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平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广西 桂林 541004)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是指在生活中对人的思想行为具有强烈影响的事项，其支配作用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其表现方式受到社会主体和客体的共同制约。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是与阶级一起产生的，它使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二者的产品变成异己的力量，并且反过来支配人的行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霸权引起异化，异化推动霸权，二者在社会中形成不良递进关系。随着社会霸权从物质形态走向精神形态，异化现象也从浅表形式走向内心深处。从根本上说，异化和社会霸权都是私有制的产物，也都在制度变迁中改变着形式。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存在一定形式的支配现象，但是，低层次的霸权基本上是社会的自然现象，引起的社会异化问题主要表现在对衣食住行的追求方式上。商品霸权延续和扩大了这种形态，并开始引起人的内心认识异化，对商品的崇拜浸透到整个社会中，商品霸权与异化现象在社会中形成了恶性递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霸权与异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在霸权盛行的地方，异化如影随形。如果说这个谱系中的物品霸权、商品霸权、资本霸权已经包含着一定范围的异化现象，那么，景观霸权、数字霸权、文化霸权则进一步将异化内容嵌入在日常生活之中，通过越来越隐匿的方式向着意识形态支配靠近，成为具有“偏执”性格的总体控制力。目前学术界对有关内容的单项研究成果比较常见，研究者在对商品、货币、资本的支配力量的认识中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及其变化趋势，在现代技术视角中认识景观霸权、数字霸权、文化霸权的根源、实质及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揭示技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及其本质，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创建性。但是，对物品霸权、资本霸权、文化霸权、景观霸权、数字霸权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目前很少看到。国外一些学者对有关问题的认识颇具慧眼，但有不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本主义社会唱赞歌的，一些学者蛰居书斋而远离社会实践，政治立场比较模糊，需要辩证认识。本文的新意和价值在于：一是试图通过历史与现实脉络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形态及其变迁，分析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影响和实质，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革命的影响，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论断的现实境遇，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霸权的谱系结构及异化现象，揭示资本主义新变化以及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二是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两种制度的比较中增强“四个自信”和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具有现实意义。三是把商品霸权、资本霸权、景观霸权、数字霸权、文化霸权作为一个谱系来认识，从学术视角看待霸权形态的内在关联，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和变化趋势，这在问题选择上具有原创性，在理论视野上具有开拓性，可以为有关研究提供较新的观点和素材。

一、霸权的起点：物品支配向商品支配的转变及货币符号

物品霸权在这里是指商品社会产生之前的低水平状态，其中包含较为单纯的符号意蕴。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支配力量莫过于物质产品，尤其是在人类社会早期，物质资料的多寡决定着人类能否生存下去。因此，对物品的追逐就成为那时人类活动最主要的方式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光，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现象。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经常处在饥饿状态，争夺资源、占有成果等造成了“心为物役”的异化倾向。从物品霸权到商品霸权，根本的动因是经济发展和需求的增加，在交换中产生的货币占据了人们意识的大部分空间，成为引导人的行为的重要力量并作为一种支配性符号流淌于社会之中。

(一)被物质需求主导的生活节律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在这里，“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与产品的多寡相联系的，由于生产规模有限，社会产品成了稀缺物品，成了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的支配性力量，那时的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以物易物是其主要特征，因此可以称之为物品霸权。这里的物品霸权也不同于卢卡奇所说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前者是由于产品不足引起的对人的支配现象，后者是物质生产较为充分的商品社会里的支配现象。我们经常根据生活资料的进步状况来界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和阶段，因为“人类进步的一切大的时代，是跟生活来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页。。生产技能的进步使人类有可能摆脱饥饿威胁，物质产品增加有可能使人们较多地支配生活，“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这是获得肉食品的决定性条件，能够使人在此基础上获得进一步支配社会行为的能力。

物品霸权的上述影响，使人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惯俗中注入更多的物质欲望，形成物质活动与心理活动的合奏与离异，支配形式与生活本质产生错位，其中包含着行为方式与生活意义的分离倾向。这种现象搅扰着生活节律，因为物的重要性而被提升了最主要的关注位置，时间、精力、行为和目的也都被凝聚到物的获得上，生活方式也由于物的多寡而改变，人们思想意识中的物欲经常超过理性而占据显要的位置，但遇到具体的物质问题时经常会有以物质追求冲击道德需求的现象。物品霸权体现了社会产品对早期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处在这一文明层次上的人们，大部分的时光都在为物质生活奔波，活动的重点、交际的重点、思考的重点都在物质生活方面。农耕生活、游牧生活都受到物的取得方式的影响，物的消长沉浮折射出人心世道的陵替迁转，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出现“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一些人在“物”的体验中走向奢靡，一些人在“物”的匮乏中潦倒不堪。艺术和审美是次要关注的事情，精神和物质经常处于失衡状态，物的关系与社会关系以一定的形式连接起来，并开始有了“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漫长的时光中，很多人既难以深入体会社会的共同利益，也不理解交际的真实内涵，低水平低层次的文明状态表明：思想微光与幽暗意识并存，社会进步与愚昧落后并存。

