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当代编钟的制作与使用出发，前半篇以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为主，通过对比学者们对“复制”“复原”等词的不同理解，分析学界对于当代编钟制作的学术取向;后半篇则聚焦于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于2013年定制的24件套编钟。通过“编钟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复制？”“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为什么定制这样一套编钟？”“制成后如何使用这套编钟？”这三个问题，解析编钟在本案例中以何种方式“重生”。

关键词：编钟  曾侯乙编钟  复制  复原  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

古时，编钟藏于王侯之宫，演于殿堂之上，从《墨子·三辩》中“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可见一斑。在西周制定的礼乐制中，乐悬制度将王侯将相所用钟磬之规模清晰划分为“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周礼·春官·小胥》）四个等级，不得有分毫僭越之处。作为宫廷礼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在宫廷音乐逐渐向民间传播的数千年里，百姓却也多半毕生都难闻编钟之音。

这样的情况在近半个世纪中发生了改变。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将使用1956年出土的信阳长台关编钟演奏的《东方红》送上太空;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其所展现出两千多年前的技术、文化与音乐无不让人感到震撼。随后在原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化局领导下成立的“编钟复制研究组”耗时三年，先后成功复制出了全套编钟，并于1984年被用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演出。1999年11月，以曾侯乙编钟为原型，为迎接新千年而制的108件“中华和钟”制作完成。近年来，编钟复制、复原的生产技术与需求不断推进，与编钟相关的各类研究、音乐作品与演出已不再少见，国内多个音乐院校、博物馆等场所也陈设有编钟。甚或在2021年，中美三家机构联合举办了西洋管弦乐与仿宋代大晟新编钟合奏的作曲大赛。从某种层面上说，编钟已沁入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

一、当代编钟的制作与使用

当代编钟的制作与使用主要分为几类情况：作为文物的学术研究，作为乐器被用在各类音乐作品中，以及作为一种国家象征，在国内外被用于进行文物展览与音乐演出。

作为文物，编钟的复制、复原件被用作相关学术研究（此处以音乐考古学为主）。自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编钟至今，各方开展了40余年的编钟复制复原的相关研究，其中对于“复制”“复原”等相近词语的解释与使用上，不少学者提出了观点。根据王子初《复原曾侯乙编钟及其设计理念》一文所述，对“复制”“复原”的定义如下：

文物的所谓“复制”，是以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改文物原件”为原则的;即使原件有缺陷也必须保留，不能修改。

……研制一套尽可能体现当时设计者构思的编钟，它不仅能更接近2400年前曾侯乙编钟的原貌，更接近于先秦社会真实的音乐生活;它也将在编钟编列、音律的精确性、工艺技术上，超越于出土的编钟原件。

李幼平在《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试验》中提出：

……任何复制或仿制都离不开开展该项活动的社会背景——即具体目的！因此，无所谓复制还是仿制，关键是必须阐明开展重制活动的依据、过程（信度）及其结果与拟定目标的合适程度（效度），其结果永远只是一项研究活动及其产物。

此外，研究乐器声学的张寅将乐器修复、乐器仿制、乐器复制、乐器复原四个概念分别进行界定：

乐器修复和乐器复原……共同点是二者所面对的都是有残缺的古乐器;不同点是乐器修复是在原件上修补使乐器恢复原状，而乐器复原有一个再造的过程，要重新制作一个乐器。乐器仿制和乐器复制……共同点都是要参照相关资料再造一件乐器;不同点是乐器仿制主要追求乐器的形制和声学特性的大致相像且仿制者可以根据需要对仿制乐器做必要的改动与创新，而乐器复制是原样再造，对精确度要求较高。

本文涉及的音乐学研究语境中，除“修复”是在乐器原件上进行操作，“复制”“复原”都是对乐器进行再造的活动过程。虽然学者们对“复制”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却持有对乐器“复原”较为统一的看法，即“将原件在其所处时代的原貌尽可能还原出来”，相比之下，广义的“复制”与“仿制”“重制”则多建立在具体目的之上，各有不同目标。除以上研究外，相关学术研究还包括音乐学、历史学、工程技术、声学、律学等不同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何时出现编钟作为乐器存在于音乐演奏之中的案例，能查到的首次记录是1970年发射人造卫星时其唱片中收录的用长台关楚墓编钟演奏的《东方红》。八年后，曾侯乙编钟原件出世，考古队临时组建了“考古乐团”，用编钟原件举行了第一次“编钟音乐会”。其第一套复制件于1984年完成全套复制。此后，在编钟复制研究的基础上，为适应实际演奏需要，各处制作的编钟多采用A=440Hz的十二平均律，而非编钟原件所使用的原有律制。因此在如今的各类演出中所实际使用到的编钟，采用的律制基本上是十二平均律。接受了半个世纪西方体系的音乐教育，如今国人所学、所用的音乐体系，与古时相去甚远。而作为乐器被重制的编钟，不仅是在律制、音高上异于作为文物的编钟，在数量和排列等方面也存在根据使用方的需求而进行一定调整的情况。

