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彦怡

《狂人日记》建构了由觉醒知识分子—农民—封建压迫者组成的三元对立世界。“狂人”的确是精神错乱的癫狂者，但他在癫狂中透露出来的反“吃人”意识属于作者，属于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少数清醒过来的“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的不幸的“觉醒者”，因此客观来说，“狂人”身上具备“觉醒者”的特性；“陈老五”“赵贵翁”一行蒙昧的“吃人者”则是中国底层社会惨遭压迫的农民，他们被压迫，也在蒙昧中自我蚕食；而封建压迫者，隐藏在字里行间，他们是青面獠牙的“大哥”“打枷的知县”“掌嘴的绅士”“抢占民妻的衙役”，他们吃着蒙昧的“吃人者”，昂首伫立在这“食人链”的顶端。

一

“狂人”（“觉醒者”）、农民、封建压迫者，这三个看似相互对立的群体，实则为“吃人”这一核心意象相联。

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封建统治者“吃”着农民，农民反过头也“吃”着狂人，而站立在“狂人”身后的“觉醒者”看似处于“吃人者”的对立面，却也曾无意识地吃过人——狂人病愈了，前去候补，重新返回这个吃人的社会，由此，三者的关系在小说中形成了闭环。狂人的命运就好像《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他像苍蝇那样飞了一圈又飞回原来的点上。”又如《伤逝》中的涓生，疯狂地“觉醒”之后很快就归为平静。与“五四”时期那些乐观的知识分子不同，鲁迅的态度是怀疑且审慎的，他将笔触探入现代乡土中国的堕落与不幸，以金刚怒目的讽刺“撕”碎国民劣根性黑暗陈腐的遮羞布。

《狂人日记》开篇交代了狂人“赴某地候补矣”，平静的笔调下掩埋着惊涛骇浪的诡谲，狂人人生轨迹反逻辑式的突转，暗含着黑洞般的因果关系。究竟有什么鬼祟，让企图逃脱的“觉醒者”们一次次地向矛盾对立面转化，最终步入“吃人者”的队列？小说中那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对狂人“何竟以吃”的质问，做出了回答——“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是答案。

鲁迅将笔触深入封建伦理道德的中心——这个社会古来便“时常吃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历史怎会没有年代？狂人眼里的历史确是没有年代的：他将春秋时齐人易牙蒸子所献奉的对象错指为桀、纣，“桀纣”固然是封建暴君的象征，但推移之意不全在于此，还有刻意打破历史时空的考量。将“吃人”的历史推至桀纣年代，便是推至夏商之间，即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建成之际，阶级社会形成的开始。而后又顺延至徐锡林，顺延至狼子村那个在城里被杀的监犯，一直“吃”到身边——那个生痨病的小孩，他用血作蘸料舔舐馒头。狂人无数错位的记忆投影撕碎了史书记载的年代，这种陌生化的处理达到了一种近似荒诞的效果——这的确是写满“仁义道德”封建礼教的“吃人”的历史，不然怎会觉得错乱？几千年了，从文明诞生伊始，吃人的局面竟无丝毫改变，怪不得说“这历史没有年代”了。“这历史没有年代”，这社会血淋淋的“吃人”的面貌，当下在狂人的世界里仍未绝断。

《狂人日记》有关“吃人”的寓言里，嵌套着真实的吃人故事。郎子村的“大恶人”，还有革命党人徐锡林，吃掉这些人的凶手，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他们在下层社会里卑琐地生活着，被知县打枷，被绅士掌嘴，被债主逼死，“吃人者”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一张面具，所有人都可以戴上这张面具去扮演吃人者的角色，而一旦脱下面具，他们又恢复了常人的模样，正如小说中提到，他们被封建既得利益者压迫时的脸色，“全然没有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因此所谓“吃人者”的外延非常灵活，它看似与“觉醒者”对立，实际却能互相兼容。“狂人”一旦恢复清醒，戴上控制“癫狂”的面具，就又能以入世的姿态正大光明地加入“吃人”的队列。

二

关于狂人形象，鲁迅分作两步使其成立：首先叙写他对周遭世界失常的主观感受，接下来让其置身社会关系，在纷繁复杂的凝视中锻造人物性格。

日记第一节以今晚的月光开头，而后接续至已不见三十多年的“他”，最后突然聚焦于“赵家的狗”。“他”是谁？是“月光”？为何三十多年不见月光，这是不合逻辑的；发昏的三十多年与“须十分小心赵家的狗”顺承也似毫无道理，反逻辑背后的深意无从探寻，但支离破碎的语言的确初步建构了精神错乱的狂人形象。