(二)受物品影响的符号形态

当物品霸权达到一定阶段时，相应的符号形式就出现了，它既是技术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用符号来表达或体现愿望，以独特形式演绎社会内容，其变迁过程包含着文化流变的轨迹。社会交往、氏族形态、亲属制度以符号显示出来，称谓形式、居住形式、交往形式等也体现在符号形式中。物品成了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其中包含着在应用和理解上的分离倾向。由物品作用产生的符号反过来影响着物品的使用，由人创造的物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

这一时期的社会符号是低层次的，表现为：一是符号寄托的内在意义比较简单。早期人类的活动没有太多的文化含量，恐惧自然威力，仰赖自然恩威，坐待偶然之祸福，还不善于运用智慧去创造。这一时期的文化或文明初具外形而气象不足，衣食器物、居室建筑以及法律政令，都简单而粗疏，其中的精神蕴涵处在较低的状态，只能表达一些浅表的或较为单纯的意义。二是符号的构造方式比较低级。在笔画上只有简单的线条，在结构上只有简单的勾勒，在内容上只有简单的含义，在成分上也只是简单的勾兑，其目的在于实用而不在于审美和欣赏。三是符号的表达方式比较简单，很少有引申意义和含蓄意义，“直来直去”“有啥说啥”是最明显的特征。尽管它的形式很简单，但却已经在思想上影响着人的行为。不应将这种霸权力量完全看成社会的负面能量，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形态。在人类社会的这一阶梯上，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乃是社会进化的一般规律，文明意味着人类交际活动逐步进化，它和野蛮是相对而言的并且相比较而发展的。这样一来，物品就成了社会中具有支配作用的事体和符号，成了反映生存水平和生存意义的内容。

物品霸权代表的符号样式和意义储存为人类社会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人受物支配的现象表明，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已经包含异化因素了。其符号结构恰似一个粗略地搭建起来的框架，文字、物品、制度都是粗糙的道具，这些道具还不能在人类活动中被运用得娴熟有效，经常处在进退失度、言语失节、笑不逼真、哭无感情的拙笨表现阶段，虽然有时哭笑是逼真的，却弄错了时间和地点。野蛮时代、蒙昧时代、文明时代都有各自的符号标志和形成过程。“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2页。这种心物不齐、心物倒错、心物分离的现象，是社会中最初的异化潜影。

(三)由商品经济引起的异化现象

马克思把货币解释为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3页。。鲍德里亚认为：“货币是第一种获得符号地位并且逃离了使用价值的商品。”(6)[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0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物品霸权转变为商品霸权。在由金钱、货币构筑起来的物质世界中，生产商品的人反而被商品支配了，作为主体的物质创造者被异化为社会的被动客体，劳动产品经常在身心上支配着劳动者。商品价值的对象性赋予人的认识以抽象性特征，商品的实体是可感的具体的，而这个实体背后的价值在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了，对象性的实体与思维中的价值因素有了分离的可能性以及异化的动因，也有了在意识上操纵和支配对象性物质的可能性。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前提是同一的社会劳动单位和纯粹的社会性内容，它只能在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这也使得商品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物品”中充满微妙的神学怪诞，天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商品社会中一起反映着人的社会关系和存在状况。商品拜物教实际上是将人的关系与物的形式以颠倒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建立在商品基础上的运行逻辑，构成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分析追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奥秘在于“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但是，参与其中的个体并不是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特有逻辑，“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由于这种转换，一些虚假的视像和表象也出现了，商品形式和价值关系与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发生分离。劳动产品的商品性质把人引向了商品拜物教的虚无境界，而当货币参与商品流通时，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商品霸权与货币霸权就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生活中确立了，人们在社会中单纯的原子般的关系也被货币化了，作为交换对象的物披上了商品的面纱，物品不再因其特有的质而存在，而是在商品流转中借助货币表现出来。

二、错位的支配关系：资本霸权形成及其符号形态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霸权成为社会的“通货”，尤其是到了生产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了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内容。从“拜物主义”到“资本拜物教”再到对资本力量的无限崇拜，造成了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所有内容的资本霸权，这种全面支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异化程度。

(一)资本霸权和剩余价值符号：割裂物质和精神的异化劳动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走向全面异化并推动社会关系畸形化，由人自身决定的力量却由资本来决定，由人自身决定的社会关系被转变成资本关系，物的异化与人的异化相互交织，积极的动力掺杂着消极的阻力，美好的期待包含着相反的内容。“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创造物质财富的人与创造精神财富的人成了两个映面，为生产而产生的技术以不文明的形式制造出野蛮事项。物质创造与精神分裂并存，文明技术与野蛮劳动形成鲜明比照，“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资本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使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产品提出更高更多的生活期待，但也承受着更重更苦的劳动负担和更多更广的异化内容，从物理到心理，从国内到国外，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交往形式也开始突破各种局限而形成全球规模。资本作为一种客观的力量将人的行为及结果变成了与人的存在相分离的内容，表面上自由的劳动力与实际上不自由的生存状态共存，资本主义的经济发达与劳动异化成了不可分离的因素。

