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杰 张冀峰

重启个体之问

“个体”“个体主义”无疑是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观念构型，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如戴维斯（John B.Davis）所言，个体概念是当代社会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甚至可能是我们所有概念中最基本的概念，个体性是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关注点。社会世界是由“人”组成的意义世界，但问题是社会世界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是“经济人”“理性人”“个体人”，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人？人是活生生的人，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塑造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很多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今天流行的“个体”观念其实是基督教的产物，是西方的产物，是近代的产物，去语境地将人与个体等同起来是非常粗砺的描述。

我们承认社会世界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构成的，这个本体基础虽然不容置疑，但从不容置疑的本体并不必然导出不容置疑的本体论，科学哲学中著名的“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也同样存在于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中，社会本体论不是完全由经验证据支撑的，同样的经验证据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本体论承诺。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如果不想沦为自说自话就必须保持有效的对话，而如果想保持有效的对话就必须寻求共同的对话基础，于是当代社会本体论研究最终要转向形而上学，转向对本体之“范畴”基础的探究，澄清具有范畴意义的“个体”概念就成了社会本体论研究的基础性课题。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社会本体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这条线索展开的，而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最初的理论形态是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实在论，即将唯名论与实在论的观点应用于社会世界，故其争论焦点是“殊相”与“共相”，讨论的是何者是根本性范畴或具有相对优先性的基本范畴。因此，在当下澄清具有范畴意义的“个体”概念是一次向起点的回归，故笔者将这项任务称之为“重启个体之问”。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把握社会本体论，需要有对科学哲学的整体理解，需要在沟通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整体意识下，以“立足科学而跨越学科”的方式重启个体之问。不同科学学科内讨论的“个体”虽然具有很大差异，但从本体论的角度，“个体”作为一个基本形而上学范畴，有可能并且也应该达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图式。社会科学有必要关注自然科学对个体观念的冲击。

概而言之，现代自然科学对常识个体观念的冲击主要有三大领域，即量子力学、生物学和分形学。量子力学为我们贡献了非个体（nonindividual），生物学为我们贡献了非典范个体（nonparadigmatic individual）和超个体（superindividual或superorganism），分形学为我们贡献了自相似个体（self-similar individual）和非理想个体（nonideal individual）。这些自然科学的新观念给我们的常识个体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挑战，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个体提供了有利契机。考虑到量子力学对世界和世界观的巨大影响，也考虑到量子非个体问题已经讨论了近一个世纪，其基本观点和处理方法已然明朗，故本文暂且只讨论量子力学的非个体观念。

量子力学对“个体”观念的冲击：非个体

量子统计带来的一大奇特之处是粒子的置换不变性，即两个相同类型的粒子互换位置并不算作新的状态，置换前与置换后的状态被认为是毫无差异、毫无影响、不可分辨的，这显然违背了莱布尼茨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性”原则。于是，量子力学一开始就提出了“非个体”（non-individual）和“非个体性”（non-individuality）的观念。量子力学的公认观点是，从量子粒子统计行为来看，量子对象是没有同一性也没有个体性的奇特对象。然而，传统的个体观念并非没有辩护的余地，为量子个体性作出辩护的路径主要有二：一是先验辩护，即诉诸属性之外且超越属性的东西来保证量子对象的个体性。先验辩护带有“特设性”色彩，其特设的提供个体性的东西是那些“无情的”“无法言说”的东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对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因而很少真正被有科学头脑的哲学家采用。二是属性辩护，即指出量子对象仍有某种属性能保证其个体性，例如诉诸隐变量、时空位置、弱可分辨性、基数性等属性。属性辩护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和启发价值，其中弱可分辨性辩护和基数性辩护具有很强的哲学性，也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在此值得重点讨论。

