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瑶鹏，林柳琳

（1.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财政金融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410；2.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3.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30）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社会进入转型期，粗放式经济增长掩盖下的创新能力不足、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显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历史交汇期，经济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温，引致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并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严厉的技术封锁以全面遏制中国崛起[1]。2020 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世界深处“五失”（疫情失控、经济失速、政策失灵、民主失范、治理失序）境地[2]。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成为应对风险与挑战的坚实支撑[3]。

一个有效的制度供给有利于突破发展不确定性的困境[4]，有利于促进创新，获得更多数量与更高水平的创新产出[5]。高照军、武常歧(2014)认为，制度对创新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信息与技术在各任务单位间进行稀缺资源的配置，以此激励员工创新和提升创新能力，进而使创新绩效达到最大化[6]。张梦婷、钟昌标(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制度与技术成果市场化制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关系[7]。Soskice(2001)认为不同的制度环境将产生差异化创新系统[8]。中国区域之间存在制度环境差异，具有知识产权力度大、环境监管有力与鼓励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的区域，往往会走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反之，则会导致以山寨取代创新、合谋弱化监管等诸多乱象[9]。

在新发展阶段，以新一轮制度供给驱动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创新创业活力，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释放增长势能的关键。一个经济体的内在增长动力源于人力资本、创新和创业的企业家精神[10]。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为企业家提供好的营商环境[11]，改善企业家境况，促使企业家加大研发投入[12]，并维持高水平的创新产出[13]。因此，制度供给、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的逻辑与影响机制理应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那么，区域制度供给怎样影响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企业家精神在制度供给与区域创新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文章将重点围绕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除引言部分外，文章其余结构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设计，通过设定研究模型，对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作出说明，进行基本统计量的分析；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进行基准回归参数估计和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为研究结论及启示，通过对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相较于现有研究，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制度供给分为环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创业制度三个维度予以量化；第二，基于文本检索方式，文章重点收集并整理2005—2019 年中国各省区市涉及知识产权、环境保护与创业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工作文件共计102891 份，突破以往分析中难以量化制度供给的瓶颈；第三，研究将企业家精神引入制度供给与创新间的关系讨论，细化制度供给对创新的影响机制。

二、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区域制度供给水平，如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的缺位导致山寨创新或“微创新”的出现，从而影响区域创新质量，掣肘区域经济增长质量[5]。为此，制度供给以环境保护制度供给、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以及创业制度供给三个维度衡量，对制度供给与区域创新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具体的模型设定如式(1)：

其中，Innovit为i 区域t 时期的区域创新。INSTit为制度供给水平。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借鉴孔令池(2020)的做法[13]，文章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开放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1)中。μ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εit为随机扰动项。

完善的制度环境为微观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崛起。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创新依赖于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活动，而企业家精神在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知识外溢视角来看，企业家精神推动知识溢出进而推动区域创新，为此文章借鉴Baron &Kenny(1999)提出的依次检验法设定了模型(2)和(3)对企业家精神是否为制度供给影响区域创新的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ENTRit为地区企业家精神，Innovit为i 区域t 时期的区域创新，INSit为制度供给水平，μ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εit为随机扰动项。。根据依次检验法模型(1)中制度供给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系数α1显著，模型(2)中制度供给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系数β1显著，模型(3)中企业家精神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系数θ2显著、θ1的系数不显著，则说明企业家精神对制度供给影响区域创新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若θ1的系数显著，但是较α1，绝对值下降，则说明企业家精神对制度供给影响区域创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2.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1）被解释变量

制度供给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量与质的差异，为此分别进行制度供给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文中借鉴袁航、朱承亮(2019)[5]的做法，用专利申请授权量占地区总人口的比，即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对创新数量(INN)进行量化；市场的接受程度直接反映了创新质量，为此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占GDP 的比重，即技术商业化程度对创新质量(INQ)进行量化。

（2）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制度供给(INST)，根据前面的分析，从环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创业制度的角度对制度供给进行量化。

一是环境保护制度(ENVS)：从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2005—2019 年中国各省区市涉及污染治理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地方工作文件的全文文本（文件时效性为“现行有效”，检索关键词为“环境污染”），然后用地区每万人的环境保护文件数作为环境制度供给水平。