对于上述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是以辩证态度做出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认为“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资产阶级将商品的平等本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造成了社会的畸形状态，但也在国家管理制度上蕴育出现代形式；资产阶级对封建行会制度的颠覆、对新的交换方式的确立以及对旧的传统思想的否定，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面貌。似乎创造和享受都是平等的，在表面上的民主之下包藏着颠倒的内容，资本的力量从外部深入到肌体，“平等”之下充斥着不平等的利益瓜分及价值再分配。“今后将表现为精神的产业化的第二次工业化，今后将关系到人类灵魂的第二次殖民化，是在20世纪的进程中展开的。通过它们，技术实行的不间断的进步，不仅致力于整治外部世界，而且钻进人的内在领域，在那里倾销文化的商品。”(12)[法]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异化劳动在发掘人类潜能的同时也抑制和阻碍了另一些潜能，在培育被称为人类一般文化的同时也培育出社会的特殊文化。社会传统的价值观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贵族精神、骑士精神等都被资本的力量摧折，仇视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潮也随之兴起，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精神的同时追忆着中世纪的田园风光，自身的现实存在与穿越时空的精神处于异化状态。

异化劳动向世界范围延伸，使得资本霸权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资本符号的国际化成为一种惯势。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合体，世界市场是具有丰富内涵和取向的推动力量。这种由人们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被作为异己的形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生产力对狭隘民族地域性束缚的突破，表明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主体性和能力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并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作用，使人由民族历史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变。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是必然的，以资本霸权为基础的文明形态扩充是带有破坏性的力量，对落后民族来说，这可能是有损尊严的事情，资本影响下的世界历史性交往存在着尖锐的“文明的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资本运行逻辑影响和规定的科学技术运行方式，并不完全按照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资产阶级在应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本与劳动者的尖锐对立，在许多方面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

(二)物化现象与阶级意识符号：思想深处的异化表现

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是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具有了一般的客观属性，这就是物化现象。物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只有商品作为社会的总体范畴出现时，商品关系在社会中才有了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的是阶级意识的强化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符号。卢卡奇基本上套用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思路，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分为以下方面：一是劳动的物化。从历史发展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源于以数学理性和技术理性为媒介对自然的支配，它在现代技术基础上打造出另一个带有自律性的工业体系，而人成了这一自律性体系的附属品。机器活动越来越与人的具体劳动相对立并主宰着人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造就了一个全面物化的事实，人的活动以及成果都成了独立于人的东西，而人作为一种商品服从于社会中某种非人的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劳动成了推动社会物化的客观运动。二是劳动者的物化。劳动的物化又会引起劳动者的物化，劳动者成了机器大生产的一个有机性的工具，并蜕变为物质构成的附属品，人不再是自身劳动的主人，而是社会机械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劳动者的行为是由机器运行的方式决定的，而劳动者的价值就在于维护机械的持续运行。三是人与人关系的物化。物化意识中，人与物的真实关系被抹杀了，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一种物化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四是劳动者意识的物化。物化结构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意识主见，在经过“标准化”工业处理之后，劳动者的精神越来越机械化并与自身的人格相分离。

物化意识造成了一种阶级意识符号，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物化的事实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新的革命机遇，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信心。物化意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符号体系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生活，“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1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1页。物化意识造就的新的经济符号意蕴影响着无产阶级的命运，这是一种总体性的阶级意识，由于其日常化和生活化的深入，它甚至表现为一种“社会无意识”。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虚假意识与物化现象息息相关，只有用总体的辩证思维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把握到人的本质和历史的主体性质。资产阶级是物化现象的主导者，工人阶级要想找回自己的位置和尊严，就必须树立自己的思想权威。

(三)资本霸权的趋势：经济危机深化和社会矛盾激化

资本霸权的延伸和衍射，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霸权的力量不仅对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产生巨大影响，也对广大工人阶级的命运起到支配作用。“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2页。资本在完成其原始积累后就在起源阶段划上一个句号，但其使命并未中绝，“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3页。异己的力量成为导致自身灭亡的力量，它的诱致结果是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经济危机，社会的基本矛盾深入各个方面，无产阶级摆脱各种羁绊的愿望也以革命的方式爆发出来。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初期，“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一样，在深度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进一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和阶级力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3页。由劳动的异化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形式，在资本主义驱壳内不断地积累着引起社会变革的内能，工人劳动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将自己引向进一步分化的过程。这种分化一旦到了一定的阈限，就会出现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情况，“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资本的支配力量以及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能力，推动了资本家把获得更多的利润作为人生目标和社会理想，资本的力量及符号影响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肌体之中，使得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条件完全分离了，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在使资本主义卷入世界市场的同时也使各国人民卷入世界市场网络，个人的深度异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激化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要消除异化的根源及其表现，就要从根源上和制度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讲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有了新的变化，消除异化、走向解放的条件和前景有了更充分的依据。而正确理解异化现象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把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和暂住现象，是马克思恩格斯阐释相关问题的重要基点。“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这是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破解思路，从异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到消除异化，要走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

三、倒置的镜像形式：景观霸权及其符号形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已经丰富到“过剩”的程度，要给这些过剩的产品寻找出路，最常见的手段就是通过各种图片、漫画、橱窗、广告等景观形式来推销。各种品牌的产品充斥于不同的媒体中，使人在视觉、听觉、感觉等方面受到不同力量的冲击，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都受到景观的支配，并且被动接受之后又主动地配合这种支配力量。这是景观霸权的常见形式。

