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媛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张枣《镜中》

裘山山笔下多的是落花与流水，美亦是美，却总含了一丝物哀之意。仿佛她生来便不爱花团锦簇晴空万里，执意于春光渐逝、潇潇雨歇。写女人总写婚姻不顺却还不甘消沉渴望真爱的中年女性，写军人往往是不负祖国山河只得负了卿卿的忧伤恋曲，写农民要写一生倔强忍耐辛苦劳作却仍未开花的春草，写律师则写追求正义但常常填补不了道德或情感漏洞的司法之无奈……裘山山的笔触，一半宽慰一半叹息，就像落英缤纷的暮色，或暑气消散的傍晚。四十年来，她执一面黄铜色素雅的镜子，揽镜自照，也照他人晴雨、也照众生一瞬。镜子里是她此生的文字，洋洋洒洒，一如梅花落满黛色的远山。

骑马归来，还是远去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叶以短篇小说发轫，到世纪之交凭长篇处女作广受嘉许，再到近些年长篇、中短篇、传记、散文齐头并进，裘山山的创作虽涉猎宽泛、形态多样，但其实是秉承了一条比较连贯的精神脉络，这条精神之脉贯穿了身与心奔赴往返的长途。从成都市区到西藏边防，从基层连队到杂志社报社，从咖啡店里郎情妾意到雪域高原俯仰天地，从峥嵘的革命前史到琐碎的当下生活……她身骑白马走三关，折返于仙境与尘世、理想与现实、军旅与市井，并在这个不断来回的过程中，抵达了自我的目的地——对人性之坚韧的临刻，对人心之幽微的描摹。反过来，她再从目的地出发，向孤独者传递温暖，向不幸者予以观照，向坚守者表达赞美。

在裘山山的创作中，历史时空、地理环境、精神场域——这三者都在不断地流徙与转换、映射与对照，形成了特定的文本实践空间。在这个一面流徙与转换，一面又实现了往返与循环的空间中，裘山山得以找到她自己的位置标注，一如她笔下的人物，倾其一生都在各色群体或制度规则中、在抵抗生活的惯性中，寻求一个身份与价值的认同。

在物理空间迁移中寻找自身地位，这个概念以各种变体的形式在裘山山作品中体现。出生于落后山村的春草，不肯嫁本地人，竭力奋斗只求能走出山村远离贫困；白雪梅的漫长回忆，就是年少时他们从四川出发、一路进军拉萨追求理想的艰辛历程；《河之影》中现实里“在此”的我回望八岁时“在彼”的我，通过对运河岸边历历情景的清晰复现，完成对那段往事与往事中的自己的追认。

与物理空间迁移相伴随的是心理空间的转化，看裘山山的长篇散文代表作《遥远的天堂》便可知晓，她时常处于“在路上”的状态，其创作素材、灵感来源及情感积淀也经常由风尘仆仆中获得。沿途的观察、窸窣的情绪、真挚的触动经过一路跋涉后，筛滤为文字的温和与柔韧。“在路上”的状态并不始自成年或开始创作以后，而是裘山山从小就跟随父母南北迁徙所留下的精神烙印。因父亲曾是铁道兵，工作地点几经折转，母亲带着年幼的她和姐姐去投奔，再又举家搬迁，至裘山山自己入伍后，从此与家乡隔开更远的距离。这段迁徙的轨迹让裘山山的生命底本里有了深刻的“在途”意味，她的主人公们也似乎总是在寻找、在奔赴、在追随、在抵达。

应当看到，裘山山对自己“在路上”的状态是欣然接受的，那大抵也意味着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旺盛蓬勃，与之相应的是她文本内在一直保持的流动感。她不喜欢裹足不前，也不愿圈地为据，而是在贯穿自己那条精神之脉的前提下，不断尝试新的思考路径与书写可能。这在她近年来愈渐丰硕的成果中可见一斑。

而流动意味着开阔，意味着轻盈。这也帮助她在安守军旅身份这一阵地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创作层面的丰富、灵动与松弛。可以肯定的是，军旅身份赋予她踏实的自我定位，而军队体制的闭环式生长空间，也为她提供了创作思路的清晰与审慎。精准的位置属性与涌动的个人情思彼此激化，然后交融，凝结为军旅作家笔下常见的那种顺应于历史语境、又渗入了个人省思的独特胶着感。

