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车玉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动金融行业转型升级，由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驱动的金融业务创新，正深刻改变着金融业服务业态和经营模式，我国金融业进入全新数字时代。随着行业顶层设计不断完善、配套政策相继出台，我国金融科技在经历粗放、井喷式发展之后正向规范、集约、持续创新的方向发展，但金融科技创新在提高金融服务质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复杂多样的伦理问题和潜在风险，给金融创新、监管、安全带来新挑战。给金融监管的及时性、主动性、穿透力带来新挑战。用户隐私数据泄露、大数据杀熟、算法“黑箱”等伦理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推动金融科技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新形势下整个金融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金融数字化转型“转”的是什么

“十三五”期间，我国金融科技从星星之火到百舸争流、从基础支撑到驱动变革，呈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改变金融生态、重塑金融格局，为强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数字技术将成为新的发展引擎，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产业化浪潮将势不可挡。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要以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为主线，加快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那么数字化转型“转”的是什么？

从历史进程看，国内外近10年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金融电子化阶段，电子技术在金融行业渗透实现金融业务处理信息化和自动化，产生直销银行、金融超市等新模式；第二阶段：互联网金融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应用催生了大数据风控、线上信贷、智能投顾等创新金融产品；第三阶段：金融科技时代，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重塑了金融服务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可以看出，金融数字化转型既是金融电子化、互联网金融的延续，又存在本质的不同。数字化转型不是由技术作为支撑的商业模式创新，而是金融从业机构在全民数字化时代下实现由技术引领的业务模式变革。

从应用层面看，随着线上金融需求的增长，金融科技在革新业务模式、提高金融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等方面表现出的明显优势和可扩展的巨大商业空间，促使金融机构积极加大金融科技资金、人员的投入，全面向数字化转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显示，2020年以来数字金融指数增长了60.4%，是数字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凸显了金融科技不可估量的价值。数字经济时代，广大金融用户对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金融业务的强烈需求，才是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根本推动力。金融机构需要从战略层面制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策略，革新传统金融服务逻辑，探索应用数字化思维，谋求未来发展前景和差异化优势，抢占数字经济时代战略高地和商业先机。所以，“转”的是数字化思维，是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角色定位，是满足新时代用户使用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业务逻辑，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核心的金融业务逻辑重塑。

二、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的伦理挑战

技术是把“双刃剑”，金融科技在为金融创新注入源源不断活力的同时，也使金融风险变得更加复杂、不易识别。技术应用不当、企业价值理念偏差等造成的金融科技伦理失范危机，成为新形势下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重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当前，业界对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的普遍理解是规范金融活动中科技应用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主要包含科技伦理治理、金融伦理治理两方面内容。

（一）数据保护浮于表面，应用伦理问题突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4.69亿，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39亿，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3.81亿，数字经济总量规模已经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现阶段，个人数据在收集、传播、交换等过程中的保护流于表面，在制度体系和监管手段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等利益既得方很容易打擦边球。一些科技公司利用技术手段从互联网获取大量用户个人信息，并形成买卖“黑色”产业链。金融服务提供商采用“不授权就不能使用”霸王条款、从科技公司购买等方式轻易获取大量用户个人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私自刻画用户画像，对金融数据未做脱敏处理私自进行同业共享和交换，将大数据作为杀熟、过度营销、诱导消费的工具，侵害金融用户合法权益。

（二）算法“黑箱”显现，与金融普惠公平背道而驰

近年来，金融科技迅猛发展，数据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新联接、新纽带。数据算法作为系统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在激发科学突破、优化业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和可得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过度依赖数据建模分析下的理性结果而削弱人工判断和干预，就会产生因算法偏差带来的破坏市场公平、社会分歧加深、侵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且这些问题因算法的“黑箱”特性不易被监管和纠正，与我国金融倡导的公平性、普惠性背道而驰。金融机构应用算法的业务决策会精准选择符合特定条件的用户，设置隐形用户门栏，损害了金融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算法的设计往往是当下社会模式和算法设计者的思维再现，很大程度上会因设计者固有的思维和偏见形成算法歧视。

（三）金融诚信失范，引发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金融服务歧视引发金融诚信失范，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播带来系统风险隐患，基于技术手段的流量挟持、监管套利、市场垄断等问题危害金融市场秩序。大型金融科技公司、金融机构往往利用自身数据优势和“强强联合”方式，阻碍市场公平竞争，获取超额营业收益，形成“赢家通吃”的垄断局面；同时由于垄断业务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绑架形成“大而不能倒”的风险。金融科技伦理约束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机构过度追求利益而社会责任感丧失，使得金融服务“脱实向虚”、弱势群体“数字鸿沟”扩大等问题蔓延滋长，违背了新时代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思路和目标。

三、以体系框架新思路开创金融科技伦理治理新局面

2021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金融科技伦理失范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加快构建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一）成立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专业委员会

2020年10月，党中央组建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不断完善治理体制机制，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金融科技伦理治理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成立整个金融行业协同共治的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专业委员会，加强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抓紧完善制度规范，健全治理机制，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着力解决分业监管穿透力不强、交叉监管存在漏洞、专业性和主动性不适应发展形势等问题，开创主动、穿透式监管和伦理治理新局面。

（二）明确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目标、原则和任务

金融科技伦理治理要以塑造科技向善文化理念、护航金融数字化转型良性发展为总体目标，坚持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构建监管部门、金融公司、行业组织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按照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的理念，把伦理治理的要求贯穿到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业务创新等金融科技活动的全过程，覆盖到金融科技创新各领域，同时处理好金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关系。

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的金融科技伦理治理制度规范，从制度层面明确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的目标、原则和任务，从事前审查把关、事中动态监测和事后评估优化等流程中的各环节强化对金融科技创新活动的伦理监管。金融机构及持牌金融科技公司要认真落实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主体职责，成立企业级伦理治理专项工作组，将金融科技伦理治理融入到企业发展理念和框架中去，建立健全内部科技伦理审查流程，合理应用监管科技“以科技手段管科技”，促进技术合规、防范化解伦理风险，同时做好信息保护、自觉接受外界监督；积极推动创新项目进入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在该工具柔性监管框架下进行测试、优化，从源头规避算法隐患和应用风险。行业组织要充分发挥金融行业各领域与金融监管部门、行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作用，有效克制行业成员因个体博弈带来的弱势化和非理性的缺点，营造科技向善的行业创新氛围。

（三）加强专业人才伦理素养培养

金融科技要健康可持续地发展，首在用人，用人干事，重在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金融从业机构要树立重品德、重才干、重担当、重实绩、重公认的用人导向，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是金融从业机构在数字经济时代应变局、育先机、开新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金融从业机构要从专业技术人才伦理培养和评价激励机制方面入手，不断提升金融科技相关人员伦理素养和知识储备，引导相关人员建立伦理自我认知、自我约束体系，并在人才评价中将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人才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让品行兼优的人才脱颖而出、大显身手，激励并带动一群人“德才兼修”，从根本上保障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