(一)景观霸权与社会群体异化：异化范围的扩大

景观霸权是消费时代的错位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方式的变革，《资本论》所描述的“庞大的商品堆积”变成了多样而广泛的符号聚拢，景观代替商品并成为支配人们生活方式的东西，原来被商品物化的社会关系变成了被景观颠倒的社会关系，整个社会被表象意识操纵，人们似乎生活在虚幻的图像氛围中。在大众传媒基础上构建的各种景观把商品抽象化为纯粹视觉形象的生产和消费，从而引起新一轮的文化革命。德波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从马克思强调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到抽象化的纯粹影像的生产和消费，广大消费者从商品拜物教再次跌入被景观“虚构”的颠倒的异化空间里，人的思想行为再度被引向“真实的虚幻”，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在形式上已经突破了原来的面貌而被赋予新特征。

丰裕的物质生活给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便利，群众对公平、自由等的要求似乎在很多方面已经兑付，社会休闲、消费、旅游等也有了坚实的经济保障，似乎资本主义已经步入和谐升平的社会阶段，甚至已经实现工人阶级期待的人类解放梦想。景观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被视觉表象化篡位的颠倒世界，“景观——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18)[法]居伊·波德：《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它为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了一个颠倒的视觉图景，影像背后隐匿着复杂的和变异的社会关系。“对于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现在这个时代……只有幻想才是神圣的，而真理，却反而被认为是非神圣的。”(19)[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年，第20页。景观霸权是一种隐性强制力量，它经常以影像垄断伪造现实，通过单向度的封闭意识使自己成为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并把自己表白成最好的东西。

景观以自己的话语符号吸引社会关注和引导社会成员参与其中，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或诱惑性力量来支配社会意识，这种非强制性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强制性有所区别。商品时代明显的支配力量，物化时代明白的诱惑色彩，都在景观社会中消褪，在感官上景观似乎是一时的优势，而在实质上景观把持着社会的经济命脉。“景观生产把景观自身作为原料和背景，再按照景观原则和标准，源源不断地生产加工出更多的不断积累的新景观。在这条完整的生产线上，景观非但在实质上没有丝毫变化，而且成功维系与强化了自身的持存和社会的无机运动，大众的顺从和现实的异化也得以延续。”(20)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这样的环境中，资本的使命有了新变化，“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21)[法]居伊·波德：《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就是说，景观以更现代的形式履行了资本的职责。在一些学者眼中，景观文化被看成“新的人民的鸦片”或者资本主义故意设置的骗局，它所引起的新的异化现象已经深入到休闲生活之中以及虚假意识之中，就连那些希望坚守精英文化阵地的知识分子也被纳入文化产业的大军之中，其思想和行为也在异化。

(二)景观霸权与社会的符号表征：异化内容的变化

景观霸权的出现，使意识形态力量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之外，又产生了意识形态影响的新方式，它使物化的意识形态更加狡狯，隐藏在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有了更隐匿的寄形方式。如果说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支配力量是赤裸裸的，如果说物化现象进一步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关系，如果说文化霸权是较为隐晦地主张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么，景观霸权就有了更多的潜隐特征和诱导色彩。这种景观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充满了对真实生活的否定，景观的存在进一步把人摆置在更加单向的方面，使人们迷失真假界限、人我之别，消极地被动地接受日常生活的异化。“景观通过碾碎被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所困扰的自我，抹煞了自我和世界的界限；通过抑制由表象组织所坚持的、在谎言的真实出场笼罩之下的所有直接的经验事实，抹煞了真与假的界限。”(22)[法]居伊·波德：《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人们在景观中消费物品，就是在被异化的空间里受景观支配。

景观成为符号之后，符号消费就进入了日常生活，消费者成了差异性符号支配下的活动物，这种现象也成为一些西方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借口。比如：鲍德里亚在其《生产之镜》中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中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做出批判，他认为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劳动和生产之上的镜像式的反映理论，是虚妄的思想学说，虚拟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影子，折射的是消费社会的部分“仿真”现象，这种间歇性内容不是社会的全时段景观。景观符号将物物交换引向象征交换，人们的消费活动并没有给出生活的真实意义，相反却给生活蒙上一层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涂料，也模糊了革命对象。景观的强制性使资本的意识形态性达到空前的地步，给人的存在带来更深层的异化，工人大众即使要革命也显得无从着手。依照德波的观点，景观的出场挽救了资本，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它在资本主义力量的碎片化和分离趋势加强的情况下实现了西方哲学对“一”的无限渴望。然而，德波认为，“分离就是景观的全部”“景观不过是分离的共同语言”，景观造成的统一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新传说而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式的景观表明：“从他们的产品中分离出来的人们，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制造他们世界的每个细部，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与这个世界越来越分离。他们的生活越是他们自己的产物，他们就越是被排除于这一生活之外。”(23)[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从理论上看，德波以景观话语激活了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思想，他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不仅是量的扩大，也意味着抽象作用对社会统治力量的加强，意味着统治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并使社会主体进一步异化。