若讨论其出版于一九九九年的军旅题材代表作《我在天堂等你》，现如今可能是一个比二十年前更合适的时间。我们当下所面临的覆盖社会各个阶层巨大的焦虑感，我们所置身的进退失据、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与二十年前全社会被市场经济刺激起来，满怀勇气与期盼在努力奋斗、勇往直前的那种时代氛围和精神阈值是很不一样的。比起二十年前，社会更繁荣富足了，具体来说，就是大家吃穿更好了，但今天的青年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远高于二十年前。今天的青年人甚至没来得及有一个从忍受贫穷到慢慢富裕的过程，而是自小就生长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中，于是他们以为自己成长中拥有的一切都是本来就存在的，也是必须存在的。年轻人几乎已不能够想象真正的“艰苦”在自己身上出现了。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内卷、裁员统统出现了，同时出现的是社会精神层面的撕裂与对峙，也是拜物逐金的美梦破裂后普遍性的迷茫。而此时若重温《我在天堂等你》，我们再次与那一股极致纯净、极致热忱、极致高尚的精神相遇，再次体会那种温暖的战栗感、那充满柔情而又饱含力量的抚慰，其作用可能比二十年前更甚，也更富有向上的意味。

《我在天堂等你》让我们看到个人经验与历史经验真正合流后，那些经历反过来对人的成全，也可以说是对人的重塑。历尽艰辛的他们站在岁月深处，就像西藏山脉上的雪花，变得几乎透明而又无所不在。故事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受个体的渺小与脆弱，感喟大自然的伟大与残酷，更感悟精神力量的浩瀚与强韧。而这是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慰藉与鼓励。故事虽然以革命历史真实为依据，但其背景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场漫长的与雪岭冰峰的博弈，是前行途中相互扶持的坚守、竭尽全力的无憾。这是今天的读者依然可以尝试理解并代入的主题。高原行军的艰难远甚于我们生活中也必遭逢的重重困苦，这显然比战争要更容易感知与想象。

作品也展现了裘山山化采访素材为虚构小说的高超叙事技术，她通过耐心而细致的、富有节奏感的讲述，通过回忆与当下两重时空、欧家三代人各自视角的组合，构筑了文本的绵密与扎实。如果缺少它们，崇高感和悲剧感将难以建立。因为攀爬雪山的缺氧和饥饿、绝境中九死一生的挣扎、眼见战友牺牲而无能为力等等这些场景，在脱离历史语境后未必能直接引发共情，此时叙述上的绵密扎实就变得格外重要，它决定了文本的内生温度与共鸣空间，决定了故事蕴含的厚重感，更决定作者想要表达的对崇高的敬意、对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慕、对军人牺牲奉献的感动这一切现实主义意图是否建构得起来。

裘山山关于西藏军人的作品还有近年新作《雪山上的达娃》，若干短篇如《我讲最后一个故事》《传说》《一个夜晚发生的事》等，以及大量纪实散文。她用真挚的情感营构了一个将历史时空、地理环境、精神场域三者叠加起来的多维空间，既指涉军人守土卫疆的现实，也寄寓灵魂自我净化的想象，这个空间打通了经验的长河，让读者得以溯流而上，融入宏阔辽远、干净明澈的精神向往之中。

下了雪山，裘山山的写作姿态依然呈现出这种可贵的通达。在存在主义焦虑与现代性反思深度蔓延的数年间，军旅身份或许能给予写作者由内而外的安全感与稳定感。不甘于这种带劝导意味的保护的作者，多半脱下军装回归了地方，而另一些作者从自身成长经历与阅世体验出发，选择继续投身此列，这里面很有一种彼此成就也彼此捍卫的味道。裘山山属于后者。一个在世界屋脊的边关哨所流下过眼泪，在藏族、珞巴族、门巴族等少数民族村落见证过军民情谊的作者，就如同一只被不为人知的秘密所装满的抽屉，如何能够轻易地抽身呢？这已不止于是念旧或情深，而关乎她的心血热望、灼灼理想。

