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静,方云，曹兰艳，柳莎

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是恶性血液病患者重建正常造血和免疫功能的一种治疗手段[1-2]。随着HSCT技术和支持条件的进一步改善，HSCT幸存者持续增加，HSCT后2～5年处于缓解期的幸存者预计10年生存率达80%～90%[3]。医疗保健技术的提高及服务范围的扩展，对癌症幸存者生存的定义不仅是存活率，还包括恢复身体健康的期望以及对有意义生活的持续追求[4]。重返工作是癌症幸存者康复水平和功能状态恢复的重要标志[5]，然而某些因素会影响幸存者重返工作信念，因此有必要评估其重返工作情况[6]，以便进行针对性干预。本研究调查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协助HSCT幸存者重返社会，促进其身心康复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在我院血液内科住院及门诊复查的HSCT幸存者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完成HSCT，达到临床植活标准[7]；患病前有工作岗位；意识清楚、能够理解问卷问题；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未成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移植后复发；移植后<6个月内(不宜重返工作)；预计生存期<6个月；二次移植。按上述标准纳入126例HSCT幸存者。

1.2方法

1.2.1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资料。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主要照顾者、工作情况、收入状况。临床资料包括原发病、预处理方式、移植物抗宿主病情况等。②慢性病治疗功能评估-疲乏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hronic Illness Therapy-Fatigue，FACIT-F)：采用此量表中的13个条目疲乏分量表，由侯亮[8]汉化为中文版，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9，可作为单独量表应用[9]。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即一点也不、有一点、有些、相当、非常依次赋0～4分；第7、8条目正向计分，其余条目反向计分，总分0～52分，得分越高表示疲乏水平越低；总分≤40分表示疲乏症状多于正常人群，评为疲乏阳性，反之评为疲乏阴性。③医疗社会支持量表(Medical Outcomes Study Social Support Survey，MOS-SSS)：采用简体中文版MOS-SSS[10]，包括4个维度(19个条目)和1个主观问题(测量患者医疗支持网络的大小)。4个维度为实际性支持(4个条目)、讯息与情绪性支持(8个条目)、社会互动性合作(4个条目)、情感性支持(3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完全没有，5=所有时间，得分越高说明医疗社会支持水平越好。

1.2.2资料收集方法 于HSCT幸存者住院期间或门诊复查时进行调查。调查者向其讲解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承诺调查结果仅用于研究，并保护个人隐私，HSCT幸存者知情同意后签订知情同意书，然后由研究者发放问卷、进行解释及回答相关问题，HSCT幸存者独立填写或由研究者协助完成。问卷完成后由研究者核查和纠错。本次发放问卷133份，收回有效问卷126份，有效回收率为94.74%。

1.2.3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行χ2检验、t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HSCT幸存者一般资料 126例HSCT幸存者中，男74例,女52例；年龄20～49(33.68±8.25)岁。家庭人均月收入：<1 000元32例，1 000～元64例，3 000～元19例，≥5 000元11例。主要照顾者：配偶66例，父母45例，子女5例，其他10例。原发病：急性白血病103例，非急性白血病23例(淋巴瘤2例，慢性白血病4例，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16例，多发性骨髓瘤1例)。预处理方案：非清髓性42例，清髓性84例。HSCT后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42例。

2.2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情况 126例HSCT幸存者中，50例(39.68%)重返工作岗位，职业与患病前相同9例，更换职业或兼职41例。

2.3HSCT幸存者疲乏及医学社会支持状况 HSCT幸存者疲乏得分为(37.27±7.04)分；其中重返工作组疲乏得分为(40.16±5.07)分，未重返工作组为(35.37±7.51)分。疲乏阳性64例(占50.79%)，其中重返工作组疲乏阳性18例，未重返工作组疲乏阳性46例。医学社会支持得分为(62.37±9.47)分，未重返工作组得分为(61.59±9.50)分，已重返工作组为(63.00±9.50)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05，P=0.547)。