(三)景观霸权与日常生活符号：异化形式的变化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如广告，“时时投人所好，其流毒所及，则道德戒律，为之破坏；令人失本来刚健笃实卓然独立之意想，天性日漓，所思所行，悉受其指使；惟知尽力享用，尽力浪费矣。”(24)[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冯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620页。广告不是无寄托的符号，它在宣传推销产品的同时使得报纸杂志价格大大降低，能够使更多的民众共享信息，在传播知识方面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广告作为一种符码，它自身构不成完整的语言，代表的是那些等待出卖的物品的符号体系的意义。这样的符号体系中，商品交换变成了符号交换并进一步转化为象征交换，“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这种物的功能系统直接相对立的，是传统社会的象征交换关系。因此，象征交换关系就构成了反抗资本主义功利体系的灵丹妙药。”(25)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页。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制造欲望—满足欲望 ”的大众消费模式，实现了对人的新的奴役和支配，消费者与物的关系不再是人与物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而是使人转变为客体化的物的消费对象。消费社会的品牌效应赋予消费以地位和象征，在一些人那里物的消费是次要的，品牌的消费才是彰显等级和品位的真正追求，由此产生的消费主义经济学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语言，那种影响语言符号、使这些符号丧失参照身份的突变也影响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26)[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从价值之物到符号形式的变迁，是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消费意志作用的结果，反过来又对社会价值观构成很大冲击，一些虚拟的价值符号也被纳入其中。日常生活成了需要与欲望、天然与人工、严肃与轻浮等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的交汇之所，一部分社会低层次的人泡在日常生活中，一部分高级阶层的人失去了日常生活的感觉。符号霸权使得一些人的生活疏离感进一步强化。如果说马克思以问题式分析了总体的人的异化现象，卢卡奇分析了物化与无产阶级与历史意识的对立，那么，列斐伏尔用日常生活表达了抽象空间与身体化的对立。“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他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27)[法]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这意味由此产生的消费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动机，形成了消费意识形态统治的作用场域。

这样看来，景观霸权成了扩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推手，人们受到景观霸权的控制和摆布，被动地消费他所制造的喜怒哀乐以至于娱乐至死。景观生活中，质量被数量淹没，创造被生产淹没，精神被物质淹没，高雅被粗糙淹没，对艺术的崇拜变为对金钱和景观的追求。过去怎样决定现在，现在的某些话语怎样受更有影响的话语制约，特定背景下的思想和实践怎样与其他的社会实践相互作用，自然与人的物质世界怎样相互作用，都在景观霸权中重新定位。景观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是被现代社会所掩蔽的被异化的人类文化深层土壤和基础。真正的生活被景观覆盖了，沉浸在景观制造的幻象之中，一切真实的价值和意义都被抽掉了。如果说马克思描绘了商品社会的形象，鲍德里亚给出了拟像社会的形象，那么，德波提出的景观社会给出了一个更加抽象的空间，客体被完全消融在影像之中，消融在符号交换的封闭环境中。

四、虚拟的生活图像：数字霸权与网络符号的表现

数字霸权是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人们的言行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都被打上数字技术的印记，大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小到个人的一思一念，都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数字技术成了判断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数字霸权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一)数字霸权与技术符号：资产阶级思想的现代寄形及其异化

数字霸权是现代技术与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图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提高生产力的办法是靠牺牲工人利益来实现的，发展生产是以工人的畸形状态来实现的，推动生活变迁是以工人作为机器的附属品来实现的。“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9页。，资本主义发展被赋予二像性特征，一方面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的异化的消极性。数字资本主义是技术资本主义的特殊表现，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共谋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方面。这是技术革命影响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组方式。“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悲观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样是有害的。前者会将技术作为一种崇拜对象，并通过资本的影响贯彻这种崇拜，甚至将技术奉为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全部面貌的力量；后者将技术视为与人相异化的力量，并认为技术最终将是人的主体地位的消解和人类的灭亡。二者殊途同归，都可能导致人的能动性的丧失和在社会领域中革命意志的丧失。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它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发展动力，强化了资本作为支配性力量的地位。

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文化和技术政治的推动作用表现为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驱动力，思想层面上的意识形态给社会政治生活注入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资产阶级在新的视角中关注自身的政治统治。“然而技术的力量不可能再被中介：在它和人及人的身体之间，没有公分母。它也不可能再被象征：功能化形式只能表达它的引申意义。这些形式在它们的绝对严密一致中(流体力学、顺手性、自动化等)，成为技术力量的加倍符号，但在这么做的同时，它们也将分离物我的空虚形式化了，它们便好像是一些奇迹作用的现代仪式。”(29)[法] 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8页。数字技术原本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它可以在追求社会公正、公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了高效盈利的工具；信息本来是可以共享的，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却成了一部分人的专利，成为服务于某些人的专门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中，大数据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它造成了更大的权力落差、贫富落差、心理落差，通过现代技术将人的异化推向远处。有人将数字资本主义比喻成“影子体系”，在享受它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附着了虚幻的东西，“一片厚厚的乌云飘来，将电脑网络空间作为一颗硕果累累的知识之树的梦想罩在了深深的暗影之中。”(30)[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从景观霸权到影子体系，人们感受了更虚的一面的同时，也感受了对数字“影子”的渗透力。