正因如此，她的创作隐去了那些噬骨沥血、犹疑飘摇的滋味，保持着一种平和与达观，而这两个特质恰已在如今深陷各种愤怒或苦闷的作者中难寻踪迹。

平和变得珍贵，只因为面对当下的世界，我们已不敢想象彻底失去平和将变成什么样子。

这种态度也体现在裘山山大量非军旅题材作品中。《保卫樱桃》里曲高和寡的女校长被当地的陈旧习俗与落后观念无情击败，最后一刻却放下了砍树的手，选择与击败她的世界和解；《廖叔》中“文化大革命”时曾遭遇红卫兵抄家、造成重大精神伤害的廖叔，最终放下了仇恨与怨怼选择包容；《水天一色》中痛失独子的郑老贵慢慢也平复儿子牺牲带来的痛楚与芥蒂，发自内心接纳了被儿子救起的光娃。相对来说最具批判色彩的律师系列，都将关注点放在了社会地位上弱势、话语权力上被动、在命运暴击下无力抵挡的人，可以看到作者对底层不公命运的关注，以及试图呈现和诘问这种不公状态的努力。但是，与底层命运一同出现的是律师系列主人公欧阳明明，她的个人魅力与支线情节比起当事人的不幸遭遇似乎更吸引读者眼球，而对于这类知识精英、中产阶级人物的书写，既袒露了裘山山与之同等的观照者视角，也隐去了更深一层挖掘和剖析底层悲剧命运的动机。

在过于晦暗的时刻，裘山山会保持一种善意的“钝感”，于是对那些深深埋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痛苦逻辑不那么较劲、不那么尖锐，也不那么刻薄。这也许亦是她一生打马来回、守住精神之脉不至迷途的从容所在。

寻找身份认同与自我价值提升的诉求在排除了物理空间迁移的文本中同样存在，显然，比之地理环境转换带来的具象变化，裘山山更关注的是心灵的腾挪与精神层面的满足。《雪山上的达娃》中的战士黄月亮与小狗达娃共同成长，他们都铆足了劲儿努力，渴望得到他人的信任与认可。黄月亮盼望在哨所立功，以此告慰自己多年前牺牲在高原边防的父亲，证明自己是个不会让父亲失望的好兵；《白罂粟》与《城市情人》中，叶仲明与王路生虽然已人在都市，却无法摆脱农村出身带来的心理自卑与求爱焦虑，竭力寻求一个体面身份（具体说来就是城市户口）作为自己面对心上人的筹码。

也许是崇尚荣誉的职业使然，也许来源于教导孩子自立自强的家庭环境，裘山山其人其文，都显示出一种不愿服输、不懂谄媚、不屑逃避的“守正”感，她笔下无论男女、无论出身际遇如何，也向来看重自尊，很少出现精于世俗、油滑鲜耻之人，有那么点倔头倔脑的意思。对个体价值的尊崇、对群体认同的看重，于裘山山而言是重要的人生态度与追问方式。这让她的创作在平和达观之余，还能持久地保有一份热忱与自勉。

永远等候的镜子

“对镜自揽的女子”是一个自古及今的悠久意象。照镜子既有自怜自艾之感，也意味着自我观察、自我审视、自我省思。女人照镜似乎是一个漫长的、被定格的姿态，既优雅又落寞，既满怀期待又惴惴不安，就像“等候”这个同样悠久的意象一样。

对裘山山来说，“永远等候她”的那面镜子究竟是什么？大概就是与女性互为参照的男性，以及对两性关系的认知、洞察与体悟，对女性命运的审视与思索。

女人照镜，看的似乎是脸，更是自己的心。在女人与内心的隐秘对话中，总潜藏着一种与理性对峙的、渴望挣脱现实制束的幽暗意识，这或许与女性长久以来的弱势地位和被动形象息息相关。揽镜自照的女子，总能看到温顺面孔下浮动的渴望，看到被习惯与成见抑制的冲动，看到自己的不满和不甘。裘山山借这面镜子透视女性内心，也逐一剖开女性心理蕴含丰富的可解读性。

在写到女性与爱情时，她展现出明显的优势。作者的聪慧狡黠、细腻敏感、温和柔韧，统统观照在她笔下的女人形象和整体文字质地中。最难得的是她以如此“女人”的方式写女人、写两性，看上去如此婉约、如此“示弱”的，一点儿不强硬、不冷静、不故作坚强也不含糊隐晦的，却偏能写得劲道十足、直戳人心，不带丝毫矫作之感。

相比于男性为主的军旅作家群体，女性心理描写与女性人物塑造无疑是她的拿手绝活。这个群体中的大多属作者着迷于精彩故事的构建、宏大景象的铺陈或者英雄主义劲健风格的塑造，却每每在塑造女性形象时遭遇滑铁卢。或许是因为太缺乏参照对象，男作家们对女性人物心理的浮躁想象，以及惯常出现的粗线条、功能化人物塑造，让我们几乎默认了军旅题材作品中女性的缺位。

