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栩凤 刘毅青

摘要：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批评家历来多有阐述，但章学诚以辞章学勾连文史，建构理论体系，却未被学者充分注意。葛兆光“史皆文也”将章学诚的文史观和西方后现代史学相联系，窄化“文”之概念，并忽视了中西史观的差异。张少康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注意到“六经皆史”与“六经皆文”可以相通，此洞见已经趋向于关注辞章，但未做出充分表述。在两位学者的理论成果之上，本文从辞章学切入，将“六经皆史”说放在以语言为本位的文学传统中进行探讨，揭橥辞章之学对章学诚史学观的影响，进而阐发章学诚以辞章为桥梁，破除文史壁垒，通过“文—道”关系实现“以史明道”。

关键词：辞章学 章学诚 六经皆史 六经皆文

章学诚《文史通义》首篇开宗明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六经皆史”是《文史通义》的一个核心命题，也是把握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关键。对该命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学界对“六经皆史”说的诠释，集中于探讨“史”之概念和经史关系。[2] 关于文史之汇通，则着眼于辨析范畴，认为文史相辅，史涵盖文，“六经皆史”是将经、史之学视为一类而以“史”统之。[3] 这样的做法重在《文史通义》细部的分析，忽视了文论家的思维脉络。章学诚《文史通义》关涉的内容超过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他论史，更谈文，本文认为章学诚汇通文史的文章写作观建立在辞章学传统之上，辞章学思想是阐释“六经皆史”的核心要义。

一、“史皆文也”再思考

葛兆光以中西比较的视野提出“史皆文也”，他所谓的“文”是指纯文学，历史与文学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他指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瓦解了经学的至尊地位，可以与后现代史学的转向一并归于“史皆文也”，并以此讨论历史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认为历史的权威性建立在“真实”之上。[4]“史皆文也”的洞见为解读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但就章学诚的文史观而言，葛兆光先生的见解并不恰当。笔者认为，以“史皆文也”把握“六经皆史”说，需要先阐明两个问题：一是“文”之内涵，章学诚的文指向广义的文章，史学是文章学的一部分;二是“史”之内涵，章学诚所谓的史，并不是现代西方所谓的历史。此外，中西史学关切之重心不同，中西对待历史之真实性亦有差异，相较于史事的是否真实，中国史学更在意史法，即如何写史的辞章之法。

（一）“文”之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史、子、集的分类体系形成。经学、文学、史学分立，《文史通义》论史也论文，章学诚的文学理论不是纯文学理论，而是广义的文章学理论，与语言艺术相关的写作活动都被纳入其中。《文史通义·易教下》言：“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5] 可以看到，章学诚的文学观深受《周易》影响，且重视文章的源流和类分，史学属于广义的文，章学诚是从文章学的角度阐发有关史学的洞见。

传统学问从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下工夫，义理和考据属于文章的内容，辞章指文章的语言艺术形式。秦汉以后，“文”指文人著述的文字之美，因此文章、辞章可以统称为文，辞章学与文章学密切联系，中国文学的本质就是辞章之学。辞章之学伴随着文学的出现而产生，是关于有效表达话语信息的语言艺术，从这方面讲，辞章学就是文章艺术学。章学诚提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6] 的观点，认为后世的文章体裁大多可溯源至以辞章之学为重的《诗经》，除去解经、传记和论辩文章，其余都可属于辞章文学，由此可知，章学诚的文学观极重辞章，这是他论文论史的关窍。“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但凡言说、著述，都要有章法，对于史学家而言，在考据上，一字之增损会使记载有作伪的嫌疑，如果文字混淆，义理也会混淆，因此，考据和义理本质上与考究文辞密切相关，三者中，辞章最重要。