(二)数字霸权与艺术符号：生活价值的现代寄形及其异化

科技发展与艺术革命是两个密切联系的内容。数字技术不断拓宽艺术边界，给艺术发展注入很多新元素和新理念，更新了艺术内涵和促进新型艺术业态的出现，拓展了艺术表达的载体、手段、方法和途径。虚拟社会的艺术表现和创造以现代形式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预想，它具有强化“虚拟”的作用。虚拟社会中，人的艺术创造是一件“全身投入”的体验方式。网络社会中的音乐厅、画廊、文学著作等通过“点到点”的传播方式体现出动态的现实交互性，敲击键盘或移动鼠标使网民的艺术创造成为真实的体现，更逼真、更具审美的意识和愉悦被灌注到个性创造之中。这也使网络艺术有了直接对话和交流的基础，技术影响下的艺术创作有了时空上的错位或对接，虚拟现实性成为艺术的重要特征，艺术精神在虚拟社会中涌动和流溢着。艺术的无限创造的可能性与虚拟空间无限延伸的可能性是一体的，在这个空间里，艺术既是文化生命力的表达，又是自身内容不断丰富的手段。在这个空间里，网民更多地希望发现自我而不是失掉自我，是维系与现实的时空关系而不是脱离这种关系，是参与到艺术创造之中而不是游离于其外。艺术消费看似自由，实际上却由艺术生产和艺术市场所支配，自我愿望和自主意志是艺术想象之下的操作物，这种“生产不但为主体产生客体，而且为客体产生主体”，在资本主义架构内，这种欲望经常受到利润的刺激，“自主性的要求如不尊重另一种要求所提出的限度(就是构建一个集体)，就无法导向真正的解放”(31)[法]吕克·博尔坦斯基等：《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98页。。

网络空间里的明显的或潜在的艺术联系，给人们重新审视人的解放提供了技术基础，人们不仅强调艺术发展的历史场景和依存形式，还借助技术策略将这种意象以现代思维形式表达出来。网络空间里的艺术表达也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占据网络舞台，创造网络艺术，不过是这种异化在变换了的空间里提出的一种新形式。网络景观是网络空间里的艺术塑造结果，它和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有很多现实社会中用工业技术复制出来的艺术文本，也有很多经过网民独立思维创造的艺术另类。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形式在网络空间里被颠覆了，文化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和转移，商品和艺术品的合谋愿望及结果使网络文化有了新的表现和边界。在网络空间，网民如何更好地把握自我并创造出新的生活世界，不仅是自身的生存和适应性问题，也是对待网络技术以及全球关注的事情，联系性的现实和适应性的理想要求网民提供大众感兴趣的艺术创造，提出符合社会中主流价值需要的作品。

(三)数字霸权与人的解放的符号：人的本质的现代寄形及其异化

网络技术产生以来，网络空间就成为充满艺术创造的社会，开放、创新、包容成为令人鼓舞的生存形式。互联网似乎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遇，仿佛任何声音都将以同等的音量向世界传播，互联网的幻觉就像弥漫全球的致幻剂。现代网络技术与社会联姻而形成的资本主义新精神，既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理解，也预示着技术时代人的发展困境及出路。“解放”可以理解为人们从遭受的压迫下解脱出来，或者从妨碍个人自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西方社会，“解放”一词包含着个人与情感生活的自主或不受拘束的自我充实，一些学者在承认人的解放的真实性要求成为普遍现象的同时，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积累机制中包含的潜在压迫及其对真实关系的危害。他们通过对网络社会的艺术批判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问题，学术性地分析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之源以及遏制这些苦难的愿望。资本主义所追求的解放思想主要来自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纠结，这使得关于人的解放的诺言笼罩上很多资本色彩。在现代网络技术的推动下，艺术的表达形式及诉求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艺术批判的内容与人的解放诉说有了新形式。

数字技术一方面激动人心，另一方面包含无名的失望和惋惜，它在艺术中所描绘的人的解放机制，也无奈地忍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制。资本主义传统社会追求的人的解放思路，是被启蒙运动激励的道德要求和自我价值的追寻，自由的市场经济给这种愿望提供一种发展模式，这在现代网络社会中仍然有它的空间和延伸形式。这一思维下的人的解放诉求，在内部受到自身存在的矛盾和悖论的挑战，在外部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挑战，前者在于人们怀疑是否能成为解放之源，后者在于新社会秩序构建的是否可行。于是，现代网络空间里的艺术批判也有了不同的思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中寻找艺术与人的解放的关系，是一个路径，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塑造艺术精神和创新构筑人的解放图景，是另一个路径。由于网络空间的隐匿性、自由性，网民的艺术创造要比以往奔放和大胆，其中的解放精神也超越了以往。新媒介通过以奇异符号和代价构成一套话语体系，背后隐藏的是以“强力符号”主导的话语霸权。