而像《我在天堂等你》这种把女性和军旅两个元素糅合起来的作品，令人惊喜地补齐了版图上的空缺，并且将女性的极致浪漫与恰因为浪漫才能攀爬而至的极致坚强形成了同构。女性能浪漫到什么程度，就能坚强到什么程度。因为相比于物质，没有什么比理想信念或动人爱情这种抽象物更坚固、更顽强、更无可抵御、更不易摧残的了。

在因浪漫而构筑起的幻望中，女性可以承担并忍受住人世间任何的苦难。值得另书一笔的是小说的女性群像写法。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到《西线轶事》，从《马蹄声碎》到《我在天堂等你》，军旅题材作品中，小分队式的女性群像成为一种常见视角，一种历史叙述的绵延姿态。这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述说便利：几个性格各异、特质不同的年轻女性，自带女儿、恋人、母亲等身份属性，自然地凭私人背景的温情缠绵与宏大战争等革命历史语境构成了残酷对立。牺牲是必然的，且不仅限于身体/生命的牺牲，而是这些女性所怀揣的婉转深情与千尺眷恋的破碎和丧失。这种带有美学蕴藉的悲剧感比男性视角的牺牲让人更觉哀怜和无力。同时，女性群像还有一种旁观意味。因为身体条件的限制，她们虽置身于战争现场，却大多不处于前线冲锋、英勇杀敌的位置，而是卫生员、话务员、后勤保障人员、文艺兵等等，这让她们的战争体验与前线将士相比产生了一小段微妙的距离，在这段细微的间距中，灌注了她们对战争的独特性别观察，灌注了对生命的柔情与对死亡的不忍，也灌注了绝望和绝望之后的坚强。

在都市题材作品中，裘山山虽然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偏于固定维度，但的确刻画得生动细腻、鲜活可感，也相当具有代表性。她平心静气地把两性关系的真实互动状态（包括生活中确然存在的种种不对等）写入小说，且吝啬于书写任何圆满的爱情或甜美的结尾，往往是一个将明未明的猝然结束，或令人怅然的寥落收笔。让人既无法尽情流泪，更不能喜笑颜开——这感受恰与那莽莽前行而不知所终的生活流相一致。

一如凌寒的梅花也终将凋落，裘山山对两性之间坚实稳定、长久保鲜的爱似乎缺少信心，她的爱情总有类似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里那样的克制感，愈显古典主义的审美趣味。作者仿佛深知脆弱是心动的实质，不安是恋人的本能，作品中不稳定、非常态的两性关系结构极为常见。男女主人公总处在彼此打量、相互盘算的过程中。若是夫妻关系则二人中至少有一个已另谋所爱，若是情人或准情人关系，则往往最后未成眷属。《琴声何来》貌似写了一个看上去最诚挚的男主人公慢慢抛下世俗观念爱上灵魂伴侣的故事，作者最终却又安排了一个更出人意料、无可转圜的结局。

在大量以露水情缘、爱而无果为主题的作品中，《冬天的故事》是我比较欣赏的篇目。这篇小说的调性与作者的惯常风格不太一致，尤其与其短篇写作偏好的幽默、轻快完全不同，就如篇名一样，充满冬日的萧疏冷峻之感，作品对两性交往过程中内心情态的细腻描绘一如既往，思绪的点滴流逝、心境的微妙起伏都捕捉得很贴切，却又不让人感到那种因过分真实而带来的沉闷和逼仄。也许是因为开篇以男主人公视角缓缓铺开故事，不似许多同类型作品都以女性为视角，因此规避了过多抒情和心理波动所带来的“腻味”。以男主人公视点看待两人关系，带点揣摩与期待，又带着清醒与克制，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似有恍惚的感觉，从而把过于实在的部分抽空了。但到故事后半段，转为女主人公视角提及前尘往事后，又弥散开人物渐入绝境时那种刺痛与寒冷。尤其是人物那茫然似有所失，最后却只能吞下命运苦果的平静，为小说带来幽恨绵绵无绝期的滋味。

《胜诉》中欧阳明明面对林亚明的柔肠百转，将知识女性在感性的爱意冲动与理性的自控反思中苦苦挣扎、反复平衡与取舍的姿态写活。与此相仿的是《落花时节》中的苏宜，面对一个仅靠电话聊天建立起精神交流快感的未知对象，对其下意识地理想化猜测与理想破灭后的自我安慰，表现出都市女性那种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的小小贪心，更展现出她们为寻找真爱而努力自我说服、自我劝慰、自我勉励的可爱之处。

