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跃棋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贵州金融业的发展，在贵阳城内自发形成了一个综合经营、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易场所——贵阳广东街市场。不同于同时期大城市的各类专业交易所，广东街市场的准入门槛低，有自己特定的结算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贵阳的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有利于搞活本地经济。但由于缺乏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其消极影响是具有较大的投机性和对经济的破坏性。

关键词：广东街;贵阳;民间金融;自由市场

一、贵阳广东街市场的演变

广东街是贵阳市的一条老街，位于中华北路黑石头街（今喷水池）至黔灵东、西路口，是当时贵阳城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贵州地处山区，交通相对闭塞，所需的日常商品常靠外省商贩供应。这里原是广西、广东客商贩运商品，转手购销的枢纽之地，他们常住在这条街上的客栈，便于老城的大十字到北门桥一段的商店进货之需，年长日久，人们就习惯称之为“广东街”。

据清道光《贵阳府志》记载，广东街的地理位置处于贵阳五条外城大街经纬的中轴线上，占据了商业发展的地理位置优势。丝线业的发展是广东街商业繁荣的重要因素，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少数民族自紡、自织、自绣，汉族待字闺中的女孩也都要学习“女红”，刺绣是一项普遍学习的技能，民间对丝线具有较大的需求，丝线业的经营也应运而生。

清朝乾隆年间，“于省城南门外设局雇匠，教民纺织”，“织成的布，较之贩自客商者价贱而易售”。贵阳的丝线业，自湖南常德商人钱韦高、刘一重先后来到贵阳定居在广东街的林家院，引进了丝线制作技术，带动了广东街丝线业的蓬勃发展。因广东街主要专营丝钱和相关丝织品，贵阳民众把它称为“丝线一条街”，此名一直延续至民国初期。[1]在长度不足300米的路段上，极盛时期的广东街有90多家店铺，其中丝线业就占了30多家。最早的丝线业铺子是“钱家老店”，之后刘氏先后有义兴仲、义和生、义厚祥、义盛祥，汤氏的汤福兴、汤复隆，汤兴隆三昆仲，卢氏的义利生、义利兴，此外，还有傅洪顺、钟义成、杜春荣、冉聚昌、孙文泰、刘鑫盛、杨恒兴、蒋华先等众多店铺从事丝线业经营，以致有“一两四线一两银”的行话形容丝线业之旺。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成为西南大后方，沦陷区的大量商户迁至贵阳市内，洋布、洋纱的大量涌入，极大地冲击了当地的丝线业市场，使得丝线业的发展越来越不景气。杨森主政黔地后，宣传汉苗同宗同源，提倡少数民族改易汉族服饰，丝线业逐渐没落。在这个时期，广东街市场是贵阳经营大宗棉纱、土布、油料等业务的交易中心。由于贵阳受到日军轰炸的威胁，“二·四”敌机轰炸贵阳后，各商号为了防范空袭，经常在清晨就疏散至郊外，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营业。商人们每日清晨，经常利用吃早点的时机集中到广东街碰头，打听物价涨跌的行情、交流信息、洽谈生意。为了更好的经营棉纱市场，周转手头资金，商家们自办银行，聚兴诚、美丰、复兴、云南实业、大同、兴文等字号的银行汇聚于广东街内。[2]广东街逐渐变为了“定时定点”的民间金融交易场所，成为了贵阳的“金融一条街”。

二、贵阳广东街市场的性质

贵阳的广东街市场不同于当时中国大城市专门设立的黄金、外汇、证券等市场交易所，在政府的监管下开展各项金融活动。广东街市场是在近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交易场所。市场交易的种类繁多、市场准入门槛低，交易方式较为灵活，有约定俗成的一套行业规范和结算方式。但同时，广东街市场缺乏专业的人才管理，在战时具有严重的投机性和对经济的破坏性。

抗战爆发以前，贵阳广东街主要是进行丝线业交易，由于当时的流通的法币和黔省流通的银币币值相对稳定，资金周转正常，市场交易的客商信誉都较高。这段时间广东街的经营，先由厂家送货至商店售卖，卖后再付款，称之为比期。付款日期可以根据买卖双方的货品快滞来决定，分为半月、一月、一个半月、两个月四种选择，经营情况也比较稳定。丝线业从业者还专门组织成立了丝线行会，便于规范行业经营和管理。民国19年（1930年），丝线行会改组为贵阳丝线同业公会，会址在当时的轩辕公（今市北小学），以钱氏为主，归钱、刘二氏掌管。[3]广东街市场丝线业的经营推动了贵阳经济的发展。