在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中，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也被赋予标准化的模式，而在个性化条件下的艺术定制中，文化的多样性备受推崇。在网络空间里，面对“悲惨的”但又期待“真实的”信息的境况，一些人接受了偶然性的真实内容并上升到普遍意义上，一些人以焦虑的心态去寻找未来世界的出路，面对网络话语的“陈词滥调”“喋喋不休”“莫衷一是”现象，一些人深切地感受了网络空间精神表达的种种局限和不和谐状态。网络空间似乎是充满自由和平等精神的乐园，身份的差异被“抹平”的同时也有了思想上的疏离感，时空距离和思想边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来的区域特征也被模糊了，人的存在方式和交往范式的革命性变迁，以及数字时代造成的对人的解放思想及道路的理解的变化，促使人们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做出新的阐释。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提供了人的解放和发展又一个空间，它延伸了人的物理活动范围和思想运行场所，使人们不仅在理论上设想更大范围的解放，也使人们能在更大范围实践人的解放梦想。

五、结语

从商品霸权到文化霸权，是由物质向精神转移，但从实质上看，物质背后往往有深层的价值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物质决定意识，但是，站在社会之上的上层建筑对物质生产方式的调节作用不容置疑，从物品霸权到文化霸权，显示出资本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及其作用形式。

文化霸权是最容易引起歧义的内容，也是最容易做出各种解释和各种实践的事项，因此，它所寄托的符号意义在一些时候有天壤之别就不足为怪了。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把文化看成具有支配作用的力量，不遗余力地把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方式以自己的方式推延到世界各地，使国际关系都打上西方文化霸权的印记。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霸权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问题”了，它带有更多的侵略功能，其强制性也不仅仅是“软实力”一词能够完全表达的。它是建立在西方的硬实力基础上的政治寄托。这种符号在当今的全球交往中，在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中，在西方的人权攻势中，都有其印记或影响。在思想文化的支配权问题上，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斗争和理论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冲突的表现，如果说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思想旨在为无产阶级获得意识形态支配权做论证，那么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在内容上则以实践资产阶级文化统治为目标。文化霸权隐含的政治秩序和修辞方式将社会的价值共享的身份认同结合起来，文化征服是灵魂深处的征服，西方大国正是看到了这一“效果”才不遗余力地采取文化殖民，它们用更隐蔽的方式向全球扩展，借助文化力量把资本逻辑以符号的形式推向世界各地，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西方的话语、西方的模式，认同和接受资产阶级所思、所想、所言、所美、所行。这种文化殖民霸权作用在于瓦解“他者”民族文化根基、削弱“他者”文化主权，是文化霸权的对外表达方式。但它不是孤立地起作用，它经常和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商品输出、军事干预相互配合，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文化霸权作为一种意义寄托，已经成为常见的符号形态，这种符号形式是以现代国家和现代技术为基础渗透到国际社会的。以资本为内容的社会分期向着以文化为内容的社会分期转变，并且使技术的经济蕴含转向文化内涵，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让人们更多地联想到经济的发展，那么，计算机时代、数字时代则给人们增添较多的文化想象。它们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技术进步标志，也是该时代的文化符号标志，并且带有更大的支配力量。技术发展引起的消费转型，对应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支配，构成丰富而又多样的文化符号体系。文化霸权作为一种秩序形式的意识形态，使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的技术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宗教文化也参与其中，在神圣外衣之下也没有忘记对世俗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做出自己的展望，借助文化权力，资本主义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融入其中，并经常性地增加和固化这种合法性的力量。

由物质控制转向精神文化控制，形式和手法都变得越来隐匿了，匿名权威既是社会文化焦虑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资产阶级推行文化霸权的一种空间氛围。由于技术的发展，过去将劳动力捆绑到一个固定场所的现象被解冻了，不在现场的劳动也可以创造出比以往更高的劳动效率，这使得社会控制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已经没有固定处所，但却是脑与手、思维与身体的合作，是活劳动的创造性的社会散发，是流动的、灵活的工人的欲望和情感，同时是知识分子劳动者与情感劳动者的智能和语言、交流的构造，因此是人的力量的全部，是绝对的社会活动和它所包容的一切力量。”(32)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1页。文化控制的崛起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直接的物质控制中注入了很多意志支配的内涵，霸权符号进一步隐匿化，对人们支配的方式由直接转向曲折但效果并未减弱。文化在过去经常被认识是社会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现在经常被认为是社会运行的一种力量，各种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形成一种推动力。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有生活气息的文化形式，统治阶级通过大众文化寄托着国家意识形态延展力，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逻辑和发展动力。