裘山山对女性心理刻画的生动正在于，其实知识女性在文化学问上的修养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并不能帮助她们更理性地思考与行事，女性依然本能地沉溺于感性冲动，且所有基于感性冲动的行为都是主观自愿的，而理性、克制、谨慎状态下的行为反而总是被动无奈的，并非出自女性本意。残酷而又现实的情形是，如果一个被倾慕的男性愿意给女性哪怕一丁点儿希望的火苗，女性心里立刻能燃成燎原烈火，且兀自蔓延；反之，对方回馈女性的往往又并非火苗，而是兜头冷水，可即便是这样，女性内心因爱慕与幻望而生出的点点星火依旧不愿熄灭，固执顽存。女人对爱的执念——这几乎要上升到哲学之问的命题，在裘山山那里化作了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篇章。

但需强调的是，虽然惯写爱而不得，裘山山却比最擅雕琢男女心思千回百转的张爱玲要善良温暖得多。她只是将爱而不得视作现实常态，却从不质疑彼此心动时的诚恳，更无意于悲叹世事尽皆苍凉。

更多一些讨论与思辨色彩的是长篇小说《到处都是寂寞的心》，中篇《男婚女嫁》《城市情人》等。同样是以有文化、有独立思维的女性为叙事主体，同样细细拿捏着女性的微妙心理状态。这些篇目更直白地呈现出她们因为受高等教育、有体面工作而产生的强烈优越感和标榜自己独立形象的执念；呈现出人到中年害怕失去、害怕被比较而产生的不安，还有耻于暴露不安所导致的内心忐忑；呈现出她们对男性与爱情既期待又怀疑的矛盾心理。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多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其时代背景与今天已不相同（那个年代都市知识女性的优越感比如今更甚），但它们剖析的女性心理却与现今一脉相承——以高傲和审慎作伪装，却又一再踏入同一条河流，一再沉溺于同一道伤口。

裘山山太了解这一类女性。她们多半有点自以为是，又总爱故作潇洒。为了自己对爱情所设的种种期望，也为了自尊与骄傲，这些聪明又深情的女人不得不“谨慎地小心地忍耐着”（《有谁知道我的悲伤》）。“纠结”是裘山山笔下知识女性的一个极其普遍的状态，哪怕是孑然一身、清醒通透的吴秋明，内心也同样饱受纠结的折磨。唯一显著不同的女性形象是农村女人春草，她贫穷、不识字而生来劳苦，却唯独她是从不纠结、不犹豫也不畏惧的，她更接近人的本能状态，是一个“彻底的人”。像白雪梅这样的革命女性当然也免去了现代都市女性的纠结，但她所具有的平和状态是经历了一个更特殊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概而言之，在裘山山的人物长廊里，都市知识女性每每瞻前顾后，底层劳动女性常常一往无前。

裘山山擅写女性，也同情和爱惜女性，但这并不等于她超越了自身时代或认知的局限，真正认同了女性对传统角色属性的摆脱。好处在于，她的作品中不会刻意拔高女性地位或赋予女性“主角光环”，不似现今流行的“大女主”“爽文”模式那般粗暴简单。她通常只是客观勾勒女性的优秀之处，却不通融她们的事业或爱情以任何一丝捷径。但令人稍感遗憾的地方是，她笔下的女性似乎总逃不掉回归家庭这条路径：历经磨难的春草最终还是没有离开一事无成的丈夫；放弃了冯君的苏宜转头和谢同志走入婚姻；自诩独立看淡姻缘的白云竟然退而求其次到约会邋遢老许……更典型的是短篇《空号》，初读只觉有趣，喜爱作者那讽刺而幽默的收束一笔。可转念一想，错愕惶然的女主人公最后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找回了安全感，一切仿佛从没发生过，这不是在讽刺萍水相逢尽皆虚妄的同时，却又再次重申了女性家庭主妇位置与任劳任怨的必然性吗？须知这位本有些“贼心不死”的女人，家庭生活是日复一日的操劳奉献，伺候丈夫与儿子的衣食住行。如果说婚姻之外的逢场作戏固然是不可靠的，那近一步设问，回归原本的家庭位置就是唯一的选项吗？或者说，女人最终的安全感只能靠这样在家中百般辛劳的付出才能够建立吗？应当说，我们不甘于此，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女人回家，但并非回一个爷俩每天安心坐在沙发上、等她烧饭洗袜子的家。