（二）中西方历史观差异

中西史学是在不同民族文化孕育下生成的两个系统。西语中historiography（史学）一词源于希腊文historia，意为探究和考察，指对过去事件的专门研究。由西方视角出发的史学把人类对过去发生兴趣而记录已发生的事称为历史观念，认为人类史学起源于此，而东方文化缺少历史的意识，他们以现代性的视角考察中国史学，指出“中国史学的发展，永远没有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永远没有发展批評史学，永远没有意思视历史为客观的了解。”[7] 而后现代历史学则把历史看作一种叙述，“历史”降格为“叙述”，历史等同于文本，历史成为当代史的代名词，思想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认为当历史学家对“过去”发生兴趣，“过去”才是历史的，此时历史的真实性被瓦解。西方世界后现代历史学的转向不能与“六经皆史”混为一谈。对中国史学家而言，记载历史不仅关乎史实，更应考虑史义和史法，了解历史的意义和写史的方法。中国人希望从过去的生活史实中获得经世明道的经验，史学是关于如何生的学问，史家治史的最高理想便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历史本身复杂，讲清楚是非评判不是容易的事，“中国人理想中的写史，不仅要说明历史如何变，更要分析着年代、事迹、人物而客观地苦心孤诣地来写。”[8] 一方面，史家的记录不能无中生有，必然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史家不严格追求记载之事的真实性，史家之文还包括史官对史事的态度，也就是说，“它只提醒记录者应该秉笔直书其所见，在书写活动中‘直笔’。这种直笔，并非还原于历史事件的‘真相’。”[9] 记录者要考虑一事是否写和如何写的问题，此选择和斟酌在书写时体现为遣词用字，因此中国史学的重点在于如何写历史。

综上分析，以“史皆文也”阐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化中“文”之内涵的丰富性，并且要厘清中西方史学系统的差异。在明确了这两个前提后再进一步考察“史皆文也”，可知辞章之学是该观点获得阐释合理性的关键。

二、回到辞章：“六经皆史”即“六经皆文”

从重辞章之学的文学传统考察史学，文史间的壁垒便被打破，“六经皆史”可以用“六经皆文”阐释。张少康早已指出思考路径：“‘六经皆史’是从内容上说的，但从表现形式方面说，则‘六经皆文也’。”[10] 张少康并未过多论证此观点，“六经皆史”与“六经皆文”的联系也并不限于表现形式这一点。笔者以为，从“史皆文也”到“六经皆史”即“六经皆文”，对“六经皆史”的阐释已经逐渐趋近于关注辞章之学，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文史起源、文章类型、语言形式三个层面分析章学诚如何以辞章打通文史关系。

文与史的起源相通。《上朱大司马论文》言：“盖六艺之教，通于后世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其他《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易》学亦入官礼，而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11] 对于此论述，一方面阐明经学在后世的流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史学和文学同质。顺着章学诚的思路，《诗》衍生出辞章之学，即后世的诗歌，《春秋》衍生出古文和史，章学诚又称《春秋》为“比事属词之教”[12]，也就是说《春秋》在本质上也是辞章之学，史家之文和文士之文在文类分化后区别开来，依然带有辞章学的特质。

史本身就是文章写作的类型之一。章学诚在讨论文法时，把序论辞命之文、叙事之文都考虑在内，分析叙事之文多谈及史家之文，由此可知，史是与诗文并列的文类之一。在所有文章体裁中，发端于史学的叙事之文最难，优秀的史家之文就是文学的典范。章学诚在《论课蒙学文法》中阐述叙事之文法，也是写史的方法。因为所写的事件已定，不可更改，叙事者难以翻空出奇，这导致后人在阅读这类文章时，鲜少在意为文者的匠心。但是对为文者而言，为文不可能不用心，因此，尽管历史难写，章学诚还是为撰写史家之文指明了一条路，“叙事之文，题目即在文辞之内，题散而文以整之”，对史学家而言，他无法改变既定的人和事，此时文辞是史学家能够有所作为的一切，文辞的重要性也就突显出来。

论诗和论史虽有不同，但不超出内容与语言形式的范围，从这一层面考察各类文章，章学诚认为诗话与经部、史部、子部相通。事实和文辞是书写历史的两大因素，读史者要从史书了解历史，因此看重内容，但对史学家而言，还需琢磨如何写，这就关涉到文辞。辞有工拙之分，史家之文在记事记言上尤工文辞，这里的文辞和文士之文不同，它不讲求语言的个体表现，虽有雕琢，但不能喧宾夺主，所以章学诚讲史学家的锻造文辞，“既经裁取，则贵陶熔变化，人第见诵其辞者之浑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13] 具体记事记言时，要依据事与人斟酌用词，“史文千变万化，岂止如四书命题之数，而记言记事，必欲适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损，恐左、馬复生，不能生憾也。”[14] 章学诚阐述记事记言之法，核心要义是“得其意”，包括对事件的情感态度的流露和推论说话人的用词。由此可见，章学诚是在思考如何写历史。鉴于《文史通义》对历史写作活动的思考，龚鹏程把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称为文史学，他认为要想把握章学诚的思路，需要认识到他所欲建构的是文学的史学或历史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一个以文字文学为核心的文化中，史学终必以历史书写活动之讨论为重点，而历史书写亦终不能脱离文学性。”[15]

