘活的问题，可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技术装备的利用率、技术革新速度等，发挥国有企业资本雄厚、技术基础坚实、抗风险能力强等优势，使其积极投身到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上。同时，还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构建科学、合理的国有企业智能治理体系，简化管理流程，提高经营效率，优化国有资本，从而实现对国有企业的综合智能化管理。

(三)不断健全科技创新机制，增强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振兴的内在驱动力

数字经济领域创新是以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技术实现，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内在驱动力。企业对技术的充分掌握，是东北地区摆脱“引进技术—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再引进技术”循环怪圈的关键，也是促使东北地区大部分企业占据技术优势，进而获得长久市场竞争力的必然出路。东北老工业基地曾凭借汽车、钢铁等传统重工制造业一度跻身为国家经济发展前列，而且这些产业在今天仍然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脱离现有优势产业去单纯地谋求东北经济的数字化振兴，可在这些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拓展新兴、交叉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形成以传统产业为支撑的数字产业群，实现规模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方向性作用。

一方面，发挥现有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轻工业、农业等潜在优势，强化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渗透，实现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数字化和技术化的改造升级，打造以传统产业优势为竞争核心的、数字经济转型赋能的且涵盖现代农业、智能汽车产业、智能装备制造业等在内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智能经济集群化、规划化的长效发展。

另一方面，这些目标的实现是依托东北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及科研成果的长期积累，必须充分有效利用域内的行业技术、科技优势和智库资源，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以经济数字化振兴统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践发展，加快促成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载体的搭建，深入推动产、学、研、企一体化和协调发展，引导核心技术、关键领域的研发与创新。在实践操作中，可促进东北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研发机构，广泛开展数字经济的协同研发和合作，加快提高市场转化率。对于高端研究领域则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将科研成果对于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四)持续加强人才智库储备，确保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振兴的人才支撑力度

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劳动、土地和工具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农业经济时代；第二个阶段是以资本逻辑和技术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工业经济时代；第三个阶段，即以大数据为主要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当前，数据、数字化等已然成为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核心要素。

人是数据生产、研究和使用的主体，人才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等经济数字化发展的前提，如若没有从事数字技术研究开发的人才，数字经济及其相关产业链等难以成为现实。因此，需要从人才培育入手，完善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模式和体系，建立强大的数字经济人才智库，使其成为引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在具体操作上，要充分利用东北域内的高校教育资源，加大对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对口人才的培养力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形成对高端数字人才的吸引力，确保人才扎根东北、服务东北；另一方面，政府可发挥引导、助推和监管等职能，促进相关企事业单位通过健全股份、股权等激励机制，对高端数字化人才实现技术入股、参股，实现资本与技术的良性融合，促使企业与高端人才捆绑发展，以数字化人才支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