除两性关系外，母女关系也在裘山山作品中有过令人难忘的刻画。春草和母亲一辈子纠结缠绕、爱恨交织的关系，也许不是最典型的中国式母女关系，但这里面却又包含了深刻的意味。在农村重男轻女背景下的艰难成长、不被理解与关爱却强烈渴望被认同、表面关系的疏冷掩饰着内在的牵挂与情分，以及愈到不堪重负的中年，愈能体会幼时母亲的辛劳、烦闷、暴躁和歇斯底里。没有过农村生活体验的裘山山，通过这样的关系刻画，把一个靠着泼辣倔强扛住这一世艰难的农村女性写得惟妙惟肖。这个母亲形象让人联想到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中那位同样泼辣厉害的母亲，与之相似的还有许许多多如老黄牛般辛苦耕作的劳动女性，她们根本没有或者早已失去了男性视角下的柔情似水、温顺体贴，生活的残酷让她们不具备保持温柔的可能，而男性书写中的想象却还天长日久地塑造着这样的期待。

柔和如裘山山，大概不会创作像简·爱那样一腔孤勇的女子，但她笔下的知识分子母亲形象，却常有一种清冷疏高、矜傲自持，其内在风骨与简·爱近似。如《调整呼吸》《我需要和你谈谈》中的母亲，包括《男婚女嫁》里的梅阿姨，无一不是自尊自重、聪颖能干却并不温柔，她们既不显露身为妻子的娇软痴嗔，也缺乏传统观念中做母亲的敦厚慈爱。这也许和裘山山本人对理想女性的认知，或者作者的母亲对她的影响有关，她佩服这些遭遇过艰难、承受住艰难又能够看淡艰难的女性，她们既像饱经风霜而坚韧不折的旱地野草，也能活成一株凌寒独开的优雅腊梅。她们同样是她的镜子，在镜子里，她读出自己的欣赏与追慕。

窗外：眼见梅花落南山

将视线从镜中转移至窗外，才发现恍然春暮，簌簌落花。前文曾有提及，裘山山小说罕有花好月圆的美满结局，却也不怨不艾，而是常用那种猝然的、留几分惆怅低回的收束方式。与之相应的是她偏散文化的叙事形式——宛如自说自话一般的讲述。

这种叙事形式时而似内心独白，依然是一个人在对镜自揽，她似乎必须要对着镜子里某个固定存在的“影像”或者“意象”去讲述，才能把心事和盘托出，把涓滴意念梳理成河；有时又好似与枕边人呢喃细语，或与相熟多年的好友邻人闲话家常。这与她很多作品中运用的第二人称视角，或者多人物视角相一致。人物直接冲着读者絮絮叨叨，一会儿跑个题，一会儿分个神，一会儿又彼此间观点打架前后不一。从衣着样貌到内心婉转，从脑海中乍现的回忆到现实里左右为难的愁肠，裘山山和她的人物对着你亲亲热热又恬恬淡淡地述说着、讲解着。说到悲情处，也并不大肆渲染、故作深沉；说到欢喜时，也不会惊跳而起激动万分，她只是说与你听，也说给她自己，故事总不了了之，她便也转头去做其他的事。

也许正因为作者大量的、内容丰富的散文写作经验，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策略也让她在创作虚构文本时感到自如与安心。她捡拾起这种古老而朴素的话语方式，不为描摹壮阔的江河，仅试图挽留一涟清波。女性特有的倾诉欲和创作者天然的表达欲在这其中融合交叠，一个个人物好像成了记忆中打过照面的朋友，或某次同学聚会几次听人提起的熟人，他们以现实生活中最平平无奇的姿态出现，却似镜子一般与我们相对，连接着我们自己内心的遮蔽和敞开。

所幸，裘山山不是个啰唆拖沓的述说者，相反她讨厌没完没了和故弄玄虚，也不喜欢掺和太多的个人情绪。作为讲故事的高手，她当然知道适可而止和简明扼要是必要的遵循。她的这种高明，在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作品中显现得愈加清晰，尤其是最新小说集《失控》中的作品，充分展现了清爽自然的写作笔法、舒服熨帖的叙事质感。