2.4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年龄、疾病诊断、预处理方式、移植物抗宿主病、照顾者、家庭人均月收入、婚姻状况、移植类型的幸存者重返工作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1。

表1 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5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将HSCT幸存者是否重返工作作为因变量(未重返工作=0，已重返工作=1)，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5项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疲乏(阳性=0，阴性=1)、移植时间(6～个月=0，13～个月=1，37～个月=2，≥60个月=3；以6～个月为对照)、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0，大专及以上=1)是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见表2。

表2 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n=126)

3 讨论

3.1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情况 本研究中，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的比例为39.68%，低于国外研究的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率(62.4%)[11]，高于刘欢等[12]报道的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率(11.5%)，可能由于纳入对象的移植后时间长短不同导致。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率处于较低水平，可能与幸存者身体和精神状况不佳，不能维持原有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有关。因疾病原因更换工作或兼职的占已重返工作调查对象的82.00%，可能与国内就业途径更加灵活有关，HSCT幸存者可能更愿意做线上或线下兼职工作。

3.2HSCT幸存者医疗社会支持情况 本研究中，HSCT幸存者医疗社会支持得分总分为(62.37±9.47)分，医疗社会支持度较高，与胡月云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因为HSCT患者疾病较重，会得到家庭和社会较多的关注。未重返工作组幸存者与已重返工作组幸存者医疗社会支持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医疗社会支持可能对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影响度较弱，其他因素如雇主的支持可能对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3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的影响因素分析

3.3.1疲乏 疲乏既是身体情况的客观表现，也是个体精神的主观感受。本研究中HSCT幸存者疲乏得分为(37.27±7.04)分，疲乏阳性率为50.79%，表明HSCT幸存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疲乏情况。疲乏阴性者重返工作的概率是疲乏阳性者的3.677倍，提示较低的疲乏水平为重返工作的促进因素。其原因可能为，疲乏阳性HSCT幸存者精力较差，社会适应和职业调整水平较低[14]，重返工作困难。另一方面，重返工作的幸存者其身体活动机会较多，而身体锻炼能够缓解机体疲乏状态[15]，分散注意力，使自己感觉有能力控制身体和行为。同时工作报酬使之有成就感，激励机体产生活力，从而重返正常生活。

3.3.2移植时间 表2示，与移植后6～个月HSCT幸存者比较，移植37～个月、≥60个月的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的概率分别为其5.800倍、7.104倍。提示随着移植后时间的延长，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的概率逐渐上升，与Kirchhoff等[5]研究的结果一致。分析原因为HSCT幸存者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骨髓功能逐渐恢复，机体状况随之好转，疲乏减轻[16]，而随着重返工作时间的延长,复查频率降低，心理压力也日渐减轻，因此，重返工作概率增高。

3.3.3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概率为高中以下患者的3.501倍，与国外对癌症幸存者重返工作研究结果[17]相一致。可能与文化程度低在职业上的竞争能力较弱、可能从事偏体力劳动有关。HSCT幸存者原发病多为血液恶性肿瘤，疾病特殊性如出血、感染并发症因素，加之免疫抑制剂长期使用的不良反应，导致其难以承担负荷较重的体力劳动。相比之下，文化程度高的HSCT幸存者可以从事文职类工作，对体力的要求相对较低。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率为39.68%。疲乏、移植时间、文化程度是HSCT幸存者重返工作的影响因素。对重返工作的HSCT幸存者，医护人员应关注其身心状况,定期复查，使之逐渐回归正常生活；对于未重返工作的HSCT幸存者，应加强治疗与护理，视身体功能进行休养和锻炼，争取重返工作。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抽样来源于1所三甲医院，样本量较小、代表性不足。今后可扩大抽样范围，加大样本量，并开展纵向追踪，了解重返工作变化过程及其因果关系，以帮助HSCT幸存者安全长久地重返工作、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