三、辞章学视域下的以史明道

章学诚提倡以史明道，不满前人轻视史学，称：“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16]，以辞章学把握以史明道，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尊崇六经，史书记载礼乐文明的发展历程，六经记录着先王典章制度，起到明道的作用，为后世示范了写史的修辞条例，所以史书通过学习经典，可以向形而上的道靠拢。二是文史既已打通，史学家可以经由文道关系获得史通向道的经验。

以“六经皆文”把握“六经皆史”，可以发现“史”具有“文”之特性，写文的经验来自写史，文学中关于修辞条例的讨论，大多来自经学，这使经和史在平行发展中互相影响。“自刘勰以降，文学所说之体例、条例、凡例、格、法、式，皆由经学中衍来;论章法句法、题旨字法，也由‘书法’的讨论发展起来。”[17]《春秋》产生了许多史官记事的书法，如削删史实的要义就集中体现在《春秋》，《答客问上》言：“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比削。”[18]《春秋》以比事属辞阐明史事，或详或略，或轻或重，以此推求史义。经学书法的实质就是借助一定的文辞方法传达历史事件的性质和意义。章学诚以经学论史学，把史学视为先王政典，因此在文质关系上，史家之文的辞采不能伤质。“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19] 文本于质，一切文字的呈现都要以其蕴含的意义为根本。章学诚指出：“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萃，创新述故，未尝有所雍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20] 在他看来，历史有公共之用，出于传述历史的职责，因袭传统，述而不作是史学家最好的选择。但传述和因袭不同于复制，史学家的文辞抹不去记录者的影子，在言语表述上依然会有廓旧创新之处，而史学的性质又决定了历史书写并非私人写作，史学家文辞的个体性不能脱离历史。

由于辞章勾连文与史，章学诚的史学观来自文学观，史与道的关系可以从文与道的关系上得到阐明。史学家以“心裁别识”的主体意识统领语言文字从个体学识通向天道。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杂述其治学主张，“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章学诚所说的“道”要实现持世纠偏，经世致用，“中正平直”既是天道的特质，也是史家需秉持的精神。如何以文辞实现道之公？章学诚提出要以承载文辞的宗旨见识为旨归，他连用七处比喻来讲文辞与志识的关系。所谓“志识”，章学诚解释为能够用来维持世道的东西，学问、文辞、考据等用来构成著述的因素都不具备“持世”的能力，因此“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必须由志识统帅文辞，使文章通达道。《孟子·离娄下》言：“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1] 孟子把《春秋》分为事、文、义三部分。道显现在史家之文中就是史义。“事”则承认事实，“文”则恪守“书法”，史官根据“书法”所记的内容与事实之所以有差异，根本原因是出于“义”，即史学对人的垂训作用，这是经学确立的传统，也是史学的传统。章学诚认可事、文、义三分，“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史家通过削删史实来显示史义，最终实现阐明大道的宗旨，由《春秋》垂范的史学赋予文字“天地为炉，万物为铜，阴阳为碳，造化为工”[22] 之意，以道为旨归。

四、结语

中国文化以“文”为核心，作为最高级的艺术样式，文學始终以文字为治，以语言为本位，文章的文类性质和作家的思维类型都呈现于文辞。从辞章学的角度阐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是向文字传统的回归。通过探索史学语言，章学诚打破了文与史之间的隔阂，历史的传述本质上由史学家基于史实的文辞活动来完成，文辞就是史学家的全部用心，以此理解重新审视《文史通义》，这是一部探讨记史的辞章之法的鸿篇巨著。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 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页。

[2] 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 薛璞喆、俞钢：《章学诚“文”“史”汇通明义学术观念之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4] 葛兆光：《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36页。

[5] 同[1]，第16页。

[6] 同[1]，第46页。

[7]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页。

[8]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长沙：岳麓书社，2020年版，第37页。

[9] 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10]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382页。

[11] 同[1]，第769页。

[12] 同[1]，第694页。

[13] 同[1]，第405页。

[14] 同[1]，第406页。

[15] 同[9]，第170页。

[16] 同[1]，第986页

[17] 龚鹏程：《六经皆文——经学史/文学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版，第20页。

[18] 同[1]，第252页。

[19] 同[1]，第20页。

[20] 同[1]，第201页。

[21]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08页。

[22] 同[1]，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