抗战初期，贵阳广东街市场的金融活动曾因为外来人口的西迁入黔而繁荣一时，大部分商户经营棉纱、油类（桐油、菜、猪鬃等）、棉布等业务，小部分商户经营丝线、药材、川绸等业务。战时市场进行的交易，一般是钱货两清的形式，交易对象也多是可靠的对象。

中国中西部城市渐次沦陷后，战时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币制贬值，物价不断上升。商家为了保存资金实力，多以黄金、白银兼做汇兑、票据买卖。因为部分商号在各大城市的商埠都设有分号，利用票据可以把外庄销货的资金及时回调到总号周转，也就是在贵阳收进现金，给予票据在指定分号取款，因交易手续简单，利于金融流通。[4]银行方面，鉴于战时的银根偏紧，多是收缩了商业性的长期放款，乐于承办短期贴现和进出口押汇等业务，减少银行自身的交易风险。各银行多派出外勤人员进入广东街市场进行交易，但是他们的目的并非是督导市场，而是参与市场竞争，招揽相关业务。当时，进入广东街市场交易的成员不仅有经营棉钞、布匹、钱庄、银楼的经理及国家行局的工作人员，还有手持游资的投机商人，他们大搞各种大宗商品的现货、期货交易和拆借资金、买卖汇兑以及倒卖金银、纸币等活动，加剧了市场的混乱。[5]

抗战胜利后，法币几经贬值，物价飞涨，广东街市场的黑市猖獗。民国38年5、6月间，广东街市场日拆利率更是高达300%～500%。广东街内商户搞起地下钱庄，囤积居奇，进一步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为图暴利，部分商户甚至参假金条，形成了买空卖空的赌风，并用“互补差价”的办法套利牟取利润，造成了市场的失控。

三、贵阳广东街市场的影响

因丝线业而发展的贵阳广东街市场，经历了从“丝线街”，到“棉纱街”，再到“金融街”的发展历程，广东街见证了近代贵阳商品交易的繁荣兴衰。在战争时期特殊环境下进行的商业活动，虽然不能排除市场的投机行为，但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

具体来说，贵阳广东街市场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于组织利用社会中的闲散资金，进行商品交易，有利于搞活经济。在交易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套特定的结算方式、信誉体系以及行业规范，对于维持民间金融市场的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更好的进行交易，丝线业经营者们组建行会，规范市场竞争。并且，不同于专业的黄金、证券、商品、外汇等金融交易市场，广东街市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可由经纪人撮合，又可由交易双方自洽时间、地点进行自由交易，还可以公开标价，寻找交易的对象，其形式别具一格。同时，参与广东街市場交易的准入门槛低，只要遵守广东街市场约定俗成的交易习惯秩序、行业规范，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市场交易活动中。在民国36年至37年，中国货币严重贬值的年代，广东街市场上参与交易的人数仍多达上千人。

当然，贵阳广东街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发展的产物。从广东街市场建立的规范上看，其市场既没有订立相应的市场交易规章制度，也没有经过政府机构的批准设立，而是在交易过程中纯粹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市场。市场交易的过程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也没有选聘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所以不可避免市场投机行为的发生。贵阳广东街市场甚至一度受到行政当局的取缔和限制。而由于缺乏管理，许多国家机构，譬如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也以一般成员的身份参与到市场金融活动中，但是他们并不是出于督导、管理市场的目的，而是参与市场交易，进行业务上的竞争。在这期间大量投机商人大搞各种大宗商品的现货、期货交易和拆借资金，买卖汇兑及倒卖金银、外币等活动，造成了市场交易的混乱与失控，加深了战时及战后初期的社会经济危机。

综上所述，贵阳广东街市场在近代贵阳的金融发展史上，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看待广东街市场的历史影响时需要一分为二。首先，从丝线业交易到棉纱等商品交易，广东街市场作为民间金融市场，促进了近代贵阳的经济发展。而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广东街市场由于其管理的不规范性、严重的投机性对市场的长期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很大的破坏性的，它的产生、发展都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所以，这样的民间金融市场是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其逐渐没落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1]胡浩平.明清贵阳手工业作坊与商贸的形成发展[J].贵阳文史，2019（06）：59-64.

[2]谢红生.贵阳地名故事5[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09：27-29.

[3]岑永枫.贵阳历史上最有名的商业街——广东街[J].贵阳文史，2011（02）

[4]政协贵阳市云岩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岩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M].1986：10：73-76.

[5]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 金融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05：12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