阶级统治的方式进一步转化，外形的“完美”进一步遮蔽了内涵的“欠缺”，象征关系的隐退在弥补思想空洞的同时又给人以乌托邦的满足。“特定文化是通过创造这些文化的人所作的反应，来施展其抵制的效力的；而这些反应也就正是那种文化的特性。”(33)[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2页。文化成了影响社会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的潜在的支配力量，如果说，“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斗争是历史社会的文化内在发展的基本主题，创新总是会胜利”(34)[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5页。，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任何形式的意见一致都有文化霸权的魅影。这种隐匿的关系中，物质争夺、阶级对立、行为方式似乎都被更温柔的说教代替，人们再也看不到硝烟和激情，资产阶级和社会大众的关系也似乎在上善若水的文化关系中融合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工人大众已经找不到明确的革命“理据”，也淡化了革命激情，一些工人大众感到即使要革命也无从革起，已经找不到革命对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匿名权威影响下的文化霸权，有了更隐蔽的手法。这种的霸权形式给社会的传统思维方式带来很多的影响，其中最大危机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价值体系和传统习俗的解体，它与社会中那种意图恢复安全有序状态的怀旧思维，构成现实的文化矛盾，缺乏安全意识的恐惧时时袭扰着人们，要在文化霸权的无形支配之中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这种文化变革也使资产阶级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中，但是，“资本主义也忽略了其生于斯，运作于斯，承袭于以往的环境条件。只有一旦忽然空气质量产生问题，我们才发现它是多么重要。”(3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423页。文化霸权打破了人类与社会交织的“规则的纹理”，将人类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真正关系进一步推向异化，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包含在其中。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文化霸权”词语来批判资本主义，但他们对文化力量及其作用方式的认识，对我们认识文化霸权有很多启示。他们在谈到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时指出，意识形态的革命性主要表现为社会批判功能、政治变革功能以及社会思想的改易功能，“批判的武器”能否发挥作用，决定于掌握这种“武器”的程度。意识形态批判是思想革命在灵魂深处的体现，哲学批判、宗教批判、价值批判都与革命联系起来，“人民革命”与社会的文化革命必须相互映照，“如果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那么“未等克服前面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马克思恩格斯还把文化力量与人的解放愿望结合起来，就社会主义文化本身来说，它的产生就是社会领域中的深刻革命，《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决裂”明确表达了社会变革与文化力量的联系。他们在不同场合论及的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艺革命、哲学革命、日常文化革命、宗教批判等，都是以批判性建设为目标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理论斗争与思想建设是最具革命色彩的。葛兰西所使用的文化霸权主要是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一概念具有经济、政治、文化意蕴，是强调个人自主能动性的文化领导权。“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可以称作‘市民社会’，这是‘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36)Antonio Gramsci，Sei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Lod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161.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权，通过总体性而不是单一经济或政治形成对社会领域的思想控制，通过主体的构建实现思想文化的凝聚作用，强化社会的有机联系来达到。

在现代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中，革命理论被转换成与革命无关的学院式话语，革命的信心和目标也被重写、置换、解构或遮蔽，其中的文化精神、反系统性、反整体性特征被放大和延伸。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文化、美学、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倡导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文化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其基本特征和出发点也是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对于文化霸权的实现形式，葛兰西也有自己的观点，他从总体性战略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状况考察的基础上，提出通过“阵地战”攻克资产阶级的思想堑壕和堡垒，这是不同于俄国革命中的运动战方式。他认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在原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的市民社会中，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有一个由市民社会构成的坚固的碉堡工事网，如果采用西方社会的革命办法，结果只能是失败。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就是立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作战，先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市民社会中打开思想缺口，建立意识形态的网络结构，进行长期有效的灌输和传输工作，在进行外线进攻之前，先做好内线的精神文化革命。这对于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来说是一个重要启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品霸权、商品霸权、景观霸权、数字霸权和文化霸权是不同时期的主导性内容，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霸权谱系，其基本联系是：(1)资本主义社会霸权的各个方面既有衔接关系，又在交错中互相递进，物品霸权、商品霸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霸权的最初形式和引起异化的序曲，而真正的深层异化孕育在景观霸权、数字霸权和文化霸权之中，它们的共同影响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2)这个谱系的演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多种力量合流的结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包含着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从物品霸权到文化霸权的演绎机理在于社会规律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景观霸权、数字霸权和文化霸权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之中，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走向精致化、多样化、全面化，从日常生活到上层建筑都被异化和霸权占据。在充分异化的氛围中，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也被推向一个新境界，其中孕育着新的危机。(3)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线上排列出霸权谱系共同对资本主义产生着影响，每一种霸权形态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标志。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暂住性来看，这个谱系还会有延伸和变化，但是到了某一个“顶点”时就会发生变革。随着霸权谱系的演变及其潜隐化发展，霸权的符号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社会霸权进一步指向心灵深处，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社会霸权的实质带来困难，人们受其支配却不清楚支配者为何物，由此隐匿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现象包含着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导致自身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反映出人们的社会追求和发展愿望，是人们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迈进过程中能力、意志和创造成果的表现。这个过程中，人的本质的异化也进一步表现出来，不管是物欲追求造成的异化，还是精神欲望引起的异化，抑或是心理追求造成的异化，都是人类追求美好愿望中的次生品，即使是高度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其全部的发展成果。资本主义社会中霸权的存在状态和谱系结构有其必然逻辑，也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社会革命的任务就是通过扬弃资本主义而达到消除异化，回归真正的人的本质。我们在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现象时，对于每一个方面不能孤立的看待，也不能按照单线演进的观点来认识，因为历史发展经常走着曲折的路，人的认识的发展也走着曲折的路。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变化，其缺陷始终没有消除，其矛盾益发复杂，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也一直在发酵和积蓄。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不能戴着有色镜和近视镜来针砭历史，在深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霸权谱系及其演变的同时，还要在适应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实现改造资本主义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