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

过去十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冲击。先是人民币实际汇率显著升值、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之后是中美关系的剧烈调整，2020年初以来又有疫情冲击，以及在此过程中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压力大增。

在这些冲击的合力之下，外资企业纷纷调整战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进程实际上早已开始，外资企业在中国总体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新时代条件下，这也是思考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现实背景。

从外循环为主转向内循环为重心

21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不断上升，外资企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在第二个十年中，外资企业在外循环中的作用明显趋于下降。2008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全部出口中占比接近60%，2021年末，该占比则降至了34%。换一个视角，从金额规模来看，2014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金额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此后就徘徊不前、陷入停滞。而同期内资企业的出口规模大幅增长了74%。过去十年中，内资企业在出口当中的作用明显上升，而外资企业的作用明显减弱。

从纵向视角来看，外资企业从外循环为主转向内循环的趋势更为明显。2006年，外资企业的出口商品销售额达到5638亿美元，是其在中国国内销售额的7倍。此后外销与内销的缺口不断缩小，尤其是2011年之后，外企出口规模陷入停滞，同时外企内销金额保持稳定的上升势头。到2016年，外资企业的内销金额达到9267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出口金额。此后外企在国内销售规模继续保持更快的增长势头。2020年，外资企业的国内销售已经达到1.45万亿美元，大幅高于出口金额55%。

因此从空间布局来看，在华外资企业的战略已经从in China for global转向了更多的in China for China，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把国内市场业务作为主轴。这种新形势，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产业投资重心从制造转向服务

近年来，关于制造业外资撤离中国的担忧逐渐上升。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也确实出现了下降。

2020年制造业领域FDI下降了12%。2020年受到疫情冲击可能有特殊性，但是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制造业领域FDI较上年下降了14%，也是负增长。从规模来看，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2018年的412亿美元，分别降至2019年的354亿美元、2020年的310亿美元。由于制造业FDI占到整个工业FDI的85%左右，工业FDI也有同步的降幅。

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制造业FDI下行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基本一致。2006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工业GDP占比进入平台期，2011年之后该占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因此，制造业领域FDI投资增速下行是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相伴随的长期过程，而非近年来的新现象。早在2011年，制造业FDI达到了521亿美元的峰值后，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另外在过去20年中，制造业的FDI占比也一直在下降。2011年以来，工业在全部FDI中的占比已经从48%降至25%。可以说，2019年、2020年制造业FDI的下行，总体上是过去下行趋势的延续。

与制造业形成鲜明对比，服务业FDI在2019年、2020年增速分别为11%、13%，相应地，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分别为953亿美元、1072亿美元。服务业FDI增长完全抵消了制造业FDI的下降，因此FDI总体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2011年到2020年，服务业在FDI中的占比从50%上升到74%。金额规模也从583亿美元增加至1072亿美元，实现了大幅扩张。这与制造业FDI的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也要注意到，部分外资高科技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使用各种行政手段、管制措施，对盟国企业使用政治攻势和长臂管辖威胁，禁止这些企业向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以及禁止其将高技术生产环节、研发能力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国内出台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瞄准重点领域就是要从中低端尽快实现突破，实现补短板和练长板。在此背景下，部分在华外资高技术企业担忧“高不成、低不就”，担忧陷入美国限制政策和中国本土企业追赶的“前后夹击”的窘境。这种担忧也导致部分外资企业处于观望状态。

服务业投资从传统走向未来

如果继续对服务业FDI进行细分，可以发现其快速增长的两个重要背景。

背景之一，和制造业产业升级有关。在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2011年到2020年期间，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FDI投资，从84亿美元增长到266亿美元，增长了217%。再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FDI，从27亿美元增至164亿美元，增长了509%。又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的FDI，从25亿美元增加至179亿美元，更是增长了630%。这些服务业的FDI投资大幅上升，直接推动、支持了相关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我们在看到制造业FDI下滑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尤其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FDI的快速上升，为中国强化制造业体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背景之二，服务业FDI的快速扩张和中国消费需求升级有关。过去十年，外资对传统服务业的投资热情下降：住宿餐饮业的投资出现停滞，房地产投资在波动中出现下滑，文体和娱乐业投资也呈现下降。与此同时，外商投资积极响应了消费需求升级：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FDI增长了204%，金融业的FDI增长了239%，教育业的FDI更是增长了70倍。这也和中国服务业在相应领域的准入逐渐放开有关，而这些政策的推进也是适应了中国消费升级的需要。

图：外资企业的出口销售金额和国内销售金额

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以及作者的计算。数据说明：外资企业包括了港澳台资企业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胸怀天下、海纳百川，旗帜鲜明地稳定外资，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发挥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也要注意到，外资越来越强调in China for China的战略，过去十多年以来，外资参加中国外循环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同时更大程度地参加内循环，尤其在2018年之后进一步强化。这不仅表现在国内商品销售业务快速上升，而且也表现在FDI更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这也意味着稳外资的政策着力点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在过去，中国吸引外资更多靠生产端的优惠、跨境商品和投资壁垒的减少，从而推动外资依托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做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进而吸引更多外资。而现在中国吸引外资、稳外资的政策着力点，在于理顺国内行政管理在空间上的统一、时间上的一致性，同时更多依托于国内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发挥世界市场的优势，从而在新形势下实现吸引、稳定外资，并且发挥外资在人才、技术等领域的持续溢出效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制造业FDI的萎缩，重视包括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大制造业”，并相应地调整“稳外资”的政策重心。一方面，需要从中国发展阶段来客观看待制造业FDI的萎缩，理解这是发展阶段变化、居民消费需求转型升级带来的供給侧变化。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制造业FDI萎缩背后实际上是制造业产业升级、制造业服务化的结果。这体现为外资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领域FDI的快速增长。

2021年1月至11月，高技术服务业FDI增长20.8%，显著高于全口径FDI的增速和制造业FDI增速。FDI的这种结构调整，适应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改进对“制造业”的理解，将统计核算、经济政策的关注点，在“传统制造业”基础上扩展到“制造业的服务化”“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把科研、技术服务等支持传统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纳入到“大制造业”的范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