伴随着“吃”与“被吃”，《狂人日记》里还有一对“看”与“被看”的关系。“眼睛”这一意象在狂人的叙述中反复出现：小说开篇狂人被赵家的狗看了两眼，他坦然地为自己宽解，称“怕得有理”。而纵观日记全篇，狂人表现得并不似这般“怕得有理”的释然，他惧怕、怀疑、在意这些目光。从第二节起，狂人便置身社会视阈，他的世界在赵贵翁似怪似怕的怪异眼色里、在七八个交头接耳的议论声里、在小孩子铁青的脸色上建构起来。他越“狂”，越能引起周遭人的好奇，于是越伤心，由此越发加厚了将他与众人间隔开来的围墙。第三节则将“眼睛”意象拓展至家庭乃至乡村外部的世界，亲人的眼色也同别人一样将狂人排除在外；狼子村佃户邀请兄长“吃人”，兄长介绍来看病的“满脸凶光”的老头子也是他的同盟者。狂人在他人异样且凶狠的目光中逐渐确认了自己在社会视阈中的位置，在“吃人者”的目光下厘清了自己“觉醒者”的立场，于是一步一步将自己推向“看”者的对立面。

“看”者的对立状态是狂，“狂”的对立面是清醒、是常态。“看”者对他人被“吃”的惨状毫不动容，甚至还能毫无芥蒂地亲自“吃人”，如“狂人”这般对“吃人”尚存愧欠的只是少数，这就是“吃人”社会的常态。少数的“觉醒者”在这“吃人”的社会里失语，多数者掌握着颠倒黑白的力量，于是狂人便成了狂人，这就是群众的暴力——法国大革命的“九月大屠杀”，雅典民主政治与苏格拉底之死——这就是暴民政治。鲁迅对于民主是极为警惕的，他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强调少数精英的力量，而“狂人”便具备成为这少数“个人”的潜能。

这些可能的“个人”是痛苦的，因为他会忏悔，他会在这行将就木的社会里承受无尽的苦楚。鲁迅将自己的忏悔寄托在《狂人日记》里，这是觉醒者的自我审视，这是觉醒者的困境。更可悲的是那些不会忏悔的无知的“吃人者”们，他们一面被吃，一面又吃着人。鲁迅笔下被欺辱的阿Q是这样，他被吃，也在吃着比他更弱小的人；华老栓一家是这样，无意间也成了吸食革命者鲜血的吃人者，封建迷信的愚昧是他们的獠牙。辛亥革命过后的国人还是处于极端无知的愚昧状态，正如小说《风波》中的七斤一家，他们头上的辫子被剪掉了，而心中的辫子还在。这些人构成了延续“吃人”传统的合力，使这一股血淋淋的荒蛮力量绵延不绝。

封建桎梏造成无知愚昧，构成集体无意识以导向群众暴力，群众暴力蚕食着那些觉醒的“异类”，而积淀千年的“吃人”传统则诱导着“觉醒者”，一步步使他们步“吃人者”的后尘，历史与现实纵横交错为一股蛮横的黑暗力量，让“觉醒者”在《狂人日记》里显得极其弱质。

三

“狂人”处在复杂的“吃人”网络中，他们在村里熟人、村外人与亲人的三重凝视下逐步明晰了自己的定位，此刻他渐渐清醒，一方面痛恨、诅咒着“吃人”的“看”者，另一方面又想要劝转“吃人”的人，将他们归拢到“真的人”的阵营中去。

狂人无法接受大哥吃人的臆想，于是决定挽回大哥，告诉他“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劝说失败后，狂人接连想起妹妹的死，想起甚至母亲都可能是赞成吃人的，因为历史上有“割骨疗亲”的先例，于是“吃人”便也显得理所当然了。再往深处想，狂人终于联想到了自己：大哥掌管家务之时，妹妹恰好死了，他未必不曾将妹妹和在饭菜里，偷偷地做给大家吃。故事推到最后，狂人自己也是吃人的人，狂人发现自己与其他吃人者一样，拥有四千年的吃人履历。“吃人”传统在历史与文明的进程里延续，也在家族内部的血脉传承中香火绵延。“当初不知道，现在才明白，难见真的人。”这“真的人”是谁？是脱掉野蛮外衣、被文明与历史进化洗涤干净的人。换言之，是脱离动物本性的人。即便狂人不想吃人、痛恨吃人，也无法抵挡世代血缘遗留在他血液深处的黑暗动物性。这是狂人的内省，是鲁迅对人性的解构。

