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金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两个转向：一是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上，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制度规范转向具体的权力实践；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从规范研究、制度研究转向行为主义导向的实证研究。随着实践发展与研究进步，实证研究越来越普遍；政治学研究成果中，经验研究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基层政治实证研究成为重点领域。从近年发表的政治学成果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成果数量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实证研究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三阶段

“反省”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首先，对实证方法进行引介、运用以及质疑，特别是开始运用实证方法（及度量研究）及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其次，开始认识到社会现实对政治学研究有着基础性作用。最后，形成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成果，如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自觉”阶段（21世纪第一个10年）。首先，重视政治实践，把现实问题提高到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其次，政治学者在对实证方法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保持警醒的同时，强调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两种方法同等重要。最后，学界开始产生建立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意识，强调应该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代表性成果有“压力型体制”“锦标赛体制”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和《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等。

“自主”阶段（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首先，继续反思和扩展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基于因果机制的实验政治学、扎根理论和计算政治学等研究方法。其次，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路径。诸多政治学研究者有此共识。最后，着手建立中国的政治学，如“田野政治学派”和“历史政治学派”。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成果，如大一统论、贤能政体论和治体论，政党—国家分析框架、政党中心主义、责任制政府、治理型国家，协商政治等。

总结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发展历程，实证研究已经跨越方法论层次，进入研究路径层次，且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路径。这有坚实的学术史、实践论和认识论基础：从政治学学术史角度看，政治实践一直是政治学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从实践论角度看，政治实践既有时代之别，更有中西之别和国家之别，20世纪“中国的经验”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建立在现代中国政治实践基础上；从认识论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才有了相应的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也才有了发展着的中国政治学。以此审视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证研究，需要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论角度进行反思和探讨。

基于方法论的反思

实证研究遵循归纳逻辑，其结果往往是“研究者决定论”“研究对象决定论”和“方法决定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改进：一是通过不断探索，提升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增强实证研究的效度和解释力；二是通过夯实理论基础、训练逻辑思维和分析归纳能力，提升实证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正在兴起的实验政治学、扎根理论和计算政治学属于第一个方面的改进，但存在的困境和不足也是明显的，这些方法论创新并没有解决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同时又各自内附了相应缺陷，易于出现“缺陷叠加”情况。

针对第二个方面，逻辑实证研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逻辑实证研究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将逻辑实证主义中的形式逻辑改造为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先建构实证研究的理论视角及逻辑关系，然后以此对实证经验材料进行有机整合，建立起符合政治学的理论逻辑的经验逻辑；另外一种情况是将“逻辑”二分化，一端基于研究者获得的实证经验，另一端求证于产生实证经验的政治实践，使得实证研究更加符合实践逻辑和认识逻辑。

逻辑实证研究有两个值得肯定的地方：一是仍然基于实证经验和社会现实，只不过展现实证经验时更具逻辑性；二是通过语言逻辑展示了实证材料的内在逻辑，实现了形式逻辑与经验逻辑的自洽，使得分析过程更加严谨。逻辑实证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它只是在经验呈现方式上作了逻辑性改进，以演绎方法的优势遮蔽了实证方法的明显弊端，为分析过程披上严密和客观的外衣；二是只关注对某一命题或问题的逻辑分析，忽略了该问题或命题生成的前提基础，也不关注理论生产和知识创新等目标。

知识社会学是逻辑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比较来看，知识社会学研究是基于现实的思维逻辑表述，建立在经验、认知、研究者、语言和理论的综合运用基础上，其运用的逻辑体系比逻辑实证主义推崇的语言逻辑更广泛，也更具有真实性和领域互通性。从研究方法来看，知识社会学方法可以整合经验事实的事理逻辑、研究者的研究逻辑和思维表达的形式逻辑，融汇理论知识的生产逻辑和社会发展的时代逻辑，是一个逻辑知识的综合运用过程，目标指向知识的生产机制。

基于认识论的反思和探讨

研究者应有相应的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者也是如此。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认识论基础，具体的研究过程和知识生产则因学术分野且受到研究者价值偏好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认识路径。这里借鉴了认识论中的唯实论，从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和准实在论的角度看待社会实践，认为，政治学研究者应该秉持的认识论原则是：坚持准实在论，同时兼顾实在论和实用实在论。准实在论是政治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聚焦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确保它在“正确”轨道上；实在论是政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理论生产以社会政治实践为前提；实用实在论是研究立场的认识论基础，这既与政治学的国别身份有关，更与社会实践的政治属性和国别有关，还与研究者的学术立场有关。政治学研究者应该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国家观等。

这导致政治学研究立场的“两分”：其一为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学术立场；其二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而应采取的政治立场和国家立场。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两者之间应该是统一的，但现实情况往往并不如此。以此看待国家政治实践，有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规范性研究，坚持和追求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关注国家发展的方向性和战略性问题；二是经验性总结，立足于现实的政治立场，对政策执行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比较和总结、评估；三是反思性分析，立足于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将政治立场嵌入其中，对政治实践进行分析与评价，其结果以批评、质疑和批判等方式呈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学研究不仅具有“生理研究”和“病理研究”的功能，更具有“机理研究”的功能。与此对应，规范性研究类似于理想化的机理研究，经验性总结建立在“生理研究”基础上，反思性分析则属于“病理研究”。