作为一种国家象征，当代重制的编钟多次在外交活动中承担着桥梁的作用，如：1984年用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演出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奏;1998年台湾海基会致函湖北省博物馆请求复制一套曾侯乙编钟……直至2019年春，湖北编钟国乐团受芝加哥交响乐团邀请赴美演出;2021年，瓦尔帕莱索大学与中国刘天华和阿炳中国传统音乐基金会在武汉音樂学院全力支持下联合举办首届金编钟国际作曲比赛。可以说，当代编钟虽相较于出土的编钟原件在音高、律制上有所调整，但它确已成为了“中国性”的一部分。

二、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编钟、编磬基本概况

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于2011年建团，如今使用的是由客座团长周纯一于2013年向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定制所得的一套24件套编钟（图1）①。

据周纯一老师所述，该套编钟原型为河南新郑出土的24件套歌钟（下文简称“新郑编钟”）。1996年12月至次年8月出土于河南新郑的春秋中期郑国公室墓青铜编钟，属每4件镈钟一排、20件钮钟两排为一套。相较于曾侯乙编钟，该套编钟形制较为小巧，能够满足雅乐团日常练唱和乐的使用需求②。

雅乐团定制的这套新郑编钟以A=440Hz的十二平均律为准进行铸制。为了了解该套编钟（以下简称“新郑编钟”）的实际音高，笔者对其进行了测音，同时对雅乐团同期定制与使用的32件套编磬也进行了测音。场地是隔音较好的教室，使用iOS系统的“Tuner Lite”调音软件，iPhone SE设备进行测音，一共分为三次，约耗时5个小时，表1为测音结果和与A=440Hz的十二平均律标准音高比对的数据：

同时期笔者也对雅乐团的32件套编磬进行了测音，不过因为有9件编磬未悬挂使用，导致本次测音数据并不完整（表2）。

通过表2可知，除7、8、9、18号编钟与10号编磬，其余钟磬基本与十二平均律标准音高差距不大。不过在测音过程中编钟侧鼓音多数因回声多且杂而较难测出侧鼓音音高，颇费了番工夫，不知若是更换专业测音设备是否能解决此类问题。

三、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实践之编钟

笔者通过调查各类文献资料，梳理出雅乐团建团至今的大型演出活动中编钟的使用情况（表3）：

可以看到，雅乐团建团至今已有十年，其新郑编钟前期大多用于日常排练与和乐，至中后期开始频繁出现于雅乐团各类演出之中。对于此种情况，笔者分析原因如下：

第一，演出规模。第五届传统音乐节以“礼乐重建”为主题，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使用这样一套明显大于新郑编钟的曾侯乙编钟，上演整场燕国专场音乐会，无论是从乐队、舞队规模上，还是音响与视觉感受上，都能够呈现很好的表演效果。而中后期，相对来说演出规模再无此前那般宏大。

第二，实践取向。2013年雅乐团以燕国礼乐为主题进行实践，其目的是完成在传统音乐节上的演出，内容上从宗庙乐、宴飨乐到箫韶九成，都是较为宏大的题材。而中后期，雅乐团的实践取向从多包涵创作内容的主题演出，逐步转向更为严谨细致的学术复原展演。

就此，笔者认为基于学术复原展演的雅乐团演出，使用新郑编钟可谓恰如其分：该套编钟不仅能够满足学术复原展演的需要，从音响效果和视觉效果上看，体量较小的新郑编钟也不至于占用过多关注，能够让观众更多地关注到实践本身上来。雅乐团在成立之初，为大型演出而使用的是体量庞大的曾侯乙编钟进行演奏。然而相对小巧的新郑编钟，却陪伴着一届又一届的团员们，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钟上的铜锈，亦是它在团里时光的印记。

结语

自半个世纪前将长台关编钟用于演奏《东方红》起，国人的记忆深处就埋下了一颗代表着身份认同的种子。编钟随着现代文明与技术的发展，逐步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无论是百姓还是学者，观众还是音乐家，无不惊叹着编钟所处时代有着怎样的文明。结合学者们从“复制”到“复原”的理念与不断推进的编钟制造工艺水平，当代重制出的编钟，使得“钟鼓之乐”不再独属于古代封建制度中的统治阶级，它响在当代，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之中。与这金石之声联系在一起的，是国人的自豪与感动。

2021年11月24日中央审议通过《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中强调，要“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当代重制并使用的编钟，即是赋予作为文物的编钟以新生，它是国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渗入人们的音乐生活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编钟亦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2021年6月17日，张鹂拍摄。

②2021年6月10日 杨春薇老师口述。

注释：

①杨荫浏：《信阳出土春秋编钟的音律》，《音乐研究》1959年第1期，第77-80页。

②黄翔鹏：《钟磬复制的研究成果》，《人民音乐》1983年第3期，第38-39+50页。

③蔡全法，马俊才：《群钟灿烂觅“郑声”——一九二件春秋郑国公室青铜编钟在新郑出土》，《寻根》1997年第5期，第4-10页。

④郑祖襄：《两套新郑出土编钟的乐律学分析》，《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第94-98+67页。

⑤王子初：《复原曾侯乙编钟及其设计理念》，《中国音乐》2012年第4期，第42-49页。

⑥王友华著：《先秦编钟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⑦關晓武著：《探源溯流 青铜编钟谱写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

⑧张寅：《古乐器音响复原及相关概念的讨论》，《人民音乐》2013年第9期，第60-62页。

⑨李幼平：《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试验》，《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58-66页。