二是知识产权制度(IPRS)：从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2005—2019 年中国各省区市涉及知识产权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地方工作文件的全文文本（文件时效性为“现行有效”，检索关键词为“知识产权”），然后用地区每万人的知识产权文件数作为知识产权制度供给水平。

三是创业制度(ENSS)：从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2005—2019年中国各省区市涉及创业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地方工作文件的全文文本（文件时效性为“现行有效”，检索关键词为“创业”），然后用地区每万人的创业制度文件数作为创业制度供给水平。

（3）中介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企业家精神(ENTR)涵盖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因此从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两个角度运用熵值法对企业家精神进行综合评价。测量所用的变量分别为：反映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专利申请数量、R&D 人员全时当量、R&D 经费内部支出以及反映企业家创业精神的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以上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4）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区域创新的影响，文章选取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规模以及城市污染处理能力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人力资本反映了地区的人才累积水平，一般而言，人才资本水平越高，地区潜在创新能力越强；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了地区的境外投资能力以及发生技术逆向溢出实现技术创新的潜在概率；经济开放度反映了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金融发展规模反映了地区的金融水平；城市治理能力反映了该地区环境治理能力，上述指标均对区域创新具有一定的影响。

具体的变量量化整理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表

（5）数据来源与基本统计量分析

变量为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企业家精神、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规模与城市治理能力的相关原始数据（2005—2019 年）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宏观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与EPS 数据库。环境保护制度供给、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与创业制度供给均从北大法宝数据库采集2005—2019 中国各省区市关于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与创业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地方工作文件的全文文本，并整理所得。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文章对上述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后续的分析均采用缩尾处理后的数据。表2 为所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披露了各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大最小值以及峰度和偏度等数字特征。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三、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参数估计

经过多重共线性、LM检验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等检验，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上述模型的参数估计。由于异方差性和截面同期相关性等的存在会导致估计的偏误，为此采用方差-协方差稳健标准误的PCSE 估计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环境保护制度供给与区域创新的参数估计表

由表3 可知，第二列中ENVS 的系数为-0.3645 且通过了0.05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环境保护制度供给对创新数量呈现显著的反向变动关系；第三列ENVS 的系数为-0.9769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保护制度供给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影响；第四列ENVS 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ENTR的系数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综合上述结果可知，环境保护制度供给对创新数量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企业家精神对环境保护制度供给阻碍创新数量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这是因为环境保护制度供给提高了创新门槛，因此对于不符合环境制度要求的专利未能被授权，从而抑制了企业创新数量。第五列ENVS 对创新质量在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第六列ENVS 的系数不显著，而企业家精神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说明环境保护制度供给虽然不利于创新数量的提升但是提高了创新质量，并且企业家精神在环境保护制度供给推动创新质量的进程中起到完全中介效应。

表4 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以及区域创新的关系。第二列IPRS 的系数为0.1666，通过了0.1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列IPRS 的系数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第四列IPRS的系数不显著，而企业家精神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结果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促进了创新数量的提升，并且企业家精神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数量中起到完全中介效应。第五列IPRS 的系数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第六列IPRS 在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企业家精神对创新质量仍然呈现显著的积极影响，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存在企业家精神的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了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且企业家精神是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创新的中介变量，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发明创造的价值从无代价模仿到重归发明者，通过授予发明者专利垄断权，缓解外部融资约束、降低研发溢出损失、刺激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等方面来提高创新水平。

表4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与区域创新的参数估计表

表5 反映了创业制度供给、企业家精神以及区域创新的关系。第二列估计结果显示创业制度供给在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创新数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第三列在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创业制度供给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影响，第四列创业制度供给对创新数量的影响有所下降，而企业家精神对创新数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说明创业制度供给对创新数量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企业家精神对创业制度供给促进创新数量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第五列结果表明在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创业制度供给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第六列企业家精神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创业制度供给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呈现一定的下降，说明企业家精神对创业制度供给影响创新质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创业制度供给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比较微弱，说明创业制度供给推动创新的力度较弱，可能是由于创业制度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仍然是低水平的。