“狂人”本质上是天真软弱的，他通过“吃人者”建构起来的自我世界在外界压迫与自我怀疑的双重夹击下扭曲变形：周遭人的脸变成青色，不论人兽，通通是青面獠牙抿嘴笑的模样。挽回大哥是狂人对异己世界的第一次主动出击，这一次出击是他对自我世界认同的强化，是在“看”者凶狠目光逼迫下的触底反弹，而并非出于革命者的济世情怀。直至最后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唤，也被之后赴任候补的他抛诸脑后。再者，被迫害狂的根源是过于夸大自我价值，他们在本质上是自我的，而文末“救救孩子”的呼唤则面向外界，这种推己及人的责任感与其说是狂人之意，不如看作鲁迅借“狂人”之口发出的忏悔，它寄寓着真正觉醒者的清醒意识——我们的孩子身上流淌着绵延千年的“吃人”血液，唯有从“我”做起，才能不重蹈这“吃人”的历史覆辙。

“狂人”作为具备清醒意识的“觉醒者”，无法在“吃人”社会里摆脱本性、独善其身，也不具备打破这个黑暗铁屋子的勇气与魄力。不然何至于被赵家的狗看了两眼便觉得要被吃掉，遇上医生就认为是刽子手扮的，在遭到年轻人“你说便是你错”的斥责时，只是直跳起来，眼巴巴地看得这人不见，畏缩于传统“吃人”强式的注视，乃至于最后与“吃人”社会妥协，按部就班地完成了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的使命。一个真正的勇士，应当直面鲜血与惨淡，尚未成为“真的人”，自己便疯掉了，这“觉醒者”终归只能是他人眼里的疯子、狂人，成不了建构新世界的革命者。

四

被鲁迅浓缩在乡村社会里的“吃人”历史是凝滞的、血腥的、沉抑的。看似疯癫的狂人实际代表着一股破毁黑暗的力量，而这股力量是在旧有强式的压迫下被迫形成的，并不具备主体意识。“觉醒者”不等同于革命者，民族历史的惯性与人性深处的动物性和他们拥有的叛逆力量背道而驰，使其变得软弱。而这股与觉醒背道而驰的黑暗力量——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便是鲁迅所批判的。他套用中国古典小说“伪托”的叙述手法为《狂人日记》覆上了纪实的色彩，使读者确信这荒唐癫狂的世界真实存在。

这种“真实”本身就是一种解构：《本草纲目》竟然写着人肉可以煎着吃，儒学正史《左传》竟然存留着“易子而食”的记载，“吃人”的历史竟然与中华文明的历史等长，而这些说法存在的证据，就存留在某君昆仲兄弟的日记本里。日记中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又使《狂人日记》以浓缩的形式直击社会最深层次的痛点，《药》便是《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的具象延伸，“吃人”意象也在众多新文学作品中以不同的姿态反复出现。这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重解构，他解构了“仁义道德”。

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狂人日记》是“叛逆”的，它不仅与封建旧社会决裂，更游离于当时文坛的主流精神。《狂人日记》里狂人对自己“吃人”血脉的审视，洋溢的不是革命的激情，也不是对人性盲目乐观的崇拜，而是与世界现代主义思潮接轨的对人性的深痛怀疑。这是鲁迅先生的第二重解构，他反思了亟待完善的人性。

在结构上，《狂人日记》也与解构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三元对立的“吃人”世界，一层层剥下去只剩虚无：狂人从赵家的狗、赵贵翁、街上的女人、佃户、陈老五、大哥身上窥见了“吃人”的血腥，层层递进，到最后释放出“救救孩子”的呼喊，似乎就是层层“吃人”意象包裹之下为光明所期待的中心了。而在小说文言小序和白话正文这一对“戏拟”关系中，文言小序的作者这一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用一段理性且带有古典小说意味的叙述割裂了狂人癫狂热烈的觉醒时的呼唤，一切躁动又归于平静，狂人病好如初，前往某地候补，“救救孩子”的呐喊被他本人抛却放弃。剥开血淋淋的外壳，发着亮光的内核也随之烟消云散，落作一片辽阔的虚无。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做出的解构，使“吃人者”与“觉醒者”这一对本应对立的意象产生了相容相生的辩证关系。弱质的“觉醒者”从站在对立面的“吃人者”眼里确认了自己的“清醒”，完成了“觉醒者”的自我认证，又在兜兜转转中痛苦地发现自己背负着“四千年吃人履历”，与被诅咒的“吃人者”有着截斩不断的关联。规整古典的文言文体记录了狂人内心狂躁的呢喃，而狂人也再次融入了“吃人”的世界，作为“吃人”社会的同谋者，重新加入“吃人者”的队列，完成了向矛盾对立面的转换。“吃人者”可能是“觉醒者”，“觉醒者”也可能会转向“吃人者”，鲁迅抛出狂人世界里这一对荒诞离奇的辩证关系，对积淀千年的历史传统、弱质的“觉醒者”、亟待解放的人性本身做出了多重解构，“以供医家研究”。他作为五四时期节点上痛苦的觉醒者，在这病态的“吃人”的铁屋子里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呼唤着破毁黑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