《卤水点豆腐》和《百密一疏》中先后出现了“巡视组”“打苍蝇”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表这样紧扣当下政治生活热点的词汇和名称，可谓与时俱进深入写实，尤其《卤水点豆腐》还以时下最热的智能科技与人文学养之间的比较、冰冷技术与温热情怀之间的冲突作为故事背景，探讨现代文明进一步发展且作用到具体个体上的方向与可能性，题材的选取对裘山山这一代作家来说具有相当的创见和勇气。《百密一疏》玩了把黑色幽默，在作者惯有的轻快风格之上，更添了一笔诙谐与讽刺。同样带黑色幽默且底色更为冷峻的是《调整呼吸》，这个故事贡献出一个裘山山往日作品中比较少见的人物类型——外表呈现出极致的世俗与丰饶，打扮精致、态度热忱、能言善道、懂得生活，内在却是极致的空洞与冷漠，对一个活生生死在自己家中的女人，对于发生在眼前的生命的逝去，她表现出让人心惊的淡漠、麻木和不以为然。在这个人物背后，是当下世俗生活中人的皮囊与精神的普遍分离状态，是如流行病一般传染扩散的人性的自私和愚蠢。当然，裘山山也并未大声疾呼，而依然采取闲聊般的口吻一带而过，但这一番闲聊却具有了比往日更多可咀嚼与反思的滋味。

与这个故事的调性相反，《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虽然探讨老年人情感缺失与精神孤独的社会性问题，文本面貌却乐观而轻盈。曹德万身上展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命力，其强悍之处不仅仅在于他身体状况的康健，更在其心态的年轻和无畏，他从不自我怀疑，无论对爱情还是对自己的明天。但作为读者，我们依然感受到那股似曾相识的怅然——八十多岁的老头还在兴致勃勃地期待并计划着自己的爱情故事，这当然是他的自由——但是，即便他美梦成真，如愿与心上人结为眷属，我们也忍不住带着遗憾去预见这幸福的脆弱和短暂。毕竟在那样的年纪，明天与意外不知哪个先来。就像《失控》中事事精心谋算、看似志得意满，不料一夕殒命的男主人公。他衰老生命的倏忽完结，仿佛只是为了宣告自己青春貌美的妻子崭新的开始。无论是对事的批判还是对人的惋惜，又或因袭世事无常的感叹，裘山山向来是点到即止，不拉扯出更长的篇幅。

惆怅过后，我们转眼打量自己的生活，感受那如出一辙的欲说还休。这就是裘山山的笔，让你时时刻刻抵近生活现场，去亲自嗅一嗅这袭毯子上的灰尘味儿——但决计不把你包裹起来。

中篇小说《我需要和你谈谈》是相对铺展得比较开，故事头尾也衔接得很完整的作品。同样关注老年人问题，且聚焦到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身上，直面现实的角度更切肤贴肉，也更值得深思。类似周大新的同题材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裘山山也塑造了一个原本精明聪慧、自我要求高标准严的老人，不同的是，这位老人是女性，也是小说叙述者的母亲。眼见原先在自己心中似乎无所不能的、优秀且高傲的母亲一点点被病魔吞噬，眼见她的记忆开始不受控制地流失，直到最后母亲因为自尊而企图逃离家庭，这几乎算裘山山所能给予都市知识女性的最不幸结局了。也许是在这个过程中借女儿视角缓慢拼凑出母亲的生动形象，也许是因为母女关系在全篇的细密铺陈，这个母亲独自与病魔对抗的故事似乎比周大新笔下的老法官更加感人、更加细腻。它在展现生命之顽强与坚韧的同时，也确然令人不禁低头回想自己和父母的相处点滴，以及垂垂老矣后那不得不独自去往的黑暗隧道。

对生命的尊重与不放弃，不仅表现在步入老年之时，更鲜明体现在突遇灾难和危机之时。《听一个未亡人讲述》是一篇质感独特、颇具回味的小说。依然是裘山山惯用的述说口吻，故事前半段以叙事者詹月的内心独白作推进，中后段则是大篇幅的妻子的讲述，詹月在聆听的同时，也继续默默上演着内心戏。作为故事背景的婚外恋情节被处理得隐晦而模糊，这也确非作者的着眼点，文中那对在第三者詹月眼中男优女劣、并不般配的夫妻，最后却在妻子的回忆中出现了关系换位与印象倒错。男的似有外强中干之嫌，其聪明沉稳、体贴能干的形象在突发的大地震面前瞬间垮塌，而那个俗气粗陋的妻子却展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与困难应对能力，她成为丈夫的支柱，并且对这样的状况她欣然接受、不以为意，仿佛日子向来如此。