表5 创业制度供给与区域创新的参数估计

2.稳健性检验

在前面的基准回归中，通过静态面板回归对制度供给、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检验。静态面板忽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对研究的影响，且制度供给与区域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此，静态面板回归可能存在内生性估计偏误问题，需要进一步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文章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 估计对基准回归进行再次估计，由于系统GMM 估计可以避免内生性估计偏误问题，若稳健性检验结论与基准回归结论基本一致，则说明基准回归是稳健的。文章分别就制度供给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对上述影响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最终结果详见表6、表7。

由系统GMM估计（表6）可知，AR(1)检验的P 值均小于0.05，AR(2)检验的P 值均大于0.05，说明上述方程均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满足系统GMM估计的条件。Sargan 检验的P 值均大于0.05，说明上述方程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是有效的。综合上述检验可知，系统GMM的结果是有效的，并且系统GMM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需要说明的是，滞后一期的创新数量对当期的创新数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说明创新数量的变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表6 制度供给、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数量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由AR 检验和Sargan 检验的结果（表7）可知，上述GMM估计均是有效的。第2～4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环境保护制度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企业家精神是环境保护制度影响创新质量的中介变量。第5～7 列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企业家精神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影响创新质量的中介变量。第8～10 列结果表明，创业制度供给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精神对创业制度供给对创新质量的影响起到中介作用。综上，系统GMM 估计结果发现，制度供给提高了创新质量，而企业家精神在制度供给促进创新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

表7 制度供给、企业家精神与创新质量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四、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文章以环境保护制度供给、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与创业制度供给来衡量制度供给的三个维度，突破了难以量化的制度供给与区域创新的局限，并考虑企业家精神在制度供给与区域创新中的中介作用。

文章基于2005—2019 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对制度供给对区域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对制度供给的差异引起区域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

第一，环境保护制度供给不仅没有对区域创新数量起到促进作用，而是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企业家精神对环境保护制度供给阻碍创新数量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地方环境保护制度供给提高了创新门槛，对于不符合环境制度要求的专利未能被授权，从而抑制了企业创新数量。然而，环境保护制度供给虽然不利于区域创新数量的提升，但是提高了区域的创新质量，并且企业家精神在环境保护制度供给推动创新质量的进程中起到完全中介效应。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的数量与质量，且企业家精神是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创新的中介变量，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发明创造的价值从无代价的模仿到重归发明者，如此，企业家创新精神会被进一步激发，通过授予发明者专利垄断权，缓解外部融资约束、降低研发溢出损失、刺激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等方式来提高创新水平。

第三，创业制度供给仅对区域创新数量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企业家精神对创业制度供给促进创新数量的影响也只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这表明，当前区域创业制度供给对创新的影响力有待提高，区域创业制度供给并未完全激发企业家创业、创新与冒险精神。

2.启示

文章的政策启示在于：

第一，全面巩固“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创新”的理念。环境保护制度供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区域创新数量增加，但却有利于区域创新质量的提升。当前中国已进入环境高风险期，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守住环境安全底线的任务尤为艰巨。应从顶层设计、长效机制的高度出发，加大环境保护制度供给，一方面，要攻克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技术瓶颈，推进环保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环保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从战略层面到操作层面始终贯穿创新质量的理念，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制度对绿色创新、高质量创新的倒逼机制，推动创新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以提质增效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创新保护，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顶层制度设计，优化知识产权制度环境能促进区域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双向提升。加强创新保护是从制度的源头增强了创新激励。在微观领域，通过提高企业间知识侵权的违法成本来保护企业创新，以期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与冒险精神，加大生产技术性投入，强化生产率的获得效应，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推动区域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提升；在宏观领域，有助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第三，加大创业制度供给，增强区域创业吸引力，提升区域创新数量与质量。创业企业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技术与人才等创新要素的聚合体，培育与吸引创业企业、创业人才是加快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营造宽松的市场开放环境，吸引更多的创新创业主体进入，增加各类创业主体的数量；进一步完善创业创新平台建设、着重提高创新创业平台的质量与效率效益；提高创新创业服务质量、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提供优质的金融支持政策，加大创业引导基金投入，健全创业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与风险投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