弱可分辨性的主张立足于非自反性，以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的宇宙为例，假设该宇宙只由两个本质上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相似的球组成，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什么能将这两个球区分开，但它们是二而非一，这显然违反了莱布尼茨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性”原理。然而弱分辨性的辩护者主张两个球并非不可分辨，其实二者之间存在弱可分辨性，即存在一种对称但非自反的关系。例如它们每一个球都有与另一个球相距一英里远的关系，但与自身却没有这种关系。然而，所谓的“弱可分辨性”其实没有为赋予每个实体确定性的同一性提供任何依据，它仅仅表明实体确实在数量上是二，而没有告诉我们同一性。“与自身相距一英里远”是有歧义的属性，既可以理解为纯粹的“质性”属性，也可以理解为非纯粹的“质性”属性，这种歧义可以借助λ抽象标记法澄清。如E.J.劳所言，所谓的“弱可分辨性”是一个产生于关于谓述和属性归属的逻辑与语义的混淆的“虚假概念”，一个非常有欺骗性的概念。

一些学者主张从计数和基数性来为个体性作辩护的策略。所谓基数性，就是在每一个包含多个粒子的情况下，它们都有一个明确的数目，这意味着那些被计数的粒子必须彼此不同，因此他们认为在非相对论量子力学中，基数性为原始个体性提供了积极的证据。然而“个体性、同一性和基数性之间的联系并不像乍一看那样强烈，我们可以放弃‘对象是自我同一的’这个想法，即使如此，它们也可以形成具有明确基数性的集合。这种观点是可维系的，于是个体性与基数性的链接被打破了，非个体性可能与明确的基数性并存。既然这个事实是量子力学图景所需要的，那么非个体性似乎是量子力学本体论最简单的假设”。在不预设同一性的情况下能得到基数性吗？克劳斯指出，“没有同一性的对象（即非个体）也能被计数”，克劳斯设计了一种做减法的计数程序，借此程序将对象集合的元素一步一步地消除至空集，基数就来自应用程序的步骤数，这就将“对对象进行计数”转换成了“对操作进行计数”，从而绕过了在计数中需要对对象做标记并预设对象之同一性的问题。因此，可以在不假定它是个体的情况下完成消除过程。

个体与非个体的形而上学都可以与量子力学兼容，量子力学本身并不足以完全决定形而上学。要对形而上学作出选择，就必须诉诸其他理论美德或偏好，如简单性、经济性、美感等。如果从这些角度综合来考虑的话，量子的非个体本体论要比个体本体论更简约。因此，笔者认为，非个体本体论要优于个体本体论。当然，这也是目前大多理论者所坚持的观点。

科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保卫“个体”？

从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物理学理论本身不是纯粹属于科学的，对理论的阐释常常渗透或掺杂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围绕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这种“内行”的争论被更普遍地注入了一股“外行”的文化意义上的“个体性”意涵，在理论之外，对于一些物理学家来说，“保卫个体”是更高的信念，量子力学的阐释不能威胁到普遍意义上的“个体”观念，保卫形而上学领域的“个体性”就是保卫社会历史领域的“个体性”；在社会历史领域，“个体性”观念是神圣不容侵犯的，个体身份恰恰是物理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境遇和价值诉求。

保罗·福曼（Paul Forman）在《文化价值是如何规定属于量子力学的特征和教训的》一文中表明，德国魏玛文化对量子力学理论表征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物理学家出于文化价值的考虑而有意识地回避量子力学可能带来的“个体的消解”，或者逆量子力学而行，明确为个体性作辩护。“量子力学及其所包含的统计学的一个无可争辩的‘教训’是原子世界中不存在个体性。这种明显的蕴含，与德国和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如此大相径庭，以至于物理学家在事实面前，或压制它或无视它以维持截然相反的主张。”“量子力学与在它上面的哲学建构之间，或者与从中得出的世界观蕴含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物理学家们允许他们自己，也允许其他人，让这个理论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很大程度上，无论他们的文化环境迫使他们想要它成为什么，他们就会想要它成为什么。”福曼的观点只能解释适应文化环境的情况，不能解释反叛文化环境的情况。福曼论题虽有失严谨，但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他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文化对量子力学的影响。