基于学科论的探讨

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对政治学学科属性的理解越来越模糊，是因为在核心概念、研究范畴或领域以及方法论上没有学科区分。这促使着我们思考一些基本性的问题，特别是对政治学的理解及学科定位这两大问题。本文认为，三大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不仅应居于更高的层次，而且应该具有统率性；应该将政治功能、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学科结合起来考虑，由此形成了政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域”：

基于社会功能的“问题域”。政治承担社会功能有两大逻辑：第一，个体—集体的互斥逻辑。国家与个体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甚至冲突。这就是现代政治生活中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斥逻辑。问题不在于互斥，而在于国家行动是否契合或偏离了个体意志、契合或偏离程度是多大、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接受；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国家与个体是否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以及如何统一。第二，权利—权力的互相依存的逻辑。这两大逻辑不能分开。个体行为之所以能够聚集为集体行动，在于权利本位对权力客位的有限授权和制约，通过互斥逻辑来实现；集体行动及其结果对个体的约束和影响，同样通过互斥逻辑来实现。现代政治过程游走于这两个逻辑之间，通过克服个体—集体之间的互斥逻辑，实现个体—集体之间互斥关系向权利—权力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转变。

基于学科分工的“问题域”。政治学研究不仅要解决政治实践与经济活动、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还要在三者之间建立相互适应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两大关系逻辑：第一，经济—政治的互构逻辑。不论是人类活动还是国家政治活动，其内在的动力基础都是利益。第二，社会—政治的互嵌逻辑。从组织角度看，国家是最大的社会；从关系角度看，社会与国家合为一体。现实中，经济—政治的互构逻辑和社会—政治的互嵌逻辑常常结合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这在当代中国更为典型。

基于“中国模式”的“问题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蕴涵三个逻辑：第一，政党—国家的“一体化”逻辑。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是先建党，再在党的领导下建国。在政治目标和相互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家是高度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党，且是长期执政党。第二，政党—人民的“一致性”逻辑。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了人民的利益就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第三，历史—现实的“贯通性”逻辑。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形态未曾中断。历史始终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前提，以及认识中国经验与中国政治学内在关联的前提。

政党—人民的“一致性”逻辑和政党—国家的“一体化”逻辑，是最为基础的两个，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其有四大优势：一是占据着时代发展的前沿阵地；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代表着思想理论的前沿阵地；四是更具组织优势、规模优势和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之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取得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迈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更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回归政治学知识生产

在“经验—学科—理论—知识”这一生产链条中，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仅仅是起点，终点是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知识和学问，至于中间环节就不能局限于实证研究一种方法或路径了，要有更有效的研究方法、更宽广的学科视野和更宏大的学术视角。

一是超越实证研究，以“学问”为目标。研究者应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超越政治学作为“科学”和“学科”的范畴，在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同时，紧扣政治学知识生产这个最终目标，不断创新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和中国模式的研究方法。第一，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反思性分析相结合。在规范研究中发现政治学议题或理论命题，再对应政治实践确定是否有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的必要；将实证研究与反思性分析结合起来，提高思维的理论层次；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的角度反思实证研究，从而得出既有实证基础又具备政治学知识特征的研究结论。第二，正确认识方法与理论的关系。第三，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也要创新。一方面，应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实践，探讨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超越目前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分法，寻求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

二是走向学科融合，培养综合性研究人才。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而言，应依次在六个层次上逐步融合：第一，突破目前“狭义”的政治学学科界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融为一体；第二，与行政学、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有机融合；第三，作为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之一，政治学应与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理论逻辑上相互贯通；第四，与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文化学相融合；第五，与跨学科的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信息学以及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等融合；第六，理工类各学科中与社会实践有关的知识，都应该纳入政治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之中。学科融合的目标是逐步培养学科意识明确、知识宽厚、视野开阔、综合性的政治学研究人才。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文科”建设可以并应该成为政治学学科发展突破口。

三是提高认识站位，回归政治学知识生产。首先是认识站位要高，既要有中国视角、人民视角和时代视角，又要有世界视角和未来视角；其次是在“中国性”基础上，发掘中国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助于解决一般性人类困境和时代性问题的成功经验；最后是在使用既有方法之外，多种方法并举，数据、信息和模型各有所长，应适时适当地纳入政治学研究之中，还可根据研究进程及学科建设的不同阶段，适时创新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具体而言：一是在比较中从事中国政治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进行理论研究，既可以参照既有的政治理论及知识生产机制，也可以与类似的政治实践相比较，从中发现一般性的政治问题，提出值得探讨的政治命题。二是在世界政治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从事中国政治学研究。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要以国家为核心，但不局限于国家政治，更要着眼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三是在世界格局变化和秩序重构中从事中国政治学研究。政治学者应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中国政治实践进行总结和探讨，特别要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生产不仅与中国政治建设成就相匹配，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