“听一个未亡人讲述”，作品本就以“讲述”为名，自然在叙述上下了功夫。通篇叙述视角是已经亡故的丈夫多年前的情人，也就是詹月，而实质的情节走向则是由妻子的回忆与讲述在推动，这里面至少发生了两重错位——詹月记忆中的男人，妻子记忆中的男人，还有那个真实的男人。真相到底如何并不重要，对詹月而言这已是前尘往事，对妻子而言是追忆与怀念，但这里面发生的错位才是最有意味的所在——我们所怀揣的坚定认知与诚挚情感，其实都可能是自以为是。尤其在生命遇到真正的威胁和考验那一刻，那些认知与情感，也许比想象中要软弱和虚妄得多。

在裘山山笔下，故事仿佛是为了人物而写，而非人物内嵌于故事。她的故事是载体、是躯壳，是承托人物思维与情绪的支架，是引导读者走入人物内心的甬道。她通常对塑造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并无兴趣，若说有了些跌宕的情节，也仍是为写人而服务的，她的执念在于描摹人性的幽微褶皱、探究心理的层层变化。这或许才是她专情于“述说”这种叙事口吻的真正原因，非如此，她又该怎么呈现那九曲十八弯的历历心路呢？

那么，她果真只抒情而不追问吗？其实，大抵是她追问溯源所选的路径与尘土现世本就迥然不同。而她这种理想主义的追问方式，就宛如一个遥望故乡的痴情游子——故乡虽远远不得见，但故乡总是美的，因为在梦里、在记忆中、在游子思念的版图上，故乡必是美的。

这样的叙事理念或许框限了裘山山的选材范围与批判深度，但在适用的领域内，她轻盈明快又不失庄重的叙事姿态、亲切婉转又绝不甜腻的叙事语调，以及平和达观又暗含机锋的叙事态度，则能整合为最恰切的角度，用以勾勒一片供迷茫心灵暂歇的疆土。

事实上，不同精神质感的文本，也的确存在语言和形式上的所谓更优选择。本世纪以来，我们看到一些军旅题材写作者在写作形式与观念上的大胆突破，但回过头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小说在精神底色和文本构造上存在明显的龃龉，它们很显然无法展示出作者所试图寄寓的内容。我们固然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将其看作一类风格，将这类作品内部的错位感与撕裂感看作一种叙事的可能。但是，应当相信有所谓更优选择。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不同质地的语言所能传递的文本调性全然不同，不同类型的风格所能承载的情感骨骼也全然不同。譬如用《红楼梦》的诗意雕琢《三国演义》，用博尔赫斯的圈套描摹《静静的顿河》，用《好兵帅克》的戏谑讲述《悲惨世界》，毫无疑问，将会是偏狭吊诡、难受别扭的，因为那很可能同时损毁了一种好形式与一个好故事。

裘山山的优长，正在于文本精神质感与叙述方式的贴合。《我在天堂等你》虽然是一本依循传统现实主义手法、颂扬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作品，但直到今天其艺术感知和写作形式也并不让人感到生硬或脱节。作品丝丝入扣的内心描写，与千辛万苦的行军征途相契合，在起起伏伏、有悲有喜的情感自然推进中，让读者也化入其内，化入雪山和高原的召唤之中。那大段大段情真意切的独白讲述，就好似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情深入骨的告白，是白雪梅和战友们写给西藏、写给青春、写给理想的情书。

对很多军旅出身的写作者来说，他们对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固守，未必是源自对写作范式的念旧，而是对“意义”的执意追寻。很多时候，并非是这些在言传身教中长久存在的“意义”需要他们，而是他们需要这些“意义”，以此作为他们眼所见耳所闻的太多故事的来路、太多震撼的终极旨归。否则，他们无法为自身经验赋形，无法找到更合理并且抒情化的命名。

无论是折梅寄远，还是凌寒独开，梅花的骄傲与意趣向来不在温暖的瓶中，反在相思袅袅与傲雪迎霜中。梅花是有个性的，以温和为人称道的裘山山，其实也是有个性的。只是她惯于持守、不喜相争，为人为文，只求无愧本心。长文读罢，尚有新篇。原来那镜中映照的已非昨日的自己，原来窗外也早不见了南山，徒留那一袭梅花的香味，悄悄落满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