反过来看，量子力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则更明显、更巨大，在此我们仅聚焦于量子理论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伴随着“统一科学”“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等宏大愿景，将量子力学的思想应用于社会科学，日益成为非常有诱惑力的尝试。例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统一物理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中提出了一个量子社会科学的强纲领，即必须用量子力学的术语来理解所有的社会生活。温特主张清除古典世界观的所有痕迹，代之以量子力学和心灵哲学的新综合。他将人类视为“行走的波函数”（walking wave functions），量子心灵产生意识，而非人类的量子系统共享主观性。他认为，这一观点对于社会科学的实践具有多重含义，消除了纯粹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某些成问题的特征，生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更好地处理主体—结构（agent — structure）问题的物理主义本体论。量子理论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有扩张之趋势，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提供了重要发展契机，也对社会科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传统的社会本体论研究被放置到了一个视域更宏大、思维更开放、学科更融贯的综合性语境中，对于很多传统观念需要新的哲学反思，“个体”正是其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

由此再来审视玻尔对个体性的辩护，看来玻尔并非杞人忧天，在某种意义上玻尔是一位先知，他最早预料到了量子世界观可能带来的文化后果并提前对之作出了反应。身处21世纪的我们，今天面对着怎样的文化环境？是否仍存在“保卫个体”的文化要求？其实，今天的社会文化环境十分复杂，我们所需要的已远非“保卫个体”或“消解个体”那么简单。

个体观念的松动

在当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围绕个体问题存在着一种“撕裂”或“吊诡”。一方面，“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似乎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个体”和“个体性”又并非如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坚固、那么基础，一些学者指出，它们只是文化历史的建构物。根据贝克的“个体化”理论，现代化的发展使以前锁住每个人人生的家庭和职业这两个轴支离破碎，人被现代性塑造成作为个体的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也是一个个体化社会。个体化被认为是一种命运，而不是一种选择。在“个体化”的时代大潮下，“无意义感”“非真实感”“被植入感”成了现代“个体”的人之重要生命体验和人生困境。人们不禁追问：成为“个体”究竟意味着什么？“个体化”是“社会化”的反题吗？“个体化”意味着“社会原子化”或“社会沙化吗”？如何理解个体的个体性？如何理解个体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保卫个体还是消解个体？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个体？一系列对“个体”观念的反思或否思，表明“个体”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

阿穆德纳·赫尔南多（Almudena Hernando）在《个体性的幻想：现代主体的社会历史建构》中批判道：“直到17世纪，人（person）的概念才变得等同于个体（individual）的概念。”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在《发明个体：西方自由主义的起源》中指出：自从16世纪和民族国家出现以来，西方人逐渐将“社会”（society）理解为一种由个体（individuals）组成的团体，这是非常可疑的。“个体”起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保罗的基督观念创造了个体”，“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本体论的基础”，成为个体意味着成为独自面对上帝的个体，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体，因此在基督教的观念里，个体主义的另一面就是普世主义。路易·迪蒙（Louis Dumont）在《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中指出：现代意识形态的构型是个体主义的，这种个体主义的起源可以在基督教中找到，最初成为个体就是成为出世的个体，即与上帝相关的个体，个体是抛弃社会的“绝弃者”，随着宗教的改革，个体经历了从出世个体向入世个体的转变。

就目前的尝试来看，我们暂时还无法具体评估量子力学的“非个体”如何能跨越层次而直接影响社会世界的个体观念，以及这种跨越是否合法。但从两者的互动来看，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意识——常识“个体”观念是可疑的，它缺少一种本体论的前提批判。从作为概念图式的形而上学角度来讲，个体性不再被视为存在之必要条件或必然特征。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反智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种种思潮，“个体”或许是一种幻想？一种建构？传统的“个体”观念开始松动了，围绕“个体”之形而上学的一系列问题（如个体与整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机制、个体与社会等的关系）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形象地讲，构建整个社会科学大厦的砖块不再被视为一个绝对坚实的砖块，于是，重铸最小的单元，就是重构最大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